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莲花坡，七八栋邮电住宅楼，只有一座公共厕所，很大。

       20世纪60年代末，厕所的产出都由农村承包。城郊某生产队派了一个农民来守卫，以防止其他同类哄抢大粪。

       厕所边搭建了草棚，或者草房——比棚大，比房小，住那个农民。他三十来岁，黑而壮，目光犀利，但躲闪，害怕刺伤人似的。照理说这种人应该在队里从事生产，而不是守厕所。后来听说，因为要和抢劫者拼命，所以就像当兵体检，选了这条壮汉。

       附近一户人家，有个半大小子叫曾宝平，在家里面捣蛋。不知道是被赶出来了——那时候，有的家长会把“不乖”的孩子，驱赶到大街上，就算万事大吉——还是怕回家挨打，反正没地方住了。

        晚上，曾宝平来到草棚，一手扶着门框，不说话。他早已被父母虐待傻了。农民喊他，并招手，他才移进来。

      农民收留了他，给他煮稀饭吃，挤唯一的一张床。

        有积极分子去报告：孩子在哪里，和谁睡的。家长知道了草棚和农民。开始没事，似乎还非常放心。后来听说，这个农民是“坏分子”。家长一想，儿子和“坏分子”睡了觉，那还得了！就到生产队去闹腾，又找居委会、派出所，说“坏分子”拉他们的儿子——革命接班人——下水，弄去睡了觉。要求严惩“坏分子”；不让这个生产队守厕所了，大粪奖励给别的队。生产队被逼无奈，只好把这个农民调回去，另外派了一个农民来顶岗。

       曾宝平后来再被家长抛弃，或者殴打，不能回家的时候，又去草棚和农民睡觉；每次走投无路，都去这儿睡。家长呢，等他们一睡再睡，既不告状，也不干预，完全顺其自然了。因为后面这个农民，是贫农。革命接班人和贫农睡觉，可以天天睡，长期睡，一直睡。

       草棚里有椅子，是三把烂椅子拼凑成的一把好椅子。

       曾宝平坐下，把右脚抬起来，有点像跷二郎腿，但并没有跷，而是横放在椅面前端，另一条腿下面，膝弯后面，连这条右小腿，坐在身下。一坐半天，发呆，半点接班人的派头都没有。再说去哪里接？找谁接？他是不可能搞清楚的。所有聪明人都搞不清楚，他更搞不清楚。只要有地方包吃包睡，就知足了，人畜无害。

       那个“坏分子”呢，以前“犯罪”成了“坏分子”，这次在城里把革命接班人弄去睡觉，等于又一次“犯罪”，且不知悔改，回到生产队就加倍挨整。具体不知道怎么整的。反正曾多次进城，向厕所周边的居民哭诉，强调他“非常想不通”；双手握拳致颤抖，没有说出来的话都在手心里发酵；目光稍许绵软，但冰冷、沉稳而坚定，不再躲闪。

        “坏分子”一直想不通，就进城来报仇。找谁报仇呢？“坏分子”非常明事理，不找曾宝平，而找曾宝平的父母报仇。他拿着砍刀冲进了曾家。女主人外出，只有男主人在。“坏分子”举刀就砍，砍脖子，砍下头来，从窗口扔飞出去。他本人呢，也自杀了，是就地自杀的；还是砍脖子，头没掉。两个人都死了。

       至此，“‘坏分子’把革命接班人弄去睡觉”这一重大事件，才算过去了。

       2026年6月21日草于墨尔本一亩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