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历史，那个场景，需要人脑不断地刷新，过滤……

（一） 

        一九六六年初夏，上海。学校高音喇叭的广播，不停地在各个教室滚动 ，它不容置疑地呼吁学校取消期末考试，呼吁全体师生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凡是拥护者，即刻划为革命师生，凡是怠疑者，大凡靠边站或归入牛鬼蛇神。

       那时，我上初中一年级，脖子上挂着红领巾，还未满12周岁。尽管，那时的我，喜欢写文字，先是每日记日记，每周写周记，后来又自定规矩，每天作一文。我还喜欢舞蹈，小学低年级开始，学校每次文艺演出，音乐老师都会叫到我的名字，只因为，我一上舞台，面容就会神采飞扬。我还充满好奇心，期待探索一切未知的人事和物事。但是，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我不喜欢各种测验，尤其不喜欢期中期末的考试。

       于是，夏日的这场废除考试的革命之火，瞬间，便在学生们心中点燃。更何况，自己作为革命召唤的第一梯队——红五类，将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更应该将革命作为压倒一切的人生目标。

       七月，我加入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

       很快，示心舅舅的大邮包寄到了家，里面是当时最时尚的标配——军服。全部女式，卡腰，带肩章扣的那种。虽然是最小号，但，对于当时身高只有1米35的我来说，还是太肥太大，只好央求外婆帮忙改造。记得外婆刚刚裁缝停当，我便忙着全副武装，套上红袖章，镜子里，形象上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就此打造。

       在最炎热的日子，有许多北京的红卫兵来到上海。他们到处宣传，到处鼓动，串联上海的学生们参加“破四旧”运动，加入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行列。斗争的内容我似懂非懂，不过《毛主席语录》特别直白：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这些理直气壮的教导，正迎合了红卫兵们青春的渴望，即渴望成长、渴望认可的心理需求。

      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下，我们小小的心房，一下子无限地膨胀起来，小小的身躯，似乎长满了五头六臂，浑身上下有了扭转乾坤的巨大能量，可以把“颠倒”了几千年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可以把整个世界踩在脚底下。

       寺庙里的菩萨，殿堂中的神像……过去人们敬畏的东西，管它什么天珍国宝，红卫兵们都不屑一顾，砸！权威大佬，富豪老财，谁不听从红卫兵的命令，就可以马上采取“革命行动”：封门，抄家，甩皮带，扣高帽子。那时，满满的自信，简直要冲上云霄。

       我身在其中，每日心神亢奋，全不知日子是怎样一天天飞走的。如今，留存在记忆里的，只剩下一点点边角——

       在一个刚抄完家的大客厅里，我看见那里堆着许多尖头皮鞋和旗袍，还有老唱片老照片……

       老沪闵路上的中国公墓里，旧时代遗老遗少们的石碑石像石桌，统统砸光，一片废墟……

        在裕德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空地上搭起了高高的批斗台，电影明星白杨和王丹凤挂着牌子低头认罪，我看不清她们的脸，但她们细柔的声音很清晰……

       在学校教师宿舍楼的厕所里，一位老年教师吊死在门后，我看见，他灰紫的舌头伸的老长……

       有一天晚上，我跟着高年级的同学，到当时的上海县朱行镇去抄家。一个“不老实的地主分子”，因为交不出“变天账”，被红卫兵们包围在家门前。大家朝他身上扔砖块，扔抄来的铜器脚炉和铜器汤婆子，最后，用皮鞭和棍棒把他活活打死……

       有人说，信仰从来不需要逻辑，不需要理由。但是暴力革命的信仰，其直接后果，难道不需要追究人性的逻辑与理由吗？

       如今，细品岁月，四季轮回。每每想到此事，我都会问自己：为什么，红卫兵敢于实施如此惨无人道的暴行？是谁，为我们这一代人造设了暴力革命的信仰？为什么，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我，会如此胆大妄为？人的疯狂源自哪里——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自身内在的？

      这些记忆虽已碎化，但绝不敢消亡，否则，我们可能会真的沦为历史虚无主义。

      七月，八月，疯狂在继续着……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挥手检阅了从全国各地赴京的“革命小将”，以此宣布支持红卫兵运动（史称“八一八”）。同时，周恩来为总理的国务院发出文件，向红卫兵提供免费乘车，免费食宿，客观上推动了串联洪潮的勃发。

       至此，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正式拉开帷幕。

（二） 

       “八一八”以后，红卫兵们更加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串联，可以把全国的革命火焰连成一片。

       但是，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按兵不动，通向全国各地的交通工具，必须持有正规车票或学校介绍信才能放行。尽管，大多数学校已经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

       九月下旬，周筱林和王苏敏来找我，继续商量北上之事，之前，我们几次出行均遭不利，刚刚潜入火车站，就被那儿的工人叔叔驱逐。这次，在高年级同学的指点下，重整旗鼓，制作了迂回北上的新路线：经杭州、株洲（韶山）、武汉，再到北京。同行的还有初二的穆珊蓉，初三的穆荷蓉，她们是姐妹。五人约定，九月二十九日晚上，趁国庆节前夕的喜气氛围，选择从偏僻的新龙华车站出发。那时，我曾在笔记本上，抄写了一段名人语录：如果任何事物，自己都没有勇气去挑战，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新龙华火车站，位于上海南郊，在一片农田之中，规模极小，那里白天停货车，只在晚上八点以后，才有一班去杭州的慢车。我们的打算是：1，避开站台工人越过车站围栏，潜入车厢。2，如果遇见列车员，就大声念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3，实在不行再掏钱补短途票。

       六六年十一前夕之夜，尽管整个中国已处于人仰马翻的激变之中，但新龙华火车站却出奇的安静。黄昏，那辆开往杭州的绿皮慢车，早早地停靠在站台边。我们每人只挎一个书包，蛰伏在铁道一侧围栏外的田埂边，等待“平安无事”的那一刻。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好容易熬到天黑，忽然，手臂被筱林猛力拽了下，于是，我迅速跟上四位姐姐，在她们的助力下攀越过围栏，爬上了火车。

       车厢内，竟空无一人，我们整了整衣衫刚坐下，一个乘务员模样的叔叔就上来了，他嘴里一边喊着“注意，这是开往杭州的xxx趟列车！”一边旁若无人似地从我们身边走过。

啊，平安无事！大家终于送了口气。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开家庭，真正的出远门。前两次，由于行动屡屡失败，使我向家人的告别，变成大家眼中的“狼来了”。所以，这次我只告诉了外婆，外婆永远相信我。临行前，她悄悄塞给我5块人民币和7斤全国粮票，现在，列车起动了，我的手紧紧捏住装在口袋中的钱粮票证，脸朝向车窗外的黑夜……

       列车到达杭州站时，已是深夜，我脑袋沉重，困得不行，筱林、苏敏拉着我进了一所中学接待站，又进了一间教室。象以前学校的夏令营那样，教室的课桌椅全推到墙角里，我们张开双臂一下子瘫倒在地铺上，一路的惊险顿困，瞬间化作喃喃睡语。

       大家决定滞留杭州两天，主要是筹措前往株洲的车票，同时，去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按照计划，我们直奔浙江大学和美术学院。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糊满报纸的墙板挡开了路边的绿植，也推开了不远的天堂美景！那些大字报的内容，现在已经完全记不得了，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有四个字：基本如此。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血统论，已经传承了中华民族封建专制几千年，本来该是文化革命的对象，但事实恰恰相反，这副对联竟然在学生中大流行，空前爆棚。

       现在再审视，无论人类的文明已进化到哪个层次，这种血统论说，仍然深深地扎在人们的心里。不只是中国，在地球的其他地域，也都“基本如此”。在地球村里，它有时是一块占据权力的政治砝码，有时又是一种维系民族、社会、家庭的情缘。不管你认不认可，许多人的骨髓里，还是如此念想。

       只是，我很好奇当时的自己，已经身在“天堂”，为什么不去看看西湖和雷峰塔呢？其实，后来我到了武汉，高高的黄鹤楼近在眼前，也没抬头纳入视野; 到了北京，颐和园就在北大旁边，也没顾上走马观花。为啥呢？或许，当时除了废除考试正合自己的小私心之外，其他行为，是真的在闹革命，一心一意。

       就在到杭州的第二天晚上，同伴之间，忽然发生了突变。争执中，筱林和苏敏坚决地表示，要退出这次行程返回上海，穆家姐妹却坚持按原来的路线继续北上，分裂的起因，我至今也不太清楚。

       夹在对峙的两拨人当中，我开动脑筋，心想，好不容易才踏上了征程，大家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去北京么？去见四个伟大的毛主席么？这是我的目标，唯一的目标。

       于是，我决定站在穆家姐妹一边。尽管，我与珊蓉荷蓉很不熟悉，但她们的弟弟穆端正，与我同一年级，还是小学时代的少先队大队主席。

       这样初次独立的，进行“二选一”的决定，对我以后的人生很有意味。

（三） 

       告别筱林、苏敏不久，我的思绪突然陷入了困惑。在南下拥挤的列车上，一种从未有过的孤旅寂寞，团团围住了我。

       车厢里，我与穆家姐妹挤坐在一起，她们大我好几岁，可我们之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她们对我很客气很周到，却不是筱林、苏敏那样的性格类型，大家畅所欲言，无需任何顾忌。然而现在，我没有了对手，我的直来直去，到了她们那里，便软软地不见了回应。她们懂得很多，知识丰富，行为优雅。尤其是珊蓉，耸立的胸脯，标准悦耳的普通话，走到哪里都能抓住人们的眼球。我觉得，在她们面前，自己的脑子好像转动不灵了，语言也无法清楚地表达。与她们在一起，无论从年龄到学识，甚至外表，我均处下势。这一切，让我烦闷。

       我开始想家了，特别想念外婆。在姐妹们都不相信我能扒车成功的时候，是外婆的担忧心疼给了我力量。事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种思念之绪在我以后的人生中，一次又一次地显现，让我确信，仁慈的外婆一直在护佑着我的成长。

       现在想来，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已进入青春期。而青春期的女孩们，不仅对自己的外表高度敏感，内心的情感，也日益复杂细腻起来。就像我的这种烦恼情愫，应该是“劣等感”在作怪吧。

       我对她们开始警惕起来。不久，我就有了新发现。我发现她们佩戴的红袖章有问题，手臂上只展示毛体的“衞兵”两字，而在“衞兵”前面，印染的竟是一个“赤”字，“赤”字被压在胳膊的腋下，一般人注意不到。我很吃惊，这说明穆家姐妹不是红五类，不仅如此，她们还敢冒充红卫兵。我坐不住了，感觉自己被欺骗了！我想立刻站起来戳穿她们，但，怎么也找不到自身的勇气。只有彷徨忧虑，以及从来没有过的心神不宁。因为，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杭州开往株洲的列车早已启动……

       我很无奈，因为我又知道，下面的路程，如果没有珊蓉慕容两位姐姐的领引，我可能就是一个傻小妞。

       这以后，无论是在株洲站前登记去韶山的大巴，还是在武汉测绘学院红卫兵接待站，珊蓉荷蓉都让我当代表，填写个人及家庭身份信息，领取长途汽车票或火车票。至于坐什么路线的车，到哪个大学看大字报，在该地滞留多少天，我只好完全听从她们的安排。总算，一路相安无事，总算，顺利到达北京！

       天哪，当时是怎样的一种神使鬼差，让我克服了心里的别扭，体察并顺从了同行者！

       现在，如果说得好听点，是自己主动“妥协”的姿态，也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点小智慧。如果再深刻反省，可能是为了“去北京”吧——是清晰的“目标”，启蒙了我，促使耿直傲骄的性情，分泌出几分柔软……

       到了北京，在东直门站前广场，穆家姐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高兴地说，这回我们不用上接待站了，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的同学会欢迎我们的！原来，石油附中同学来上海串联时，珊蓉认识了她们。我也十分振奋，因为，我已脚踏北京大地！

       海淀区大学最聚集的地块，是个巨幅十字路口，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等，左邻右舍，排着队划地而坐。

       而石油附中，必须穿过整个石油学院校园，它藏在最里最深处，难为我们好一番寻找。当我跟在珊蓉荷蓉身后，好不容易来到了附中女生宿舍，敲开某个房间的门时，一个人高马大，鼻梁上架着深度眼镜的女孩，挡在我们面前。她身着男式军装，齐耳短发上胡乱地扎了一撮小辫。她自报家门叫杨光光，高中二年级。杨光光并未去过上海，她只是受同学之托，在寝室接待我们。她告诉我们，大多数同学都去外地串联了，学校里人很少。我的个子刚好挨到她肩下，她亲热地摸摸我的脑袋，拉我们进寝室。杨光光快人快语，脾性爽直，最有亲和力的是笑声，在静静的宿舍楼中，特别明脆。我的心一亮，前些日子淤积的失落和苦涩，瞬间一扫而光！当晚，我就睡在她的下铺，心里特别踏实。

       之后，我们亲密起来。我不停地向杨光光发问：

      “你去天安门广场见过毛主席吗？你串联去过哪些城市？去清华北大看大字报拥挤吗？”她哈哈大乐，举着手里的书：“我呀，哪儿都不去，就爱守着它们！”我爬到她的上铺，看见靠墙摞着许多书籍，大约几十本。

        天哪，这个时候，除了毛选和语录，书早都扔到火堆里，成“四旧”了。然而，现在就在我的头顶上，居然有一个与书相拥而寝的姐姐，而且还是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北京！我迷茫了。

        后来，她还告诉我，她并不是红卫兵，她在北京有姥姥、姥爷，但她没提到父母。

       十月中旬的北京，早晚凉意渐浓。我的衬衣外，除了军装，没有其他保暖。杨光光就把她的一件米黄色毛背心套到我身上，虽宽大，但她帮我把军装的衣领翻到背心外，倒是别具一格，走在校园里，竟有男生朝我飞来注视。这个时刻，超音量的广播大喇叭，激情的革命战歌都仿佛推挡到天边。

       啊，我好喜欢杨光光！

       什么红五类黑五类，什么地主老财臭老九，在那个时节，我根本无法感悟其中的轮回与酸楚。现在想来，当时的穆家姐妹和杨光光她们，内心的动摇与坚持，或许比世间的风暴更波折更猛烈吧。

       日后，当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杨光光还送给我一个日记本，扉页题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字，意味深长。

（四） 

       10月17日晚上，突然接到石油学院接待站的紧急通知，要求我们半夜两点到大学主楼前集合，参加重要活动。这意味，明天毛泽东将要进行第五次检阅。想想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将要实现，心，一阵阵发颤。

       我记得，那个晚上大家都没正式进入被窝，和衣躺着。到半夜，有人来敲门叫集合，于是立即出发。然后，在主楼广场排队，发干粮（两个大白馒头和一个鸡蛋）等等……这个过程太长，我的意识有点模糊，周围的景物人事，忽近忽远。恍恍惚惚中，自己上了一辆大巴，有人让我一个座位，坐在大巴车上我可能就打瞌睡了，窗外深夜下的北京没留下印象。

      接下来的记忆是在宽阔的大马路上，路上全部是来京串联的人。四周静悄悄的，没有鼎沸的人声，只有解放军的哨音，在指挥各路人马的队列排序与走向。我站在队列中间，荷蓉怕我走丢，让我夹在她俩中间。大家走啊走的，天快亮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北京中国美术馆。然后，沿着马路席地而坐。

       我很幸运，因为个子矮小，被安排在第一排。我回头可以看见，自己后面还有好多排的人。但如果说第一排在最前面，也非事实，准确的说，我应该是第三排，因为在我前面还坐着标兵（首都民兵），标兵的前面还坐着解放军。好严密的保卫！

       终于，有人过来正式宣布，今天毛主席将要检阅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一阵热烈鼓掌之后，他宣读了等待检阅期间的革命纪律若干条，又强调了重点，可惜我一条也没记住。

       一会儿，有人过来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于是人们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造反有理》等。又一会儿，有人开始带领大家朗读《毛主席语录》。这样，整整一个上午，革命歌曲和语录反复交替。

       快中午的时候，又有人过来布置工作。这次是讲接受检阅时的注意事项，以及检阅时小红书的挥舞动作。这说明，检阅时刻临近了！接着，进行集体演习。期间，前面路段的演习过于逼真，让我们后面路段的学生产生误会，以为毛主席真的来了，大家轰然一下，全部跳跃起来向前拥挤，标兵们手拉手根本拦不住，我的眼前一阵黑暗，待大家缓过神来，发现我被压在了人们的身下，还好，没出人命。

       于是，有人过来向肇事者们发出严厉地批评警告，末了，叫我坐到了前排标兵们的中间。这回好了，因祸得福，我的前面只剩解放军，我从解放军战士的间距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毛主席啦，当时，我一定很激动……

        终于，一辆吉普车奔驰而来，我身边的军人和标兵立刻刷地全站了起来。这是前阵信号车，命令部队与标兵全力警戒，检阅车队即将到来。顿时，在场所有的人安静下来。在片刻的庄严之后，前方排山倒海的声浪涌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警卫车过后，第一组检阅车纵队过来。第一辆车上，毛泽东站立中间，前后左右坐着军人，他高大的身材特别显著，没戴军帽，头发灰白，没有笑容。

       这里，我想再重申一句，来到中国美术馆前的毛泽东，头发是灰白色的。

       当时，我一定也在拼命喊万岁，但十二岁的少女，心里不由地一阵阵惊诧：毛主席的头发怎么可能是灰白的呢？怎么和已刻印在脑海里的标准像不一样呢？“八一八”老人家接见红卫兵时的满头黑发哪儿去了呢？在纠结中，我的眼睛一直追着毛泽东，追着……

       如今已五十六年过去，我特地上油管（YuoTube），寻找1966年第五次检阅的纪录片。然而，纪录片上的老人家，头发依然是乌黑的，这真让我感慨，感慨人为的“神作”。漫长岁月，我坚信，今天能在记忆中保存下来的，一定是最刻骨铭心的东西！

      毛主席老了！毛主席怎么会老呢？！疑惑迷茫中，回过头，第二组检阅车纵队过来了。第一辆车上，竟然是刘少奇站在中间，他带着军帽，我觉得他神情黯然。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大鼻子，红红的，与清华大字报栏上的漫画极似。之前，我曾去了天安门，我看见，天安门城楼下的长安大街上，石灰水粉刷的大字赫然醒目：“打到刘少奇！”它占据了整整半个街宽，各类汽车在上面穿梭碾压。当时，他的夫人王光美已经被红卫兵打倒了，在清华主楼前，她头挂乒乓球项链的照片，正四处传开。

       十月，毛泽东发动全中国的红卫兵，向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发起了最强大的攻势。

       然而，那时参与其中且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们，又怎能料到，这股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风暴，最后会冲击到自己的家庭。几个月后，父母都靠边站了，我和许多红卫兵一样，红五类的身份被抹杀。

（五） 

       毛泽东检阅后的某一天，有一位女客人来石油附中寻访我们，见到她，荷蓉一反平日的文静，大声欢叫起来。原来是她们正在天津大学读书的大姐姐。大姐姐是大人，和蔼可亲的模样。她从天津过来，接两位妹妹过去，也邀请了我。

       10月下旬，我随着穆家姐妹们，到了天津，住进了天津大学的女生宿舍。宿舍的窗户正对着相邻的南开大学。此时，南开校园的文革运动，异常轰轰烈烈，红卫兵的大喇叭昼夜不停，闹得人无法休息。

       而深秋的北方，气温骤降，开始寒冷了。同时，让我更窘迫的是，口袋里，外婆给我的盘缠，只剩下最后五分钱。于是，我向大姐姐提出，想先回上海。她同意了，并送我到火车站，还执意要送我上火车。

       那是个傍晚。开往上海列车的车厢里，不仅没有座位，连行李架和座位下，都塞满了人。但车厢外的站台上，仍挤满了想上车的人，还有不少堵着车门的人。我可能来晚了，根本上不去。就这么，在人和车的僵持中，广播响了，告知大家，列车后方的行李车厢现在开放，请大家转移。一时，人流开始向车后方向涌去。大姐姐拉着我的手，也赶了过去。

       行李车厢没有台阶，眼前有一拨壮实的男生正在攀爬，大姐姐一把抓住其中一个领头的，大声向他央求，请他们带上我一起走，并措辞恳切地说了我的情况。忙乱中，那个男生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他先上去后，向我伸出手，将我拽上。我，心里一暖。

       这拨男生有六人，他们手疾眼快，在领头的指挥下，抢先占下了一方靠墙的有利地形。行李车厢昏暗，没有大窗户，也没有座位，只在一人高的上方，开了几个很小的窗口。地上也不平整，铺垫了细木格子，可能是为了预防行李潮湿或漏水。但人一坐上去，屁股会膈得生疼。很快，男生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了硬纸箱板，一块一块垫好，那个领头的男生，指着靠墙靠小窗口的那个最好的位置，示意我坐下。

       从上初中开始，没经任何人指示，班里的男生女生，突然地，不约而同地，互相之间都不说话了，谁开口，谁就要被同性们取笑。

       这是青春初期的特有景象。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对性有了意识，知道男性是怎么回事，女性是怎么回事，从内部生理器官到身体外形特征，朦胧又清晰。至于，两性之间该如何正常交往，却是一片盲区。尤其是在文革前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性教育，也没人告知一二，青春期那种奇特的感觉，大家只好藏在心里。我也是，男生一旦走近距离，身体就僵硬了，只会点点头或摇摇头，不会说谢谢，也不敢开口说话。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全没了，缩回到小女生的羞态。

       车厢里，我一直不敢与他们说话，目光也不知该安置到何方，但好奇怪，偶尔视线转悠，总是会撞上一对温和的眸子，就是那个领头的男生，长长的脸，直挺的鼻子。我想，他一定也在暗暗观察我。

        一个晚上，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没个准点。我不敢深睡，也不知怕什么。

       清晨，终于停靠在泰安站，大家都跳下去放风散步，说是看泰山。我身边的男生们也开始嬉笑打闹，只听见一个熟悉的磁性嗓音：“小心点儿，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哪！”嘿，领头的他，装着老成的范儿。

       那时，我的神经一定松弛了。领头的他，递来一个面包：“尝尝，赏个光呗。”

       我确实是有点饿了，便接下了他的馈赠。少男少女的交流便由此开始。

       于是，我知道了，这一拨男生个儿虽粗壮，但也是初中生，他们来自沈阳，是一个部队大院的孩子，这次打算去南京。领头的男生姓名“果人先”。于是，这个有点特别的名字，就留在我的记忆里了，一直到现在。

       没有后续的情感故事，在南京站大家告别的时候，他们哥们似的拍了拍我的肩，但我忘了说声谢谢。

       我只记得，回到上海的那天，一进家门，就闻到了外婆的菜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