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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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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作者:纪尘      阅读:3974      更新:2013-03-27
我一直记得那个九月的午后,强烈的太阳将我的眼睛晒出了汗。这使我在看那片棉花地四条边上的四个人影时,产生出一种如同凸透镜般扭曲模糊的效果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弟弟是在九月。
我记得那是九月里最炎热的一天,强烈的太阳就像高瓦数的烘焙机,一点点将大地抽成了一座地狱。我还记得白花花的太阳光下那片白花花的棉花地,齐肩高的大棉朵明晃晃的有如阳春白雪。
父亲的弟弟当时就站在那片九月的棉花地里,而棉花地外,站着我、我的父亲母亲,以及冯泥泥。
那是块正方形的棉花地,它的四条边外分别是花生地、胡椒地、荔枝地和芒果地。我们四个人就分别站在与棉花地仳邻的这四条边线上。
我一直记得那天那个由我们四个人组构成的奇特四边形,记得四条边上,四个人的四种奇特形象。我的视力一向很好。好得就是在五十米外都能清楚地看到趴在灌木丛中喘息的狗的湿润的鼻头。然而,在那天,我一向清晰的视力却突然模糊起来。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自有记忆以来,我的眼睛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抬头望了望天,又低头望了望脚下缩成一团的影子,心想是不是太阳太大以至把我的眼睛都晒出汗了?于是,我抬起手在眼睛上使劲地揉了揉,又揉了揉,揉搓间隙,我看到那几个熟悉的身影在我满是汗渍的眼里,呈现出那么一种尤如凸透镜般的曲扭形象来。
首先是我的父亲。他就站在花生地与棉花地的交界处。让人惊奇的是,当时我看到的不是父亲的整体,而是,其中的某一部分——嘴。对父亲的嘴,我是熟悉的,在印象中,父亲的嘴就如同泥里的顽石,沉默、坚实。嘴在父亲身上只体现过一种功能:吃。似乎只有在吃东西时他才愿意把嘴张开。许多时候,父亲的沉默寡言都让我怀疑人类发明语言的意义。我熟悉父亲的嘴,也熟悉他那岩石般黝黑的身躯。可那天,父亲身体的其余部分就像被自己给吞食掉了,除了那张嘴外一无所有。不仅如此,那张嘴还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虽然它还是那么的迟钝肥厚,但双唇几乎没停止过蠕动,它一张一合,一张一合,这张合出的两个字是:发狗。“发狗”是父亲的弟弟的小名,在这世上,只有父亲一人这么叫他。
父亲的这种奇特形象让我惊诧不已,我迅速将视线移开,希望能在什么地方寻找到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我的视线在胡椒地与荔枝地之间不断徘徊。我没有找到父亲的身体。我找到的是我的母亲。刚开始时,我无法确定那个身影究竟是不是我的母亲,当我的视线落到那人的腰部时,我确定了她就是我的母亲。
如同熟悉父亲的嘴那样,我同样熟悉母亲的腰。若是单凭胸部,我是无法辨认出她的。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儿子的我对那对几乎从未流淌出过乳汁的乳房太陌生,更因为在紧身衣的包裹下,这个瘦削的三十四岁妇人的胸膛和冯泥泥的一样,只是两个尖巧的花苞。
可我熟悉母亲的腰。它是她身体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它的引人注目不是因为纤细,而是,过于纤细。它细得就像一个畸形建筑,所有的重量只由一根小柱子支撑着。这小柱子让你永远担心天气,你会想到只要风再大一点,哪怕只一点点,就能将它拦腰截断。
与父亲一样,那天母亲的腰在我的视线里也有所改变。虽然它还是那么细那么纤弱,但无疑里面的内容比平时多了些什么。
从小学一年级我就知道,心脏是长在胸腔里的,然而那个下午,我对这个结论有了置疑。记得有书说过,当人的某个器官功能退化时,另一些器官的敏锐度就会相应地增强起来。我不知这话是否正确,但至少,在那个下午是正确的。我看不清母亲的脸,却听到了一种声音——一种类似心脏跳动的声音。那声音清晰得就像我所听到的父亲的唇语一样。不同的是,它较父亲的要更紧密也更铿锵有力。可那声音不是从母亲的胸腔,而是——从她的腰部发出来的。这使我焦灼。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紧张地盯着母亲的腰。我似乎已感觉到她肚皮上那淡蓝的血管在奋力驰张,感觉到那不堪重负的小柱子绷得就像一根紧弦。它应和着母亲的呼吸,渐渐急促——响亮的跳声——介于悲伤的抽噎和亢奋的呼唤,震耳欲聋。我想只要母亲在那刻稍一动弹,那根细弦就会砰然断裂。
焦灼使我的眼睛汗如雨下,另一个人的形象也变得更模糊更奇特了。而她所在的那条边线,亦成了这个正方形中最薄弱的一环。这人就是冯泥泥。我不知道冯泥泥是什么时候到来的,我只记得她到来之前我们只是一个三角形,后来,她出现了。显然,在刚到来时,冯泥泥不知该怎样安置自己,她先是向左跑了几步——父亲的嘴在那儿,又向右跑了几步——母亲的腰在那儿。她跑的时候,那条蓝裙子就像一朵蓝色的云,随着她左左右右地飘。飘到第三次,那朵蓝云便不动了。它的停滞使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正方形。
冯泥泥不是我们家的人,不管过去还是将来,都不是。冯泥泥是冯海军的女儿,我的同班同学。她小巧的身体在那个九月的下午,出乎意料地没被我的眼睛拆分为局部零件,而是,自始自终保持着完整。可她的颜色却变了。她的头发是蓝色的,她的皮肤是蓝色的,就连眼睛,也成了蓝色。荔枝在她身后落下,裂出白油般的果肉。我看到冯泥泥的眼也如我般被晒得汗流涔涔,蓝色的水珠从她眼角大颗大颗地渗下,它们打在厚实的果肉上,发出一种就像火柴燃起瞬间的“哧哧”声。那是那个下午我所听到的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声音,它使我联想到某个夜晚,当父亲的弟弟看到冯泥泥臂上的瘀肿时,砸落在我脚背的那滴热泪。
这三个人三种不同寻常的形象让我产生出一种巨大的恐惧,我想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也像我的父亲母亲那样只剩下某个部分——还是,统统都消失掉了?我颤栗着将目光游向父亲的弟弟,然后,我便看到了自己——从那双深棕色的小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我知道那就是自己,皮肤、嘴和鼻尖的雀斑都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我并没有消失,相反,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然而那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清晰啊,我甚至可以从那双眼中看到我眼中的他。是的,那个下午,我看见父亲的弟弟不是通过我的双眼,而是,通过他本人的双眼——他眼睛里的我的眼睛。那刻我感觉我们就像冯海军远渡重洋带回的俄罗斯娃娃,我套在父亲的弟弟里面,父亲的弟弟又套在我里面。
我看到自己的身体在父亲的弟弟的眼里可怜地瑟缩着,看到父亲的弟弟的身体在我眼里可怕地膨胀着。他苍白的脸在那刻扭曲得就像一朵被放大了数倍的棉花,我几乎能看见里面那几将爆裂的纤维束。
“发狗”、母亲的心跳、冯泥泥的眼泪、还有我的恐惧感,在那个下午齐齐组合成一股雷鸣般的强音,这野蛮的节奏有如蝶翅上稠厚的花粉,颤动着渗入充满阳光的宁静中。
突然,就像是音阶上突然爆发出一个尖锐的高音,所有和音嘎然而止。我看到父亲的弟弟在停止的旋律中慢慢倒下,看到洁白的棉朵缀染上点点腥红。而所有余留的钢琴嗡嗡声则分别从父亲、母亲、以及冯泥泥的口中汇成一个轻飘飘的字:
——雪。
我们这里是见不到雪的,永远见不到。我们这里只有一条又一条灰色的巷子,只有一阵又一阵灰色的风。我们就在这一条又一条的灰色巷子和一阵又一阵灰色的风里,快乐地追逐着一朵朵被风吹起的棉花。


在读书之前,我曾以为这世上的所有地方都跟秀水镇一样,炎热、骄横。不管是凤凰街还是永新巷,不管是马鞍山还是牛背岭,凡是落下过我足迹的地方,记忆中总是不定期地充斥着一股被强烈阳光炙烤过的味道。
这种略带稻草芳香的味道既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父亲的弟弟的。全家四口人里,只有我们为这种味道迷醉,也只有我们,如此热切地爱着这个季节。
都说一年有四季,然而,在秀水镇似乎只有一个季节:夏季。这是全年中最权威也最冗长的季节,冬天不过是一件单薄的毛衣,反复穿脱那么几次后,炎炎夏日便迫不及待地跨过春暖花开。
我们没种过棉花。我们种玉米、种花生、种菠萝、种芒果,但从不曾也没想过要种棉花。在我们看来,那种毛绒绒的白色植物只有飘雪的北方才需要,而我们,皮肤黝黑的我们只需一张凉席甚至只一张挂在树下的吊床,便可打发掉一年中二分之一的时间。
我没见过雪。我、我的父亲母亲、还有父亲的弟弟都没见过。在我的印象里,雪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秀水镇已经大得没了边界,而雪,那种只可能在书本或是电视中才有的东西,在我的童年里虚幻得就如同空气。
然而,1976年的一个月夜,我,一个十岁的孩子突然对雪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渴望。
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渴望,那时我是那么的小,蜷在床上的身躯就像一团柔软的绒线。后来,当我跨进初中的校门后,我才知道那时该叫仲夏夜。
星辰羞怯的淡白色光芒从窗外透进,草丛里传出蟋蟀动情的歌唱——这声音告示着寂静的存在。天气如此之热,偶有的几丝微风极不情愿地从窗前颤抖着拖过,仿佛热空气已将它压得不堪负荷。我蜷在床上,不时像动物那样在床上寻找位置,将湿漉漉的身体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
和秀水镇大多数人的家庭一样,那时候我们的家并不宽敞。两间平房一间柴房加起来也不过就三十来平米。我的父母住一间,我和父亲的弟弟住另一间。不过,许多时候我都能独霸一间,因为父亲的弟弟似乎更喜欢天井的吊床。
事实上,父亲和父亲的弟弟并不相像,虽然他们都同样黝黑同样沉默。父亲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沉默,而父亲的弟弟,他的沉默似乎是有内容的……就像,就像一种思考。我很喜欢看父亲的弟弟思考时的样子。特别是在傍晚,我们坐在天井里乘凉,父亲的弟弟总是捊起衣服露出里面镫亮的皮肤,默默地注视着虽然西沉却仍灼热的斜阳。和许多人一样,父亲的弟弟拥有的是一双并不漂亮的眼睛,单眼皮边上打着细细的蒙古褶,睫毛很短,露出枯草般的颜色。可在沉思时,这双眼睛就显得很特别,明亮得就像天上的星,同时又空茫得如同黄昏的雾。这种奇特的双重眼神一直在我脑海中保持了很久。
与父亲不同的还有父亲的弟弟走路总是很慢,非常非常慢,好像他不是在走路,而是在一分一厘地丈量自己的生命线。父亲的弟弟这种与众不同的慢,让他得以发现许多我们从不曾注意的事物。他把这些事物一点点搬回家,一点点搬回家中那些粗糙的牛皮纸上。
当父亲的弟弟将那些形形色色的东西搬回家时,镇上便有形形色色的声音说他是个傻子。当然我们知道父亲的弟弟一点也不傻,但对他的这种嗜好,我们也无法更好地理解。我们对街上的集市或对贴在城墙上那些看了让人面红耳赤的女人胸衣广告的热情,要远比父亲的弟弟的“画”更深。据67岁人称何半仙的老街坊何玉凤说,秀水镇从来没有人画过这样的“画”。有人画山水,有人画墨竹,有人画飞天,但就是从没有人画那些看上去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这些“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有时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有时是一个长方形的水果,更有时,只是一张张一无所有的扁平脸廓。
尽管我们也不认可父亲的弟弟这种跟生活毫不沾边的爱好,但我们还是宽容的对待他。特别是我的母亲,她总是将捡到的牛皮纸攒起来,而不像对待废纸那样将它们卖掉。
我们的宽容是因为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喜欢父亲的弟弟,虽然谁也不知道,这喜欢中包含更多的是否是一种怜悯。父亲的弟弟在还只有三岁时,一场高热使他的左脚永远地与大地拉开了两公分的距离,这距离注定了父亲的弟弟一生都无法贴着地面行走。
. 我说过我们这里热的时间很长,哪怕不是仲夏之夜,也一样闷热不堪。有时,为了驱赶炎热,人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跑出天井外去冲凉,以让皮肤凝起沉重冰凉的水雾。由于那时我还小,母亲怕我的身体受不了,所以每当父亲或是父亲的弟弟出去冲凉时,我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床上。
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童年能有的娱乐实在不多,因此,当我倾听天井响起的哗哗流水声时,就成了一种娱乐。
我记得那一天夜已经很深了,隔壁早已传出父亲浓重的鼾声。渐渐浮升的困倦为睡眠铺下了一条幽静的道路,应该就在我进入最初的梦境时,一阵克制而又清晰的水流声将我惊醒。
其实我是熟悉那声音的,那是父亲的弟弟洗澡的声音,是流水泼向一个重心不均的人的声音。而父亲的流水声就像他的肩膀,敦实、浑厚。
小时候的我,没有任何对女人体的感受,这不仅是因为我的玩伴全是男孩,更因为在那小小的方寸之地,母亲的形象总是被紧紧地包裹在灰色的的确良布料里。而我惟一对女人不同的发现,就是她们比男人更有教养——她们从不会当街站着小便。
我没有对女人体的感受,却有着对男人体的感受。而其间感受最深的,就是父亲的弟弟。父亲的弟弟白日里看起来与其他人并没什么不同,至多是稍孱弱稍瘦削一些。但晚上就不同了,特别是有这种流水声的夜晚,他的身体在月光下便会呈现出一种很特别的状态来,就连那只残疾的左腿,在起伏间都似乎蕴含着某种高贵动物的优美线条。这种感觉常常让我联想到牛皮纸上那些斑驳的脸廓,我想也许它们的五官就和那具月光下的身体一样,是要在某种特定环境才会清晰显现的。
我躺在床上,一边听着外面的搯水声,一边应和似地在床上辗转反侧,似乎这样做那凉凉的水意就会传到皮肤上一般。不知是我翻身的动作太频繁太响,还是为了证实我的推断,牛皮纸上的一张脸孔突然鲜活起来。这突如其来的立体浮现让毫无防备的我一下掉进了恐惧的陷阱,我睁大眼睛对着黑夜,对着立在门边的那个人。我看到那人犀利的目光从黑暗的最远处开始,越过一道又一道的空气屏障,然后落到了父亲的弟弟身上。夜是那么黑,而那双眼睛是那么明晰,它就像一束强烈的电源,专注地打在那具赤裸的身体上。就在我惊恐至极忍不住要张口狂呼的时候,我看清了,那个人是我的母亲。
这情景使我在成长后回顾往事时,总惊诧于自己对母亲的记忆并非是那个伴着我成长的温和妇人,而是,一幅陌生的抽象画。
我想从小我就是个擅长装假的家伙,特别是那天之后我更肯定了这一点。我一声不吭地将满腹恐惧生生咽下,在床上翻了几个身,呼吸便一下冗长均匀起来。
对那个晚上最后的记忆,是母亲投在墙上被拉得细细长长的身影。记忆重现了我对于女人体的初次感受。在那之前,我从不曾想过也从不知道母亲的腰会如此纤细,白天那些没有曲线的裁剪,使身为女人的母亲的女性风情消失尽怠。那晚母亲着的是一件贴身小背褂,绵软的内衣精确地勾出了她玲珑的乳房和纤腰下的丰臀。我也不知道在回忆到这里时,脑海为什么要出现一个蓝色的身影。那身影有如一朵投影在宁静湖面的蓝云,出现在我的家人中间。
变了样的母亲站在门边,带着种我从没见过的陌生神情。她的嘴抿得很紧,可起伏不定的胸膛却像是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控制不住而失声尖叫出来。
我朝窗外瞟去,搯水声不知什么时候已停下了,父亲的弟弟手拿着水瓢,宛如一座木雕泥塑般愣在那里,显然,他也对母亲在这个时刻出现感到意外和不知所措。
“嫂——”
这是父亲的弟弟那晚吐出的惟一一个字。
我说过我们家的人从不理会镇上人对父亲的弟弟的议论,然而那晚,当他吐出那个字后,我清楚地听到母亲从牙缝中狠狠地挤出了两个字:“傻子!”虽然那刻隔壁肖老大的天井也开始响起了哗哗的水流声,虽然母亲的声音比蚊子叫大不了多少,我还是听见了。
身着蓝裙的冯泥泥,就在这样的时刻突然显现。当然她不是真的出现,而是,从另一张牛皮纸上一下跃出来。她的出现使我对那晚其它情景的记忆被迫中断了几分钟。这个比我大三岁的女孩,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牵着我的手走到了父亲的弟弟面前。她坐在小凳子上,俏丽地高昂着头,她昂头的形象便那样随着一只修长的手过渡到了一张整齐崭新的牛皮纸上。我不知冯泥泥白天的到来和母亲晚间的出现会有什么关联,当时我只为自己能将班上最好看的女同学领到家中感到得意洋洋。在冯泥泥向我的家人逐个问好时,面对经过的母亲,我扬起头骄傲地说:
“这是冯海军的妹仔!”
当时母亲的脸没什么表情,只是显得略微苍白。
“傻子!”当母亲吐出这两个字时,白天那种苍白又在她的脸上再一次显现,而我的记忆,也因此重新续接起来。
我看到母亲的姿势有所改变,她不是面向,而是背对着父亲的弟弟,手久不久便抬起在脸上抹一下,一下,又一下。母亲这种罕见的模样让我吃惊。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骂父亲的弟弟是傻子,但隐约觉得,其中的含义和镇上人们说出的有所不同,至于不同在哪里,我却又说不上来。
父亲的弟弟仍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父亲的弟弟和父亲是不同的,但那一刻,我发觉自己错了。他们其实很像。父亲的弟弟那不断嚅动却什么声响也不发出的嘴唇和父亲的,其实是一样的。
母亲是在父亲发出那句呓语时离开的。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很好地确定——那究竟是父亲惯常的梦话,还是我的紧张感产生的错觉。那两个字很轻,就在母亲的眼泪落得最密集的时候响起:“玉兰”——玉兰是我母亲的名字。
黑暗中,我只看到母亲的纤腰在光秃秃的墙壁上无声地一扭,便消失了。而凝聚在父亲的弟弟下巴的那滴汗珠,使那个仲夏夜变得通体透明。

天井外的流水声所带来的短暂凉爽,很快就随着母亲的纤腰一并消失了,重归寂静的夜,使第三张牛皮纸上的头像慢慢清晰起来。那是个身着军装的男人——冯泥泥的父亲冯海军。冯海军的出现通常意味着秀水镇头条新闻的出现。镇上的第一台彩电就是他带回来的。他不仅带回彩电,还带回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比如说碟子,我们只知道其用途是盛菜,可冯海军却将它们挂在墙上,比如说那些厚厚的小玻璃瓶,母亲认为是装头油的,可他轻轻一喷,整个房间就会长久地弥漫着一种极其好闻的幽香。诸如此类的还有那种深棕色的叫“巧克力”的糖、美丽的玻璃弹珠、机器猫等等。但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冯泥泥的枕头。
对枕头这种东西,我想没有人陌生。我家就有不下五个。我们的枕芯是所有人都通用的那种薏米壳,大人们总说这种东西做的枕头有药用功效,孩子睡了不会尿床,老人睡了耳聪目明。可当我触摸到冯泥泥的枕头后,我对家中那个睡了将近十年的枕头第一次产生了最初的疏远和隔阂。
我不知道冯泥泥的枕头是用什么做的,它跟家中那些沉甸甸灰扑扑的枕头是那么的不同。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已可以试着理解许多词组成语的含义。我的语文老师小唐,曾在课堂上用一种饱含深情的语调为我们朗读过一篇文章,我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就像天鹅绒般的柔软。”那句话当时是用来形容一个女子的耳垂的。我当然没见过天鹅,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种美丽圣洁的动物就像白雪一样,是不可望也不可及的。然而,当触摸到冯泥泥的枕头,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立即肯定了它就是老师口中的“天鹅绒”。这种确定至使我以后上冯泥泥家,最大的心愿和目的就是能抱上一抱那个枕头。
不幸的是,我对“天鹅绒”的遐想还不到一个月,它的命运就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本来,这个枕头就像个王孙贵族般,总是保持着一种尊贵的姿态斜躺在冯泥泥家那张宽大的席梦思上,但那天,它却像一个被从地窖里揪出的劳改犯,在冯海军手里瑟瑟发抖。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就在县委办大门口,我看到了与平时简直判若两人的冯海军。他一反往日的温文尔雅,脸色铁青地揪着那个枕头。他揪得是那么用力,血管毕现的手臂好似把全身的愤怒都集聚在了一起。
虽然高大的冯海军揪着个枕头的情景很有些滑稽,但那刻我可不敢笑。周围人们的窃窃私语,让我感觉到那是个极其严肃的场景。不一会,我那鲫鱼般灵活的身躯很快就为我找到了冯海军脸色铁青的原因:刘小慧——冯海军的妻子。在众多的围观者中,刘小慧正紧紧地抱着一个男人的腰。我认得那个男人,他就是镇上的邮递员陆荣光。这情景让我心头一沉,倒不是为冯海军或是刘小慧,而是为那个“天鹅绒”。要知道,许多晚上,当我睡在自己硬邦邦的枕头上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它。那真是个神奇的催眠物,在对它温暖柔软的遐想下,总让我感到就像某个神奇的夜晚般充满了希望。我想若冯海军将它撕碎的话,我可就再没有什么可想可盼望的东西了。
我不太记得那天最后是怎么收场的了,只记得刘小慧当时脸上的神情。她美丽的眼睛流露出无尽的哀求和苦恼,可尽管如此,她抱着陆荣光的双手始终不曾松懈半分。我听到人群中有人这样说:
“多下流,看这女人,多下流。”
人们的议论丝毫没影响刘小慧,相反,她的神态变得更坚定也更执著。被她抱着的陆荣光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像一块沉默的石头在炎炎烈日下一动不动。
在冯海军扬起手那刻,我看到刘小慧和陆荣光同时闭上了眼睛。不同的是,刘小慧完全是一种豁出去视死如归的模样,而陆荣光,身子不自觉地晃荡了几下,不知是想躲开还是想去保护他身后的女人。
出人意料的是,冯海军的手没有落到那对男女身上,而是,落到了他自己脸上。当那个极为响亮的耳光闪过,我便看到一片片白絮从空中晃晃悠悠地飘了下来。这一幕真让我百感交集,而心中那关于“天鹅绒”的绮丽幻想,亦随着冯海军手的起落完全消失了。这幻想的逝去是如此突然又如此轻易,就像巷子里叫卖的棉花糖一样,只需几下舔食,巨大的体积便一扫而空。

冯泥泥是在冯海军撕碎枕头的前一个月上我家的。当时冯泥泥走在永新巷口,我则刚好从一棵大芒果树上滑下。那次意外的相遇让我相信了命运的巧合,也使我在此后的日子,一次次满怀期望地爬上那棵芒果树。有时远远看到有蓝色晃动,我便会紧张地做好下滑的准备,似乎全镇只有冯泥泥一人穿蓝裙子。
事实上,冯泥泥自那天到我家后,就再也没从那棵树下经过。她选择了另一条更为迅捷的路径——仁义巷。她只需从仁义巷的半堵残墙上跳下,就可以直达我家的天井。这是许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那是我第一次和冯泥泥接触。那时我的年纪虽小,却也懂得了面对女生时所需的羞怯。从小学一年级起,教室里的每张桌子上都会有一条清清楚楚的“三八线”,那是谁也不知道的人发明的性别立场的最初对立。冯泥泥读书晚,又留过一级,因此她领先几年发育的身躯在班上便很是引人注目。当时适逢学校刚包场看了一部名为《少林小子》的电影,几乎每个男生都记住了那个小少爷的童养媳老婆。一次,班上一位男生跟冯泥泥说话让人看见了,第二天早上,当那个男生走进校门,便有许多人冲他发出仿佛痛苦其实欢乐的呻吟:“姐姐啊,你怎么不理我?”这恶作剧令被叫的人羞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可后来我发现,那个男生虽然羞愧,但微微歪斜的嘴角显然含着一丝努力控制的喜悦。
我犹豫了很久才决定和冯泥泥打招呼。我记得当时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家有很多很多芒果。”说完我便低下了头,冯泥泥则显得冷静得多,她挑起眉毛响亮地问了声:“是吗?”
我不太记得后来我们还说了些什么,好像是关于牛皮纸又像是关于天鹅绒,然后我们便一前一后地拐进了永新巷。大太阳下,我看到自己细瘦的脖子上支着个大脑袋。
那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中听到“雪”,虽然此前也听人说过这种东西,但冯泥泥的叙述无疑要比他们的更生动也更可信。这个在北方出生的女孩,对冰雪的印记就像我对烈日的印记一样深刻。
我坐在闷热不堪的房间,却正有一位女孩向我娓娓讲述着一只小船穿行在僵冻的松花江上,由于薄冰底下是活水,所以每行一步便发出咔咔的声响……我极力想使自己清醒起来,以搞清楚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是这里?还是那边?
“雪可好看了,有的像水晶、有的像羽毛、还有的像窗花呢。不但好看,还好吃,“咔”一口,跟嚼冰糖似的。”
冯泥泥在说这句话时,伸出舌头在唇边甜滋滋地舔了一圈,仿佛真的吃了糖一般。
现在想想,也许就是冯泥泥那个舔嘴唇的动作,让我在那个仲夏夜对从未谋面的雪产生出渴望。这真是种奇妙的双重感觉,冯泥泥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有如身处异地。她用我们当地的方言,通过魔幻般的嗓音,在炎炎夏日里托起一座幻影般的城市,而后又缓慢地重返现实。
困倦重新袭来,月光照耀下的空气清新得好像和我以前呼吸的完全不同。浓厚的沉寂使一切细小的噪音都聚集在我耳边——那因我而起的噪音——我弯下腰滚雪球的摩擦声,我贪婪的呼吸声,以及,脚下薄冰的碎裂声……当梦中的第一朵雪飘落到我滚烫的脸颊时,我想到了蝴蝶出蛹时那透明、脆弱的翅膀。



夕阳穿过山峦旁的云朵,绚丽的色彩正由浅至深地从她的头发上依次过渡。当最后一片橘红暗下去时,我看到,她神色凝重地将一条腰带束上了腰。


我父亲的弟弟,那个永远都在房中摆弄牛皮纸的男人,他似乎走得更慢了。他瘦削的身影仿佛再也跟不上我们,并且通常走着走着,便消失在浓密的荔枝林或是蒿草丛中。
时间在父亲的弟弟的缓慢移动下呈现出透明的灰暗,而我的记忆,总是在这渐渐前移的流程里不自觉地回退到那个被撕碎的枕头。特别是当我也习惯了一个人沉思后,我觉得,日后父亲的弟弟的某种悲剧宿命,就像那些飘散的棉絮,所有一切都潜藏在一个柔软的容器里。
那天和平时一样,父亲卷着裤筒在天井里做着些日常的小修小理,母亲出了房间几次又进去了几次,每次手中都拿着几块不同颜色的碎布。我知道母亲又要做拖把了。母亲认为碎布的惟一用途就是将它们变成拖把。她总是说:“除了这样还能怎样呢?你说还能怎样呢?”她的话通常没什么人搭理,只有父亲偶尔会抬起头望望他的妻子。那时父亲的脸便会呈现出一种茫然甚至是伤感的神情,而他的嘴唇,也变得更厚更笨拙了。
其实我曾设想过那些碎布的其它用途,说不定将它们做成布娃娃或是枕头套会更好,可每一次,我的这些念头都在母亲那种“除了这样还能怎样呢?”的幽怨语气下给打消了。母亲的话似是表明,她是尝试过别的处理方式的,但结果证明,确是“除了这样”便再也“不能怎样”了。

父亲的弟弟缓慢的脚步,就是在冯泥泥跨进我家门的第一步时从里面迈出来的。这个同步的肢体动作使得他们的身体相应地做出了同步反应,他们同时抬起头打量对方,地面上的两个身影也恰好做出同步应合。它们在地上合二为一,分不清是冯泥泥的身影先嵌入父亲的弟弟的,还是父亲的弟弟的身影先嵌入冯泥泥的。重叠的身影很快就分开了,随即那个小的便发出了清脆的笑声。
起先那笑声很细很短促,过了几秒,开始连贯响亮,然后便像扭开闸的龙头,汩汩地向外奔流起来。这突如其来的笑声让地面上的另两个影子有所改变。更矮的那个移动起来,大大的脑袋像只好奇的雏鸟般迅速地向那个笑声靠近,而另一个,则迟疑地举起了一只手。这投影在地上的一幕,很快就随着那面位于门廊的镜子切换成另一组清晰的镜头:我在饱满的阳光下半裂着嘴盯着冯泥泥,冯泥泥在我的注视下笑盈盈地将一条小手绢递向父亲的弟弟,父亲的弟弟那张沾着碳灰的脸正窘迫万分地对着我。这个由目光连接而成的奇特三角形在我的脑海里经久不衰。
“这是冯海军的妹仔!”
这是当母亲从房里走出来时,我说出的一句骄傲的话。
接下来的情形便是冯泥泥坐到了我家的饭桌旁。这个口齿伶俐的女孩,她那好听的软京腔调使我们夹菜的频率比平时减少了许多,特别是关于她那位海军父亲的走南闯北的见闻,使得我好几次将一口饭在嘴里含了半天才吞下去。父亲保持着那种惯常的带点苦涩的微笑,母亲专心倾听的眼神却是变幻莫测,她坐在那里,久不久便望一眼墙角的新拖把。她望拖把时神情显得有点若有所思。父亲的弟弟和平时一样,只是偶尔抬起头望望冯泥泥。然而,当我的目光经过青花瓷碗、紫菜蛋花汤以及五双移动的筷子再次落到门廊的那面镜子时,我看到,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从父亲的弟弟眼中一掠而过。
这是冯泥泥第一次到我家的经过。
刘小慧的死使这原本可能是惟一的一次经过有了继续。
我记得那天也是这么的艳阳高照,当时我正怀着一种失落的心情坐在那棵芒果树下。事实上,自冯泥泥离开我家那天,我已品尝了很久的失落。我自认跟她的交往已触犯了所有男生约定成俗的规定,然而,第二天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踏进校门,却没有发现任何对我异乎寻常的言行,这种奇怪的安宁景象使我暗暗吃惊,而那准备好的满满一怀担忧亦像失败的热汽球,在膨胀得就要升腾的时候轰然坍塌。也正是那一刻,我如释重负又失落地意识到,我哪怕就是牵着冯泥泥的手走在校园,我赢弱的身躯也会像一棵四处可见的狗尾草一般令人漠视。
我专注于失落的思绪是被那个男人打断的。事情发生时,那人刚好经过秀水桥。他看到刘小慧对着天空喊了一声:“你这个甭种!”接着便看到陆荣光惊慌的身影和刘小慧在水中时隐时现的头发。据说刘小慧最后一次将头伸出水面时,那双美丽的眼睛始终直视太阳,直至被最后淹没。 一年后,当父亲的弟弟也像被河水吞没的刘小慧那样永远地从秀水镇消失时,我想起了他那双有着细细蒙古褶的眼睛。也是一样的直视太阳。这两双不同却又同样的眼睛,以一种使人痛苦的简单内涵固定在了阳光下。这固定让我联想到某部影片里的一个特写镜头:天上的那颗星,在覆盖着冰霜的沙漠上,在一只受伤的野兽的眼中闪着光。
虽然那天目睹刘小慧死亡的是那个失魂落魄的男人,但第一个冲到冯泥泥家通风报讯的人却是我。我记得当我出现在冯泥泥家门时,面对客厅那张刘小慧放大成十八寸的艺术照,我的嘴唇哆嗦了半天也吐不出一个字。
冯海军的出走以及他出走时的神情,我都由于内心的恐惧而远离了当初的记忆,我只记得冯海军冲出门后,冯泥泥的身影就一直跟在我后面。事实上,那时我什么也没说,或是,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相信冯海军的敏感是出于对一个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女人的直觉。而年仅十三岁的冯泥泥,除了表现出本能的惊慌外,惟一能做的事就是紧紧地跟着她的同学撒足狂奔。
我不知是什么原因使我那天奔跑的脚步只懂朝向永新街而不是秀水桥,当我在家门口停下并直至看到我活生生的父母时,才像获得拯救般地从喉咙呻吟出一句:
“你妈妈跳河了。”
说完这句话大概有十秒钟,冯泥泥那响彻云霄的凄厉哭声便响了起来。当时父亲的弟弟正在屋里专心致致地削着晚餐用的土豆,我看到他把小刀一扔,奔了出来。虽然仍是那种重心不均的歪斜姿势,但他那时所用的速度令人吃惊。
刘小慧的葬礼第二天就举行了。她被埋在远离县城的荒地里。葬礼的时候,冯海军自始自终都站在远处的两棵梨树中间,而他的投在地面上的身影细长而孤单,仿佛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一直是以一个影子而不是以一个丈夫的身份存在。
我们家的人和其它人一样,零乱地分布在那条通往坟墓的小路,当第一铲泥落到刘小慧的棺材上时,我听到冯泥泥尖锐的哭声又一次在灿烂的阳光下飘起。葬礼结束后,透过稀稀拉拉的送葬队伍,我回头看了看那在斜阳下微微隆起的土堆。不久以后,父亲的弟弟也如此这般地躺在了这片土地上。这种殊途同归的结局,让我意识到,这世上,只有死亡,才是可以预见的。

那次的通风报讯巩固了冯泥泥对我的友谊,她灵巧的身影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家中,尽管如此,我的失落感却没有消除,相反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很快我就发觉,冯泥泥轻快的脚步不是奔向我手中的芒果,而是,奔向那些斑驳不堪的牛皮纸的。自刘小慧死后,那些画着“什么都不是”的纸张仿佛成了这个女孩所找到的另一个枕头,虽然它不是存放在华美的席梦思而是位于幽暗的角落,冯泥泥还是一次比一次更紧地拥抱。
古井般沉默的父亲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改变的是家里的其它三个人。在那段日子,那些牛皮纸上形形色色的事物已完全被一张张虽然形态各异,轮廓却完全相同的面孔所取代。尽管它的线条还是那么的模糊凌乱,但看过的人再也不会说它们什么也不是,而是说,这东西看了真让人难受,就像有什么挠进了骨头似的。不仅如此,我还发现父亲的弟弟总是在月色初现的时候出门,当他回来,我看到他的双腿沾满了泥土,而身体的许多部位,有着被昆虫咬出、荆棘擦伤的茶色血痕。
失落的纠缠让我更专注于对那棵芒果树的怀念。我总是长久地坐在树下,想象着冯泥泥初次经过时的笑靥。我一直以为那朵蓝云是飘向我的。我的这种独自微笑和眼泪汪汪令镇上的人们惊讶万分,在他们眼里,这个小不拉叽的男孩的忧郁就像猫会说人话一般令人惊奇。
至于第三个人,那个手脚总在不停做着什么,神情幽怨的母亲,她似乎不再热衷于做拖把,那些碎布就像那些牛皮纸一样,在箱子里越堆越高。而那句有如每日必鸣的报时器般的“除了这样还能怎样呢?”也随着拖把数目的停止没了踪影。即便偶尔说起,也只是断断续续,而且总是刚吐出“除了……”就再也没了下文。这叹息似的“除了……”在晚风里听来,就像是为某人安葬时一声遥远的哀悼。
那些堆积在箱子里无所事事的碎布被再次重新利用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那时冯泥泥已和我家的人相当熟稔了。特别是跟父亲的弟弟,几乎是他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在河边燃起一堆篝火,我和冯泥泥脱下衣服,在水中嬉戏。烤红薯的香味引得我们一次次从水里跑上来,当然上来的时候不忘记用手捧起一掬水。我们把水泼向父亲的弟弟,让他也分享我们的快乐。父亲的弟弟拖着残腿,笨拙地躲避着水流,水滴浇在火上,我听到火堆恼怒的咝咝声里夹杂着冯泥泥快乐的尖叫和父亲的弟弟欢畅的笑声。
那个下午,母亲提着竹篮在河岸边来回往返了几次。她在漂洗那些碎布。当母亲俯身搯水时,吹过的风让我不禁联想到仲夏夜的那具纤腰。虽然每次母亲来去都面目平静,但这联想和一直隐在心间的失落,让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理偷偷窥视着她:当冯泥泥吊在父亲弟弟的脖子,又被他满怀怜爱地举上肩头时,母亲会怎么想?会不会又在心里骂他“傻子”?我的思维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地方,我阴暗同时又带着怜悯的心情度猜着母亲的心思。
在母亲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起身离开时,我尾随她上了岸。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也无从解释的一幕。母亲站在远处的一棵大杨柳下,当时已接近黄昏,夕阳穿过山峦旁的云朵,绚丽的色彩正由浅至深地从她的头发上依次过渡。当最后一片橘红暗下去时,我看到,母亲捊开宽大的衣摆,神色凝重地将一条腰带紧紧地束上了腰。



经过地狱般的躁动,经过星空下片刻的消失,这昏暗温湿的空间在临近午夜的时刻变成了一个奇特的天堂。我们站在那久久一动不动,然后,父亲的弟弟点燃了一支烟。


那一天非常寂静、灰暗,是一个色彩忧郁的夏日。那天,灰蒙的街道不时吹过一阵阵夹着泥土味道的风,扬起的滚滚沙尘使得行走在仁义街的两个男人有点卡通,他们的脚步因为不同而又同样的匆忙而一颠一颠。
身为医务人员的林景明,到仁义街去出诊。年轻的他当时身穿浅灰色的中山服,脚蹬一双蓝色青年鞋,三七分的头发在晚风里微微飘动。我的父亲则穿着件白色背心,脚上的布鞋是母亲在半个月前制成的。
父亲在几天前,将一车芒果运到邻县去卖。卖完后父亲突然突发奇想,决定独自乘夜班车先回家。也正是这个突然的决定,使得他和那位几乎从来无缘谋面的国家干部相遇在了同一条路。
“谢老大,你爱人的睡眠好些吗?”
这是林景明问出的第一句话。
“嗯?”
显然我的农民父亲没弄明白医生的意思。
林景明皱了皱眉头:
“你怎么这么不关心自己的女人?”
“她,生病了?”
“你不知道?”
……
“我给她开的药加起来足够一头大象睡上十年了。”
父亲听完这话后扭过头去,看也不看林景明,半晌才如梦初醒地挤出一句:“我懂了。”
父亲和林景明是在永新路口分手的。林景明继续往灯火通明的县医院走去,我父亲则一路疾走奔向家门。
那天晚上,愤怒的父亲打翻了那碗每晚必喝的绿豆汤,他岩石般沉默的嘴吐出了有生以来最长的几句话:
“你这样做是要我逼走发狗对不对?对不对?”
“就算哪天我真的睡死了,他也不会是你的,绝不会……”
对父亲的愤怒,母亲没有丝毫反应,她迷茫的眼神似乎在看着别的什么,而她的影子,由于束腰在灯下显得更细更长了。母亲的神态在那一刻让我心里涌上一股复杂的感情。我想起了她那日在柳树下的奇怪举动,她的腰已够细了,可为什么还要用腰带将它紧紧束住?她束腰的动机仅仅是为了让腰更细还是别的?她想束住什么又能束住什么?然而与母亲的茫然相比,那个从一双毫无智慧的小眼睛里流露出无尽空虚和悲哀的父亲更令我心生怜悯。虽然我无从体会这个木讷男人的真实感受,但一种类似被抛弃的同感使我们有了某种微妙的默契。事实上,父亲的弟弟对母亲或是冯泥泥对我的抛弃都不残忍,因为这抛弃只存在于我们的憶想。残忍的是母亲。她以这种奇特的拒绝房事的方式抛弃了父亲,使他十几年的爱情化作轻烟,在盛夏的热风中一点点飘散。
那晚,一向温和的父亲在清醒状态下粗暴地解开了妻子的腰带,强行了许久未行的丈夫权利,我则相应地结束了十年的独子生涯,在第二年有了个妹妹。

冗长的夏季使我承载了太多关于滴汗的记忆,每个记忆总在那些盈盈欲坠的汗珠里不安地抖动。许多时候,当我一觉醒来并以一种极其虚弱的目光投向这个世界时,那些零星的记忆碎片总以一种滴落的方式呈现。
战栗,其中的一个碎片,随着那个月夜我落下的第一滴汗最先缓慢地走了出来。这种缓慢让我得以用一种从容的口吻来描述那片作为背景的奇异植物。对当地的许多亚热带物种,我是了解并熟悉的,然而那晚,当我看完电影经过桥边的荒地时,我见到了一片从未见过的陌生植物。它们是如此葱茏,簇拥在枝叶中微微发白的梨形状物在我的注视下散发出一种女性气息。它的外表有如轻轻裂开的橘皮,下部裹着一层灰紫的绒毛,那绒毛好像是为了满足触摸而专门生长的,摸起来非常舒服。朝天生长的花苞饱满茁壮,叫人不禁猜测在它内部正有一个神奇的生命在生长。
我被这事物所吸引,就在我用指甲剥开它丰满的外皮并接触到里面的绵软时,我流下了第一滴汗。这汗由皎洁的月色折射到我的皮肤,转瞬演变为一阵战栗。
那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时刻,侧身站在地里的那个男人似乎正专注于某件神秘莫测的事,对我的存在一无所知。他倾斜的身影在幽静的月光下随着裤裆里手的揉搓不断抖动,他的神情仿佛痛苦又似迷醉,时断时续的呻吟就像是用恐惧来表达的某种欢乐。灼热的空气将我的紧张感带到了极点,我屏住呼吸,整个人绷得就像手枪里待发的子弹,瞬间闪过危急的念头。
父亲的弟弟,这个在我十一岁时就死去的男人,始终保持着与镇上所有人都不协调的姿态。虽然当时我们的家破败不堪,可他那些被斥为“小资”的生活习性,却不受阻挠地在里面飘荡了二十七年。
我记得有那么一天,我们推着载满荔枝的双轮车回家,父亲嘱我等一等他的弟弟。就在我跑进树林,我惊奇地发现这个男人手里竟捧着一把鲜花。他坐在地上,那张远离阳光照晒的脸,仿佛因为某种想象而荡漾着有如湖水般微微晃动的笑容。这令我感受到无比惊讶,因为一向沉默少言的他竟会一人独自微笑,而且还笑得如此生动。而那双握着鲜花的手,随着夕照的游动渐渐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粉色,那奇异的色泽使得他身体的其余部分都黯然失色了……
可现在,那双优雅的手却在一个令人难堪的部位游动……星空下的街道静谧安宁,微风时不时捎过一股沁人心脾的玉兰花香,被目光审视的陌生植物充满秘密……我紧紧攥着身边的一个粗糙鳞茎,汗湿的掌心让我感到那里面好像隐藏着一个昏沉却又充满活力的生命。突然,随着一阵猛烈的战栗——就像子弹穿透胸膛,一切动作嘎然而止。我看到他用枝叶小心地拭去手心的黏湿,在那里久久站着,然后,慢慢点燃了一支烟。
当第一个烟圈在空中飘散开时,我似乎理解了战栗的含义:先是一下剧烈的抽搐,接着是月光照耀下宁静的空气。神秘困倦的一生就这样完美地融合在灼热的空气中,融合在簇簇鳞茎粗涩的味道中,融合在浆液闪烁的光芒中……

一道阳光射进窗幔,第一个碎片变得暗淡无光并慢慢褪去了。一双红色的小手——另一个碎片,带着另一种战栗紧接着出现。在我谨慎的注视下,这双手开始刷起了一条蓝色的裙子,连续不断的刷洗声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刺耳地响着。
在冯泥泥起身挥抖裙子上的水珠时,我清晰地看到她那在光线下收缩的曈孔。这让我感到,我的这位女同学是多么畏惧九月的阳光。
我是通过这双小手认识那些奇异的植物的。然而,我对它的初次记忆不是如雪的洁白,而是,令人心悸的艳红。我记得它醒目的第一次出现,确切地说,记得以前在四季青旁的窥视。我的记忆是如此清晰强烈,以致那些日子所发生的一切最终都变成了一场极其逼真的幻觉。我一次次带着痉挛似的步伐在过去行走,我向着阳光,向着阳光下的那片土地努力攀登,像一尾逆流而上的鱼……
冯泥泥,这个自一到来就注定与整个秀水镇破败的气氛格格不入的洋气小女孩,在一个没有丝毫奇异迹象的夏日午后出现在我家中,我由此展开了叙述的白天,不久她又以同样的方式猝然消失,令我的叙述坠入黑夜。
冯泥泥是在父亲的弟弟被带去审讯的第二天突然失踪的,这使我原本连贯的思维一下陷入了不知所措的窘境。这困窘延绵的时间是如此长久,以至现在,当我面对上面的字迹,目光都不禁进行了胆怯地回避,仿佛这空缺是因为自己记忆的衰退,而不是冯泥泥消失的空白。
越过这失落的部分,我似乎看到这样的情景:冯泥泥挂在父亲的弟弟的脖子上,而父亲的弟弟,那个穿着圆领T恤,重心落在右脚的年青人,微笑着将一束野艾菊递到她面前。他那没有遮拦的笑脸在凝望冯泥泥的时刻掠过一缕柔情,这柔情通过滴滴汗水传达到我当时一无所知的内心。我依稀记得他轻声说:
“我的,我的天使。”
“天使”,肯定是那个时代我所听到的最至高无上的赞美,它使我从此以一个孩子的虔诚,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幻象始终怀着不可动摇的信仰。
自刘小慧死后,冯泥泥和父亲的弟弟的友谊就像那片生长葱茏的棉花,无可遏止地一下疯长得漫天遍野。这是一段关于一个十三岁女孩和一个对十三岁女孩着迷的人的情谊,这情谊的狂热超出了那个以严谨为荣的时代所有可能的想象。冯泥泥,镇上为数不多的保有午睡习惯的洋派女孩,只要一觉醒来,第一个要找的人绝对是父亲的弟弟。她总是这样,一次次以不同的借口从那个面目冷峻的独身女人家中跑出,以一种鹿羚般轻盈的步伐跳下仁义街的残墙,然后到达我家的天井。
冯泥泥对父亲的弟弟表现出的依恋,我们一直予以相当的宽容理解,有时甚至觉得有点可笑。我们的宽容来自冯海军——那个穿着海军服长年漂流在外的英俊男人,他的远行为女儿的行为做出了最得体的解释。
最先打破这种宽容的是我的母亲。那是一个清晨,我起来并走进母亲的房间,我看到母亲伫立在窗前,望着山那边天空的朝霞,仿佛被遗弃了似的满脸忧郁。当母亲转过身,我听到一阵很细的,就像线穿过针眼一样的声音:
“明年你便有个弟弟了。”
我怔了一下,这个女人有气无力的话让我吃惊,我用疑惑的眼神投向她的腰——那腰是如此纤细,我实在无法将它和一个小人联系起来。
“妹妹在你肚子里吗?”
“你想要妹妹?”
母亲问这句话时突然提高的声调吓了我一跳。现在想起来,我当时脱口而出的话实际潜在地蕴藏了一个秘密的心愿。虽然母亲说的是“弟弟”,但我口中吐出的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妹妹”。在我心里,这个还未降生的女性可以无限地延伸我对于“天使”的想象。
我们母子的交谈是被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的。那个清脆的声音响过后,接着我便听到了父亲的回答。他说:
“哦,发狗上马鞍山去了。”
回答过后,这个老实农民便开始了苦口婆心的劝阻,因为若不这样,冯泥泥准会走上三公里的路去找那个跛足男人。显然,父亲的劝说对这个执拗的女孩毫无效果,她一遍遍推开父亲递过的花生、瓜子什么,将央求的目光投向我,她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谢小年,带我去吧,求求你,带我去吧。”
面对冯泥泥央求的目光,我的内心是多么的骄傲。我终于感受到了被人需要的快乐。可就在我为自己感到自豪的时候,母亲出现了。她走到我们中间,宽大的衣摆挡住了冯泥泥投向我的目光。我听到这个妇人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声音:
“不可以。”
“为什么?”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冯泥泥的身体随着“为什么”扭了三次,而那句“不可以”也跟着出现了三次。母亲说完第三句“不可以”后便转身进了房间,冯泥泥终于带着满脸的委屈犹犹豫豫地坐下了。
若说母亲的第一次不宽容是出于对冯泥泥的爱护,那么,接下来的则是因为刘玉玲。
刘玉玲,冯泥泥的姨妈,刘小慧的嫡亲妹妹,在一个知了声响彻云宵的上午敲响了我的家门。显然,刘玉玲的突然来访让母亲感到有些茫然失措。她一边殷切地起身让坐,一边心神不宁地不时将额前的几缕头发向耳后撩去。
树叶在阳光下摇摇晃晃,吹过的东南风里飘浮着各种成熟果实的气息。我不知那个站在门前的黑衣女人是否闻到了,但我十岁的思维根据这些气息判断,她严肃的态度跟这沉甸甸的季节有关。
“你知道,我家没有男人。”刘玉玲说。
“嗯。”母亲吐出了一个字。
“你知道,我虽没有男人但一直守身如玉。”刘玉玲又说。
“嗯。”母亲吐出了第二个字。
“你知道,这年头做女人不容易,没有男人的女人更不容易……”
说到这,刘玉玲干枯的脸突然红了红,声音也跟着弱了下来。母亲的脸却是白了起来,她的第三句“嗯”就像弥留之际的人发出的声音,拉得十分飘渺绵长。
“谢继雄几乎每天都去敲我的门。而且是……晚上。”
“如果……如果他真的有心,就不要老是借口找一个孩子……”
刘玉玲的声音越来越低,脸也越发红起来。
刘玉玲后来还跟母亲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刘玉玲走时的脸色和来时一样绷得很紧。



假如,在这座秋日阳光笼罩下的小镇碰见天使,我不会感到很吃惊。真正的,惟一的天使,她的存在是可触的……


我在半夜里醒来。在睡梦中,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树上那个小小的鸟巢能如此强烈地唤起我的某个记忆。那是因为它被精心构造。就像我家的屋檐、门廊、脸盆架都有装饰物——木头上都雕着一些美丽的花边。
鸟巢让我想起了那些头像被精心装饰的边缘。那是一个重心不均的男人对梦幻中的生活进行精心雕琢时留下的痕迹……
对于父亲的弟弟,他同那个十三岁小女孩之间的故事,毫无疑问,我不会从中发现什么可以使得让人们称道的东西。他们那种完全处于那个年代之外的情感,对所有这一切,我能够在记忆中保留的,只有那么一个片段:父亲的弟弟,身穿整洁的白衬衣,拖着短了两公分的左腿,向着人们为他预定的决定他命运的那个方向走去。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是一个长着双金鱼大泡眼的男人,此人是秀水镇派出所所长,他很清楚那种场合所需的严肃,所以,他沉稳地慢慢迈着方步。远处,一个被恐惧紧紧吸附的小女孩,头发散乱地蹲在沙地上,她的裙子被撕破了,沾着血渍的布片一半已被沙子埋住,好像一个躺在空地上的伤口……
可能还有另一个片段,那就是他们留下的惟一一张精美的肖像(其它画像,都全被搜走了)。那是冯泥泥的头像,在上面,她是那么圣洁又那么的美丽,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而她微微上翘的嘴巴,多么明显的“天使”的微笑……
这些片段,这些漫长的往事,对于像我那样的一个孩子来说,在当时是无法弄得清楚的。在那个只把人类简单地划分为是“阶级敌人”还是“革命战士”的年代,即使是最简单的话,都可能被认为包含有可怕的含义,都可能像我第一次用玻璃杯偷喝那种“苦水”一样,灼伤你的喉咙。

在棉花地发生的事,我也弄不清。从大人们的讲叙中,我只能猜测,觉得他们说的事可能是“无耻”的。那些大人用暗示的语言提起时,总伴随着启发性的点头。于是,我更肯定那件事定是犯了禁忌。从他们的讲叙,从讲叙里这样那样的形容比喻,我首先看到了一条河,它在满是光滑卵石的河床上流淌,随后是一条小路,隐蔽地通向丛林。太阳在大人们的描述下开始在那个男主角的眼中晃动,他的面颊因阳光的灼热而燃烧,这时,远处传来了骚动不安的猫叫声……这些场面到底包含有何种含义,我不得而知,但随后,一切都很快地消失了。大人们发出一种就像天边橘红色云彩那样暖昧的低笑,便转变了话题。
最后,我猜想,这件神秘莫测的事跟父亲的弟弟有关,这些人之所以不把这事直截了当地讲出来,那是因为谢继雄的侄子,我,谢小年就在他们中间。
虽然我的理解能力有限,但我的父母显然很清楚这些议论意味着什么。我的父亲,那个一向沉默的父亲,开始启用他沉寂了将近半生的声带。我时常听到他用一种生硬的口吻训斥他的弟弟:
“你不要再跟那丫头整日厮混了,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说得多难听,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母亲却一反常态地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大度宽容,她几乎什么都不讲,一如既往地将捡到的牛皮纸仔细地收集起来。不仅如此,她还可以一宿不睡——只为了将那些碎布片制成一个又一个的布娃娃。当然这些布娃娃不是为我未来的妹妹做的,而是,为冯泥泥做的。虽然母亲并没有像我那样偷喝那种“苦水”,可她也一样被灼伤。这灼伤就是源于对父亲的弟弟不可抗拒的爱。这爱让我在回想往事时感到了母亲的悲哀。她用一种奇特的方式——爱屋及乌,托起心中的幻景,这幻景在她的忍耐下慢慢转换成为一种意志,她愈是发现这份爱的无望,依恋之情就愈深。因此,她若想要继续爱,就必须弄瞎双眼,弄聋双耳,还要禁止自己思考。
那段日子,由于这种令人不安的忧郁,使得我的记忆也染上了少有的冷淡色调,而也由于这种冷淡,那张被精心装饰过的画像在记忆里便显得特别鲜明。
其实,很久以来,那些存放在父亲的弟弟的木箱子里的东西,对我来说早已不是秘密。那天,我在翻阅里面那一大堆的旧报纸和小人书时,突然发现了一张肖像。可以肯定,那是父亲的弟弟最近才完成的。虽然画面只有黑白两种颜色,但却无与伦比的精致饱满。我记得当时我嘟哝出这么一句:
“冯泥泥哪有这么好看?她的牙齿难看死了。”
听到这话,蹲在一旁的父亲的弟弟简直是狂怒了,他“哗”地一下站起,无比激动地说:
“这世上再没有比她更好看的了!再没有了!”
父亲的弟弟所表现出的愤怒使我小小的自尊心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因为心怀怨恨不肯开口跟他说一句话。后来,当我在遥想中再次看到这幅画时,我渐渐理解也似乎靠近了他的世界。我感到这个神情苦闷的男人并不是那么的蛮横,他只是沉浸在我当时无法理解的孤独之中。曾有那么一段岁月,由于冯泥泥的出现,使得他对这阳光灿烂的季节深信不疑。这个季节所分泌出的甜美浓烈的气息,使人们在其中幸福地翱翔,这气息也在父亲的弟弟那具脆弱残疾的身躯里觉醒,他想要飞起来跟人们一起会合,可他失败了,被重重抛回了地面。
事实上,自上次刘玉玲走后,冯泥泥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再到过我家。我常常看到那个严肃的独身女人的身影出现在上学的路上,她攥着冯泥泥的手,神情倨傲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仿佛那刻她牵着的不是她的外甥女而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记得刘玉玲在上次离开我的家时,曾用一种女巫般森冷的声音发誓:
“今生再也不会踏入谢家半步!”
然而,那个下午,一只黑皮凉鞋使这个发过毒誓的女人再一次跨进了谢家。说起来这一切像是纯属偶然,但这“偶然”在如今的我看来,即是命定。它使父亲的弟弟的双脚自此站在了生与死的边界,同时又被这两者所抛弃。
那天,在去接冯泥泥放学的路上,刘玉玲新买的黑皮凉鞋在经过何玉凤的家门时不慎掉下了那条臭水沟,而那条臭水沟又把它从凤凰街带到仁义街再带到肖老大门口,于是,我的大嗓门邻居便与那个掂着脚一步一扭的严肃女人有了对话。
“我说大妹子呀,你咋弄只鞋而不弄个绣球往哥哥这抛呢?”
“要帮就帮,少胡扯。”
“嘿嘿,忙是要帮的,不过有个条件就是妹子今晚得赔我去晒晒月亮。”
“肖老大你说话小心点,不要让老天爷今晚劈你的床。”
刘玉玲在说这话时用手指了指天,似乎老天爷正如她所说一般在俯视着天下众生。十天后,当我被带到那间阴森的楼房里时,那个长着双金鱼大泡眼的男人也是这么指着天空对我说了同一句话。不同的是,刘玉玲说话时显得虔诚庄严,那男人却是笑眼眯眯。
刘玉玲和肖老大的对话是在冯泥泥从墙上摔下来时中断的,也正是那天,我才知道,以前经常响起的碎石子声,是冯泥泥和父亲的弟弟约定的暗号。
冯泥泥奇特的出现方式使在场的人都怔住了,我、刘玉玲、冯泥泥,还有父亲的弟弟,四个人的身影就像小时常玩的游戏:“我们都是木头人,不会说话不会动”,以四种奇特的姿态定格在了阳光下。那也是一个正方形,我和刘玉玲拉成了对角线,冯泥泥和父亲的弟弟拉成了另一条对角线。不同的是,第一条对角线的两个人是站着,而另一条对角线的两个人都保持着倾斜的姿势。在那固定的瞬间,我看到,那只黑凉鞋一直在水里飘来荡去,飘来荡去。动荡的水纹使得那个宁静的下午成了一个哈哈镜下的魔幻世界。
最先动起来的是父亲的弟弟,那迅速移动的身影在大太阳下显得是那么的可笑笨拙,就像一只跛了足却急于跳跃的大青蛙。他的移动解除了另三个木头人的符咒,我向左望了望,又向右望了望,最后将犹疑的目光投向了那只鞋。凉鞋已脱离了漂泊的命运,重回到刘玉玲的裤管之下,只是它的主人显然对它的失而复得并没感到什么快乐,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脸色铁青地看着自己的外甥女以一种跛足小青蛙的姿势一瘸一瘸地奔向那只大青蛙。
接下来的情景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冯泥泥哭了,父亲的弟弟也哭了,到后来,当刘玉玲终于忍无可忍并不容置疑地强行将冯泥尼拉走时,那情景简直可怕。若说今生我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绝望”,就是那个下午那两只青娃的眼神。
接下来的日子就像不按年表出版的报纸,混乱不堪。父亲的弟弟开始陷入一种可怕的疯狂,他在房间摆满冯泥泥的画像,不停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次,我试图将那些头像收起来,可父亲的弟弟,那个被称为“叔叔”的男人竟然这样威胁自己的侄子:
“若你胆敢动一动,我敢说,你就再也见不到林小倩了。”
林小倩是我新近认识的学妹,那个总是细声细气地叫着“小年哥哥”然后跟我分吃一捧葡萄干的七岁小女孩。当然,父亲的弟弟不会真的伤害小倩,但他当时的表情是那么的令我害怕,我吓得“哇”一声大哭起来,接着便感到一股热流顺着大腿淌下。
在以前,父亲的弟弟是很疼爱我的,他以自己的方式爱着我,爱着家中的每一个人,然而随着冯泥泥的出现,他的这份爱便升到了沸点。若说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家人还不是那么着急的话,那是因为有刘玉玲在。父母只是担心他去骚扰那个独身女人——要见冯泥泥,父亲的弟弟就必须去敲她的门。后来,当刘玉玲那次出现,情况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父亲的弟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只一心想着怎样才能再见到冯泥泥,他总是这样自言自语:
“只要让我见到她,我就会好起来,好起来。”
父亲的弟弟这种对一个十三岁小女孩昏了头的行径,使我的家人深感羞辱。特别是我的父亲,他那张厚嘴唇重新紧紧闭上,尽力保持作为一家之长的镇静。他悄然而不遗余力地不知从哪弄来种种偏方,甚至最后,如请神般将何玉凤那双颤巍巍的小脚请进了家门。
何玉凤,这个长年身穿一件怪诞有如大抖蓬的黑衣女人,迈进我家后,以一种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锐利眼神扫视着我毕恭毕敬的父母。这眼神让我倒吸一口冷气,虽然她盯的并不是我,但我始终感到,她那双皱巴巴的小眼睛就像两道寒气四射的锋刃,紧贴在我的脊背。
这个在我童年记忆里阴森可怕的老女人,用令人发颤的声音对我的父母说了一些古古怪怪的话后,便用一种神秘的微笑示意让我过去。虽然如今已事隔多年,但在描述时,我似乎还能感到她那湿漉漉的手心。不过,当时我可不敢对她有一点反抗,只是哆嗦着跟她走进房间。只见她先是环顾一下四周,然后便伸出干枯的手指着冯泥泥的画像说:
“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小妖精,和她妈妈一样,是要重新投胎才不会害人的。”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怕谁听到似的。接着她又不知指着哪个角落说:
“就在那,你叔叔的魂被收着,若要救他,就得让那小妖精放他回来。”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从那双老鹰般的湿爪子下逃出来的了,冯泥泥是个妖精这个既荒唐又似乎真实的事,使我的头脑如同刚打捞上来的水草,一片混乱。
天气如此闷热,尘土的味道在黄昏里同夹竹桃的败花味混在一起。我头昏脑胀地走着,直到看见一条拉在高低不齐的四季青上的绳子。绳子上面有几块布微微地飘动,那洗褪了的蓝色好像已晾在那里好几年了……
混乱的思绪让我难以分清当时自己究竟是先看到冯泥泥才看到那条裙子,还是先看到那条裙子才看到冯泥泥。何玉凤的话已把我的大脑搞得乱七八糟,毫无条理了。也正由于这种笨拙零乱,使我在看到冯泥泥那一刹的同情心也给一并搅乱,伤害感使我的愤怒变得正义。
不,与其说所看到的一切让我愤怒,不如说使我震惊。我看到站在角落的冯泥泥的身体也如我般在瑟瑟发抖,她木然举起的两只手就像失去了父母的孤儿,无助地朝向天空。更可怕的是,那双手上满是斑斑血渍。这情景让我整个地傻掉了。这时,像是为了应证何玉凤的话,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我看到了父亲的弟弟同样惊慌的手足无措。
“我怕……”
冯泥泥的声音听上去就像被风吹得四处飞散的棉絮。顺着她纤巧的腿缓缓流下的血,仿佛是从一个无影无形的伤口里出来的。
“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了?”那个男声简直是半带哭腔。
“我不知道,是从那儿流出来的。”
“那儿?那儿是哪儿?”
“那儿,就是……那儿……”冯泥泥死命揪着裙角,神情愈发凄慌起来。
父亲的弟弟蹲下身,神情凝重地伸出手,顺着冯泥泥的大腿往上、往上、再往上。我看到他的眼神突然涣散迷蒙起来,他恍恍惚惚,脸上泛起一片奇异的潮红,又转成雪一般的苍白。
他摸到了“那儿”。他触电般地离开了“那儿”。
父亲的弟弟的这种神情使得那句“若要救他,就得让那小妖精放他回来。”又在我脑子里乱糟糟地响了起来。暮色是红的,非常刺眼。他们谈着话,而我,已是不能呼吸了。眼睛什么都看不清,他们的话也开始听不懂。当我终于像个梦游者一般离开那片四季青,走到大街上,走在如火如荼的晚霞中,那个盛夏的黄昏让我觉得比火星还陌生。



正是那片一望无垠的白皑皑的棉花地,天际,一轮夏日的斜阳——我们狂热梦想中的斜阳,在我们头顶,在怒放的花丛中,来回摇晃。


滴汗,使一直潜伏着的第三个记忆碎片,随着小桌中央那团丰满的鳞茎而暴露出来。那是个半透明的茧一样的东西,丝绒一层一层精巧地叠在一起,有如一个被细心包裹的婴儿。我多么希望,在展开那些脆弱的叶瓣的同时又不引起回忆的注意,然而,当我笨拙的手指抚弄到那丝一样光滑的纺锤体时,我已经预感到,出现的将会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东西……
在梦里,我动作的悲剧性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清晰,是慢慢萌发的令人心颤的喊叫把它表达出来的。我的手指毫无分寸地剥开叶瓣,这时候,那叫喊在梦中直达喉咙——父亲的弟弟那生硬、被勒紧的叫喊……

我是在发现“小妖精”的可怕秘密的第二天被带进那幢木楼的。虽然那幢木楼我今生只进去过一次,但我相信,那里面的光线在任何季节任何时候都很暗。
那个黄昏,父亲、母亲和我都分别先后走进那幢木楼。父亲是从花生地径直被人带去的,这个胆小沉默的农民,在见到“张所长”时所表现出的镇定让人吃惊。面对那位国家干部义正辞严的问话,他木讷的嘴唇竟一反常态地用一大堆流畅自如却又不着边际的话填掉了以往的沉默。诸如:“今天可比昨天还要热啊……集市上龙眼的价格又降了……你看,那片乌云,说不定会下大雨……”问话的人最终被这堆言不及义的语言搞得昏昏然,而父亲的身影,也因此被不耐烦地喝了出来。父亲出来时的凝重神情,让我难以相信他在里面竟是以一种泼皮似的态度面对“张所长”。但现在,我明白了,那些废话其实是同难以表达的心里话连在一起的,它源于对弟弟深沉的爱,源于内心那种无声又无奈的保护本能。
我的母亲,那个腰细得盈盈一握的女人,她的表现与丈夫相反。她长时间地围着木楼外面的那盏惨淡的路灯转,仿佛一只大蛾子让灯光吸引住了一般。她走路的方式让我吃惊,就像走在一条绳索上一样,步子既迈得轻飘飘的,又十分紧张。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苦水”在作祟——她在同酒精作斗争。她面部表情呆板,似乎全身只注意要做好惟一一件事——不要跌倒。当 “张所长”出现在她面前时,我看到母亲的脸在一会儿功夫便换了好几种表情:先是害怕,继而是茫然,随后便面带微笑了。那是一种模糊而朦胧的微笑,它好像不是对张所长而是对另一个人。她笑着叫了一声“张所长”,便走进了那幢木楼。
至于我,谢小年,则是被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强行抱进去的。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那幢楼里遭受了什么,他们从里面走出来时,那令人害怕的灰白面孔,那横放在膝盖上,几乎是灰白的,青筋毕现的手,让我感到就像是刚从神怪故事里走出来的人物一样。没等我走近我的父母,只听见这么一句:“说不定那小崽子会说。”我青果般瘦小的身躯便被一双大手提了起来。当我随着那双手进入到那幢黑暗的建筑里时,一股浓烈的怪味直冲喉咙,这种味道直至我离开那地方几乎一个月,还顽强地滞留在我的胃里。
张所长,那个长着双金鱼大泡眼的男人坐在一张看起来很舒服的大椅子上,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肃,而是,满脸笑眯眯的。他友善地朝我点点头,那双保养得很好、又白又胖的手正不紧不慢地翻着一叠纸。他一边和身边一个麻杆般的戴眼镜的男人说话,一边缓慢地将纸一页一页翻过去。当翻到写有几个十分醒目的大字“关于谢继雄奸污少女一案……”的那页纸时,大泡眼移到了我身上。
“谢小年,你是个诚实的好孩子,对吗?”
张所长和颜悦色地问我。我点了点头,心毫无主张地怦怦乱跳。
“冯泥泥是你的同班同学,对吗?”
他询问的语气愈发地温和起来。我又点了点头。
“她和你叔叔的关系是不是很……不一般?”
我傻呼呼地看着那张笑眯眯的圆脸,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小朋友,你知道吗,不要说假话,要不,老天爷今晚会劈你的床的。”
张所长的声音仍是软绵绵的。但这句和刘玉玲几乎如出一辙的话让我的思维开始了可怕的延伸,我的心跳得越发地快起来。
“你知不知道你叔叔犯了流氓罪?”
这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我一跳,一直没说话的瘦高个转向我,他可怕的眼神让我感到嘴唇发抖几乎吓得马上就要哭起来,半晌,我才小小声吐出一句,
“我叔叔不是流氓。”
“胡说!”瘦个子拍了一下桌子,“若不是流氓,怎么会摸她那里?”
我恐惧地望着这个男人。他通红的双眼让人感到“那里”似乎是个令人极其难以忍受的地方。
“冯泥泥受伤了……”
我突然想起那天从冯泥泥大腿流下的血。
“我们调查过了,你叔叔弄了她。”
他说得是那么肯定。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虽然我不知道“弄”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那里”究竟是哪里。但从他们的表情来看,这“弄”一定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接下来的情形让我惊惧不已,瘦个子不知从哪掏出一团红彤彤的东西,他举到眼前看了看,又放到鼻尖嗅了一下,他嗅那东西时神情显得极其猥琐:
“十三岁,那瘸子可真有两下,十三岁就让他给x了。”
说完,那瘦子又将那团软绵绵的东西拿到鼻尖嗅了一下,随后便放在桌子上。我终于看清楚了,那是团棉花,那天下午冯泥泥就是用这个擦血的。
“喂,挨搞的又不是你,你哭什么?”
我不懂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只是害怕得眼泪又掉下来。那真是一个可怕的下午,张所长和那个“李副”轮番进攻我,他们一会自个儿聊天,一会又拍案而起。有好几次我都被吓得浑身颤抖说不出一个字。然而不管怎样,我始终流着泪不肯承认冯泥泥被父亲的弟弟“弄”的事实。若有人告诉我父亲的弟弟做了别的什么事我都觉得可能,但对冯泥泥,他压根就不可能产生一丁点伤害她的念头。
“你个小崽子这么嘴硬?你他妈的是不是也从瘸子那尝了一点鲜!”
瘦个子显得极其不耐烦,张所长倒是没怎么吭声,他细眯着眼盯着那团棉花,嘴角的笑意越发深了。
“你知不知道现在科学很先进,公安局发明了一种仪器,只要一测就准知道谁是不是在撒谎?”
张所长突然声音温柔地这样对我说。
“像你这么聪明懂事的孩子(这句话他说得异常的温柔诚恳),当然不必要接受试验了,要知道,那可是很痛很痛的。”
听到这话,我简直绝望了,因为他们的口气是那么的胸有成竹,以至我的坚持也有些动摇起来。毕竟那天我并非一直在场,而冯泥泥“那里”为什么会流血我也一无所知。
“你好好回忆一下,那天你叔叔是不是脱了冯泥泥的裙子?”
张所长耐心地启发我。接着他讲起故事来。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小孩打碎了花瓶,刚开始他不承认是自己干的,后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承认了。
“你猜?结果他受到批评了吗?”
张所长亲切地问我。我望着他,不知所措地点点头。
“不。他没受到批评反而得到了表扬。因为他诚实。同样,只要你诚实就不会受批评。何况,这也是在帮助你叔叔啊。”
“你有可能是忘了,不要紧,再好好想想,他有没有脱她的裙子?”
我先是摇了摇头,继而又点了点头。
张所长总算松了口气,他笑眯眯地蹲在我面前,接着问:
“他的手是不是伸到冯泥泥的大腿中间?”
我又点了点头。张所长满意地望着我,随后在自己裤裆处快速地摸了一下。
“他是不是跟着脱了自己的裤子,我指的是,脱光?”
我茫然地望着他,摇摇头。
“好吧,也许你忘了。那么,他摸了她那里多久?怎样摸?”
张所长的古怪神情让我又慌张起来,犹豫片刻之后,我鼓起勇气问:
“我说实话是不是就不被测谎了?”
“当然。”
“真的吗?”我又担心地问了一遍。
“你想想,大人怎么会骗小孩子呢?”
张所长的话让我的自信心有所恢复,我擦干眼泪,放心地说:
“他只摸了一下。”
“就一下?”
我肯定地点点头。显然,张所长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他靠在椅子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似是在琢磨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更多。
“对了,他后来将冯泥泥抱进了棉花地,是吗……对,一定是这样,他将她拖(这次他用的是“拖”)进地里,然后……”
张所长的情绪突然高涨起来,他没有再问我,而是推理似地在那自问自答。他仿佛陷入了某种激动人心的想象,神情随着身体的摆动越发地亢奋起来。后来是那个瘦个子对我说:
“你先回家吧。”
那时我已在那幢木楼里呆了将近两个小时,这突然的自由让我感到稀里糊涂。我踏着软绵绵的步伐向外走去,意外的是,我竟在门口碰见了冯泥泥。她就像个机器人般木然地跟在刘玉玲身后,小小的身躯显得极为清瘦,她面色苍白,眼神忧郁,还时不时轻轻地咳嗽。在经过我身边时,她竟像个陌生人似的一声不吭。冯泥泥的模样令我吃惊,好像我看到的是另一个冯泥泥,是另一张面孔——一张被“弄”过了以后的面孔。那张面孔像一块锐利的玻璃,在那个夜晚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神经。

父亲的弟弟被带走,不是在大白天的地里,也不是在大清早的敲门打窗,而是在仲夏之夜。当时他正在做一个面具,牛皮纸上面用红墨水画着圆圆的鼻头和大大的嘴,看上去十分的夸张滑稽。这面具使孩子们十分好奇,所谓的孩子,也就是我和那个从家中偷跑出来的女孩——冯泥泥。就在父亲的弟弟将那张面具套在脸上时,那些人已经走进了房间。他们走进来无需敲门,因为我的父母刚出门去送月饼,所以门是敞着的。
这种无需敲门就把人带走的场面,一年里,在秀水镇就发生过不下五次。只是这一次,作为背景陪衬的,有一轮明月,两个孩子以及他们手中的牛皮纸面具。
站在屋子中央的,就是那个大鼻子小丑,他几乎僵在了那儿,很明显,那些人是冲着他来的。我不知道父亲的弟弟当时面部是什么表情,因为面具已将他的五官遮住了,我却看到了冯泥泥的脸色——在那刻惊恐得就像她手中的面具——一只小兔子。大约一两分钟吧,只听父亲的弟弟以一种非常镇定轻松的口气说:
“小年,等下记得去帮我买一盒火柴。”
而我相应回答出的一句话则是:
“我帮你买火柴,那你得答应帮我找到那个鸟窝。”
然而,这次一别,半个月以后我们才得以再次见面。而这再次见面,就是在那片九月的棉花地里。
那真是动荡不安的半个月,父亲的弟弟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人们口中,而我的家,无论什么时候,总带着一种不祥的气氛。这种气氛就似狂风后的气流,把所有门窗吹得劈啪作响。那段时间,父亲几乎每天都喝那种“苦水”,他一边喝一边摇头:
“弄错了,他们肯定是弄错了,发狗明天就会被放回来,是的,就在明天……”
母亲则每天都外出,她坚持不懈地敲刘玉玲的门,她一直报有希望,只要能找到冯泥泥,她就可以找到事情的真相,父亲的弟弟就可以回家。可每一次,除了那个光滑镫亮的铜把手回应她的呼唤,一无所获。冯泥泥和刘玉玲就像阳光下的两滴水珠,在秀水镇消失得无影无踪。
九月的某一天,父亲突然停止了喝那种苦水,母亲也开始在屋里忙里忙外,他们的表现让我紧张的心稍感安慰,我甚至相信,尽管我的父母不说,他们在迎接晚上那轮宁静的明月时,一定会带有某种宽松的心情,不管怎么说,中秋之夜,父亲的弟弟该回来了。无论怎样,都该回来了。而节日之后的日子,对我,对我的父亲母亲,会比节日本身更让人快乐……
然而,现实却以其狂傲的力量,再一次前来向我们的幻想挑战了。只要说那一句传闻就够了:不用说,和周新国一样……
这句话几乎让我的父母崩溃了,周新国是镇里的老光棍,三个月前,就是因为猥亵少女被两个穿绿制服的人带走的。而现在,我们又听到一桩奸污少女的事,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承认,那就是这个人是父亲的弟弟。
“小妖精”、“流氓”、“测谎仪”……我的内心不停地在两个画面之间挣扎,一个是父亲的弟弟,他那双漂亮修长的手,时而握着一捧鲜花,时而又颤抖地在一只大腿上游移。而另一个,没有人能认出那个跌倒在沙地上,满脸惊恐的小女孩就是那个总是快乐得要飞的冯泥泥。
我抬头仰望天花板,只见它在张所长的微笑里变成了绿色。在那张绿色大嘴的笼罩下,我的恐惧是那么强烈,我感到自己身上似乎另有一人,他就站在我思考的沼泽里,带着鄙夷的目光和享乐的微笑看着一个跛足男人正小心翼翼地擦试着手上的血迹……
若说父母的悲伤,是因为无能为力而流的无奈的泪,那么,我的哭泣,则是因为生活的虚假。从前,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通过书本,通过大人们脸上的表情,但是那个夜晚,我方始明白,世界一直用一种微笑向我隐瞒一些事情,即发生在那幢木楼里的另一幕——在那里,那些时而笑容满面时而拍案而起的人正疯狂地、忘我地推动着人类的语言:
“说,你会说的,是吧?说,说你碰了她……混蛋……”
而那个被审问的男人,躬着身体倚在墙角,探照灯下,他就像一只猎物,供审讯人员享用的一顿盛宴。然后,那个男人要求到那片棉花地,说是指认犯罪现场……
这清晰无误的一幕使我的恐惧感变得如此强大,以致感到心都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我脖子下的枕头也显得僵硬粗糙,就像冯泥泥身下的砂粒一样……
由于恐惧,我的行动变得不受支配起来。我一边抽泣一边使劲拧自己的手臂,直至两臂青瘀,直至指甲发白,直至附在我身上的那个人完完全全不再出声才罢手……随后,我十分激动、踉踉跄跄地向窗户走去。一弯圆月挂在天空,满天星辰朝我眨着眼,凉爽的空气使我肿胀的双手感到舒服些。
“我没有撒谎。”我突然小声地说。



这是夏季最后的炎热,热风、尘土和狗尾草阴影的毒针……他的身体向后靠去,他目光迷离,仿佛游弋在一个遥远的梦境中,在那里,九月送来了热情的微笑……


当我透过模糊不明的汗水,再次沿着记忆之河游走时,我突然想到了父亲的弟弟的死。或者,不如说恰恰相反,我想到的是,他是否能够永远不死……
那一天是那么的热,我看到父亲的弟弟回来了,果真回来了。但他不是从牛皮纸,也不是从芒果树下的吊床,而是,从九月的远方走出。我站在河岸边,看着他将裤子挽到膝盖,在那片白皑皑的棉花地渐行渐远。我又一次感到,自己就像被悬在一个热汽球下的大篮子里,父亲的弟弟、河流、以及那片土地,所有的一切是如此遥远又尽收眼底。是的,如今,我就是处于这样一个虚幻的高度来看他。他在棉花地里缓缓地走着,那幅还未来得及完成的画留在河岸旁的草地上。在阳光射向画纸的瞬间,似一道迅猛的闪电,我重又看到了父亲的弟弟的一生:天井里的水流、牛皮纸、随后是冯泥泥、雪花、接着是无垠的田野、木楼、砂粒,最后,九月……
是的,虽然那些景象呈现在我眼前,不过是昙花一现,然而我却感到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可靠性,即:从神秘的角度看,从那些花朵、那些流水,甚至那两排不平行的足迹,都使得父亲的弟弟的死成为不可能。而最为神奇的是,这种可靠性不再需要证明亦无需解释。我看着父亲的弟弟,只见他已穿行过整片原野,又回到了他最喜爱的那个地方坐下。于是,我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对,这一切瞬间景象,将永远存在……
多少年来,在绵延不绝的炎热里,父亲的弟弟的命运,就像一份持续不断的重压始终强行压迫着我的神经。如今,在这种纵观一生的景象里,我终于不知不觉地经历了这种痛苦的转变。不,这些叙述都不正确,这只不过是我二十多年来的一次漫长旅行,这旅行只有两个时刻:一个是到达某处的时刻,一个是离开的时刻。我匆忙地在这两个时刻间行走,直至某天早上,我听到一种泥土倒塌的钝声,就在我家天井外,那半堵残墙——已是一片空地了。就像一场游戏般神奇地结束了。

从木楼回来后的头几天,我一直呆在“家”这座避所里。关于父亲的弟弟是个流氓的说法,使我的头脑在那个夏季处于一种类似高热的迷糊状态。只有当父亲剧烈的咳嗽声响起或是母亲的叹息声,才能将我从中惊醒一下。只听到家里那扇木门在空气中嘎嘎作响,于是,惊醒的世界重又缩小到只有四面墙那么大的范围,缩小到只能听到床板和我身体之间的那种寂静无声……
我不知我究竟迷糊了多久,只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感到似乎好了一点儿,便坐在地板上,开始看那些压在箱底的画像。那是两个九月之间的画像,这两个相同却相隔了一年的月份,使我虚弱的头脑充满各种形象:阳光、阴影和谣传。这些形象犹如实实在在的芒刺,让我疼痛不已。我似乎听到了那个男人在棉花地里行走的窸窣声。他在这一简短的行程里把他爱过、痛过、为之受过苦的往昔岁月统统集中在了一起:他,和他的那个小姑娘,曾经凝视过同一片星辰,呼吸过同一种花香……
我坐在地板上,闭着双眼,并不企图整理一下自己恍惚的思绪。我感觉到那张遮掩在面具后面的面孔,正将一种激情悄悄地转移到我身上……我觉得自己似乎仍在一幢黑暗的木楼中踟躇独行。那幢建筑由于这份激情开始变形,就像在已熄灭的聚光灯前,巨大的电影布景一般。而那一张又一张已模糊了的铅笔痕迹,在汗水的浸洗里,有如金属片一般明晰地呈现……
这些画,在一个还是十一岁的小孩眼里,是不可能触摸到里面的含义的,但由于最后的那些浓重狂乱的笔触,使得我那颗孩子的心,一直感到很沉重。我想象着父亲的弟弟在那幢木楼里,正一言不发地接受着那些粗鄙的拷问。这个被我自己强迫想象的镜头,和这些优美的画面放在一起,让我觉得是那么的荒谬,那么的没有根据,特别是在这灿烂阳光的秋日,在这芳香四溢的早晨。就在我闭上眼的时候,一声稚气十足却又令人极其难过的呼喊传来了:
“我帮你买火柴,可你得答应帮我找到那个鸟窝。”
这句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我愈加觉自己的愚蠢和孩子气。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应该什么都不说,而应多看一眼那张面孔,把每个线条都印在心里。
一直以来,对父亲的弟弟所做的一切,在我的头脑中,都应该是一声长长的呐喊,一声野兽似的咆哮,我想将这种呼喊,这种咆哮一股脑地倾泄给他,我希望他能对我的疑问做出回答,希望他能做出解释,为自己进行辩护。因为从这些画纸嫁接到我内心的那根枝条,虽然已随着他的死而枯萎,但一直都还在我身上,它时不时妨碍我观察事物,并把现实分成两个。就像某天在两间幽暗的小屋,透过两个不同的小孔,我所看到的两个女人一样。一个是身着白衣的女人,面目柔和,在干那种事时显得很平静,而另一个,由于她的丰乳极具肉感,以致她身体的其余部分都黯然失色了……
可是,我的这声咆哮如今依然是默默的,那是因为我已知道,这两个看似不同的女人,实际只是一个。就如同被撕裂的现实一般。这便是天使的幻象,它使你如同喝了烈酒,用一种足以迷惑人的、模糊的景象,将世界一分为二……

那一天,门是开着的。虽然自那个仲夏夜之后,我们已习惯了一回家就关门。
对于父亲的弟弟,那个令人不齿的“流氓”的再次相见,于当年的我,只是一种别后重逢的喜悦。我对那天的情况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听到我的父母说要到那片棉花地等父亲的弟弟时,我当时所准备好的要问他的话,埋怨他为什么不给我找到那个鸟窝……
天气热得近乎发狂,火烫的干风在已被晒得龟裂的土地上刮起小股小股的沙尘,随着这沙尘而来的,还有很响亮的另一种声音——铅笔在牛皮纸上的沙沙声。
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兴高采烈要去看的,不是我所熟悉的父亲的弟弟,而是,一个指认犯罪现场的“流氓”。
我们默默地走着,随着目的地的接近,父亲的咳嗽开始一声比一声剧烈,只要热风一停,他的咳嗽声便立即以一种出奇的清晰在白晃晃的阳光下寂静地回响。地上的青草已开始点缀着几片黄叶了,这是九月的第一批黄叶。我脑子里那些沙沙声又在响起,但已经远了,弱了。
就在看到那片棉花地的一瞬间,我全身各个器官都感到,那种粗糙青涩的枝叶味道又强烈地冲了进来。我细眯着眼看着那些白皑皑的棉朵,这色泽同地里那个战栗的男人以及自己惊慌的形象定格在了那个下午……是的,我正和父亲的弟弟凝固在同一个时空里,那么的真切,那么的明白无误。
这定格的画面几乎让当时的我失去理智,于是便懵懵然地把那盒火柴从裤袋里掏了出来……火柴在我手间轻轻抖动,仿佛因为手心的汗湿开始溶化一般。而我的身体,正随着这消失的物品一起慢慢浮升……
然而,我刚刚经历的这一场幻境,转瞬又离我而去,我的大脑在不经意间又为我制造了另一个意境。我看到一位年青人,悄悄地把门打开,然后,一个身着蓝裙的女孩谨慎地从墙上跳了下来。是的,这我曾见过千百次的场面,这两个难分难舍的秘密约会的人被我的记忆唤了出来。我看到父亲的弟弟在我的呼唤下微笑着,他双目半睁半闭,似乎已意识到,这个瞬间,便是他所预感的那个生命开始了……
我觉得我的呼喊成熟了,而头脑中那即将发出的咆哮,也在我眼前愈转愈快,但这一次,一切都变了。
就在我张开嘴的一刻,父亲的弟弟突然从画面猝然消失了——他将一把锋利的小刀,深深地插入了自己的心脏。那开在身旁的血渍,就像他平时用的那只铅笔刨,刚刚卷出的几片精致的刨花。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光阴就这么过去了。父亲的弟弟的故事——在多年以后的一个同样炎热的夏日,由一张梦中的嘴唇讲叙出来。此时的秀水,已从一个安寂的小镇变成了喧哗的地级城市,而有一个人,却才刚刚从长长的睡梦中醒来,那微微颤动着的嘴唇,仿佛还在讲着梦中最后的那几句话:这里的每一块土地,都经历过九月的炙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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