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光明

　　有一段时间了，母亲没有给我打电话。给她打，她总是说不上几句就主动挂断，全然不像以前，东家长西家短的，聊个没完，让人扯不出耳朵。这让我很是不放心。
　　父亲去世多年，母亲孑然一身，随着年龄一年长起一年，我和我哥都想把她接到城里，但她总是不依。有时，说急了，她总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一会儿伸开，一会儿又攥起，反反复复，就像她手心里攥着什么宝贝，又好像有许多话，都在她手心里攥着，变成了一个谜，让我们无从猜中。
　　入了冬，应该给母亲按炉子、装烟囱了，我不再给她打电话，便径直回到老家。
　　一进胡同口，门前那颗苦楝树，蜷曲着静默在西墙根，就像生产队时的那头苍老的老黄牛，哆哩哆嗦地晒着太阳。而高过屋檐一大截的苦楝树枝，梨黄色的苦楝果，恬淡，平和，朴素，清新，一嘟噜一嘟噜地坠下树梢，就像一串串待摘的葡萄，循循诱人。这是老家的冬天，给我留下的最初景象。
　　农村的老家，树是不可缺少的，但都是北方常见的杨树、柳树和国槐树，再就是能被盐碱地所接纳的紫穗槐，而苦楝树虽也抗盐碱，但因了它的苦，成了我们村的唯一。而且，还是母亲亲手栽下的。
　　那年春天，苦楝树初吐嫩绿，母亲就我的外祖父一句“孩子，去吧，那人的家里才有半亩地儿”，便匆匆出嫁了。那时的母亲，心情就像她对襟丝袄上盘着的纽扣结，疙哩瘩疙，却也无奈，当她面对懒懒散散的小院，三间破旧的老房子时，她认了，她说这就是她的命。外祖父说，天都翻过去了，不认命，成吗？
　　潦草的房子，丑陋的家具，母亲都忍了。走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 她根本没有指望守寡多年的婆婆，能给儿子盖间像样的新房，置办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想让日子过得安稳一些。谁知，土炕上的跳蚤，却让她彻夜难眠，不能让母亲忍受。于是，母亲跑回娘家，移来了这棵苦楝树。她说，自打有了苦楝树，咱家就没着过虱子、虼蚤。其实，苦楝树，我外祖父家就种了好几棵。小时候走姥姥家，外祖父用鲜活的叶子研成的深绿色浆给我洗头，不但柔顺，而且发亮。那时候的感觉是，外祖父做什么事，都很讲究。
　　苦楝树的根是苦涩的，叶是苦涩的，它的果也是苦涩的，甚至连它的树皮、它的花朵，也是苦涩的。它单薄、深沉和缄默，在苦涩中从一棵幼苗，长成了大树，就像母亲的苦涩半生：一到春天，果实尚未落尽，嫩绿的叶子便有些迫不及待，从枝杈里长出，而长出的叶子还没翠绿，不起眼的苦楝花儿就像有了灵性，应约绽开雍容的色彩。而到了夏天，纵裂的树皮、紫色的老枝、纤弱的苦果，铺展开来，就像母亲撑开的怀抱，为我们挡着风、避着雨、遮着荫……看看苦楝，想想母亲，有时我觉得，苦楝树就是母亲，母亲就是苦楝树，因为在我童年、少年、乃至青年的眼睛里，母亲的苦涩就像烤过的黑面馒头，干巴，焦黄，没有水色，以至于让我认为，苦楝的前半生是树，后半生是人；人的前半生是人，后半生应该是树。
　　站在苦楝树下，嶙峋的树皮，峥嵘的躯干，纤弱的楝果，让我的目光一点点地湿润起来。忽然，远处的锣鼓声，敲的正响。我不知道那声音从哪传来，又传向哪去。而初冬的阳光，普照在我的脸上，热乎乎的。
　　不知过了多久，远处的锣鼓声平息了，母亲回到了家。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只绸扇，粉色的，一边走，一边舞动着，就像手中舞着一只硕大的蝴蝶；她的右肩膀上，挎着一只手提袋，是自制的，鼓鼓囊囊，撑起了手提袋的细布素花，就像嵌了上去一样，只是不知里面装了啥。母亲一进胡同口，就远远看到苦楝树下的我，迈出的步子,先是犹豫,后是匆忙，但见她一不留神,身体踉跄了一下，靠在了西墙。她站在那里，不好意思地干咳了两声，稳了稳神。走到跟前，她似乎有话要说，却又似懒得说，只是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又像以前那样，把我从头到脚“巡视”了一遍。我知道，母亲见到我第一眼，就决定了她的笑与不笑：我高兴，母亲舒心；我黯然，母亲定会恍然。
　　虽然她的脸色带着疲惫和苍老，但还是黑中带红；虽然她的脸上，皱纹加深了许多，但更加安逸、静谧。枚枯黄色的苦楝树叶，不舍地挣脱一串串梨黄色的苦楝果，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轻轻飘下，落在她的头上，我发现，母亲的白发又增多了许多。
　　接过母亲的手提袋，一同回到母亲亲手翻盖的那三间房。待母亲坐下，我双手把着茶壶把儿，欠着身子，给她倒了一杯茶，她有些慌忙，伸出手来似是阻挡，又像是客气，说：俺还中用，自己来就行。我不知从何时起，母亲对我开始客气的，只是感觉这些年母亲对我们越来越客气，全然不像我的小时候，不管做的能与否，动不动就吼我一顿。有时，就像夏天苦楝树上的蝉，能吼破我的耳朵，只是至今想不起自己那时到底犯了什么错。不过，在那个苦楝一样的日子里，又有几个母亲的说话能和风细雨呢？
　　母亲从那个鼓囊囊的手提袋里，取出一枚奖杯，闪闪发光的，递给我，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见一丛笑意从她饱经风霜的前额铺展到她的眼睛，又从她的眼睛铺展到她打满褶皱的嘴角，近悦远来，渐次铺开，满脸都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