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那耘

“欸！我这么厉害，别人可怎么活啊！”我不止一次，也不止从一个人那里，听到这类悲天悯人的话。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深受感动，然后感恩。迟钝的我，却有些气馁，自卑甚或自责。团队里拖了别人后腿的末等生，大概就是我这种心态。
电影《南征北战》里李军长有一句话说：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这句话我很受用，很受安慰，它几乎是救命的一句话。没有多大本事，拖了别人的后腿，还要苟活，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的，是一些借口。
弱者如我，其实也不乏活下去的借口。就想，总不能人人都做秦始皇忽必烈拿破仑吧，总得有人衬托铺垫吧。而聪明的伟人，也会为我们指明活下去的足够理由。凡是后世公认的伟人，都是很会吸引追随者，核心的一招，就是追随者的价值。你会由衷觉得，做一个合格的奴隶，是你一生最伟大的荣耀。生性多疑的退栖园，反倒对这一套产生了疑虑，甚或抵拗。
有两类人似乎不愿意给弱者更多的借口：那便是父母和老师。父母会揪住你粉红的小耳朵，痛打你稚嫩的小屁股，原因是你没考过邻居家的孩子。班主任老师也会因为你考不过师大附中的学生，而责骂你，羞辱你，说你有辱先人，浪费粮食，你这样的窝囊废，还不如跳楼了罢！跳的人多了，老师也就挑些轻的骂。像我这样没跳楼的，心里倒也不记恨凶煞的父母老师——毕竟，他们几乎是无私的——即便有点小私，也是迹近于无。
老板或单位领导对弱者的责罚，不管野蛮的还是文明些的，起点似乎都是公则，有些出于公心的意思，但也难免挟带私心私利。他的罚或骂，怎么听着，其舒适度都不如父母或老师。
元帅将军最讨厌的便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一言。这话似乎有些挑拨离间，存心煽动那些骨们，不要为将而枯。枯萎了自己，而玉成了伟大的帝业，在我们今天看来，几乎是很高尚的事。而被认作帝王的私心私利，这几乎就是冤案——帝王们，很多时候也是事实上的苦主。但另一个事实，他们的确是最大也是最终的受益者。
比帝王们更难证明自己并非利己的要数盖茨马云这样的商业巨擘了。好在他们也不甚避讳自己的利己，公众也认可了他们的利己。帝王们的利己事有苦衷：商人们的利己遮掩很难——难道，利己主义走到末路了吗？
二零一二年的时候，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概念：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钱先生的担忧，是今日的教育出了问题。大学已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盘踞，所垄断，培养的，自然就是一群又一群精致的小利己主义者。长此以往，人文澌灭，国将不国了。
以北大为例。印象中的大学，是出大师的地方，是思想的发源地，是三教九流，各种门派荟萃之所。这里既充满了奇谈怪论，也不乏有趣味的奇异之人。施教者，为天下培育英才为己任；受教者，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全然乌有一个私字，行为自然坦荡，其人自然倜傥非凡。
现如今，老师成了导师，博导。导出的学生，不是省长部长，就是总裁董事长。一个导师，同时辅导几十个官员大款。于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地位上升了，一边做着国师帝师，制定规矩，一边做着顾问独立董事。无论从哪个角度，他都是受益者。古代的帝师，一旦事败，尚有掉头之虞。现在好了，一旦政策调整，换了一波学生，他也照样还是赢家。
于是，校园里出现了一批知识权贵。学生们趋之若鹜，称他们为老板。跟着老板，自然前程似锦。过去的北大，最有威望的，往往是文史哲的教授。现在文史哲边缘化了，大概因为过于寡淡吧。年轻人的过于趋利务实，令钱先生们感到了担忧，所以才提醒人们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保持警惕，以免他们毁掉大学精神。
其实，精致的利己主义已是全球的普遍公害。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全由一伙智库搞出来的，之后，他们再拿诺贝尔经济奖——因为投票的，都是他们的学生。同样，倒阁了，总统下台了，他们也照样做着他们的精英。
鸠占鹊巢，婴孩夺奶，这朴素的利己主义，其实有些可爱；我负全天下，天下皆誉我——利己，并且这么精致，简直令人不寒而栗了。
前贤梁漱溟的父亲粱济跳湖前问过儿子一个问题：世界会好么？
也许，他找不到那个答案，也没有勇气再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