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其实我的中学生涯开启的那一年是八七年，所在的班级九零二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小学时期的我生活在偏远的叫做东风又叫作凌云的乡下。（替我们村起名字的人一定也是一位有文学素养的人，乘上“东风”好“凌云”，这寓意以及意境很是雅致。）我们每日往返于山坡与田埂之间走到那个五六间砖瓦土坯混搭结构的小学校。现在想想那会儿我们那个小学校似乎加上幼儿园才有五个班级也颇有些奇怪，到我们那一级开始实行六年制，那么可能有时候不同年龄层的一些孩子要挤到一个班级上学。
       我上一年级时候大约是八一年，那一年的孩子特别多，似乎有五六十个。招生时候也刚好面临教师调整，我的父亲也在这一年回到我们村小负责启蒙这一界学生。如果不是父亲刚好调动可能我也在那一年上不了一年级，据说前面的那位老师很嫌弃学生太多，怕管不过来，让年龄稍微小一些的要延后到下一年再上一年级。因为父亲的缘故，那一年的适龄儿童塞满了一间大大的教室，基本上是三个人挤一张课桌，现在想想那场景也挺壮观了。
       父亲大约教了我们差不多两年就又被校长亲自跑到村小做大队支书与学生家长工作，承诺再调一位好老师过来而请去镇中心小学任课了，而我却因为要安抚村小学生家长的心而留在了村小继续学习。山村偏远僻静，美好与闭塞并存，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了六年直至毕业，这时候我所在班级已经大约只剩下三十几个学生，能上中学的也仅仅只有十几个吧。
       在那个还没有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时期，许多孩子小学没读完或者仅仅小学毕业就走上了社会，面对生活。近日在头条有一位网友说部队曾经有十四五岁的娃娃兵，一开始我有些惊诧，这会儿想着大约是那会儿小学毕业就走上了参军的路也有可能。仔细回想，这几十年我们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方面变化真的是很大很大，走入军营的也不可能再有那么小的娃娃兵，学历高的孩子更是有许多许多了。
       写了这么多小学生活其实我想说的是走出偏远山区到镇上上中学，我们也是经历了一番淘汰角逐，然后面临新的环境与生活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不适应。

          
二   

      那时候的我们应该都是在十三四岁年纪，我们的学校在白驿镇一座古老的寺庙里，早先的名字叫做“禹王宫”。这学校背靠着小镇主街区的电影院，正中间一座高大的殿堂可能以前有供奉神佛之类，我们去的时候反正是看不见神与佛了，记得常常有搭两张乒乓球台供老师同学们娱乐活动。还有一种说法是这儿曾经是一个大的戏台，曾经经常有戏班子在这儿演出。世事变迁，旧事都已作古，留下的都是传说了。
       这正殿两边各有一层两开间木质阁楼，被用作为女生宿舍，宿舍是那种用一层砖稍微隔开的地上通铺，铺上稻草扎成的草帘与凉席被褥就那么住进十几二十个女学生。同学们每个礼拜会回家一次，到校都会一人背一个小背篓。小背篓里面有衣物、书本，咸菜、粮食，到校后书本放在教室里，其他东西也就放在这简陋的宿舍里。我偶尔挤进同学的被窝里住过几次宿舍，夜晚悄悄地在被窝里与同学说话直到大伙儿都睡着了，我在暗黑的寂静里想着一些古老的传说，也有害怕得辗转反侧，睡不着的时候。
      为啥害怕呢？因为这样古老的寺庙宫殿总是伴随有一些传说，比如说寺庙都是建造在坟堆上，比如曾经有一位唱戏的女子在某一个地方悬梁。我姐姐说她的同学就听到过夜晚木楼板上徘徊反复的咚咚咚的脚步声，哀婉的叹息声。在睡不着的夜里想起那些鬼故事和传说更是让人惊悚。半夜如果想上厕所也是憋了又憋，实在憋不住了只得连推带拽叫醒要好的同学央告一起打着手电筒跑去十分钟以外的校园外的厕所。所以我说上中学也是一种生存考验，在磨练我们的意志和锻炼我们的胆量啊！
       好在我基本上是不住宿舍，而是晚自习过后走一段路过去我父亲小学校的宿舍住宿。那会儿学校给父亲分配的一个小单间还隔开成两个小屋子，两张床，一张书桌，还有锅碗瓢盆把一间房子挤得满满当当。好在我们烧饭一般都拿到外面过道里烧，并且大多数时候吃伙食团的饭，不至于油烟满屋。
       离家近的学生还有与镇上有关系的同学一般都不住校，而作为大多数的男生他们是没有专门的宿舍。教室里上课的时候就是教室，上课结束同学们就在地上或者把课桌拼起来铺上垫子被子睡觉。或者在教室外的过道里固定了一块地方当成地铺，这样简陋的生活说给现在的孩子们一定是没有人相信。而那时候的孩子们似乎欢乐多于忧愁，反而开开心心地笑口常开。夏有蚊子冬日寒，大约那时候的我们更容易适应自然环境吧，忧愁的只有学习上跟不上趟，然后没有一个好的成绩升学。
       我所说的教室是正对着大殿大约三十几米远临马路修建的一排三开间三层砖瓦结构的教学楼。而这大殿与教学楼之间是分列两边的古色古香的两层木楼，这些木质房屋一排大约是有三间房，几级台阶下去连着的又是三间加在一起可能有二十几间都成为了老师们的宿舍。
       我刚步入中学就在教学楼最右边的那间教室，教室不远的地方有教师们的小食堂，临街的最右边的窗户下可见一口一米见方的大水井。白驿镇是一个旱码头，这大水井那时候几乎是整个白驿镇的生命之源，来来往往有多少人在这儿挑水可以想象一下。上课时间有时候饭堂的缕缕香味扑鼻，有时候窗外大嗓门的大妈大婶儿闲聊故事清晰可见，这也是考验我们注意力的一些选项。
       九零二的班主任是赵洪波老师，他教我们什么我居然忘记了（经同学提醒才记起是教我们物理课），就记住了他那会儿大约四十几岁，头大大的，口头禅好像爱说“那么……这么……”我这样的学生就是比较Low的学生哈！哈哈！居然只会记住这些旁枝末节！
       一开始的数学老师叫做什么名字也记不得了，倒是后来的校长夫人赵文秀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戴一副黑框眼镜，对学不好的同学会揪耳朵，揪眼皮或者扯头发。她的这些惩罚似乎更像一位母亲，好像我也被揪过耳朵，但是我还是学不好数学，这也是让人难堪又毫无办法的事。
       赵老师对学生严苛，对他的儿子管理那就是看着心惊肉跳了。她的儿子与我们同班，皮肤白皙，长得与校长一样帅气英俊，不过也是一个调皮捣蛋的货。那时候经常见赵老师拿着棍子打得冯三娃（他的真实名字叫做冯炎琨）上窜下跳，那场景活脱脱一场武打大片，让我们又惊悚又好笑。其实现在想起来父母对儿女的期待，这种武打大片方式也是一种温馨和情感互动，当时可能我们不能接受，而在许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就只剩下释然和追悔莫及了。我想没有哪一个父母、老师打孩子是想着把孩子打坏。把孩子打伤打残的只有个别极端，思想有问题的人才会做那样的事。如今有出台惩戒教育试行方案，对于调皮捣蛋不听话的孩子还是很有必要惩戒，也对教师的惩戒方式有一些规范要求我想这也是很有必要。
       教我们语文的戚大法老师也是让我记忆深刻的老师，我喜欢他上的语文课，这与我爱好文学有关也与他上课确实生动有趣，知识点丰富大有关系。我曾经在另一篇文字里有专门写过也就不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