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可红

每年春天，当雷声和雨水走过屋顶，我家的春笋就削尖脑袋，兴高采烈地钻出了地面，它们在白天生长，也在夜晚生长，不时发出“哔剥”的声音，像是在为自己鼓掌。在掌声中，我少年时期的春天清晨从半夜就开始了。
晚上12点，我就跟着父亲起床，在15瓦的灯光下，帮他把浸在清水里的笋捞出来。我的挑担工具是一根勾头扁担，两只小篮子。笋得挑到四十里路外的县城，我家惟一的手电筒在父亲的背上，我必须亦步亦趋跟在他的身后，凭借着微弱的光亮和感觉向前走去。
先前的十五里路，每走五里就有一个路廊，到了路廊可以把担子放下来歇一歇。一歇下，父亲就把手电熄了，点起一根劣质的香烟。父亲在沉默中抽完一根烟，就站起来，想多歇一会的我只好无奈地跟上。
走了大约一半路，我便不太跟得上父亲的步伐，肩上十几斤的担子有了山的重量，双腿慢慢灌满了铅。父亲停下来，看看我，默默地把我篮里的笋拿过去一点。
我最喜欢走的一段路是堤坝路，走完就到城里了。堤的两边是茂密的竹林，走在被踩实的细沙路面上很舒服。这个时候，父亲就不再等我，他甩开膀子往前快步走去，希望能在菜市场上占一个好位置，这样能把笋卖个好价钱，又能早些卖掉。我一个人孤独地在堤坝上，觉得腿早已不是我的了，迈开的只是信念。天蒙蒙亮的时候，走到城里，可怕的是到菜场还要走过一段长街，后来我知道那段路其实只有千米左右，但在我眼里要胜过我走了半夜的路。等到看到父亲，他把我肩上的担子不费吹灰之力地接过去，我已几近虚脱，一屁股坐到冰凉的地上。
卖完笋，父亲会买一碗馄饨和一笼包子给我吃。回去的时候轻松多了，空担子由父亲一个人挑，路上也就不再歇息。对我来说，除了疲劳，最难抗拒的是睡眠，于是父亲不断地和我讲话。
他说，两百多年前，有两个人路过我村里，那时还没村。其中一个人低头去系鞋带，等另一个回过头来去看时，只剩下一只鞋带散了的鞋子。父亲嘴拙，本来可以讲成一个故事的情节，他只能讲寥寥数语。我问他那人去哪里了。他说被老虎吃了。我回过头看一眼，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我的村庄在一个高山上，建村的历史不满两百年，村里通到外面的路有四条，距最近的公路十五里，有一半是陡峭崎岖的山道。于是拥有像《水浒传》里“神行太保”戴宗那样一双“日行六百，夜行八百”充满魔力的鞋子，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我的梦想。那样，我去城里卖笋或去公社里挑米，就不再是劳作，而是玩乐了。
梦想没有实现是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我小学毕业以后竟然考上了区里的重点班。我去区里的中学报到时，父亲挑着我的行李，一路上高兴地和认识的人打招呼。到了学校，帮我安顿好，就一本正经地告诫我要为自己好好读书。他说，书读在肚子里，水冲不走，火烧不掉，将来还会有一份不用走路，不用日晒雨淋的工作。
我站在校门口，目送父亲走过溪上的石桥，在盘山公路的尽头矮了下去。回到宿舍，我暗暗发奋了一下，憧憬着不用肩挑手提地跌跌撞撞走在无尽路上的日子，心里有难以名状的喜悦。
村里读中学的有十几个，除了我，其他的人都在公社的中学念书。他们也都是寄宿生，和我一样，每星期六放学以后回家，星期日返校。村里到公社，五里路，到区里则有十五里。他们结伴而行，早早到家时，我还在漫长的路上孤独地行走着。天将晚未晚，山谷里没有一个人，因为寂寞使我有些害怕。我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声唱歌，从“万里长城永不倒”，唱到“我的故乡并不美”、“我低头，向山沟，风沙茫茫满山谷”，还唱越剧的“只见你，昏昏沉沉倒路旁”。合着山涧的流水声和偶尔的鸟鸣，自以为唱得声情并茂，只可惜会唱的歌太少，只有寥寥几首。一轮唱完以后，就开始重复，一直唱到村口为止。
由于我对文学的热爱，影响了学习成绩。为了能考上重点高中，初中二年级复读了一年，于是来回三十余里路，一直走了整整四年，也不知道穿破了多少双解放鞋。虽然考上了城里的高中，却不如内心所愿的那所。最后，更没有成为父母期望的大学生，而在城里成了游手好闲的文学青年，以滑稽的方式表面上实现了父亲曾为我描述的人生蓝图。
十数年来，我终于改变了走路高高抬腿、重重落脚，大步流星的习惯，还努力学习城里人的讲话口音。村庄离我这个伪城里人越来越远，只有那条崎岖坎坷的山间小道一直横亘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前几年，村里终于开始造公路了，古稀之年的父亲，还常去做工。一年半前，毛路基本修成时，他却被查出是胃癌晚期，离开了村里，住到了我在城里租住的房子。有半年时间，他与常人无异。在城里，相熟的人少，他每天惟一能做的就是在街上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回去。等到他无力下楼，就拿一个椅子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道路沉默不语。最后的几个月，卧床不起时，我问他，是不是送他回村里，他摇了摇头，只是叫我在杭州安心工作，对他不要过多挂念。年后，先是讲话口齿含混，后是不能进食，腹胀如鼓，他才叫我妻打电话让我回去。
当我连夜从杭州赶回去时，一场大雪不期而至。第二天是新年第一个难得的晴天。我叫了救护车，把他放在担架上，和妻守护在他两侧，不时地叫驾驶员开得慢些、稳些。意想不到的是，最后五里父亲参与修建的路，车子无法开上去。我借了锄头和铲子，铲一段路的雪，然后把车往前推一段。我知道只要把车推上坡，剩下的那段比较平缓的路应该没什么问题。谁知一边铲雪一边结冰，我只好无可奈何地放弃，在邻村叫了五个年青人，把父亲的担架放到了他们肩上。
时已日暮，村子在西边，我们跟着落日走去。路上全是积雪，路边有许多很粗的冰柱。我提着装着父亲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的袋子，奋力走着，走得满头大汉，开始有东西在内心里狂奔。
到家三个小时后，在我们的注视下，父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形销骨立的父亲被抬到一块木板上，面容似乎安祥。我坐在边上，一如守候在他病榻之侧，看妹妹强忍住眼泪把一双崭新的袜子和鞋为他穿上。妻告诉我，父亲惟一的希望就是病好了，能自己走回村里。走，走，走了一辈子路的父亲已经把行走看成是生命的象征了，只是从此以后，他的新鞋上再也不会沾上浮华人世的尘埃。
办完父亲的丧事，因为连续的几个晴天，雪全部化了，村里的公路又能通车了。下山时，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坐在车上，看着新路下方那条落满碎石正在走向死亡的老路，无端地想起了父亲给我猜过的两个谜语。一个是：高高山、低低山，高高山上有样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傍晚用三条腿走路；另一个是：奇怪奇怪真奇怪，日里满棺材，夜里空棺材。
第一个谜底是人，第二个是鞋子。父亲被鞋子载着，不断地在路上行走，像川流不息的河中的一滴水，从此岸到彼岸，最后和一条乡间小路一样消失在青草丛中，回归永恒的自然。
一个多小时后，我就回到了城里，看着车来车往，似在一场梦中，一句已故天才诗人海子的诗突然冒了出来：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