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怕死，可在希腊悲剧中，死亡凸显生命意义。悲剧功能在于揭示现实生命中的“伟大瞬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陆焉识的生命意义也许从没有得以凸显出来。
　　这一次的《陆犯焉识》直称是其祖父人生遭际和精神世界的探寻。这要是为祖父立传，作者必得更加遵循其真实性的原则。但作为一部小说，读者要说，确实有很多真正精神的内容作者没有提供。这不得不说是这部小说的缺憾。
　　1926-1937年的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这样的语境下看《陆犯焉识》，觉得了一种距离。也许，东西方对于知识分子的范型规约不一样。中国自然也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说法，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走上街头就义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也有到底是胡适还是鲁迅的争论。西方后现代派理论家更是纷纷重回政治的视域来解剖一切真理。所以，历来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是最麻烦的。毕竟信仰是一回事，面对强权和屠刀是另一回事。恐惧是本能。自古以来能战胜本能的人，又有着崇高的信仰和正义的行止，才配得上卓然独立于世而后为人景仰的尊崇。对知识分子而言，赛义德的总结更通俗明了：特立独行、能向权势说真话、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
　　陆焉识的一生够悲催的。民国的牢坐过，共和国的牢坐过，中国的牢底都快让他坐穿了。智力超群、语言奇才、留美的语言学博士，认真地做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惟纯学术研究为正途。在那个每时每刻身边远处都是政治的险恶环境中，一名顶尖的知识分子，却能够不闻不问世间事。作家热内说过，在社会发表文章的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活。陆焉识大概深谙此理，他从不主动发表时事文章更不主动发表意见。但他追求自由，在大多数人水深火热一触即发的时代里，在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解放的时候，他追求个人的自由。他的追求超前了，必然不得实现，也必然由别人决定他是否自由。强权也总是把他的自由踩得粉粹，自由终于以自由的反面反讽了他。他不关心公共事务，不对公共事务发言（作为那个时代的留洋博士，同时代留美的胡适、留日的鲁迅是背景的话，陆焉识的表现似乎乏善可陈。）社会的风云激荡席卷一切，他作为一个受害者被迫害。他的恩娘痛心地说，你是一个没用场的人。这不奇怪，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们的传统已经把知识分子弄成了没用的书生。同时他不得不且必然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要自由，却缺乏勇气，总是被女人的眼泪羁绊；除了出国留学，他的人生都是被动的，被动地卷入同学大卫的文字阵，以及后来的政治斗争，被动地从民国起一直挨整到70年代末。这个人物可怜，却无法激起一揾英雄泪的壮烈之美，因他实在没有多少光彩夺目的时刻。如果用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的描述来看，陆焉识恐怕只能是一位没有起到知识分子作用的知识分子，一个有机的知识分子。最后连当一名有机知识分子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所幸的是，按法国人班达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因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承受的受难殉难式命运，女人被排除在了真正知识分子的范围之外。所以，也敢就知识分子话题发些以上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议论。
　　作者的笔墨于两大块内容最集中，一是陆焉识的监狱生活，一是陆焉识的家庭生活。陆焉识怎样艰难地去见小女儿丹珏写了77页，当然这中间还穿插着交代了好些事情，但仍然还是在监狱生活和家庭生活这两大块内容上打磨。作为上世纪初留学美国的博士，他的学术或者文字生涯，在我们关于现代文学的背景语境想象中，应该是多么的风声水起跌宕起伏。这部分最能体现陆焉识风采的内容较为缺失，大卫和凌博士是她惟一较多笔墨写到的文化圈人物，一个是有着斗争激情的革命者，穷且饿，要向陆焉识借论文，并没有“为四万万同胞”的崇高目的，总是几笔带过地略写。就在这不多的，几乎可以说是珍稀的几笔中，大卫的形象以小丑和漫画人物为特征。另一个形象就更模糊了，似乎是一个心胸狭獈冷酷无情的学阀政客。也许严歌苓为防作中后人对号入座引来名誉纠纷甚至诉讼官司，一切都隐晦含糊地写来。读者想看一部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看他们头脑中如何掀起知识或权力的风暴，看他们的小宇宙如何勾连起知识分子的前世今生，却只看到于作者来说，最擅长的那些内容：严歌苓早年的《雌性的草地》，关于大西北荒漠生活的描写就烂熟于心。就算是青海人，大概都挑不出她关于这块地域的小说描绘有什么瑕疵，作者于这一部分内容非常自信。关于知青或者犯人改造的历史掌故她也掌握不少第一手资料，也写过电影《天浴》。小说的开头对于大草漠的描写，简直显出一位语言大师的表达力，令人叹为观止。光看开头，以为一部真正的巨著要诞生了。正当读者激起全部的热望，要看看陆焉识这位主人公，如何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中著书立说也好，左冲右突也好，前后矛盾也好，荣辱沉浮的一生。最能展示这个人物的重点也在于这里。遗憾的是，作者又顺着她写惯的、能写好的那一部分内容去了：陆焉识在狱中惟一思考的是他的娘子，一个不自由硬塞给他，他从未爱过的女人。作者倒叙起夫妻二人的家庭生活也表现得津津有味，婆媳关系家长里短地写来写去。这部分内容自然令人想起她写过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以及《寄居者》,写两个人一个屋檐下的爱情，虚构一段电影式的爱情传奇，谁能写过严歌苓呢。
　　当葛兰西写《狱中札记》的时候，陆焉识在给妻子写随笔散文。其实即便是随笔散文，作者也可以把这部分内容亮出来，让我们看看这位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人物似乎并不以爱智求真、公理正义的信仰或野心为自己的身份归属，更遑论民族国家之类的宏大议题了。
　　本书的宣传语：将知识分子陆焉识的命运铺展在政治这块庞大而坚硬的底布上，检视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似乎重庆监狱和后来的青海监狱就是他全部的“政治底布”。这些细节自然有其价值，作者在其中几次写到骤然降临的死亡，陆焉识的反应，那些恐惧、挣扎以及求生的本能，和最后放弃生命的坦然，都是真实可信的。而这一深度也确实如一次次的检验刀锋———死亡最大。在这个物质的死亡面前，精神似乎早已先期死亡，这才是知识分子陆焉识的悲剧。卢卡契将生命分为现实生命和真正生命，现实生命混沌可悲，生不如死，真正生命便表现为否定形式，死亡。普通人怕死，可在希腊悲剧中，死亡凸显生命意义。悲剧功能在于揭示现实生命中的“伟大瞬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陆焉识的生命意义也许从没有得以凸显出来。
　　 作者的电影协会专业编剧的身份，使她总在不经意间把一部小说弄成好看的电影。《陆犯焉识》似乎在比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电影《布拉格之恋》。两个民族国家的政治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性构成了一种对比。《陆犯焉识》铺设的“政治底布”确实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酷烈得多。政治犯的监狱生活直追《古拉格群岛》。在《古拉格群岛》里，对于残忍的刑讯、荒谬的司法、沦丧的社会道德以及超强度的死亡劳改都有极其精炼真实的描述。而这部巨著的意义更在于知识分子对于加诸自身命运的思考。在集权面前，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却始终只能以懦弱的社会属性存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陆焉识也让我们看到了相似的懦弱。可是，一切止于此了。作者对于牢狱生活的物质描绘说得太多太细，不知怎么就失去了恐怖震慑的效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托马斯、弗兰茨、萨宾娜从未受到直接或者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打击。托马斯只是因为言论被当局从一名医生弄成擦玻璃的工人。《陆犯焉识》的幽默是语言上的，是作者中年风度的体现。不可能再像年轻时一样文风峻急，一切都可以娓娓道来甚至加一点无伤大雅的自嘲以及东方美学的自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却使人时时沉浸在一组一组的哲学辩论里：“轻与重”、“灵与肉”，《误解的词》以及关于记忆、虚弱、眩晕、牧歌、天堂等生存暗码的深思和想象。作品探讨爱的真谛，男女之爱、朋友之爱以及祖国之爱。每个人对于爱皆有自由抉择的权利，但也应负起对于爱的义务。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提出的问题，小说最后也以与爱人一起死亡作为承担爱的责任的承诺兑现。《陆犯焉识》关于爱情的想象是有限的，似乎是一种没有达成的爱使陆焉识在回忆中完成了爱情。她花了那么多的篇幅来写的爱情，像没有对手的单方拉力赛，漫长而单调，相比较起来托马斯的爱情则张力十足。
　　严歌苓的小说从没有真实性的堪忧。《第九个寡妇》是作者听闻过在中原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作底子；《小姨多鹤》是作者采访过日本侵华战争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女孩故事；《一个女人的史诗》也有着家族故事的影子；《金陵十三钗》自然也是真有其事，不过稍作调换另行虚构。这一次的《陆犯焉识》直称是其祖父人生遭际和精神世界的探寻。这要是为祖父立传，作者必得更加遵循其真实性的原则。但作为一部小说，读者要说，确实有很多真正精神的内容作者没有提供。这不得不说是这部小说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