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相遇“希特勒”
整整一年前，我去阿里转了冈仁波齐神山。
也许，我与七十年前的希特勒抱有同样的想法：寻找地轴，寻找雅利安人的踪迹！
他想逆转地球！？
没错，希特勒真的打算逆转地球，但他未能找到地球逆转的按钮。
地球逆转的钥匙真的在阿里的冈仁波齐神山吗？
2014年9月24日，在阿里的冈仁波齐神山，我拒绝与熟人和朋友同行而独自转山，就是想打破世俗的干扰而独自玄想。
这一天，我在人生51岁之际，以喜悦的心情实现了51公里的转山梦想。
转山很危险吗？我从无此感觉。坦率地说，我在藏区的几年行走过程中，从未吸过一口痒，也从未因高原反应吃过一粒药。并非是因为我的体质好，我也并非没有高原反应。恰恰相反，我的身体正是属于较差的那种，我也有高反，但我基于坦然的心态和强烈的内心喜悦，使我能依靠身体的自适应能力战胜了高原反应。
2014年是马年，也是冈仁波齐的本命年，12年才能够轮回一次，所以马年转山人数达到高峰。在我转山的当天，有6人在转山的过程中死亡。
在海拔5700米高的垭口，我也有失重感和眩晕感，但仍依靠意志力翻过了山脊。
我转山是为了寻找文化之源的命题答案，当然，仅仅依靠一次转山的行走是难以如愿的。
过去我一直认为希特勒在西藏的苦苦寻找是荒唐的，但此次转山之后，我不仅不再认为希特勒荒唐，反而激发了自己对文化之根的狂热追求。
从阿里返回，我立即登上了位于河南的具茨山，之后再到四川的三星堆考察，如此来回行走。
在整整一年后的今天，北京举办了“中国国际象雄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些来自全世界的象雄文化的顶级学者，以最强大的阵营回答了我长期以来的疑问，以阿里为背景的象雄文化与神秘的雅利安文化悄然弥合，而三星堆文化又为黄河文化的演进路线提供了可靠的支点。
在此次会议上，我最为兴奋的事情，是再次见到著名文化学者徐达斯先生，他对雅利安文明、印度文化的深度解读，勾画了大喜马拉雅文化板块的清晰线路，也认证了我长期以来的种种猜想，使我深为感激。
2.文化话语权之战
太阳究竟是从东方升起还是从西方升起？
数百年来，人类科学与智慧的太阳、人文的太阳一直是从西方升起的。
近100年来，中国教育的知识体系全部建立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之上，而美国文化成为中国人追求的先进文化。
然而，在西方引导的科技革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极度发展过程中，同时遇到了人类生死存亡的终极命题，科学和极度的物质化正将人类引入自我毁灭的绝境，西方同样在寻找新的文化模型。早在1933年，应该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就写出了一部震惊世界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他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深度忧患，将人类新文明的希望寄托在世界的东方，创建了“香格里拉”（即香巴拉）的概念。“香巴拉”究竟在哪里？东方至今欠西方一个答案。
●西方逻辑导致了世界的终极对抗
只要我们稍加审视，就会发现西方逻辑导致了世界的根本矛盾：
其一，人本主义导致了人与自然的极端对抗。
“以人为中心”是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以强化人的主体性、个性为前提，将人的主体性绝对化，极度张扬人性的欲望。事实上，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语境，是基于人类的盲目自负，自认为是“万物之灵长”，无视众生的平等性，为人类掠夺一切、残害一切提供了逻辑基础。
其二，消费经济学导致人类无节制地掠夺自然。
“消费经济学”是西方的主导性经济逻辑，建立在“生产”和“消费”二元逻辑之上，通过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来实现经济的无节制增长。正是这种经济逻辑，使当今人类社会走向无度掠夺自然、无度消费的不归路。这也是中国目前的主导性经济思想。
其三，《进化论》屏蔽了人类的精神性。
达尔文的《进化论》被错误引至精神道德领域，从而终止了人类的精神进化。
《进化论》所弘扬的“丛林法则”，构建了“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道德合理性，打破了人类社会数千年来形成的关爱和保护弱者的人文精神，将世界变为赤裸裸的斗兽场。当然这未必是达尔文的本意。
由此可见，人类如果仍然沉浸在西方的语境中，按照西方的经济逻辑和道德精神，就无法摆脱自我毁灭的命运。但是，谁也不愿放弃文化话语权。而文化话语权之战，成为人类世界跨越千年的文化战争。
中西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战，主要发生在对文化历史的解释权上。
近几百年，西方获得了科学和哲学的话语优势，于是拼命构建自己的文化历史体系，甚至肆意删改人类文化历史的源代码，坚称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西方，但一直缺乏翔实的证据。
中华文化一直在努力参与重新构建世界的精神秩序，但几乎是徒劳无功的。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文化没有参与人类精神文化建设的话语资格，中国文化的那些绕口令式的“圣人之言”，并不具有西方所要求的逻辑性、普世性和通用性的知识工具。
目前，人类最大的文化话语权在美国。
美国在强大的军事基础背后，则是有好莱坞、华尔街和硅谷构成的文化支柱、经济支柱和科技支柱，同时，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人权”包装成为“普世价值”，于是获得了世界第一文化话语权。
事实上，美国的“人权”并不能应用于伊拉克，不能应用于阿富汗，美国式“人权”只是存在于美国自己的语境中。反过来看，中国式的“道德”，也只是存在于自我封闭的语境中，同样无权问鼎普世价值。
在此，如何超越各自的文化自负，突破各自的文化偏见，取决于构建怎样的语言环境。
3.重构语境
任何语言环境，都囊括了文化的自然环境、历史环境和现实环境。当下世人的最大错误，是拿着别人的地图来寻找自己的道路，其最大的偏颇，是忽略了文化的地理环境。
近几年，我一直在按照立面地理建构文化地图，试图打破长期以来平面地理构建的习惯。在诸多的文化类型中，我特意凸显了“海洋文化、农耕文化和高原文化”三大文化板块。“大喜马拉雅文化”是人类高原文化的制高点，而“雅利安文化”则是大喜马拉雅文化的核心，其地理标志就在西藏的阿里，冈仁波齐就是高原文化的坐标。
以阿里为中心的“大喜马拉雅文化”，站在世界文化的顶端分别向东方和西方扩散，黄河文化属于大喜马拉雅文化支脉，并非自主原生的独立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藏不仅是世界地理意义上的第三极，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第三极。
徐达斯先生的惊人论断与我的“文化地理学”观点不谋而合，这使我非常兴奋。有了“雅利安文化”这个支点，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就找到了合理的平台和支点。
●东方逻辑致力于世界的终极和谐
以“雅利安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构建了人性、自然性和神性的终极和谐模型。在其支系的黄河文化中，则保留了“天人和谐”的文化基因。
我们以往的文化观念，总是忽略黄河文化在藏文化乃至印度文化中的整体性，总认为黄河文化独立于整体东方文化而存在，这是极端狭隘的。
藏文化是源自“雅利安文化”的大喜马拉雅文化体系，它最主要的文化基因保留在原始的苯波教中。佛教进入西藏后，在与西藏原始苯教的冲突中，又大量吸取了苯教的文化营养和元素，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基本特色。在今天，藏传佛教无所不在的风马旗、经幡、玛尼石和转山传统，都源自苯教而非印度佛教。
西藏的游牧经济属于“非消费经济”，是一种循环再生的生态经济模型。但今天正在被西方的“消费经济学”瓦解。
高原生态的极度脆弱，生成了藏文化对自然的极度敬畏，这种文化模型对人类的生态文明和生态道德极有价值；同时，高原人生活在“离神最近的地方”，所形成的神性文化，对于矫正物欲横流的工业文化也极有意义。于是，对雅利安文明的发现也就成为文化话语权的焦点。
在藏区，你会发现“自然的神性”、“神性的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人与神生活在同一个维度中。
相比之下，西方之神是强制于人之上的暴力神，通常以摧毁人格而实现神的意志。而东方之神是内心生长的自然之神，与生命同在的和谐之神。
●中国必须打破对黄河文化语境的封闭
按照文化地理学的原则，水是文化的源头。
阿里的文化地位，正如她的地理地位一样，作为千山之宗、万水之源，她也是文化中心。
在此我们必须坦然承认，黄河文化是流，而不是源。
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辽河文化（良渚、红山文化）、长江文化等都远远先于黄河文化，黄河文化恰恰是最晚形成的文化板块。
中华文化的母体，就是以阿里为中心的“大喜马拉雅文化”，承接文化母体的节点，就是四川的“三星堆文化”。
在三星堆文化中，有着大量的金杖、权杖。很显然，这些权杖都是西方的物件，是王权的象征，而非东方的物件，这足以表面三星堆 文化来自西方而非东方。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前端与黄河文化无关，而直接承接于雅利安文化，后期则影响并融合于黄河文化。
中国一直忽略东方文化的总体背景，于是失去了东方文化在人类世界的话语权力。
中国以黄河文化为基础建构的所谓“国学”，属于自我封闭的狭隘文化观念。我们必须走出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找到文化之根，中国的精神秩序重建才成为可能。
同样，美国文化如果仍然抱守极端的文化自负，不能跳出自我的文化语境，也就失去了再造和重生的活力，因为美国文化的致命破绽已经完全暴露。
今天，我在不同时间内、带着不同的目的、与希特勒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中。
中华文化复兴不仅是中国的命题，也是人类世界的重大命题。而中华文化之现实尴尬，每时每刻都在敲击着我的文化良心。
近代中国饱受凌辱，基于“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是硬道理”的思维逻辑，将所谓的“富强”作为核心目标。但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甚至第一经济体时，不仅没有获得世界的尊重和认同，恰恰相反，中国遭受更大的抵触和敌意。很显然，没有与之匹配的精神成长，中国只是一个被世界排斥和制裁的“暴发户”。处于这种强烈的文化焦虑，我一直在极力寻找中华文化与世界的对节点，我的这种执着和狂热，也被朋友戏称为“文化希特勒”。
此刻，阿里转山一年整的日子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依稀找到了人类文明的“地轴”，我们要转动的地轴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地轴，而是文明意义上的地轴。
今天我想要说的是：人类的文化轴心时代刚刚开始！
在新一轮的文化启蒙运动中，我们从阿里启动地球的转世，人类人文的太阳，终将从东方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