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广信 周军 张长军 金宏口述

邱明执笔

       我曾经在北京市第一监狱工作过一些日子，与当时的干警甚至服刑人员，都有过比较深入的接触。有一天，监狱政委对我说：“刚破获一起越狱未遂的事件，你去参加一下谈话吧。”

       我带上笔记本，来到了会议室。干警胡广信和三名服刑人员都在，因为我经常给服刑人员讲法制课，所以都认识我，各自打了招呼，言归正传。

       胡广信：新任北京市第一监狱第三中队副中队长

       当时我是二小队的主管队长，我们小队劳动在监狱办的塑料厂，上夜班。

       1985年9月18日之前，我感觉一切正常，没有察觉到任何问题。28日晚上8点多，听到车间里有人喊叫： “周军的手破了! ”

       我过去一看，他的左手大拇指伤了，一问，说是被剪子剪了，我看到流血很多，感觉伤得挺严重，肯定要上医院。

       我去找值班的队长，当天是马兆军值班，我对他说：“你到车间来替我值会儿班，我带犯人去看病。”

       我又交代了一下作杂务（杂务，相当于学校里的值日生，负责当天管理犯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秩序）的犯人张长军，说：“ 马队长替我值一会班，有任何事情，向马队长报告。”

       他说：“ 这麽一会儿功夫，还用替班？”

       我没多想，也没回答。忙着去找三轮车，没想到三轮车坏了。这个时候，看见周军举着流血的左手在前边走，我骑车追上了他，超前了五六米，当时天很黑，看他右手手老是捂着肚子，我就用脚抵着地，停下来等他，我说：“ 你手受伤了，怎麽肚子还疼上了？要不要我用自行车推着你去医院 ? ”

       当时周军愣了一下，笑了，往前赶了两步，忽然又停下来了，说： “不用，谢谢管教！”

       我也没有觉察到什么, 就说： “那你慢慢走，我骑慢点等着你。”

       接下来我放国庆节假，闲下来心里觉得有点怪，为什么我说马队长替我值班，那个犯人会有一种惊讶的表情，为什么我说要骑车带着周军的时候，他笑得那麽古怪。但是，也就是脑子里的一闪念，并没有往深里想。

       10月4号销假回来上班，晚10点钟来接的班。生产情况交接了一下，11点10分，政委来查班。又去了大库，转了一下，又转回办公室去，11点20左右回到车间。

       看到张长军在车间开卧床。他是6月入的监狱，25岁。是盗窃罪，判了13年。我看着他，感觉他干活没什么心思，情绪也不稳定。在和我目光相对的时候，他也不敢直视我，目光一闪就垂下去。我当时心里就有感觉。

       我把张长军叫到了办公室，我说： “谈三个问题，一你对案情怎么看？第二, 进来这里3个多月，对于环境周围的情况知道些什么？第三，谈谈你家里的情况。”

       张长军  身高1.78-1.80是个大个儿，魁梧精神，有劲儿，有男性美，脸孔棱角分明，标准的男子气，肩宽细腰，肌肉发达，高鼻梁，大眼睛，面色较黑。

       我叫张长军，盗窃罪，13年。

       我回答胡管教，说： “案情很简单，就是盗窃，我已经认罪了，反正感觉判得挺重的，不过，我确实是犯了罪了，所以我不申诉。第二个问题，我是新犯人，不了解监狱的情况。”

       我并不想多说什么，他们告诉我说，跟政府说话，说的越多，麻烦越多。但是我见胡管教不错眼珠地盯着我看，心里发毛，我只好说： “ 反正有人挺恶的，净欺负我。”

       我知道在监狱里，打小报告、告状是很招人恨的，我要真说了实话，恐怕以后日子更不好过，就不敢说了，管教再怎么问，我都不说了。13年呢，那些无期、死缓的，要是天天折磨我，那我不是跟判死刑没啥区别了吗？所以我就不说了。

        胡广信：

        我就讲他在监狱的表现，对于新犯人，当然是以表扬为主。我说：“你不说也没关系，咱不提谁欺负谁，犯人之间吵架责任要分清楚。”

        他听了之后很高兴。我说: “你如果有所检举的话，是可以立功的。”

        我问他说： “28号是怎么回事? ”

        听了这话，他脸色马上变了，还直冒汗，哆嗦着嘴唇，说：“胡管教，您不是带着那谁看病去了吗？”

        当时我看他的脸色，还在哆嗦。他不敢看我，一个劲摇头。我说： “ 我找马队长代班，你当时说什么了？这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他一听这话，差点跪了。我知道真有事了。（胡广信看向周军，指着他）说，当时看他脸色很不好，以为是流血过多。心里想，这孩子才刚20岁，如果在外面，也不会让他干这麽重的活。你说吧。

        周军： 身高1.68-1.70米，脸白净，看上去机灵文静，有口才，表达能力很强。智力竞赛，他总是前几名。        

        我叫周军，是今年初进的狱，犯的是抢劫罪，嗯，是抢劫加盗窃，二罪并罚判了12年，我今年20岁。 我那天是要准备越狱逃跑，故意弄伤了自己。

       金宏： 身高1.65米，很瘦长，圆脸学生气，满脸稚气，很孩子气，19岁。         

       我叫金宏，1984年入的监狱，是无期，犯的是强奸罪，我今年19岁。原来是我和周军我们俩，商量着准备星期六越狱逃跑。忽然那个张叔就对我说： “你们订的周六跑，不合适，国庆节前，家属探视的特别多，政府肯定戒备森严。最好提前一天，星期五。”

       我说: “你怎么知道？”

       张叔说：“我看周军那孩子魂不守舍，就问他了，所以原来两个人的事，现在就是咱们三人的了。咱们还得再定一个方案。”

       我们就定了一个方案，周军自伤，搞得重一点，在去医院的路上，杀一个警察，抢他的警服，然后就跑回车间大喊大叫，因为是夜里，我们就趁乱把办公室撬了，再偷两身警服，狱里的值班警察，一定会抢救被杀的干警，我们就有机会逃走了。我们穿着警服，又是夜里，而且还混乱，就一定能成。

       胡广信

       那天我带周军去医院，你们为什么没逃走？

       张长军，

       因为有人代班了，有个队长在，原定的计划要搞乱车间，就难了。

       金宏

       作案工具是钢丝圈和扳手，12寸的那种大扳手，还有监狱监区的地形图，图是我手绘的一个图，手绘的地图比例还都挺对的，还而且很详细，把监区里所有的关口，警卫都画上了。

（我看着那三个服刑人员，问：听你们的叙述，还不算越狱未遂，应该是终止犯罪，既然是终止犯罪，是怎么被发现的？）

       张长军

       我就是个盗窃，溜门撬锁，偷点东西，就判13年，觉得重了。可现在就是严打嘛，谁让我摊上了呢？胡管教对我说，可以立功，我想立功，立功是可以减刑的，而且杀警察抢警服我又没有参与，所以我就检举了。

       胡广信

       听了张长军的举报，我惊出一身冷汗，我把周军叫到办公室铐上了，上的是反铐，他当时没反应过来，也没抗议。拷上之后，我就说： “你交代一下，最近有什么反改造的活动。”

       周说没有，我说: “你的事情，我已经掌握了，现在问你，是给你机会，你说和不说是态度问题，快去反省反省吧。禁闭一个小时。”

       当时时间已经到快凌晨两点了，我又去问张长军，了解了一下各种细节，四点钟左右给上级打了电话，汇报情况。这才回到禁闭室又问周军。

       周军说：“我坦白，请政府宽大，我是想要行凶逃跑。钢丝圈在铺底下藏著。”

       我找到了凶器，就把他关到反省屋去了。当时是早上五点了，因为张是主动坦白，而且他也没有行动，所以没把他关禁闭。

       金宏

       张叔从管教那里回来，我问他，周军去哪儿了，张叔犹豫了一会儿，才说： “关禁闭了。”

       我一猜，就是张叔揭发的，问： “ 你怎么回来了？”

       张叔不理我，要走开，我拉住他问他： “为什么要反水、告密？你不是也要逃跑吗？不是想得睡不着觉吗？”

       他说：“ 立功减刑出去，不是更安心吗？逃跑出去，也过不了什么好日子，还不如在监狱里住着呢！你要逃跑，就快点跟政府说实话得了。”

       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12、13年，我是无期，我要说了，那就得枪毙。

       张叔没有再说什么，就听见杂务吹哨催大家去睡觉。不知道是谁，揭发了我跟张叔在嘀咕什么事，汇报给管教了。

       我被三个干部突击讯问，问了5个小时，我扛不住了，就坦白了。但是我说：“ 政府您明鉴，我就是只有那个心，没有真干啊！”

       政府说：“ 你真没干吗？”

       我说：“真没敢干，啥也没干！”

       胡管教就不说话，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看得我心里直发毛，我就说： “ 报告政府，我画地图了！”

       接下来我就交代了我怎麽观察，怎么计算，怎麽画图。

       周军

       我在禁闭室，就一直想我们的计划，越想越觉得自己傻冒，就拍门，说我后悔了。 

       胡管教把我从禁闭室提出来，直接带到这儿来了。还要我说什么吗？

       胡广信

       三个人都在这儿了，也都认罪了，保证以后不犯了。可是这事没完，为啥没完呢？虽说犯罪动机-越狱，犯罪工具-钢丝圈、大扳手、地图，犯罪方式-杀警察、抢警服、制造混乱逃跑，犯罪结果-自动终止，且有一个成员有检举功劳。是吧？好像是完整了，可以结案了，该加刑的加刑，该立功的立功。是吗？都别点头，我说这事没完，是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不安心服刑改造，老想越狱逃跑，根儿在哪儿呢？如果不把这个根给刨出来，将来保不齐还得犯事儿，搞不好就不是加刑的事儿，小命保不保得住都是问题。

       今儿大家在这儿，好好刨刨根，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周军，金宏，张长军

       预谋是周军提出来的，他是养父母养大的，生父母都在内蒙，根本就不想要他了，从不来看他，也不写信问问，更没有寄回来一分钱。对于他来讲，他们是不存在的。他进了监狱之后，养父母也就不想要他了，所以他情绪非常悲观。金宏是住在粉坊里的，父母是离婚了，母亲嫁人了，父亲娶的继母对他不好，从来不让他住在家里，只能住在粉坊。

       这两个人都是虽有父母，不如没有，他俩一个19岁无期，一个20岁12年，所以同病相怜。别人都有家属来探视，也能参观联欢，还会包饺子，可是他俩没有亲人，他们感觉，这个世界没有温暖。

       “改造啥呀？改造好了也没什么出路，就是说生活没什么指望！”

       “可不是嘛！就算是改造好了，出了监狱也没人待见！”

       “那咱们还费那劲改造个屁呀！”

       干脆，咱俩想法逃出去，出去了没家、也没人惦记，出国得了。俩人商量着，越狱跑出去就去广州，从广州到深圳。在香港和深圳不是有个什么桥嘛，就从那儿偷渡出国。

       俩人觉得到那时候，到了国外，就有好日子过了，没有爹妈算什么，哥俩在一起就很美啊。

       怎么跑呢？他们想跳墙是不行的，因为那个墙上有电网。他们就想到走南大门，金宏有表演才能，参加了监狱里的文艺演出队，他也了解一些建筑知识，利用出去演出的机会，走几遍，监狱的地形就能算出来，所以他就画了个地图。

       因为金宏有机会随演出队出去，所以开始决定从大门混出去。可是周军怎么办呢？后来考虑到如果我们有警服呢，周军就可以跟着混出去。

       这就想到怎麽才能弄到警服，第一个就想到要偷警服。那怎么偷呢？就是南监区有一个干部宿舍，金宏到那儿去过，他知道那边有图书馆。

       “可以在图书馆抢管理员的警服啊。”

       “那边人也挺多，目标也大，不然就到伙房吧。那个炊事员是个老头儿，可是他不穿警服，他的警服是挂在屋里墙上那个钉子上的，那比较好偷。”

       “如果要是偷不成咋办呢？”

       “偷不成，那就把那老头弄死。然后把尸体塞到床底下,用钢圈把他死死地勒住，就别让他活过来。”

       后来他们俩又觉得有点不是很稳妥, 这事儿听起来有点儿不靠谱。

       “要不然抢吧，把队长给骗出去，然后利用夜里，到僻静的地方就……”

       “ 怎麽骗啊？”

       “装病嘛。”

       “ 那也没法说病就病了呃！”

       “要自伤。然后到了医务室啊，就把那个队长给打晕, 咱不能打死啊！”

       “那能保证只打晕不打死吗？”

       “打死警察有点麻烦，搞不好跑出去了，人家也得追你一辈子。”

         "然后就扒衣服。咱不让他流血，要用橡皮锤、钢丝圈。一套衣服不行啊。”

       “那就伤得重一点，上医院，选择一个合适的医生，抢医生的衣服。”

       事先他们都看了地形，偶然见值班警员屋里有一件雨衣。他们觉得这东西不错，可以用雨衣包尸体。塑料厂有厂里的汽车，九月份那个车坏了，所以他们想等车修好了，有车开才可以走。

       到了9月14号是中队的接见日，金宏要报考自修大学，打电话给养父母，说要40块钱。当然家里不给，接见日照样不来，他特别生气，这时候，就遇上了周军。就说： “后妈对我不好就算了，亲爹也不好，亲妈更是不闻不问，我是无期，也不能出去碍他们的事，我要上大学，他也不给钱。他说，现在你都蹲监狱了，还上什么自修大学呀！谁管谁呀？我觉得真没意思，活着也挺没劲的。”

       周军就问他： “你想怎么办呢？”

       张长军听见了说：“那个好办，咱们就溜吧。”

       周军很高兴啊，他就把金宏画的图给了张长军，说是他自己画的。商量着要跑。

       9月24号晚上，犯人要集合坐在一起看电视，周军就去叫张长军，说：“ 咱们就干吧。找借口留下，开车走。”

       25号早晨出操，周军以加班为借口，张长军以学技术为借口要求留下来，队长就同意了。杂务并不知道，拼命吹哨，催他俩集合，他俩说不去。金宏感觉到不对劲，就着急了，心想 “这两人要跑啊！哼，敢甩了我，他们俩就跑不了。”

       在金宏的干扰下，这次就没成功。到了9月28号，金宏就问周军到底你俩怎么回事，周军承认他要跟张长军一起跑，说张长军会开车。

       金宏说： “三个人不行，目标太大了。”

       周军就说:  “那怎么办呢？”

       金宏说： “就按咱们原来的计划办。”

       一上班, 金宏就说： “今天是胡队长的班儿。”

       周军说： “胡队长心软，那咱们试试吧。”

       金宏就拿了一个12寸的大扳子，也拿了钢丝圈，周军也拿了一个扳子，8点多，周军就自个儿把手弄伤了。他把他的大拇指的外侧用剪子剪它，可他有点下不了手，那个伤不怎么严重，贴个创可贴就能好的那种。

       他一看不行，就一咬牙又补了一剪子，这下可就大了，流了好多血。胡队长一看那伤，就急着了，说得赶紧上医院，他就去找三轮车，可三轮车坏了，胡队长着急，站在那想办法，周军就趁这个机会，拿了个锤子放在腰里。

       胡队长回来，骑着他自己的自行车，见周军弯着腰，举着流血的左手，右手还一直捂着肚子，他一只脚撑着地面，说： “ 你手受伤了，干嘛捂着肚子呢？ ”

       周军说： “肚子疼，就是因为肚子疼，才不小心伤了手。”

       胡队长就说：“病得这麽重，可是咱们的三轮坏了，要不然你坐我车后架子上，我驼你去医院。”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原来想着坐三轮去，管教在前面蹬，自己在后面车斗里坐着，肩膀和管教的腰平齐，要想击打他的头，或者用钢丝圈勒他的脖子，自己都必须站起来，这个过程很容易被察觉，到时候自己肯定打不过警察。所以叫金宏把三轮车弄坏了。现在，如果自己坐在他后架上，紧贴着管教的身体，自己动一动也不会引起怀疑，而且比骑车的管教，矮不了多少，可以一锤子将他砸死。

       想到这里，不由地让他嘴边露出一抹笑意。就是这笑容，让胡广信感到怪异的。但是当周军走到胡广信身边不远处时候，在微弱的路灯下，他看到胡广信关切地眼神，这是他在养父母那里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关切，心里一紧，他低下头，小声说： “ 不用，谢谢管教！”

       结果没跑成。回来以后，金宏和张长军等他交代，这麽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干？周军说： “我不后悔，胡队长比我爸妈对我还好，我下不了手。”

         (听到这里，我不由地看向胡广信，暗自感慨，哥们儿，你的小命就悬在你的一个善念之下啊！)

       那天，一看这样不行，就说咱们改日再说吧。可是金宏先打退堂鼓了，他说： “ 要不咱们别跑了，你俩没啥，就加个刑，多在这里面呆几年，我可是要枪毙的！”

       周军说：“ 杀了警察，咱仨一起毙！其实死算什么呀？活着有什麽劲呢？我现在觉得，外头还不如监狱好呢，胡队长比我爸妈好多了， 跟着胡队长一起过，比跟着爸妈过，舒坦多了。” 想了想，又说， “ 他拷我、关我我也不恨他，还照样给我吃饭 。”

       金宏说：“ 也是啊! 在这儿不用天天挨打，也不用住粉坊、 还不会饿饭、更不会不给衣服穿。可是政府要是知道咱们计划杀警察越狱，那我可就死定了。”

        "不是没抓住现行吗？甭管谁问，别承认啊！”

        "对，如果没有拿着把柄，咱就啥都别承认。”

        最后，还是被张长军给卖了。

       胡广信

       都说完了？我就说三点：第一，把你们关在这里，不是为了折磨你们，是要你们知道，做了坏事，是要承担后果的，现在不让你们回到社会中去，是因为你们对社会是有危害的。你们要知道你们不冤，冤的是被你们伤害了的人。第二，你们都还年轻，在这里好好改造，学会自食其力，心存善念，出去以后，社会是会接受你们的。包括金宏，你才19岁，只要好好表现，无期可以改成20年，出去也不到40岁，会有好日子的。你很聪明，监狱里的干警大家捐钱，给你报名上自修大学，劳动之余，每天给你几个小时上课学习，保证你刑满释放之前，拿到大学文凭。第三，干警也都是人，你们待几年刑满出狱了，我们却不能离开，要一直在这里面，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们走出这个铁门的时候，能成为一个新人，我们和服刑人员不是敌对的，而是一起并肩战斗的关系，是要一起跟你们罪恶的思想意识、坏的习惯作斗争，要让你们成为守法、自食其力的人。

       听懂了，就回去吧，好好想想，明天写一份报告交给我。

      胡广信口述

       我是1955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是工人，我在家里是老三。家里三个男孩儿，父母想要个丫头，后来生一个妹妹，就打住了不生了。我在西便门上的小学，北京五十一中初中毕业，那是1972年，毕业后就去插队了，在京郊大兴县插队。两年1974年回来。

      插队归来，分到劳改局汽车班当装卸工。那时18岁多快19岁了。那会儿觉得能回来就行，还分到国家机关工作，特别知足。1979年，因为表现好，工作不惜力。组织上决定，让我以工代干就在劳改局下面的监狱，当了小队长。那会儿我已经24岁了。

       我在的这个小队，上夜班，晚上工作时间长，早上出门，看人家成双成对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是，我也是穿警服的，可是“ 狱警”就有点好说不好听了。就算自己看得起自己吧，外头的大妞们，就不这麽想了。这样一来，我就不去想妞，也不看妞了。

       我每天眼睛发直，直勾勾地看着那些犯人，看他们的表情、看他们的动作、看他们的眼神，琢磨着犯人心理。就有老同志说我： “ 小胡，你天天的眼睛发直，用脑过度，想什么呢？你看看你啊，穿个红背心儿，上面印着 ‘警察’俩字，犯人看见你这样看他们，心里就发毛。”

       那会儿啊，犯人大多比我年纪都大，我要不严肃点，他们拿我当孩子，轻视我事小，要是欺负我，那该多丢脸啊！

       当时我还没成家，天天住在这个监狱里职工宿舍，犯人都有个刑满释放的日子，我就像长在这个监狱里差不多，无期。

       后来，久而久之，犯人的脾气基本上摸透了。说出来的、没说出来的、做出来的、没做出来的，是什么意思，都慢慢的搞清楚了，心里跟明镜似的。。

       政策上呢，1983年是严打，那个时候比较乱，犯人的思想也很混乱。改造秩序也很乱。他们犯人暗地里是拉帮结伙的。

       像典型的油条，法律法条烂熟于心，有时候你想整治他们，他搬出法律监规和你斗智斗勇，所以，我必须要把法律吃得透透的，以理服人、依法整治那些歪风邪气，还要明察秋毫，搞清楚帮派势力的渗透。

       这几年严打，就是临时出台的措施是比较严厉。我们把犯人分等，第一等是严打的，第二等是鼓励的，第三等是帮教的，第四帮等是依靠的。

       对于第一等，屡教不改的，二进宫、三进宫的，罪行恶劣的，是坚决打击、关反省、严厉批判，情节恶劣的可以送到边疆，青海。

       在严管队里有个于海平24岁，他过生日，买了吃的，在衕道里散犯人吃，那些犯人就给他祝寿，又唱又跳。这明显就是狱霸，如果不整治，那就是隐患。他先是盗窃，劳教3年，出去之后，行凶抢劫判了15年。他就在监狱里拉了一帮子人，这里边有杨志刚27岁，抢劫罪，在监区，先是喧哗打架，把他关了反省，他说反省好了，但是一出来，死不悔改，不仅流氓成性，还大放厥词，有反社会情节。他也在劳改农场里改造过，这是二进宫了。这帮人把监区搞得乌烟瘴气，对他们就要打击，杀杀他们的邪气。这样的话其他犯人才不会有样学样。

       他们的猖狂劲儿必须杀下去，这对管教大部分犯人作用很大，很多人看他们的情况，试探政府的底线呢，

       于海平打架是不要命的，打人是往死里打的。杨志刚是对判决不服，对制度不满。这俩人是属于第一等的，要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他们欺负别人，就要当着所有犯人的面，杀他们的威风、上背铐、蹲墙边、当众鞠躬道歉、关反省，一点脸都不给他们留，剩下的就好办了。

       对于第二等、第三等，要一个一个的谈话，指出好好改造之后是有前途的。对于第四等，利用他们了解和报告情况，就是做线人吧。

       有个段英杰21岁，伤害罪，判了12年。他是帮他弟弟，他弟弟在外面跟人打架，他怕弟弟吃亏，就去帮弟弟，结果，把那个人给打死了。

       开始呢他是在加入于海平他们那伙的，给于海平、杨志刚站脚助威、起哄，没事的时候，还给他们出出主意，告诉他们怎样利用法律、法条、监规顶撞政府管教。于海平打人的时候，也跟着捅咕几下，关他反省的时候，他也拧巴着。后来，我们打击了一下于和杨，公开告诉大家，屡教不改、害群之马，要送去青海了。

       再找他谈话前，我先去家访，他父亲在社办工厂，当了个头儿；他母亲是赤脚医生，我们就通过家庭配合帮助他。这样，他就和于海平，他们的哥们儿义气，就慢慢的就散了。他通过和父母、弟弟的交谈，认识到，跟这种人在一起呢，是混不长的。

       他这个人脑子很聪明，让他学习俄语，他自学。家里送了历史和文学书籍，他就开始入了迷了。自学到了高中课程，我们就鼓励他。在各种会上发言，他后来都评上了劳改积极分子，他说认识到人前拔份儿，其实挺没劲儿的，还是学习一些知识有用，那才是真的拔了头份儿了。有了文凭，刑满释放也比较好找工作。

       你也听到了，周军那孩子，拿我跟他父母比，对这些犯人我是有同情，感到惋惜，对他们的家庭也十分同情，对他们也抱着一些希望，愿意帮他们改好。尤其是年轻的犯人，确实我们也挺着急的。

       我妻子，孙雪玲，1979年经人介绍。是华丰服装厂的工人，一见面，感觉这个人挺老实的，她说她羡慕我当警察这个职业，我说是狱警，她说狱警也是警察，她喜欢。

       约会两次，两次我都迟到了，她说，能谅解。

       一共就见了两次面，后来我下班，跟她碰面，就聊聊。岳父岳母都是商店的职工，岳父是红桥基层店购销公司，他对我的职业，也支持。她家里大舅子、小舅子、大姨子、小姨子一家人都很开通，都表示理解我的这个职业，家庭的风气也很正。

       我跟她谈了两年，1981年结婚了。婚前婚后，慢慢就不那么常见面了，半个月一两个月呀，甚至，也就是通通电话而已。她也只是埋怨几句，说：“你看人家多甜蜜，你可好, 电话恋人！”

       我就跟她解释了我的工作责任是很重大的。婚后，她嫁到我家，我还是不怎么着家，她在家单独面对公婆，婆媳关系也不错，我偶尔休息回家，她从来没什么怨言。

       1982年，生了个女孩儿。原来不想要孩子，怕影响工作，想多干一些工作，改造人是个很不简单的事情，它是科学，是很有学问的事情，对能力的要求是也很高。那不是一般的工作。我也不是为了当官儿。我觉得，其实说白了呢，也像是教师。改造犯人也是教给他们，让他们学习。

       但是小妞自己就来了，非常可爱。为了她能安全长大，我更要好好工作，让社会上好人越来越多，坏人越来越少。

       我觉得越干就越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我干了这麽多年，一直没有间断琢磨犯人的心理活动，自学一点心理学。

       有了孩子，一见面就抱着，会放不了手，幸福得有点累。那个缠人的宝贝名字叫做胡松秋。生孩子那天，我去晚了，我到了那已经生了。我接电话告诉我说要生了，那时候我还在开会，就去晚了，等到了那儿，一见面，我这女儿的小妈妈就哭了。

       她说： “你看人家丈夫都守在门外，你可好？孩子都生出来了，你也没影儿! ”

       生了孩子以后,  老婆因为是破腹产，身体很虚弱，在家也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孩子就交给婆婆带。后来1岁3个月时候呢，就带回姥姥家了，老婆就跟着回娘家去了。娘家离她上班的地方也比较近，她上班也是带着小孩儿送单位托儿所，家庭的担子就全落在她一个人肩上了。每个周六，才回婆婆家来。我也就一周能跟老婆见上一面，孩子也见上一面。

       我妻子她也真不易，对我干这个工作，还整天不着家，跟判了无期徒刑似的，她一直没有什么怨言。对我的工作应该算是很支持的。

       有妻如此，别无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