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红雪莲》后记

       现在是2017年2月底，手机显示在天涯区，我在三亚的木棉椰风里，在凌霄与云彩之间的阳台上晒背，品尝莲雾释迦，发呆，四下张望。
       某个夜晚，听见雨声，挑了帘儿，俯瞰园景，原来是人工喷泉。一抬头，看见了雪山，洁白连绵，巍然屹立。愕然中，仔细辨析，并非雪山，而是崇山峻岭般的白云。云山也在流动，只是滞缓一些，静谧一些。云山与云山之间，是不规则的空阔，空阔呈黛色，没有星星，也无月亮，则有天光。
       我坚信，夜空一定有星星，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成群结队，纷至沓去，那个地方，我不想说。
       或躺或卧，看藕荷色的窗帘逸动，无数的浮尘颗粒在光束中鱼儿一般游走，有的竟闪闪发光。倏忽间，想起广袤的大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生命中经历的众多男人和女人，依然在雾霾与冷风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西藏的空气中有尘埃吗？
       摇摇头，眨巴着眼睛，对心说，西藏的空气当然纯净，但又犹豫，眼睛见到的真实，与想象中的存在是有区别的。这属于哲学范畴，我无力判决，也不想纠缠。
       喔，怎么又想起西藏了。我得屏蔽所有与西藏有关的信息，思绪，哪怕一点点联想。
       常常地，穿了浴袍，散着长发，穿着凉鞋，走进绿荫里。棕榈疏密有致，长叶点点，彷佛曼妙的垂柳。榕树独木成林，气根飘飘。木棉鹤立鸡群，染红半边天。最常见的自然是红树，根系发达，盘根错节，树树比肩。海南多红树，也是到三亚以后才知道的，水边滩涂，处处皆红树，既能防风固沙，又为鱼虾蟹和鸟类提供了良好的繁衍生息场所。
       面对此情此景，总会思考一个问题，这里的山川真热闹呀，没有一寸寂寞的土地，插根扁担大概也能长成树。而有的地方，同样是一国之土，同样在边疆，却冰天雪地，亘古荒凉，插根柳树立即会变成扁担，扁担也不会长久，风雪一冬，化为灰烬。
       我在蔗田稻香里，流连忘返，惊诧复惊讶。
       走过芭蕉，越过三角梅，绕过大小不一，曲直不等的泳池，最终是要到美食街的。似乎所有的春夏秋冬，生命历程，喜怒哀乐，都是为了这一件事。
       的确，我在回避，在逃离，在忘却。
       历史又不是电脑里的文件，树上的鸟巢，删除捣毁就算结束。
       那一切能丢失吗？那是我的青春记忆，是我十多年的所有经历，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个十多年呢。我把我的风华正茂，风华正茂中的激情飞扬，激情飞扬中的才华锦句，全都给予了那方高寒之地。
        那就是我的西藏，流淌在血脉中的雪域情怀。
        第一次决定去西藏是2001年夏季，购买机票的时候我被告知，西安到拉萨的航班天天爆满，青藏铁路已经开工，大批技术人员赶赴西藏。只好飞往乌鲁木齐，打算从新疆转机西藏，这个计划自然落空。几年以后我才得知，新藏天路连雄鹰都难逾越，何况一架飞机。当然，再高的雪山也难抵挡人们对蓝天的向往，十多年以后，喀什到阿里正式通航。
       2003年8月，第一次进藏，从西安乘火车到格尔木，再搭乘越野车到拉萨。夜宿沱沱河畔的小客栈，我被满天的繁星震撼，头顶，肩膀，指尖，睫毛上，无处不闪烁着星星，银河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那一夜，几乎无法入眠，头痛，恶心，呕吐，紧随其身。
       围着牦牛粪炉子等饭吃的时候，端饭的女孩子手里端着饭碗，眼睛却瞅着比碗大不了多少的黑白电视机。催得急了，快走几步，端一碗递过来，不催不问，便双手端碗，取暖一般，偏着头喜滋滋乐呵呵。有人说怎么连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咋做生意的。立即遭到一位资深旅人的反驳，在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洪荒之地，有碗热乎面条吃就不错了，人家这是积德行善，别用内地人的观念要求藏族人，况且她根本听不懂汉话。
       我便多看了女孩子几眼，对她充满了羡慕和喜爱，藏族人原来这个样子呀，皮肤黢黑，脸庞黑中透红，从容自在，祥和欢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样子。而我们的脸上，除过焦虑欲望和失落，就是得意狂妄和傲慢。
       2006年7月从成都出发，过了雅安才知道从成都到拉萨两千多公里，不出意外的话需要六七天时间。当时我穿一套单薄便装，包里只背两件内衣。每天晚上停车后，最先背上轻便小包，双手插在裤兜，瞪大眼睛看同行者从车上卸下大包小包，汽车尾气直冲小腿肚子。终于有人发出惊叹，你怎么连一件装备都没有呢，这个样子也敢走川藏线，简直是天方夜谭嘛。
       就是这一次，我不但到了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还沿途写专栏稿发回内地。每天傍晚找好住处以后，驴友们还在吃晚饭，我就独自走街串巷，四处打听网吧在哪里。理塘在地图上有另一个名字高城，从理塘的网吧出来，天空飘着雪花，我请网管送我，小伙子把伞举过我头顶，自己则远远地侧过身子，快到旅馆门口，直奔过去，夸夸踢那卷闸门，余音缭绕中，小伙子已经消失在无尽的风雪夜。在巴塘的网吧里写完稿子，大约凌晨三点。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和煦温暖。一袭绛色袈裟走在不远处，我顿时平静下来，惶恐与惧怕烟消云散。我走在后面，他走在前面，整个世界似乎只有我们两个人，百灵鸟不鸣，杜鹃花不艳。忽然，我觉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黄昏去会情人，黎明大雪飞扬，莫说瞒与不瞒，脚印已留雪上。喔，他不会是仓央嘉措吧。
       在横断山脉深处的左贡县城，一个小时就写完了稿子，发送一个多小时还是发不出去。深夜的网吧热闹非凡，打游戏的，骂架的，唱歌的，喝酒的，吐沫星子在头顶飞来飞去，藏刀在眼前晃来晃去。我问网管有网速快点的地方吗？答曰，有的，在地区。地区在哪里，地区在昌都。多远。不远，开车四五个小时就能到。
       当时我哈哈大笑，四五个小时还不算远，这是什么鬼地方呀。
       在拉萨街头，晚上十点多还有兜售皮带帽子的吆喝声，长长的杆子上挑一只昏暗灯泡，火锅热气升腾。这个场景令我无法挪步，几年前的此时此地，街头一片宁静，所有亮光来自月亮和星星。
       西藏一定发生了什么，青藏铁路为西藏带来的变化竟如此巨大。
       然后，一路西行到了阿里，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走过千里羌塘无人区，愈加觉得那次大笑多么浅薄。辽阔无垠的藏北大地，几乎只有三种颜色，连片的褐色裸石，白雪皑皑的山巅阴坡，河流湖泊岸边的苍茫牧草。同样是草，内地的草娇嫩水灵，与传说神话有着不懈之缘。藏北的牧草却沧桑凛冽，刚冒芽就像中年男女，肩负沉重使命一般，既便是这种牧草，也不是随处可见。车行数日，就没有见过一株高过脚踝的牧草，更见不到树木。一天又一天，见不到一顶帐篷，偶尔邂逅一位牧羊女，兴奋得互相招手，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汽车一会断了钢板，一会陷进冰河，一会遇见狼群。终于到了县城，所有人靠买水度日，整个县城没有一辆出租车，只有到靠近那曲的县城，才有几辆出租车，每见到新绿的出租车就亢奋得大呼小叫。
       这里不适合人居，为什么还生活着众多藏族百姓和外来者呢。
       一位教育工作者指着惟余莽莽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的地方还属于争议区，边境上如果没有边民居住，多年以后这地方可能就是别国的领土了。
       我暗自思忖，这里长冬无夏，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连一棵树一株草都不长，人怎么生存呀，这些边民牺牲太大了，祖祖辈辈，与飓风雪山为伍，孤寂一生，穷困终老。
       脑海中，第一次冒出边疆这个词。边疆，原来不仅仅是名词，而是真真切切的动词，一生一世，从出生到老去，当地人，边防军人，援藏者，千千万万，芸芸众生，流水般来到边疆，来到西藏，目的只有一个，稳定边疆，建设边疆。边疆稳定了，内地才会繁荣富庶长治久安。
       当我翻过一座又一座雪山，爬过一条又一条沟壑，终于俯瞰到喜马拉雅山脉褶皱深处的一个县城时，有人指着荒芜中的小城对我说，这个地方原本没有树木，有位县长从新疆带回了白杨树苗子，几十年过去了，县城终于有了几十棵白杨，风过时哗啦啦响，那声音真醉人噢，这是方圆几百公里内唯一的树木，许多人骑马步行几天，专为看一眼树木风采。
       我问县长在哪里。对方说，退休后回上海了，听说回去以后也不适应上海生活，年轻时来到西藏，为了修通从县城到阿里地区狮泉河镇的公路，带上锅碗一走数天，翻山越岭勘察路基。一个春节，发现他不见了，四处寻找，原来他在丈量一个沟坎。老县长也不容易，从参加工作到退休都在西藏，同事朋友全在西藏，夫妻长期分居，得不到家庭温暖，也照顾不了妻儿老小，回到上海多孤单呀。
       有一次，我请一位当地官员帮忙寻找从阿里到拉萨的长途汽车，他是一位藏二代，父辈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较早一批援藏者，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曾经有一位知识青年，从内地千里迢迢来到西藏，有关部门希望他留在拉萨工作，所有部门任由他挑。可他希望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就把他分配到藏北一个县当老师，校园里第一次响起了二胡笛子声，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热闹，两个月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那位老师也不知去向，有人到内地打探过，一点消息都没有，感觉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西藏。
       记得非常清楚，听完这个故事，我俩相对而立，哈哈大笑，高原阳光照耀在脸上，刺得两只眼睛不能同时睁开。
       在西藏自治区驻内地一家干休所，我拜访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西藏。他面容慈祥，靠滑轮支架行走，听力和口语都不错，我把自己的作品《阿里 阿里》双手递到他手里，他摸着四个大字，嘴角抽动，眼睛亮了一下。我说，中央医生，我来看你来了。他望着我，看了许久，脸上忽地腾起笑容。
       那一刻，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在不同场合听过他的故事和传说。他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役，新中国成立不久，随一支中央医疗小分队从北京到阿里，原本援藏时间为一年，为了工作需要，往后的几十年都在西藏度过。由于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生活，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终身未娶，却抚养了多名孤儿。
       十多年间，数次进藏，经历见识了许多。一个黄昏，我在狮泉河镇街头拦车，想到因为气温升高，冰雪融化河水暴涨，造成泥石流灾害的现场探访。一辆私家车戛然而止，问我是不是陕西来的作家，我反问他怎么知道。对方说，阿里这地方平时很少来陌生人，好不容易来了个女人，还是内地女人，不出三天全城人都知道。我说自己的确才来了三天。
       由于西藏幅员辽阔人烟稀少，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通常四五百公里，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动辄上百公里，翻雪山蹚冰河是常事，之间还没有班车，加之物价昂贵，食宿困难，经常得求助各方面的人。一次我被安排到一家能洗热水澡的旅馆住宿，尽管洗澡水如同老年男人撒尿，滴滴答答连不成线，依然感激不尽。刚住下就被请去吃饭，亢奋激动地吃过饭，有人对我拉拉扯扯，说我送杜老师，我要把杜老师送到床上。我举起手机求助熟人，对方夺过我的手机摔到地上，机身和电池纷飞两地。次日清晨，还处在高原反应期，服务员打来电话，让我马上退房，立即走人。
       我带上所有行李，站在街道上，身旁就是万岁山，仰望嶙峋的山峦，寸草不生的烈士陵园，陵园里不仅躺着解放阿里的烈士遗骨，还有孔繁森的衣冠冢。一只雄鹰从狮泉河以南飞向昆仑山方向，那一刻，我哇地哭出了声。哭了几声强行止住，哭泣伤神也伤身，更需要足够的氧气，在这空气稀薄的万里碧空之下，嚎啕大哭是件极为奢侈的事，一口气上不来倒地身亡庸常如水。
       由于我一向拒绝歌功颂德，不为强势者书写哪怕一段文字，自然不受一些人待见。曾经有级别不低的人恐吓我，说小杜呀，我得帮助你，你知道你给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带来了多大麻烦，给陕西省人民政府带来了多大麻烦。我说我的手机可以录音，对方的口气立即微弱下去。
       第一次讨饭，实在有些难为情。那是从神山冈仁波钦下来，口干舌燥，肚子饿得咕咕叫。全身上下除过一根登山杖，一个空空如也的背包，连一个雪团都没有。正在我发愁怎样才能填饱肚子，走完后面的几十里夕阳土路时，发现几个藏族人正围在荒滩上吃肉干喝酥油茶。迟疑了一会，还是走了过去，连比带划，并说能买一点食物吗？有人听懂了我的汉话，把一条风干的生羊腿递给我，还摇摆着手，意思是送给我的。我抱着讨来的生羊腿，面对高高的冈仁波钦雪峰，嚼得有滋有味。
       往后，无论在寺庙还是村庄，藏西还是藏东，经常能讨到饭吃。一位藏学专家对我说，藏族人的理念中乞讨与布施对等，这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位藏学专家，几年后在欧洲讲学的时候去世，只比我年长几岁。
       非常感念有机会接触公益慈善领域，特别是西藏公益慈善，我随志愿者一起四处走访，过县进村，救助大病儿童，将他们送进拉萨医院，送往内地的火车和飞机。回到内地，我把在西藏的所见所闻讲给众人，尽微薄之力宣传西藏，得到了爱心人士的支持，有人因此走上援藏和支教之路，捐款捐物属于常事。有次我在西安讲座，一位老师当着听众说，几年以前，杜文娟脸上布满惆怅嫉恨，现在满脸都是温和友善。
       这位老师的评价一点不过分，西藏的确赐予我宽容和悲悯，这种变化以经历死亡和无常为代价。
       人到中年，自然要思考过去展望未来，希望对前半生有个总结，对十余年行走西藏做个交代，用一部长篇小说完成这个夙愿，是我多年的心愿。一旦要付诸行动，发现这一工程浩繁庞杂，掌握的素材只是冰山一角。
       那位被当作笑谈的知识青年，是怎样来到西藏，又是什么原因当了逃兵。九十多岁的中央医生，几十年间在西藏经历了什么。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段历史，其实就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多年的历史，这段恢宏的历史星空中，几代内地人在青藏高原如何生存，与藏文化藏民族发生了怎样的交融与碰撞，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便有了柳渡江和老白的形象，那个非正常女人南宫羽，自然有我的影子。尽管是小说，虚构想象和感觉是主体，但历史背景必须严谨，细节一定得真实。为此，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众多学者专家，土生土长的西藏人，老西藏，藏二代，援藏工作者，边防军人等等。随着走访的深入，逐渐发现生活工作在雪域高原的人，有着共同的品质，牧草样的生命，雪莲花般的精神。普通坚韧，生生不息，给人力量，使人坚强。为了确定雪莲花是否与杜鹃花生长在同一植被带，醉马草疫苗是个什么样子，喜马拉雅山地与羌塘无人区的气候植被食物装束，动物间的食物链等等，每一个细枝末节都花费了我大量精力和热情。
如此算来，素材准备远远长于伏案写作时间。
       2014年11月26日清晨，洗澡沐浴，播放仓央嘉措的《那一天》，点燃藏香，香炉是红色的莲花瓷盆，藏香插在藏香上，前一种藏香是尼木藏香，后一种是藏医院一位老师送的粉末状藏香，立着的藏香快燃尽的时候，粉末状藏香呼呼燃烧起来，整间书房烟雾弥漫，赶紧用水泼熄，这一刻，我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
       前面数月写得比较顺利，越往后烦躁越重，亲人重病，体力透支，小说人物命运沉浮，三股力量撕扯我，使我焦虑不安，身心疲惫。我对一位鲁院同学说，什么时候写出好作品心就安了，她说你心安了，就写出好作品了。
       还是没有支撑住，有好几次，趴在沙发上，呼唤着离去的亲人，祈求他们保佑我写完这部作品。有一次去给学生讲课，终于脱掉家居服穿上正装，走着走着，裙子莫名滑到胯部，赶紧找来别针收腰，讲到中途，再次滑落。一位熟人说，杜文娟咋搞的，瘦得都变形了。在药店买完药顺便称了一下体重，发现不到九十斤，小说没写完，体重怎么就减了十多斤呢。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的确如此。
2017年春节前两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九日清晨，我将长篇小说《红雪莲》全文发给杂志编辑，留言中写道：这一刻，我点燃藏香，听着仓央嘉措的《那一天》，给你发稿子，这份邮件对我是多么重要。点着尼木藏香，听着佛说，是整个写作《红雪莲》的常态。十年走访，四年书写，为了一朵雪莲花开。此时此刻，却是如此纠结。昨天才知道，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日，我得买年货了，首先得买一把挂面。
       清楚地记得，点击发送键以后，再次潸然泪下。
       所好，一切都过去了，当又一个春天来临，来到南海之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经到了小鹿都要回头的天涯海角，还能干什么呢，只能写后记呗。

        2017年2月至3月 于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