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悄悄在14岁那个春天起航，美好的春花秋月慢慢地在内心绽放，明朗起来。
那个春天，省歌舞团来学校招生，我背着父母报考，过五关斩六将一路通关，到最后招考老师遗憾地告诉我，孩子，你声线好，灵敏度高，感觉不错，可你的关节告诉我，你长不过一米六，上舞台是不行的。母亲知道后，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京剧演员的母亲因为文革期间被迫下放土家山寨，近20年失去公职，出于母鸡护小鸡的本能，她是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再受那般苦的。我曾经无不恼火地埋怨母亲遗传给我的身高：哪个让你长得像个鸡大嫂的。
那年岁末，雪花飘舞占满了枝头的一个上午，我在课堂上望着窗外发呆，内心里却千军万马奔腾不息。当天下午，我把那一天大脑里冥想的东西都变成了文字，一个一个地填进作文本格子里，放学后爆胆跑到语文教研组交给了语文老师“田老先生”，之后一整夜惴惴不安，等待天亮后听老师的呵斥。
第二天一早进教室，所有的同学都拿异样的眼光看我，班长说你快去语文教研组，田老先生找你。我想这下完了，准备挨批吧，命题作文不写，交上去的却是自己命题为《两颗少女心》的胡思乱想的文字。推开语文教研组的门，全校的语文老师都在好奇地望着我，田老先生欣喜地奔过来吸吸他好看的红鼻头高叫：“哈，看啊，我们的小说家来了！”老师们一下围过来，问这问那，我被问懵了，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脸唰唰唰地红了，因为不诚实，在作文里作了假，写的都不是真事。田老先生很高兴，他拍着我的双肩：“好，好啊！这就是文学创作啊，你有天赋，将来一定会成为作家的。”多年以后，我知道了文学的确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从此田老先生特别青睐我，推荐我代表学校参加各种级别的作文比赛，老师们还把我写的作文拿到高年级去朗读，还被展示到大街上的宣传橱窗里。在田老先生的鼓励和引导下，我的文学梦萌动，发芽了，我不再沮丧地去想我的舞蹈和歌唱梦了。我不喜欢参加同学们的活动，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想事，喜欢一个人读书，沉浸在书中人物的语言、个性、故事里，大量地阅读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喜欢一个人写写划划，把想好的话写在纸上，把山上的花草树叶采来夹在书里，等干了以后用胶水粘在那张写着我想好的话纸上，如是，乐此不疲。无论上什么课，我都爱走神，爱胡思乱想，没有一堂课我是认真听完的。唯独语文课，我瞪着双渴求的眼睛像条贪吃虫，我对文字的理解和琢磨甚至强过田老先生，他也经常在课堂上叫我起来回答我那些任性而不规范的想法。可以说在文学的启蒙之初，田老先生给了我一块放飞心灵的青草地，多年以后，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写了篇《田老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当地报纸副刊上，至今觉得人物刻画入木三分。
15岁那年，我以童年跟随父母到土家山寨去生活所见，写了一位受歧视的老知识分子因为政治原因受村民和家人歧视，独自生活在山洞里孤苦无依，大年三十死在大雪掩埋的山洞口的故事，那篇叫《旧梦》的小说在田老先生的帮助下投稿并发表在《少年文艺》上，从此开启了我文学征程的新天地。
我以为，一个写作者是有“身世之感”的。印象中女作家萧红有，张爱玲有，三毛有，虹影有，陈染也有，尤其是这些人童年的身世，对其创作影响较大。我父亲是水利工程师，母亲是位京剧演员，这样的家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不好过的。在学校，我常常被人欺辱，在社会上，常常遭人白眼，加之经济上的贫乏，物质上的匮乏，如此家庭环境和成长背景让我的童年和少年充满了忧伤和孤寂，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孤独的灵魂是注定要走向文学的，这话在我的身上得以验证。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让小小年纪的我感觉到了命运的无奈。尤其是作为社会底层人物，那种无法把握命运的无奈更甚。我自己是个小人物，清楚小人物的心理，一旦走上文学路，我关注的就是小人物。这就是我的“身世之感”，这也是我日后在写作中关注小人物的心理因素。
有一个童年时期的生活图景，它纹身一样地烙印在我心上。那就是父亲永远都呆在黑暗的屋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的烟卷，袅袅缠绕的青烟，忽明忽暗闪烁的火星和父亲充满思考的头颅，定格成了一幅剪影。在我童稚的眼里，父亲活在一个长长的黑洞里走不出来，父亲有着“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做派，是一个被清高、饮忍、抑郁、悲愁、正直、善良、责任纠缠得体无完肤的人。”（我的散文《父亲树》中对父亲的描述）,那张深深烙印在我童年及少年心灵上的生活图景，无疑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生图景。他们经历那个时代的各种苦难，无法开脱的生活矛盾与那个时代的近乎痴迷的理想教育在他们心理不断地冲撞，他们忍受着时代带给他们的生活上的磨难和灵魂上的拷问，他们内心小小的悲愁无法抵挡社会浩荡的洪流。
一切皆是命运使然,你难以逃脱宿命。宿命贯穿整个世界，尤其反映在小人物身上，显得更强烈更真实。人来这世界走一遭，他的“结论”是早就下好了的，我们感受的不过是那个喜怒哀乐五味杂陈，向死而生的过程，故此，死也是整个人类和生物的宿命。我的作品中，有太多结局都是“死”，一死，故事便戛然而止。我以为悲剧的凄美才是文学审美中的最高美学境界，纵观古今，流传最久远的佳作都是悲剧，比如红楼，比如梁祝，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的审美更能深入人心。
整个的少女时代，从14岁那年的春天报考歌舞团被母亲臭骂后，我打消了自己的文艺梦，开始悄悄地做起了文学梦。那是一场不自觉而无法节制的狂热梦想，当父母发现我做上这场梦以后，想尽一切办法竭力反对。那是个讲究实用学科的年代，文学艺术意味着没饭吃，或者吃青春饭，我们的一切学习都要围绕着将来的饭碗着想，我有此等狂热的爱好意味着将来混不得饭吃。父母像挽救失足青年一样地不许我看文学书籍和杂志，偷偷地没收了杂志编辑和创作函授老师给我的来信，同时他们准备高中分科时让我报考理科。被监视，被压抑的反作用力自然就是爆发，表面上我答应了父母的一切要求，维持着一直以来家庭的乖乖女形象，背地里我却坚定自己的信念，不折不扣地偷偷捣鼓着我的小说。后来，终于满足父母意愿去外地上学，学的是电气专业，我却像嫁了一个不爱的男人一样，每天偷偷和自己的情人幽会，学业期期补考，小说却越写越入迷。一个假期回家，发现母亲扣押了我一封编辑商量修改小说稿的书信，时间过去了整整一个学期，一切都晚了，我压抑的情绪总爆发，和母亲大吵了一场，我把多年的不满都发泄出来给父母了。那一场轩然大波后，我和父母像是有了默契，从此以后不再提这事。
现如今想来，父母当年是多么地英明，如果任由我发展，我现在还能悠哉地坐在电脑前写这些文字吗，恐怕早就被生活的窘迫逼得焦头烂额了。对于“老人言”，多年后你才会有深刻体会，艰难险恶得生活会亲自告诉你。
我没有减轻对文学的热爱，且更甚。糊糊弄弄毕业有了自己的职业，心理环境对我来说相对宽松了，我在文学创作的天地里自由飞翔起来，开始从自发创作慢慢地走向了自觉创作。时代步入90年代，我越来越喜欢捣鼓乡土题材，我写小说的手法越来越圆熟，大量得散文创作也扬帆起航。有一年在山里召开笔会，我写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乡村女人和她两个男人与一条狗的故事，创作的激情高涨让我感觉酣畅淋漓，在林场晚上十点半就要停电的情况下，我竟然打着手电，忍受着蚊子叮咬，写到这个女人死去的男人的灵魂附在猎狗身上与后来的男人打架时，我害怕得半夜里兀自在黑暗中大喊大叫。这样的作品自然得到了大杂志的青睐，最后发表在《湖南文学》杂志上，记得本地一个书商小黑板在小店前做广告，据说这期《湖南文学》在他小店很有卖相。
《湖南文学》杂志的主编、副主编都曾来到我们这个小城，趁活动间隙辅导过我修改这个中篇，责任编辑黄亦鸣（如今《小溪流》的主编）因此长期和我通信，多年后我们在省作协的一个笔会上惊喜相遇，后来还成了好朋友。前两年我患病，她竟在去西藏前从省城跑来探望我。那是怎样一个文学最纯净最繁华的春天？编辑和作者的情谊如此这般，让现在的写作者难以置信。
终于，父亲给我买了一套上下本《文学描写辞典》送给我，我接过书有点辛酸地笑着说，这书买得太迟了，我已经用不着了。终于母亲把我的书一本本地带给她的老戏友时骄傲地说，这是我女儿写的书。父母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妥协了，但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一个外表看似弱小的女子，其实内心一直坚韧强大，这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子一直暗地里可劲地在与时光对峙，最终她似乎赢了。
身心充分自由后，文学便成了我敞亮热恋的情人。整个90年代中后期，我开始因为文学创作走向外面的世界，那时候全国各地赛事颇多，且主办方都很严肃认真，我热衷于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获奖后往往被邀请前去参加颁奖活动，既能获得丰厚的奖金，还免费参加旅游和讲座活动，且与全国各地的作者交流，向大家名家学习。印象最深的是参加《人民文学》《光明日报》在北京香山和《散文百家》在北戴河的笔会，还有《中国作家》《女友》的西安颁奖笔会，让我感受颇深，收益多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因此视野更开阔，心胸更宽阔，交游更广泛，文学视野的开阔，创作更加坚定了方向，我也以文学创作和参加比赛的方式游遍了大半个中国。
那时期，我安身立命的电力系统，其企业文化空前繁荣，报纸、杂志不少，文学园地也不少，小到刊发作品，召开副刊笔会，大到举办作品比赛活动，特别是五年一届的全国电力文学作品大赛，以及文艺奖励政策，时时都在鞭策和鼓励我大展身手，上天是不亏待任何人的自尊心和努力的，我的业余文学创作自然也是风生水起。
然而步入新世纪，文学起初还只是酒醉乱步，到后来随着电子资讯无限迅速的发展，简直就是乱了阵脚乱了性，太多人开始东方狮醒拿文学追名逐利捞金捞位。而许多真正认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倾尽心力却成不了气候，养不活家小。在文学的江湖中，突然就有了那么多让人难以趋同的游戏规则，当一个编辑打电话让我出1500元发专辑的时候，我放下电话悲从中来。我曾经是这个杂志的优秀作者，上过它的百期精华选本，被邀请参加过它盛大的全国近百人的创作笔会。，连这样的杂志都为了生存下去而改变清正的气节，还有什么文坛之事是不在矫变得呢？一个简直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热血全部都献给文学、颇有些成绩的姐妹宣布退出文学江湖了，理由是那么简单而心味复杂：得不到乐趣，感觉不到幸福的事就不做了。我想也是，她倦了，绝望了，也看透了。
近几年，博客，微博，特别是近两年的微信，外星人样迅猛侵入我们的生活，使得文学殿堂一夜之间成了阔大的卡拉OK厅，人人都是作家，个个都是自媒体。时代不是一点点变化，文学的功用也不只是一点点改变，从引领整个社会人们的思潮到娱心娱人，到现在的自娱自乐，不是枯槁，是繁荣得无以复加，繁荣得五彩斑斓。越繁荣越盛大越边缘，你若依赖于信仰于它，便是一场精神伤害。它如今就是一个浪荡公子，只负责你的花心，不负责你的认真。
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有天晚上应北京朋友相邀去中国音乐学院看学生的美声汇报演出，该院的法国籍音乐理论教授演出完后请我们去吃夜宵，在进那古色古香的小吃楼前，看到门口有人摆地摊儿卖书，我和来自扬州的小说家同学跑过去翻阅，那外国教授很热心很好奇地问“这里有你们的书卖吗？”扬州同学赶紧回答老老老。外？这里不好吗？那老外歪着头问扬州同学，她一脸无奈，只好解释：“我们正在为我们的书摆在这里而努力。”我想我的扬州小说家同学回答那话心理是复杂的，复杂到无语，她没法跟一个认真而浪漫的法国教授解释中国的事情。
对于文学，如今要么无欲无求爱你所爱，要么转变兴趣当它麻将扑克，否则伤肝伤肺还伤心。若不是职业与生活所迫，生活中除了文学，好玩的事儿多了去了。
当然，唯有发自内心不附功利的热爱才是恒久不变的真爱，我对文学便是如此。这大概源于内心孤独的人总需要诉说，而文学是我在少年和青春年华清寂自恋中找到的唯一倾诉的方式。现在的我，对文学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狂热和寄托，但我肯定会像一个时尚的“暖女”一样无欲无求，不紧不慢地跟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