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傅玉丽短篇小说《袋鼠》 

       小说《袋鼠》的文本表层悬浮着张扬、喧嚣和躁动的气息，不同人物在作家傅玉丽笔下咏叹着、对话着并鲜活着。抛开文本表象的符号意味和话语指向，深入作品所营造的理性而深邃的情境中的话，读者会发现另外一番天地。哲理化的思索和品味。对俗世生活和幸福，一种人文化和冷峻的反思与建构，使这部作品发散出多重解读的可能性。这或许是傅玉丽想要传达的。
       壶中有乾坤。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空间，如何囊括无限大的生活流和平常的人际交织网，并以某种“有意味的形式”反观看似饱满且平淡的日常生活。这考量着一位作家对文本驾驭和赋形力。那种紧迫感和叙事张力，跳脱开傅玉丽的手和笔，独自成画般地游走在文本的角角落落。神思妙想并不超然，它是穷尽心智和滋养性灵后的顿然领悟。我想，傅玉丽正是这样一位以哲思静观生活的优秀歌者，写作者和挖掘生活深层隐喻的开拓者。
     《袋鼠》的文字披着神性的光辉，洒脱地走来，向我们。这让我想到《圣经》创世纪中主耶和华对万物的造化和孕生。“人有的时候，脑子里想念啥就会出现啥”。只不过，傅玉丽化神奇为淡然，在意识流的想象“飞地”，试图持有或保有那种人性的醇美和率真，扑捉那种倏忽即逝的原始叙述话语。必定，话语往往是力量和美的展现，是权利意志的自我认同，大多时候。
       这种话语权力凝结在《袋鼠》中，是作家自觉的参与和强烈的在场。尼采说“上帝死了”，大家都觉得惊奇。后来有人说，“作家死了”，大家又漠然视之，后又追随之、呐喊之且喜悦之。傅玉丽不是不知道作家在场，在现代文学语义中的尴尬遭际和冷眼，来自旁观者的。全知全能的叙事很可能冒着被读者抛弃，被文论家指责或者冷漠地绝佳“待遇”。还好，情到之处的吟讴和吞吐，对心中理性构思的强烈表现欲，使傅玉丽意愿让陈旧的叙事展现旺盛的生命光彩。
       傅玉丽是成功的，无疑。她的在场和文本第一人称我，那个叫忆帆的女人是同意构建的。有点恰如庄周与蝴蝶的故事效应。为此，忆帆和我共生了，互有影子，互通思想，并在对方身体内，找到游历社会生活的一线体验，生命之上的纯然体验。在这点上，“我”在《袋鼠》的文本里是被读者双重解释的，认识的。
       这部作品的时间跨度大，并对当下生活中追寻幸福的叩问是深刻的。故事的展开，是背负着这个命题和思索荡涤开来的。作品中，我是寻觅美好的归宿出场的，尽管我老气、呆板木讷且守旧克制。我信仰的上帝是自立之神、自律之神的。慧玲是叙事的推动力，故事延宕的波澜，也是我的对立面存在，她在无意识层面，矫枉我并让我时时思量着幸福的定义。
       幸福在哪里，或者说，幸福是什么。简单的问题常常暗含丰富的人生见底，只是这样的见底被我们有意地忽略或有心的逃避罢了。当幸福以某种概念活泛开来，在我们日渐麻木的生活触觉和味觉里时，幸福唤醒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姿态和方式，它唤醒的也是一种人性的救赎和人性昂扬和纯粹的、不饰伪装的激情。
       我和傅玉丽素未谋面，经朋友介绍认识后，短短地通了一次电话，才知道我们远隔千里。话很投机，聊的很多，大多关于文学。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好的小说，语言有生命，会呼吸，会舞蹈。好的小说节奏行云流水，当停则停，至于所致，止于所止。好的小说密度高，有限的文字容纳天地山水，有侵吞宇宙的气象。读完《袋鼠》后，我们的谈话被我自然地铭记了起来。
       傅玉丽的小说在熙攘的，近似于热闹的叙事格律之外，追求宏大的视野来审视细微的生活。故此，这样的小说气象万千，这样的作品令人感怀。《袋鼠》正是这样的好作品。几个女人从小到大的生存际遇和不同的命运走向，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和岁月过往。这类俯拾皆是、触目可见的题材，在傅玉丽笔下幻化为阅读的惊喜，给读者。对传统教育不失分寸的批判、对成长困惑的温情写意、对生活及人性的两难抉择，其间交织着爱情、婚姻、社会地位和人性恒定位置的那部分柔软的尊严。
       我喜欢惠玲这样的女子。小说既在情理中又在意料外的对抗统一创作主旨，是由慧玲来实现的。小说开场的设置，容易给读者某种错觉，她是否在声色犬马的名利场沉沦而一蹶不振，人性迷失在浩淼的水之一方呢。好的作品不会疏忽悬念的设置，不会轻易让读者猜测到故事的大致走向，这样的文本美学是傅玉丽所在意和重视的。故事中的“我”的命运谶语，也是难以被读者提前预知的。读完整部作品，细心的读者才会发觉，“我”和慧玲的人生轨迹，代表了两种大相径庭的价值诉求，被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逼迫下，截然不同地两种自我赋形的内驱力。可惜的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残酷的生活逼仄下，并没有优劣之分晓。生活，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是作品的亮点。东食西宿的成语释义，与其说是慧玲对老师的忤逆，倒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在误读人性的强压下，屈就了。慧玲的美是特例，故此。
       生活继续着，毅然的。“我”、慧玲、莎莎、刘青松、阿伟以及所有人，被生活推到了该去的地方，当然，命运的分野也是在这样的流向中定型了。究竟生活的幸福在哪里，傅玉丽没有回答。这样的终极问题，估计没有几个俗世之人能洞彻地解答。
       关于幸福的出路，道家讲绝圣弃智、儒家求内圣外王、佛家要破除“我执”。这类体察世界的方式，傅玉丽隐晦地彰显了，尽管不明确。故事中，空中传来的声音还在回荡，这是傅玉丽向外求取幸福的心灵感应。
       现实正是幸福的羁绊。幸福，在别处存在着，美好着。可能，这是傅玉丽想要告诉我们的。

        文剑：1981年出生，延安人。西北大学文艺学硕士。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文学评论数篇。现就职于西安某科研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