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过剩”辨析
就连这个命题也不是中国理论家首创。“过剩”这个词我们是不陌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早就发现了资本社会生产力过剩的奥秘，这个理论借助2009年全球金融风暴次贷危机重新被理论家们翻出来，“经济领域的商品过剩与思想领域的理论过剩几乎是20世纪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灾难与危机，”“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问及这一现象，并在90年代将有关思考推向了高潮。1985年，W.J.T.米歇尔编了《反抗理论》一书,该文集对60年代以来的理论热进行了初步检讨,并显示了反抗理论的姿态。其后有保罗.德曼的《抵制理论》（1986）和T.M.卡维纳编的《理论的限度》（1989）问世。而在90年代，有关理论的反思开始蔚为大观。据笔者所知，有伊格尔顿的《理论的意义》（1990）、J.阿拉克等编的《理论的后果》（1991）、R.布拉德夫编的《理论状况》（1993）、W.瑞特的《理论的神话》（1994）、C.玻格斯的《挑战理论》（1999）、M.马奎兰等编的《后理论：批评新方向》（1999）、H.拉珀博特的《理论大杂烩：黯然失色的解构》（2001）、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2003）等。这些著述从不同角度反思批判了20世纪的理论现象，呈现出一种后理论（post-theory）景观。所谓后理论之后指的是对理论本身的反思意向或反思性距离。”①
当我们兴高采烈欢迎“方法年”到来的那一年，西方学者已经开始提出“反抗理论”的主张。辨析中国的文学与理论的关系，自国门大开中体西用的清末民初开始，“保种图存”的民族情结一百年来左右了中国人的思维，一方面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必须启动现化化进程，要师夷长技，另一方面又从来没有放松对西方文化的警惕，在两者的斗争消长关系中奠定了五四精神之下的新文学传统，其影响直至当代文学。我们总是急功近利地引进、运用西方的理论，近三十年来对西方理论的照搬、堆砌显示出一派理论过剩的繁荣景象，然而理论脱离使之产生的文化语境问题、与本土的不适应问题、理论的更深入辨析及误读问题却少有人探究。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话语公转已经成为正常现象，甚至成为学院派以及理论家们的看家本领和形象标签。理论还总是能穿过被言说的对象自我演绎出惊人的结论，也总是能成功地使作品成为理论的形象注释，还能心照不宣地导引作家们按照理论给出的思想、理论图式写出理论想要的东西来。先锋文学刚出来那一阵，理论是失语的，因为理论翻译没有在这一环上紧跟，而抢先登陆的一批世界文学作品却打开了作家们的视野，以拉美魔幻得获诺贝尔奖最具冲击力。随着一系列的西方文论翻译介绍过来，理论变得强大起来，理论家们为自己甚至没看出来马原那小小的叙事圈套而懊恼。接下来的时间里，是理论家们迅速学习实践西方文论并迅速垄断文学批评话语的天下，他们凭借知识、理论也许还有智力的优势，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确立了自己的首席地位——文学的阐释权与立法权从此归理论所有。
从2002年南帆的《理论的紧张》为理论所作的乐观辩护，到今年的对日常生活哲学的阐发，②理论似乎正在解构自身的宏大叙事，日益消磨掉不可一世的斗志，从过去的理论野心上撤退下来，转而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真正影响文学的那一脉原力。赵毅衡在其《重访新批评》一书中写道：最近美国有几本文集，新一代的批评家感叹：讨论具本作品时，我们仍然像个新批评派，“新批评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依然在指挥我们。”西方文论在经历了精神分析、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等理论操演之后，发现具体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最有效、与作品结合最紧的还是类似新批评这样的以作品为主体、以细读分析为方法的文学内部研究。如今写文学评论，无法不使用新批评留下的一些基本的分析路线，例如张力、复义、反讽、悖论等等。③
最近爆出王彬彬指称汪晖２０年前的博士论文抄袭，引发学者热议，“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学术规范已日益得到强化，但其暴露的弊端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今天细化得近乎僵化的学术规范是否合理？规范本身是否也代表了某种学术界的利益划分？过于强调形式上的学术规范，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学术的原创精神？学者谢泳更是指出：这种学术规范化的背后，显然有着权力的意图，其意在通过某种技术化倾向消解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敏锐和立足实地的冲动。”④
对文学而言，越来越僵化的所谓的学术规范是否有必要，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多少学术流于形式，而规范本身是不是正在削足适履，随便翻出一部现今尤其新近的博士们的论文，就可以看出作者被自己的概念、范畴、条块划分、各单元交叉关系弄得精疲力竭，每个出现的概念都要解释、厘清内涵和外延，每个阐述都要廓清领域范围，把不必要的也许其实非常相关的部分毫不留情地削去，不断地划地为牢，以符合学术规范和体例。在这样的主导精神之下，一部“学术”论文除了形式上的学术规范之外，还剩下多少原创思想、创新发现呢？科学要求学者们对待文学要斩钉截铁，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文学这种古老的艺术，从一体化哲学时代起就在使万物沾连起来，中国的文学尤其如此，钱锺书一生著述累累，却始终不愿给文学下一定义，在钱氏目中，“文学乃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他的基本理由是：《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古希腊人谈艺，举“一贯寓于万殊”为义谛。据此中西二说，文学无所不涉、无所不包。我们打开文学经典，犹如“入百花之谷，游五都之市，应接不暇，钻研不尽”。⑤文学作品如果是一个有机的活体，它在状貌现实人生社会图景时就是一棵枝蔓丛生的树，自身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语言的多歧义、模糊和交叉使分析它的理论也似乎难以做到斩钉截铁，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多方因素合力的综合结果，这似乎使理论的要求，如科学与清晰实际上在使文学不断减化和简化。很多真正有价值、有意义，事关文学的议题也许就在这个过程中被作为废料甩掉了。“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这句话可看作是徐志摩代作家们发出的那一路的抱怨。批评不是一门自然科学，甚至连心理科学也算不上，这是我们在今天仍然必须正视的现实结论。⑥而现实却是理论家们和准理论家们都在科学、精确的学术规范（这个规范也是从西方文论里移植来的）里炮制面目模糊、概念堆砌、拖沓啰嗦的“理论”。
文论最大的麻烦，来自一种危机求变逻辑。过去一百年，资本主义迅猛发展，高科技日新月异。文论夺路而出，前仆后继。其根本目的，无非是要揭示危机、张扬批判。然而，它们的精神抗议屡屡受挫，学术革命频生流变。如此反复，就导致一些后遗症，例如游戏癖好，意义虚无，理论商品化。⑦当代中国的理论命运也正在走向游戏癖好，意义虚无，理论商品化。陈晓明为红柯的长篇《大河》写过一篇书评，题目叫作《童话里的后现代与现代》，了解新疆的历史、现状、地理、风物的人都难以将小说与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联系起来，文化、时空、民族的差异，与产生后现代理论的西方在文化历史语境上存在着的不可通约性等等，小说尽管营造出神奇、神性的原始情境，也与评论家所沿用的概念、知识及评论体系相去甚远，评论家用一套远离作家作品实情的理论武装起来，达到话语的陌生化效果，而被论述的作品和作家则被理论抛弃和误读，呈现出理论游戏化的特点。当理论与作品不能相互融会贯通，相互激发鉴赏的时候，理论往往也同时呈现出意义虚无，话语踏空。至于理论的商品化则不需要举例说明了，在这样一个资本、商品的社会，理论，尤其是西方的、前卫的、学院的理论，怎能不懂得布迪厄所谓象征资本的理论，理论本身成为理论家的象征资本，这个象征包含着一些确定的头衔、某所著名的大学、某领域的学科带头人等等，而这些资本如期货一样在市场里以货币的形式流通，某种程度上说，现今最活跃的某些理论家正在充分利用自己的象征资本，貌似科学严谨地制造出一批批理论商品，而这些商品也正显出过剩、浮躁甚至狂躁的症状来。中国的理论过剩的背后其实是理论的贫乏与饥渴。
而与之相反的另一脉传统则是，钱穆也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看他的理论文集，从来没有那些生搬硬套、文不对题的概念术语玩弄，有的只是一个理论家放下姿态、平心静气地深入事理的耐心与研究，不以说别人的话为荣，提出自己的发现，有独到的价值和意义。除此之外，一个真正的理论家还应该是有胆识的，批判精神应该是他的第一性。这是一个理论家本应持的最基本的专业道德。对照看看我们的理论家，除了照搬移植、生吞活剥西方的最新文论之外，并没有提出多少具有独立价值和意义、真正具有本土经验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与理论实践。
然而，我们的理论果真到了过剩的境地了吗。事实也许是，现代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过剩只不过是引进、运用西方理论的过剩。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以来引进、运用西方理论的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几乎所有的理论都被引入中国，跟进学习亦步亦趋。 “中国式的理论过剩背后潜藏的是理论的饥渴与贫乏，……，严格地说中国还没有现代形态的理论生产与运用，也就是说还没有对构成我们现代生存之思想基础（我们自己的现在）的反思与批判。……而当我们反省西方理论过剩的弊端与现代思想的命运之时，也别忘了启蒙留给人类的珍贵遗产：理论非他，胆识而已。”⑧
叙事的消融
当代文学的叙事某种意义上正在被消融。有论者说是古典情境的消失也好，文学本身的不断祛魅过程也好，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已经精疲力竭，并且已经不处在它的时代中也好，小说自启蒙时代被赋予的神性光环，作为神谕的化身，十九世纪小说辉煌且经典时期所表现出的近于巫的预言力量都在消融甚至瓦解。一方面叙事在当代不得不面临与更快捷更新鲜更刺激的发达多媒体传播竞争，后者在技术合成、集团作战方式、资源掌握途径等方面都绝对优于作为单个作家的个人。“很多时候，作家比读者知道得还少。他没时间看电视，看新闻，他的很多故事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对他来说，那些故事都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也就是说，他甚至不能够把远方的故事作为一种知识告诉读者，连知识的权威性他都丧失了。读者也不信任它。你讲的已经落伍了，萨达姆昨天已经绞死了，你今天才通过故事的形式传达出来。……，小说家的权力被一点点蚕食了。”⑨李洱的这段话提示出当代小说家正在遭遇的叙事面临瓦解的尴尬。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信息是，作家的职业化反而让现代作家变得缺乏小说的专业精神，从前那些精通各行各业的作家变得遍地难寻。像《白鹿原》那样扎实又宏伟的叙事，在当代文学经过先锋文学的语言实验扫荡之后，似乎再难以出现，出现的多是对历史的不确定和虚无感。《生死疲劳》是一部要写尽五十年来农村变革史的宏大叙事，但最后的观感还是：莫言写了一部人所共知的历史，他的概念预设从来是那清楚，写作意图也是那么清楚，写出来的东西也是那么清楚，然而却又找不到他说的意图与之对应的准确表达感。一部五十年的农村史被他概念性地简化了。另外，他太过花哨的叙述破坏了他的叙事。他自己相不相信西门闹变成院子里的驴，不得而知，这种转世轮回说确实有硬性返回历史的嫌疑，中年以下的读者恐怕都难以接受他的六道轮回演绎，游戏一样。先锋文学以来的叙述本身的畸形膨大、躲进历史虚构里的不确定与虚无感就漫延在当代文学中。奇怪的是，莫言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借助理论家，焕发出理念的前卫光芒。
莫言的新长篇《蛙》写的是一部计划生育史，时间跨度虽然三十多年，但却紧紧围绕一个主题一个主要人物，相比于《生死疲劳》的宏大，显得单一、紧凑得多。叙事也收敛自律，语言的选择上也因为套了一个书信体的模子，显得颇为本真朴素。这个对莫言来说的小叙事，因为主题集中、事件人物的真实可信，个人认为，比《生死疲劳》更具叙事的“信”度。
或许我们由此可以引出一个命题：如何确立小说叙事的“信”，你写出来的东西，老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对你的叙事压根不信任，小说接受的根基被抽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作家的处境是值得同情的，正如李洱所说，小说家的权力被一点点蚕食了。提供公共经验本身已成不合法，不断被多媒体复制的当代经验生活再也不具备传奇与揭密性质。央视十套的讲述，各地方台的讲故事，网络上千奇百怪的信息，都远比小说来得传奇，作家的任务似乎再也不可能凭靠大量的内容、信息和知识含量使自己宏大起来，这样的内容、信息和知识已经难以被作家提供，首先作为言说者的位置，已从某种代神立言的神圣性变得“低于读者”了。尽管本雅明警告说：写作本身意味着作家对读者有所指教。但这个警示在当下已经显出多少前现代的迂腐，作家本人都似乎难以有要指教别人的自信了。作家评论家一致呼吁，每个人都置身其中的当下，是谁也摆脱超越不了的不好不坏的现实，作家评论家也不能免俗。要指教别人的历史环境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一切可资利用的都在被转化为商品，作为商品的文学不再能摆出高高在上的贵族派头，大家最终的去向都是市场，另外一些有志的作家是获奖。而日益边缘化的文学在这个浮躁甚至狂躁的时代也早已失去耐心，短、频、快的出书策略既是作家的主观选择，也是读者喜新厌旧的接受条件使然，作家要写自己最能出彩的，而不是想充当另一个巴尔扎克或是雨果，托尔斯泰当然是更不可能。读者的口味将会越来越趋向于大分散、小集中，这是一个读者主导口味的时代，读者有时候被出版商的炒作忽悠，被众多的冒牌排行榜欺骗，但出版商将会越来越揣摸读者的口味却是不争的事实。多方合力，于是，小叙事将会成为小说在当代的不得已选择。叙事将会越来越类型化、截取片断式、怀疑甚至虚无起来。
以麦家的《风声》为例，首先是小说的类型化，特情小说也好，悬疑小说也好，《风声》将自己明确定位起来。另外，它截取的时间集中在某个很小的片断里，在这个时间片断里，作者可以按小说的传奇性质发生故事，一切演绎都成为可能，把一个本应有的时间长度缩短到接近针尖那一段，小说积蓄的能量爆破而出，用这种方式，小说完成在当代传奇的功能可能。一些目前走俏的职场小说，例如《杜拉拉升职记》，也是以自己通俗的小叙事面孔引起大范围的知名度，片断式小说如《福布斯咒语》、《首席记者》、《蜗居》等，都是针对某一事件所在的时间段结构出的小说。
苏童的《河岸》虽然兼顾了历史的写实，但就其精神向度上，依然是先锋文学的解构精神，具体操作上也依然有着躲进历史的虚构里进行飘渺、不确定的语言游戏的影子。格非的小说自先锋文学时期起就是犹疑的、不确定的，惯于设置悬疑当然是他早年的先锋标志，近期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仍然显示出作家想要悬置自己的判断，怀疑、不确定甚至虚无仍然是格非的叙事风格。先锋文学所确立的怀疑、虚无等解构历史的叙事风格一方面反映出对作家对历史的怀疑和解构，另一方面则又体现出一代作家对历史的不确定和难以把握，从而使宏大历史叙事本身成为不可能。
相比于当下的动辄半个世纪、三十年的农村史小说，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围绕着村官选举这一件事，写出了一部小叙事的当代农村小说精品。说它是小叙事，也仅仅是指它的时间长度，其实就它的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中所反映出的信息密度，比那些失败的宏大农村叙事要大得多。当下农村的民主选举带出了当代农村生活的真实图景。看这样一部小说，读者丝毫不会怀疑它的“信”度，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通过自己的言行，也通过作者扎实的小说功底，更通过作者化于无形的小说技巧，融成一股故事的日常之流，却在最后达到了即使是有看故事癖的中国读者的故事高潮，小说写得轻盈却耐读、紧凑而蕴味深长，中国传统文论所说的“气”，则盈贯全篇。并深得《红楼梦》写人物的精髓，好人也不是完人，坏人也不是十恶不赦，中原文化积淀的厚重传统可见一斑。而河南作家似乎天生擅长写政治小说、官场小说、世情小说的优势也可见一斑。在这类小叙事结构里，作者没有欺骗读者的阅读时间，提供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本应该提供的内容。
同样是写农村的，曹乃谦的《到黑夜里想你没办法》，也以自己的小叙事方式写出了当代农村叙事的另一种价值。瑞典汉学家给予高度评价，不管国内文学界能不能接受，马悦然也是一个站在世界文学比较视野里的评论家，尽管人们质疑他的汉学家身份是不是名副其实，对他的信口褒贬愤愤不平，抛开这些文学之外的事非之争，曹乃谦的写作的确承袭了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那一脉传统，那一篇篇惜字如金的小篇什，让人回到一个更古老，没有被冲击、断裂过的古中国文学情境中。但他写的却是七三、七四年的山西农村生活。人们会对马悦然高度评价这件事套上意识形态帽子，套用赛义德后殖民理论，更可看作是西方对东方文化的畸形想像在作怪，西方就接受“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同的，而西方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正常的。”⑩但谁也不能否认，曹乃谦写的是真实。他那固执使用方言的方式，中国式短句子的节简笔墨，《红楼梦》那样的隐笔与曲笔，直指人性与物质关系的追问，勇于犯禁的文学胆量，将存在的真相逼至角落，粗陋的山村生活像一块永不风化的化石被保存下来。也许正是这样一些价值，是马悦然看到的在世界文学格局里中国文学存在的理由与特点。那些学来的现代、后现代叙事，学得再好，短期内也不可能转化生成为纯粹中国的叙事。它们没有根基，即使生出一些根须，也不牢实不壮大，这也是为什么先锋文学演变成了一场小说的语言革命，而实质上的革命内容却被忘记或丢弃了。后面没有自然附着上精神与灵魂的语言游戏自然难以真正打动人心。曹乃谦的方言写作当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从小叙事的角度来说，它至少保证了小而精的叙事价值。
理论过剩与叙事消融
当代文学在理论的引进和运用上的过剩实际上反映出理论的饥渴与贫乏，现代中国并没有产生本土经验意义上的理论，引进的理论正在脱离本土经验而显现出意义踏空的理论游戏化，这是当代中国理论的特征之一。而在文学创作领域，宏大叙事的消融也症候出时代对文学的改写与选择。用文学来全方面记录见证时代与社会已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因为多媒体会做的更好。而速度则在当代改变了人们的耐心，审美的耐心正在失去，人们越来越要求在一个精当的时间结构里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类型化、截取片断式的小叙事适应了时代审美的要求。这类小叙事都体现在对时间的节约上，过去一个长篇的时间现在被缩短到接近针尖那一段，通过这种方式，压缩的时间爆发出能量，完成小说在当代的传奇、揭密功能。而先锋小说以来的解构对历史的怀疑和不确定也使宏大叙事本身成为不可能，虚无的历史观观照之下的一切都变得可疑、漂渺起来。经过先锋文学语言革命和叙述大于一切的技术狂热之后的当代文学，在叙述畸形膨大的革命中将革命本身的使命忘记，而留下的遗产就是宏大叙事在哗众取宠、投机取巧的一次次尝试中归于失败。现代分工越来越细化与作家的专业化反而使作家成了很多领域的陌生人，《老残游记》、《红楼梦》那样的精通各门知识的杂家越来越不多见，与其如此，莫如定位准确地先搞好自己擅长并懂得的领域里的小叙事，在深度的、灵魂的、精神的领域里重新发现自己的优势与活力，而诗与思也仍然将是文学永恒的魅力所在。
一方面是理论在引进与运用上的过剩，另一方面是这些引进的理论与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理论与当代文学的疏离。很多时候，理论抛弃了当代文学，理论自说自话自我演绎生成理论的循环，高校、研究机构对自己的定位向来是经典文学的阐释者与立法者，文学历史的鉴定者，每年高校、研究机构发表出来的论文，研究当代文学，尤其当下文学的少之又少，这很少的一部分中为了体现理论的权威，也动辄被撰写成理论的宏大叙事，研究一个代际集团，不管集团的成员是否有多少共性，研究一个断代历史时期，最少的都是十年，即使有研究单个作家的，也一定是这个作家的全部作品，总之，中国的理论家往往有着理论野心，一个作家的单部作品似乎不足以进入批评视野。像罗兰•巴特那样，用一本书来分析萨拉辛的戏剧的理论家不多，而当代文学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理论家，需要真正具有理论精神的理论家。
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另一个关系是，在理论的影响甚至是诱导之下，当代文学正在失去自己的耐心。理论的追新强迫症影响了作家，作家不由自主地也以追新为自己的目标，正是在日新月异的时间感中，作家失去了做宏大叙事的扎实和诚实态度，为最新的理论写作、做理论的形象注脚成了某种心理暗示，而这多少正在使叙事日渐消融甚至瓦解。以莫言为例，他的写作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理论的影响是较为突出的，《丰乳肥臀》与过去的告别、《檀香刑》的解构历史与语言策略、《生死疲劳》的叙述畸形膨大与民间性的理论定位等等，从他的小说中可以发现各种占上风理论的发展痕迹，理论家借助引进的时髦理论，迅速定位、标鉴那些能使自己的理论有用武之地的叙事，话语权不仅具有如此的象征资本，还是传播媒介的高端权威者，更是所有奖项的权威评审人，一个理论家持有什么理论观，自然会影响到一群作家的创作观。
理论的引进与运用的过剩，宏大叙事的日渐消融是当代文学的两个显征，在前者的影响之下，后者的形态面貌也发生了如许的变化。对理论而言，产生本土经验意义上的自己的理论已经成了一个必然面对的问题。对创作而言，禀持耐心，守住文学的心灵精神，与时髦的理论尤其脱离中国现实的理论保持必要的距离，也许就是重拾宏大叙事信心的可能途径。
①《文学知识学》中《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命运》，余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②《文学性、文化先锋与日常生活》，南帆，2010年2期《当代作家评论》。
③《重访新批评》中《新批评与当代批判理论》，赵毅衡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④《文学报》，2010年4月8日3版，傅小平《创新才是学术规范的灵魂》。
⑤《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赵一凡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5月北京第１版。
⑥《镜与灯》中《第一章导论：批评理论的总趋向》，M.H.艾布拉姆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⑦《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赵一凡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5月北京第１版。
⑧《文学知识学》中《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命运》，余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⑨《虚无与怀疑语境下的小说之变》，李洱、梁鸿，《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⑩《知识分子论》，爱德华•W.赛义德著，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1月北京第1版。
发表于《小说评论》2010年4期，被《新华文摘》2010年第154期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