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诗人柳忠秧因醉酒突发心绞痛晕倒，送到医院急救才躲过一劫。在与死神亲密接触之后，柳忠秧是否还和以往一样离不开酒？对生命是否有了新的感悟？当鲁奖话题在公众视野消失之后，这位诗人现状如何？《文狐网》创始人方敏女士对柳忠秧做了如下专访。

方敏
你是一个喜好喝酒的人。作为诗人，这次劫后重生，对生命是否会有新的感悟？

柳忠秧
前天因为和朋友聚会，喝了三场酒，过量了，出现了心绞痛，算是在生死线上走了一回，感慨良多。有人说我是酒仙，柳不倒。但因为精力和年龄关系，长期喝酒也不是办法。
对于我来说，诗酒人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每天的生活规律是，上午要睡到十点至十一点。起床后，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为一些企业做顾问，要为顾问单位服务。我最近也把文化公司恢复了。经济是基础，咱也要养家糊口。上午处理了一些事，中午一般要宴请三五知已，谈一些事，喝喝酒，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下午也很忙，有时候休息，有时候访友，有事情谈时晚上也要聚会。诗酒人生朋友多。酒桌上可以交流，可以办事，碰撞，增进感情。方方曾说我到处请客很荒唐。我每天两顿饭，每顿饭有时是我请别人，有时是别人请我。我请客花的都是自己的钱。没有暴殄天物，也没有公款可以去消费。我以前每年出差也就七八次，基本是在北京、武汉、广州这条线上走动，其它地方很少去，飞机都很少坐。因为家里小孩小，上学要接送。我在有限的时间回一趟湖北老家，文友们都要聚一下，要么是我请人家，要么人家请我。所以有些指责是很荒唐的。我倒是反问方方，您每顿饭是在哪吃的？公款还是私款，作为省作协主席必须向公众回答！
这次醉酒以后我算是大彻大悟，新的生命起点，剧烈的心绞痛犯了，一口气上不来可能也就过去了。我也悟到了人生苦短，我刚刚在一个活动中谈到《春江花月夜》的长诗，面对岁月流逝、日月无情、游子思归、怨妇思春的这种情绪的描写，一个缈小的生命在庞大的宇宙面前，一个有限的个体，在无限的空间里是很渺小的。我也会珍惜生命。我认为珍惜生命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多实现生命的价值。我下一步会写更多的作品，奉献更好的诗篇。可以说诗歌是我的第二人生，第二个情人。这么一次生死的跨越，让我觉得亲情的可贵，人生的可贵，生命的宝贵。同时也感觉到诗歌的伟大。生命停止了，艺术的创造也会停止。珍惜生命，也是更好的热爱家庭，爱子女。我想这么一来，以后创作会有一种时间紧、光限迫的感觉。
我以前性格比较随性，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今后的创作要拟一个计划了。我现在正是壮年，每年的春秋两季出活比较多。最近准备以福建八闽文化和台海文化为素材写一首长诗。我今年去福建采风采了四次，还有为一个央企写一首长诗，这个企业有很好的企业文化精神。他们的企业文化做得好，感动了我，所以我决定给他们写一首长诗。

方敏
你什么时候到广东去的？岭南文化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柳忠秧
我是1992年去的广东。我第一份工作在广州社科院，从事三产，搞创收。这个地方人才密集，以搞科研为主。当时还有一个《岭南文化时报》。广州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但也有高度世俗化的东西。例如广东人在穿着上就不讲究。但广东人低调，务实。其独特性有别于其它地域的文化特点。敢为人先。尽管岭南早期为蛮夷之地，但在宗教方面很有成就。譬如六祖慧能著的《坛经》，则是禅宗经典，在岭南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另外经学、哲学大家有汉代的“三陈氏”及后代的陈白沙、湛若水等。均是在哲学思想和理学方面有重要成就的。尤其是陈白沙，有东方黑格尔之称。至近、现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成就也十分了得。康、梁那个时代，岭南文化无疑担当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广州也有便利的港口资源。近现代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之后，有“康梁”、林则徐、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改良、改革派。后来的讨袁反帝，护国护法等，都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从某方面讲，超越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孙中山尽管有些问题，但是他留下了一套治国体系，有一套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这些是很了不起的。岭南文化对我有很大影响，我认为要大力宏扬岭南文化。陈炯明其实也有可爱之处。这些人和事都感动了我，所以我才写出了300多行的史诗《岭南歌》。是对岭南文化全境式的展示。我22岁去广东，现在已是人到中年了。

方敏
在你的文本中，可以看出有很重的楚人情怀，可以谈谈你眼中的楚文化吗？

柳忠秧
我的基因还是楚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楚人。譬如屈原的悲壮精神、出生入死的家国情怀可以说贯穿了我的生命。再就是李白，尽管他不是楚人，但他展现的是楚文化的情怀。楚文化的这种担当、血性，浪漫，多情与豪放对我影响很大。楚人放达人生，不服输。楚文化的这种精神是我与生俱来的，挥之不掉的。而岭南文化给了我全新的视角，震撼与提升，而且岭南文化最能与国际接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现在是一个杂交体。楚文化的底子，岭南文化的作派。楚文化为体，岭南文化为用，体现得明显。同时中原文化对我影响也大。我们的正统阅读中，很多历史发生在中原。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我对中原文化也很关注。

方敏
在当今的诗歌创作中，旧体诗与新诗创作基本是两个阵营，相互之间也很少有交集。但也有极少数诗人，新诗旧诗都在涉足，并力图走一条自已的路。从你以往的作品来看，你应当属于后者，你如何界定你的诗歌创作方向？

柳忠秧
这点我也注意到了。旧体诗和新诗不相往来，学术上的话讲，古诗分古体诗和近体诗。为了避免拗口，把古诗改为旧体诗之表达，从学术规范来讲，古诗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我个人有个观点，诗歌从终极意义上讲，只有好坏之分，本无新旧之别。新旧之分是评论界的一种划分。
任何一个时代，他的诗体都有创新。汉朝以前没有乐府。为什么后来有新诗？这是五四以后的事。唐朝以前，格律诗都还没有成型。所以诗歌的诗体不是问题，关键是诗歌的好坏。为了实践我这个观点，我进行了严格的新体诗和旧体诗训练。有些格律诗麻烦，我也写了相对宽泛的古体诗，如乐府体、歌行体长诗等。在古代诗词里，歌赋有关联性。大的一个方向，史记是无韵之离骚（鲁迅先生语），为什么有此说？把史记按诗歌的排法那就是史诗。所以常年纠缠于新旧这很可笑，有本事创作好诗，好诗是形式束缚不了的。譬如《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非常自然，大气磅礴，感天动地。项羽等一批英雄豪杰、侠客的一些诗，还有陈子昴为代表的《登幽州台》等留传千古的诗作，都是妙手偶得，高手绝唱的东西。包括屈原的诗歌，也是汪洋恣肆、纵横捭阖。这种气势是任何形势阻挡不了的。2012年《中华诗词》年鉴卷首语上说“内容永远大于形势，形式要服从内容”，我是比较赞同的。
我这个人本来就不是个安分守纪的人。我对于绝对的形式是很讨厌的。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为什么会有新旧，会有分歧呢？写旧体诗的问题在哪？我们写旧体诗的人思想偏老，毫不客气地说，有些旧体诗人过气了。一会写赌场，写超女，一会同情萨达姆，歌颂金正日。这些东西，“伟光正”，“高大全”、“党爹妈”是不能用诗的。我们要思考的是哲理，探讨的是宇宙的奥秘，弘扬的是人性的精神。爱国是无条件的，主流价值没有错。我们秉承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个很重要 。我们怎么样看待历史？我们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我们有的诗人把中华历史彻底抹黑，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生存了几千年，总有她的好东西。传统的士大夫品格、儒家精神秉承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么一些伟大思想、精神是很优秀的。中华本土的道家提倡的是清静无为、道法自然，也是重要的文化资产。我们绝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现在有人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这是很糟糕的事。
写旧体诗的人最大的问题，从思想与价值观上说，不能都搞成党国文化......旧体诗的书写，要经典化写作，也不能全是四言八句。屈原的《九歌》、《离骚》、《天问》都是长篇。李白《将进酒》、《蜀道难》都是长篇。《春江花月夜》为“孤篇压全唐”。为什么有份量的都是长篇？不能老打游击，要搞点主战场。为什么西方讲史诗呢？你老是四言八句，五律七律的那怎么行？唐诗宋词如果都是一些短的就不行，还有很多是长篇的。当然词牌有词牌的规范，想写长也长不了。但诗有长诗，明清以后以吴伟业、杨度、黄遵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人都有长诗，之后的郭沫若的《女神》也是。
旧体诗有几点：第一，观念，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滞后甚至反动陈腐。第二，确需有些宽大叙事，长篇的东西。第三，形式、格律的束缚，很难写出西方史诗那样大的内容、大的容量。格律诗严格按律，新诗相对自由，但不是绝对自由，有内涵和外沿。以为新诗绝对自由是错的，肯定有形式规范。新诗瞧不起旧诗，新诗较于旧诗的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境界和气韵都差很远，唐朝有开放的文化与气度，诞生了李、杜、白等诗人群体，诞生了《春江花月夜》等，造就了伟大的唐朝。
现在的新诗有点糟糕，翻译方面就有问题。民国的那些翻译精英人才现在很少了。我们现在接触的是三流的翻译作品，喝着他们翻译的地沟油，烂沙滩上建高楼。现代汉语有很多舶来品，转基因这很可怕。文化的转基因是传统文化的颠覆与断裂。从逻辑上讲，自由诗有内涵必有外延。诗歌“见仁见智”是学术界彻底的的不负责任，无原则。学术界的功利断送了诗歌。我采风过许多民间文化，也大量阅读。传统文化如长江黄河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乳房。我在阅读新诗的过程中，很遗憾不懂英文，有时也只能阅读三流的翻译作品。还有网络化的语言、生造的语言。
还有一点是交流不对等，有人中国传统继承得不错，但对西方的则“隔三层靴搔痒”。创作新诗时参考的范文是很缺乏的。尽管如此，我新诗旧诗都写。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既不是新诗也不是旧诗，这就对了，要有自己创新的东西。长篇歌行、长律、排律有排山倒海的气势。每个人要形成自己的个性才算成功。朦胧诗那代人还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上世纪90年后新诗麻烦了。朦胧诗那代人多少有传统文化的影子，被称为伤痕、反思文学。也算是国之不幸诗家幸。
91年后全民经商。诗人在商品大潮中不堪一击，摧毁了诗人最后的尊严。有的人走向了下半身写作、口水写作。诗人不需要学习了，不需要传承了，最后导致了死亡崇拜。屈原的死不同，屈原是大义之死、向死而生，为了生而死，死得绝决，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死亡。顾城弄一个情人在身边，把老婆劈死了再去死，从法律意义上讲是罪犯之死。海子之死，虽很悲壮，也很诗意，但多少有点不负责任。农村的爹娘把他培养出来很不容易。诗人至少是一个正常的人，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不能好吃懒做。现在有些诗人不珍惜自己，什么也可以不要，传统文化也不要，落入西方文化陷阱，写不出好东西来。诗不够用形式凑，诗人没有办法用好的语言表达、创造，只知道要死要活、胡搅蛮缠，这是很糟糕的现象。

方敏
你常自称自己为“无业游民柳忠秧”，自嘲的成分多一些吧？自由职业在当今社会可是相当普遍。

柳忠秧
我觉得这个称号无上光荣。在当下价值观重塑的时代，经商更不容易。当个小老板不送礼拿不到项目，对我来说也是勉为其难。我现在当无业游民，写诗，搞点文化项目，给企业当文化顾问，收取顾问费很自在。自由职业挺好，很适合我的性格。

方敏
现在写诗的人如果靠稿费，基本是无法生存的。传说中你的诗歌出手便是几十万，并且是住在星级酒店创作。在诗人队伍中，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这点。在当下文化产业逐渐升温的大时代，诗人们是否可以通过走市场找到出路？

柳忠秧
传说可能有点误会。我的作品是配套服务，是属于专题性创作费，是要经过谈判，博弈的。我的顾问费一年有100多万就不错了。我和我夫人对金钱都看得很淡。我的创作也是有原则性的。我现在的顾问单位越来越多了。五星级酒店可以住，小招待所也可以住。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只要干净就好，不择那些外在条件。
诗歌创作的价值观很重要。譬如《三国演义》在国内卖得好，东南亚也可以，但在欧美就难有市场。因为我们讲的是忠君爱“国”，阴谋诡计。《西游记》卖得好一点，因为神话是创作的母体。我们有些价值观撑不起文化产品。我的诗可以做文化产品，可以搬上舞台，我还可以创作城市主题诗。现在国家对文化思考的战略层面不错，我个人对文化产业充满信心与希望。我现在组建了自己的团队，也做了一些大制作。文化项目强在精神、学术气质，打造文化强市，文学是载体。但诗人也要有诗人的尊严与高贵，在走向市场时要有自己的创作底线。

方敏
谈谈你的阅读范围，哪些书籍对你最有影响？

柳忠秧
我的阅读比较杂。这得益于家里几代人都是教书匠。我父亲在学校当过教导主任、校长，后又任地方教委负责人，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偏爱文史哲，什么书都读。有一段时间还爱好数学。
我认为我们中国的古代逻辑是有问题的，发展也不够。从学术层面讲，西方的形式逻辑显然完备得多。我们国家教育机构在逻辑学的教学、普及方面也做得不够。哲学也很重要，因为我搞创作离不开。庄子、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宝贵的财富，搞文学创作必须对它们有所研究，尤其是像我这样以地域文化、历史、大江大河为创作素材的诗人。我曾恶补过哲学，历史也是恶补，拜了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为师。中国古代文化太伟大了，四书五经、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等。好书不厌百回读，可以反复读。传统文学经典、诗歌文本经典，还有一些理论家如沈约、金圣叹、王国维等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另外宗教也重要，在创作中，面对无限时空、日月山川得有敬畏之心。“心中有神”的追求是我的人生涅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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