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新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和几位同学分配到上海历史博物馆，作为毕业成果，要编写一本名为《上海近代革命历史遗址遗迹》的书籍，并已排入197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但是，当时大家心中完全无底，如何选定遗址遗迹，如何考究史实依据，如何落笔措辞行文，这可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炮制的大批判文章。
之前，文史楼里的历史系一直很风光，炮制大字报的速度一直走在全校前列，校广播的大喇叭，也一直在播放历史系的署名大批判文章。那时，不知是否有各系大字报排行榜，如果有，那足够让系里的辅导员们得意洋洋。这帮在学员背后的操纵手，足够忠诚，就是到了最后，历史翻过了1976，可他们还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革命阵地。年初，就有人挽着学员的胳膊，摆出体己的样儿，低声往学员耳边吹风：四人帮是打倒了，但毕业分配还是要看政治表现的呀！其实,人人都明白，辅导员就是掌刀人。
好了，终于等到了1977年的三月，天穹春光铺泻，风向开始转了，学业上要来真的了，是驴是马，谁敢出来溜溜？
说来我只正式读过一年初中，却不知天高地厚地自诩“大学生”，还自以为自己是爱学习的人。其实，那时的大学就是忙着批林批孔开门办学，与系里真正有学问的名师大家，没有真真切切见面求教的机会，我也不知那时这些权威大佬都在哪儿。当然，我也从来没去寻找过他们。至于渴求的时候，我会跑到资料室里面的小阅览室，找书瞎看，但看完后，肚子仍觉空空。以后又经常到图书馆的外国文学参考室，恶狠狠地阅读市面上禁看的西方小说。
现在，学校分配我去博物馆写书，无知者无畏，我就真的开路去了。
上海博物馆地处延安东路河南路口，旧租界的中汇银行大厦，它雄伟得叫人心虚。接待我们的是位非常漂亮的女青年，姓周，去年刚分配过来的上一届师姐。周师姐曾是系花，能歌善舞，两条芳菲长辫，不知打动过多少男生的春心。
周师姐把我们领进一个小会议室，看见里面已坐着一位老者。半旧的对襟灰色中式罩衫，花白的头发，清瘦的脸形，挺直的鼻梁上驾着一副老式眼镜。看见我们进来，他稍稍欠了欠身，没有表情。同学小曹突然朝老者大声喊：老师好！我们也连忙跟着喊。
几乎是同时，门口又出现了一位年龄相仿的长者，也是灰白头发加眼镜，也是相同的衣着，只是脸庞微圆，两个手臂上多了两只袖套。
“这位是我们馆的杨嘉佑先生，你们编写组的指导老师。”周师姐指着袖套老者，满怀敬意。却没有介绍先到场的那位清瘦老者。
杨嘉佑先生除了戴袖套，还有满脸真诚的笑容，慈祥可亲。我们立即转向他，齐声高喊老师好。
大家坐下后，杨先生拿着我们几个人的名单，一一相认，然后很慎重地说道：“这次我征得馆里领导同意，还请来一位老师帮忙，请大家欢迎。”
只看见清瘦老者站起身，昂首走到黑板前，挥舞起粉笔，很潇洒地写了三个字：“贾植芳”。好有趣，像女人的名字！我一下子记住了。
当时，贾植芳这个姓名，以我和同学们的知识储备，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以为，眼前的老者不过是个没有学术名分的老人。这样的老人，在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里，比比皆是。
面对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无知之人，贾先生的态度并不含蓄。他负责向我们介绍鸦片战争之后上海重要历史文物遗迹的掌故。他操着浓重的方言，一边说，一边眼睛盯着大家，神情专注，目光锐利，不让我们不懂装懂。
而杨先生主要负责带领我们到现地考证。杨先生是南方人，说话风趣，点点滴滴，很仔细，重要的地方说两遍，等着我们做笔记，很受大家欢迎。
不过，当我们回到博物馆的时候，贾先生不知从哪里找来了许多参考书，还在书中的重点处夹上纸条，令人喜出望外。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已基本把握重点，然后由杨先生分配每个人的写作任务。记得，我主要写两个章节：一是陈化成和吴淞炮台，二是民国领袖与张园。于是，我一个人曾多次到泰兴路与宝山收集素材。对于我的这两个选题，贾先生表现出兴趣，尤其是张园的提纲，他曾多次过目并给予建议，受益匪浅。但当时的我，急于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根本没有心思与老先生们攀情操，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而贾先生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事情，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原来的工作单位是哪里，他的专业是什么。
也许是知青时代在大兴安岭报社有过三个月的通讯员培训，我下笔较快，文字描述也基本到位，所以作为学员代表，我被选入参加第一次通稿。这真是一次艰难的历程，同学们的文字基础实在太差了，可有的人还摆着谱拉着功架。通稿——我实在无能为力，除非重写。于是，把杨先生和贾先生推到了前面，成了通稿主力，他们不但像改小学生的作文那样，一字一句琢磨，还要顾及“大学生”的面子，在画满红杠的纸上小心地添上文字。
在大家誊清了第一次通稿之后，三个月已一晃而过。那时，我和同学匆匆忙忙赶回学校，甚至走的时候，都来不及向两位老先生致谢或打招呼。因为，系里的毕业生分配已拉开帷幕。正如辅导员说的那样，还是政治第一，党员们不管业务水平如何，都已吃了定心丸，而像我这样的党外黄毛丫头，还蒙在鼓里，傻乎乎地等着党叫干啥就干啥……
1978年秋，书按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到手的时候，封面上的作者栏写着：上海近代革命历史遗址遗迹编写组。次页的序言也以编写组的名义，但不知是谁写的。文中提到了指导老师杨嘉佑，提到了华东师大历史系77届的学员，却不见贾植芳先生的大名。
大概过了十一年，那时，我在上海一所大学的学报编辑部担任副主任，负责人文社科版。那年，宣传部的校刊编辑部要出版文学专栏“百草园”的集粹，我是“百草园”的热心投稿者，中文系的应先生是“百草园”的顾问。应先生不但自己写序，还提出要请学界有影响力的名师作首序，从复旦调来的宣传部部长老焦想了一下说，“那就请复旦中文系的贾植芳吧！我熟”。贾植芳——一个好熟悉的名字瞬间跳进了我的脑门。从老焦嘴里，我这才得知贾先生一生四次入狱的离奇坎坷，而1977年我和贾先生在上海历史博物馆的日子，他竟然仍处于监管之中，只是贾先生的黎明即将到来，复旦对他宽松了一些。
那天，我正好也想去复旦约请校外编审，于是搭车和老焦一同前往。1988年的贾先生已是国宝级的大师，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然而惊喜的是，见面的时候老先生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我……
不久，学校就收到了贾先生1988年10月26日写下的序：我的感想和感激——读《百草园》。
“……我从这里听到跳动的时代脉搏，呼吸到新鲜的生活气息，那些闪闪发亮的思想光点，更是照亮了我衰老的心扉。……使我感到生命的更新力量，不禁想起了自己已逝的青年时代而深深有回归之感。”
如今，我已过了当年初见贾先生他的年纪。当我坐在横滨的家中，朗读这些充满活力的字句，内心五味纷杂：为什么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成为时代悲剧命运的承载者？
2022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