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金娜口述
邱明执笔
邓发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安全保卫工作开拓者、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 。
是苏区保卫工作奠基人。 1936年曾秘密护送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形容他“行动如黑豹般矫健敏捷”。 1945年作为中国解放区职工唯一代表，赴法国巴黎出席世界职工代表大会。
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博古（秦邦宪）、叶挺等人乘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邓发开创中共系统化情报、肃反、警卫保卫体系，是人民公安事业的先驱。
《中华英烈》编辑部认为无论如何，中国近代史中必须要写邓发一笔。然而他于1946 年就牺牲了，夫人也于1984年去世了。当时邓发的亲人，就只剩下女儿邓金娜和儿子邓北生了。
当时邓金娜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师，我乘火车一天两夜咣当到了广州。下了火车是早上，于是到一个写着 “早茶”的小店吃早茶，按照北京的习惯，要了一碗粥，第一口差点吐出来：粥是咸的！
为了等邓金娜下课，我在中山大学传达室一直等到中午，邓金娜个子不高，很瘦，与我身边从小相处的那些革命干部子弟很不一样，这些人很多人在学校都很低调，穿着用度也很朴素，一言一行却能看出来骨子里的优越感。但邓金娜是真正的谦和，手中还拿着上课用的教案，一双布鞋，走路没有声音，腰背挺直，浅浅的微笑很真诚。她是我采访的第三个在苏联长大的孩子，她们三个都经历过苏联的卫国战争。朱敏深沉、季玛光彩耀人、而金娜谦和之中透着倔强。季玛姐姐和金娜姐姐的父亲是同时牺牲的。这三个大姐姐回国之后，各自的经历非常不一样。金娜姐姐从一场世界大战中回到和平的祖国，却又进入到另一场局部战争，历尽艰难。
半生漂泊终得归
邓金娜口述
1937-1938年，我爸爸邓发在新疆，他是中共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37年4月抵达迪化；1938年我生在迪化，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1937年冬，我妈妈从延安出发，1938年1月抵达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与我爸爸会合，在新疆负责机要、电台后勤工作 。所以就有了我。
我爸爸妈妈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孩子，长征途中生下的男孩、瑞金生下的孩子均就地托付老乡，至今下落不明；大哥邓星瑜早年寄养在香港，后夭折；弟弟邓北生1944年生于延安。
盛世才最讨厌我爸爸，盛世才当时是新疆边防督办，早期依靠苏联、标榜“六大政策”联苏联共，1938年后猜忌加深，逐步倒向国民党，害怕中共与苏联力量威胁其割据统治。有一天，他对我爸爸说要入共产党。
爸爸说： “你这样的人还入党啊？！” 后来爸爸对身边的人说，“ 盛世才这个人，他从里到外都是反动派！”
这话被盛世才知道了，恨毒了我爸爸。他就说： “ 邓发不给我入党！这个人根本就不好好跟我合作，这样的人，坚决不要留在新疆！”
1938年盛世才开始排挤中国共产党、为他驱逐邓发的打算铺路。他 制造“阴谋案”，大肆抓捕亲苏、进步人士。同年盛世才发动“大清洗”，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大批新疆本地进步干部、苏联顾问、联共党员被捕处决。盛世才刻意将部分案件嫁祸中共人员，对外宣称共产党人图谋夺权，制造排斥中共的舆论，给苏联和中共施压，制造“新疆不安全、中共代表挑动动乱”的言论，并以此为借口严格限制八路军办事处活动。
他切断办事处与新疆各地进步群众、军队的联系，禁止邓发外出讲演、发展群众的工作； 派遣密探全天候监视办事处，信件、电报、访客全部检查，限制物资供给；阻挠中共在新疆招募抗日新兵、转运援苏物资，处处设置行政障碍。
他多次向苏联诬告我爸爸，离间苏共与中共。盛世才多次向苏联驻新疆总领事、莫斯科告状，歪曲邓发的工作，污蔑邓发在新疆暗中组织力量、干涉新疆内政，挑拨苏共和中共关系。当时苏联为维持与盛世才的合作、保障中亚边境稳定，对盛世才的诉求做出妥协，开始劝说中共调整驻疆代表。同时刻意制造摩擦，直接向中共提出撤换邓发的要求，他多次通过苏联转达诉求，声称邓发行事强硬、无法合作，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另派代表，以断绝邓发在新疆的合法工作空间。
1939年正式逼迫邓发离疆，他不依不饶 持续外交施压，最后通牒式要求换人，他向苏联当局表示：只要邓发留在新疆，双方一切合作包括苏联援助、物资过境、人员往来全部中止。苏联出于自身边疆战略考虑，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调回邓发。
在此期间，他断绝工作渠道，架空邓发职权，迪化省政府不再与八路军办事处对接公务，拒绝邓发一切交涉请求，中共人员外出随时被盘查、恐吓，办事处实际陷入半封锁状态，邓发已无法开展统战、转运、营救等本职工作。
面临如此僵局和困境，中共中央权衡全局，决定调回邓发。抗战时期，新疆是国际援华物资唯一的陆上通道，中共必须维持新疆运输线、保护在疆百余名中共干部、航空队学员。为避免盛世才彻底倒向国民党、大规模屠杀中共人员，中央只能妥协：同意撤回邓发，改派陈潭秋接任驻新疆代表。
1939年夏天，盛世才得到中共的消息，立刻强制我爸爸限期离境，全程监视押送。在我爸爸离开新疆途中，安排军警一路监控，不允许沿途停留接触群众。邓发经甘肃返回延安，彻底结束驻新疆代表工作。
我爸爸离开后，陈潭秋接任，盛世才伪装合作至1942年，彻底公开反共，逮捕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全部中共在疆骨干，1943年将三人秘密杀害。
1939年夏天，我爸爸离开了新疆，当时苏联的领事馆说我妈妈单独留在那儿很危险。
1940年组织安排我妈妈陈慧清借道新疆赴苏联短期学习、进修无线电与妇女工作相关业务。1941年：妈妈完成学习，从苏联返回迪化八路军办事处继续工作。 1942年底，盛世才全面转向反共，开始限制、扣押中共人员，党中央分批撤回在疆干部，我妈妈离开新疆回到延安。1942年底才彻底离开新疆回延安与爸爸团聚。
1940年，组织出于战乱安全与抚育安排，经新疆边境将尚在襁褓中的我送往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寄养 。
因为爸爸1939年已被盛世才排挤调回延安，妈妈独自留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危险、动荡，她根本无力长期照料不满周岁的我。当时大批革命后代、烈士遗孤统一安置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1940年新疆过境苏联通道尚且通畅，后来妈妈也赴苏短期学习。
我那时候1岁多，也不知道是谁，带着我乘飞机去了苏联。当时陈潭秋已经多次报告说情况危急，发了三次急电，要求撤离党员。我和妈妈是被苏联救了，我被留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当时是一岁多。后来我妈妈去火车站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说我长得特别像爸爸。苏联当时正在卫国战争，但对我们很好，还让我学了四年芭蕾舞。学语文，我老不及格，算数老得第一，语文只得了8分、12分。后来得了48分。那个时候经常要跑空袭，上学也没什么心思，老师也很紧张。
我在伊万诺沃儿童院度过整个童年，亲历苏联卫国战争，在苏联生活整整10年。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分批接回寄养在苏联的革命子女，我1950年回到国内，先与母亲陈慧清团聚，后由罗瑞卿夫妇代为抚养照料 。当时是12岁，中文一句都不懂，还要重新上小学。
关于爸爸，只有1岁以前和他一起生活过，后来在苏联度过了整个童年，对父母完全没有印象，但是我一回国，罗瑞卿一家就很宠爱我，他们给我讲了很多我爸爸的事情，我知道了我的爸爸很了不起。
1945年爸爸代表解放区职工赴巴黎出席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4月初回到重庆。当时国共谈判局势紧张，政协决议面临国民党破坏，党中央召他返回延安汇报国际职工运动与重庆谈判情况。
同机人员有王若飞、博古（秦邦宪）、刚出狱的叶挺一家、教育家黄齐生，外加4名美军机组人员，共17人。
4月8日上午，爸爸他们乘坐的美军C-47运输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升空，计划经西安加油后直飞延安。飞机抵达西安补给燃油、短暂休整，当日中午再度起飞，原定向北飞往延安。起飞时陕北、晋西山区大雾弥漫、阴雨冰雹，能见度极差，老式飞机导航设备简陋。
起飞后恶劣天气干扰目视导航；加之国民党军统特务事前潜入机场检修环节，在飞机高度表、磁罗盘背面放置磁铁，彻底扰乱导航仪表，造成航向严重偏移 。本该向北的飞机，错误飞向东北方向的山西兴县山区。为寻找地面目标，飞行员压低飞行高度，在浓雾中撞上黑茶山（海拔2000余米），飞机瞬间爆炸解体，山谷燃起大火。
当时延安机场全天等候接机，直至傍晚未见飞机抵达，紧急向西安发电询问，得知飞机早已起飞、并未返航。连续三日，美军、晋绥边区军民空中地面联合搜救。4月11日，晋绥边区群众在黑茶山深谷发现飞机残骸，确认机上17人全部当场遇难，无一生还，爸爸时年40岁。
事后数十年史料与特务口供证实，这不是单纯的气象意外。
自军统头目戴笠死后，特务将报复目标锁定长期从事锄奸、情报保卫工作的邓发，特务借飞机检修机会，安放磁铁破坏导航仪表，刻意制造“迷航撞山”假象，规避直接刺杀的舆论罪责 。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刻意推诿、封锁线索，迅速整编军统，掩盖罪行。
噩耗传至延安、重庆，全党解放区都很悲痛。4月19日延安举行万人公祭，“四八烈士”追悼大会：
毛主席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周副主席撰文专门悼念邓发，称颂他是工人阶级杰出领袖、隐蔽战线伟大战士。爸爸与王若飞、博古、叶挺等一同被后世称为四八烈士。
后来妈妈调回了广东，我不习惯南方的生生活，就仍旧在北京。
叶帅就把我接过去了，让我住在他家里，后来又回到罗瑞卿伯伯家里，一直是他们在照顾我。
住在他家，他们对我都特别好，可是我常常生病。小学的曹老师（应该是北京中直育英小学的曹辅成老师，后来我上小学时，他升任学校总辅导员、副校长）特别好，背着我去打针，后来我就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1960年毕业。
我很爱叶帅，他对我非常慈爱。1960年，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因为叶挺的女儿叶建梅，她在那里学幼儿教育，我羡慕她，也要学，可是大家都不同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罗伯伯不同意我学幼儿教育，我去找叶帅，请他帮忙，他也不同意，我就学了英语。学了四年，学得吊儿郎当的。
罗伯伯觉得我爸爸已经不在了，妈妈现在也不在北京不能照顾我，所以对我很放松，惯着我、迁就我。在家里，他说能惯着就惯，能迁就，就迁就。我喜爱排球，他就由着我天天在操场上疯跑。我在师大读书的时候特别调皮。1965年的时候教育改革，我特别热心，觉得不能把学生管的那么死。
1960年困难时期，劳逸结合，我去北大跳舞，遇到了李新华，他爸爸叫李班。李班是越南老一辈革命干部，在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革命多年，后来他回越南去抗击法国。他和总理的关系很好，他非常崇拜总理，尊敬中国的共产党。，在1965年的时候，他曾任越南外贸部副部长，和周恩来总理有长期交往，中越友好时期是对华联络的重要官员。他的妻子是广东梅县华人，我妈妈是广东横县人，也算是老乡了，所以李新华是中越混血，自幼在中国生活、求学，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在舞会上与我偶遇，从此相识相恋。
1965年，经过了5年的恋爱，我和李新华在北京结婚，婚礼在越南大使馆举行。当时李班在越南的外交部当副部长 。
周恩来给我们主持婚礼，婚礼上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代表我的娘家人，我们的婚姻，得到了他们的见证和祝福；婚后李班安排我进入越南外贸院校担任英语教师。
婚后我就跟着李新华去了越南。他和我同年同月生，他15岁参军，从部队转业到了武汉，当了工人，后来考进了北大，他学的是中国文学史。
1965年我俩回越南之后，因为他的妈妈是中国人，妻子也是中国人。在越南得不到信任，当时他在河内综合大学教中国文学史，他在中国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回越南就转入到越南劳动党。
在学校他是当讲师，讲师的收入并不高。我到外贸学院教英语，因为我公公是越南的高官，因此处境会好一些，学校对我非常照顾。
新华他爸爸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很尊敬，因此对我也很好。1966年我生了老大，在河内当时正在被轰炸，已经开始疏散了。
一个月以后，我的公公婆婆说： “你语言不太通，又要疏散。孩子就送回国吧，交给婆婆的姐姐，姨祖母去带吧。”
他们对我的小孩非常好。我公公说，国家困难要工作。我和新华在学校，我公公在政府机关工作，一家人就分散到了四个地方。
我是一个人，靠英语与人交谈。我在苏联长大，在北方我很少生病，到了越南水土不服，经常生病。但是当时越南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大力支援，药品还是很充足的。所以我的病可以得到治疗。
我得了肺病，肺结核，肺炎都得过。我被疏散到农村去养病，越南的农村空气很好，反而比在城市生病少些。农村中男人都走了，剩下的都是妇女。听说我是中国人，对我都特别好，总夸中国好，中国军事顾问好。没架子。学校里的华侨学生、华侨教师和他们同甘共苦，一同吃苦。
我也学会了，用砂锅蒸煮饭。各机关各单位的华侨都是很出色的先进工作者，工作上没有任何人说我不好，我非常努力，各单位的华侨在工作上，都是各个单位的骨干。
我的丈夫李新华疏散在一百多里外的农村，他隔一段就骑车来看我，虽然他生在中国，但是在越南已经生活过四年。1946年8岁就在抗法中工作，15岁参军。他当时隐瞒了年龄，体重刚够45公斤，当的是空军地勤兵，他小学中学都是乱七八糟的，自学考上了大学，觉得正正经经的上学太慢了。
在国内我也参加过一些运动东，记得四清回来天天开会讲，资产阶级呀，修正主义呀，干得好不如会开得好，我常常开会睡觉，大家就批评我，批评得非常凶，以后我就更不喜欢政治学习和开会。直到现在，开会就会睡觉。
我的老二是在乡下生的，那是五月，快放暑假了，新华陪着我。我在苏联的时候，天天躲警报，对轰炸我是有印象的，飞机很厉害，掠过的时候人要趴在地上，衣服都被吹得稀烂剥掉了。
但是在越南，遍地的妇女很勤劳很勇敢。有些学生是刚刚复员的战士，有一个学生的弟弟，19岁，用雷达导弹打。他当雷达兵，天热，也不穿防护服就射击。把肺部给破坏了。因为他不穿防护衣，射线把他的肺部给破坏了。转业回家后丧失了劳动力，生活就苦极了。我感觉他好可怜。到了大学，要和少数民族学生一起学汉语，毕业的时候才得了3分。
1978年中越关系恶化公开化之后，已经是文革之后了，中越关系就不怎么好。华侨先是挨打，婆婆在1969年开始，就经常被殴打。华侨中也有派别，有一派他们是学文革造反派的要求，还有一个是中间派，认为华侨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参加抗美斗争，他们对文革是反感的。
报上也不登中国的消息，但是我的行动还算是自由的。我丈夫却不再受人信任，我们校长说： “你很好，不怕打仗，在抗美救国斗争中表现很好，希望你能够加入越南劳动党。”
我想，我是中国人，不想入越南劳动党。我婆婆是1967年就被开除出越南华侨联合会，不让她工作了。
1973年，我把老大接回来，1972年生了老二，当时不想接老大回来，仗还没打完，但是文革很厉害。阿姨怕这个孩子受欺负，就让我接回来了。
我的公公是1981年去世的。孩子回来之后，北方已经不怎么打仗了，1973年我们就又回到了河内。我是一个十分任性的家伙，公公对我教育很多，我从小就一直没什么家教，脾气非常坏。公公告诉我，在战争中吃饭要快，不能拖泥带水，否则吃不饱。
我买回来活鸡，不会杀。他说： “鸡都不会杀,怎么杀美帝？”
公公当初在中国共产党里，同周总理关系很好，所以越南劳动党让他负责同中国联系，跟中国要援助。当时越南人都知道，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军服帽子、吃的奶粉、牛奶、红枣、甚至是柿饼、肥皂、牙膏这些东西，当时在中国国内都买不到了，可是可以在越南买到。
中国文革中，我曾经回国几次，发现在中国，肥皂、奶粉都没有卖的，还要从越南买了带回国内。中国人民自己勒紧了裤腰带，去帮助越南。越南抗美救国期间生活很好，停战后反而下降了。
越南人对中国很友好，越南人分北方人，中部人，南方人。1978年，中越关系恶化，我去大使馆，希望大使馆把我的孩子送回国，这样我自己也可以跟着回国。
大使馆关心我们，他们劝我留下来，因为周总理担心我公公的身体，他们希望我照顾我公公一家。为这事，找我谈三次，当时我公公不能工作了，因为他妻子（我婆婆）和儿媳（就是我）都是中国人。他在北方呆不下去了，当局就要他到南方去。我如果回国了，越南就对他更不好了，他们老两口就没有人照顾了。当时我丈夫李新华也没有工作了，越南劳动党开除了他的党籍，甚至都没有通知他，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开除党籍了。
抗美期间公公一早就出家门了，上班去工作，晚上要半夜以后才回来。停战了，就不让他工作，他情绪很不好，一直默默忍着，从来没有过怨言，他从来不反对儿子跟我结婚，让周总理给我们主持婚礼，他从心里高兴。
劳动党几次选举，公公得票都很高，却只能当候补委员。当时华侨小孩子走在街上，就有人扔石头打他们。公公说： “北方不能容我们，孩子们受委屈，全家一同去南方吧。”
我怕小孩子到了南方受苦，公公说： “有我在，我来帮你。”
但是，他没想到自己后来会那么难，我也觉得大使馆的交待，总理的要求，我应该照顾他，所以就一同去了南方西贡。
我在西贡工作了一年左右，也是教书，新华也到港口运输去找工作，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开除党籍了。他去问情况，劳动党外贸部的人士，他过去的下级，对他还算客气。
1979年，趁他去南方一个省视察的机会，把他抓起来了，说是有叛国嫌疑。
南方生活很差，房子又小。所以我们就分开住，南方的公安部门要我入越南籍，否则我丈夫的叛国嫌疑洗刷不了。我不肯，公公也劝我入越南籍，双方都就有些抵触。我公公是越南人。婆婆入了越南籍，他们也没把我婆婆当成越南人啊！我入了越南籍，有什么好处，他们已经把我丈夫开除党籍，人也抓了。我比较倔强，既不入劳动党，也不入越南籍。
有一天，我被告知婆婆出了车祸，让我去看她。我去了，他们就抓了我，说是让我去登记外国人的护照，也把我抓到市公安局。我丈夫已经被抓了，我又被抓，家里只有两个孩子了，我不干了，说两个小孩子，没有父母怎么办？结果又把他们也抓到了公安局。把我和孩子我们三个人，关了一个星期。
我问： “ 为什么抓我们？”
说是因为黄文欢的事情。
黄文欢是越共开国元老、胡志明亲密战友，曾任越南首任驻华大使、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会常务副主席，长期主张中越友好 。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黎笋掌控越南最高权力，全面推行亲苏、反华、排华路线。黄文欢多次在中央会议公开反对黎笋政策，遭到持续边缘化：失去实权、会议刻意冷落、被监控、舆论打压；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黄文欢预判自己将遭到政治清洗甚至迫害。
1979年7月，黄文欢称肺部重病，越共当局安排他赴东德治病，航班中途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转机，黄文欢深夜独自前往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申请政治避难，请求前往北京。中方安排专人接应，1979年7月黄文欢安全抵达北京。抵达北京后黄文欢发布《告越南同胞书》。黎笋当局随即缺席审判黄文欢，判处其死刑。
虽然我们与黄文欢并没有直接接触，但是我们与中国确实血脉相连的。我没有做任何申辩。
我们一家六个人，关在两个地方。把我们抓了以后，在汽车上转圈儿，东绕西绕，我的丈夫关在了一个区的分局；婆婆在西贡郊区和公公关在一起；后来把我丈夫也跟我和孩子们关在一起，什么事情也没有人管，我身体不好，吃不惯他们的东西，拉肚子。
监室没有被子，一家四口只给一块布。没有青菜吃，牙齿都流血。感冒发烧也不给治，怕人们知道我们被关起来了。
公公病了，也是拉肚子，根本没有人管，只能自己找草药治病，8月份把我们抓起来，11月放出来。婆婆只是讲让我的小儿子，就是不会讲中文的那个，送一些饼干给爷爷吃。
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生活费。我丈夫出狱后，虽然工作，但是没有多少钱养不起我们母子。我到学校去问为什么不让我工作，他们说外贸学院不要外国人。可实际上有一个苏联人就在那里教书。
当时公公也很难，钱也不够花，就把大儿子接回来，但是常常是今天吃了，明天一分钱也没有了。有时候把分给自己的粮食卖掉，买一些菜给小孩子们吃。后来公公去讲： “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对待我儿媳妇，她在越南工作了十几年了。兢兢业业，为越南培养了很多外贸人才。”
后来他们每月就给我40块钱，当时的肉价是100块钱一斤。40块钱，只够买4两肉。后来加了一些，可是水电费就要90块钱一个月。当时我们母子只能靠公公的钱，还有亲戚们救济，中秋节公公还给买了4个月饼。
我的弟媳妇（邓北生的妻子）的弟弟妹妹。去加拿大，寄来一些钱给我弟媳妇，她就买些东西送给我们。
我的大儿子患了心脏病，一次治疗，药费就要花150元，我一分钱也没有。小儿子哮喘，我一天只吃一餐一个面包，有时候。连这个也吃不到。
我的小姑子在教书挣了些钱，年节买些东西给我们。我到处找工作，找不到。我好不容易找了个代课的工作，说教一个班吧。公安就去到课堂上说： “不行，不能让她教。” 把我赶出教室，这样我就又没有工作了。
公安每个月都来，说要我给他们教书。我才不教他们，饿死也不教。他们知道我没有收入，说教他们的工作人员外语，或者去报社教外语。给我发工资。
我说： “你们弄得我们小孩子这么可怜。病得要死，我才不为你们服务呢！”
我的小儿子，连说话都不会，只是呆呆地望着天。后来回国路上，到了泰国，儿子转来转去，看中一种小指甲盖大小的糖，他就说： “妈妈。这是最便宜的糖了。”
1981年公公病重。当局也不给他开药，他叫公安人员去叫车，说： “我太难受了。叫救护车吧！”
但是那位去喝咖啡也不叫车，他说： “ 是你难受，你自己找车不行啊？不应该让我们去叫车，我们是公安，看管你的。”
他们让我公公自己叫车，我公公是在押人员，自己不能叫车，他们说，我们不能叫救护车，只能叫公安的车，可是等啊、等啊、等了两个多小时，我公公熬不过，人就死了。死了以后医生才来，救护车也来了，什么人都来了，还有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我气得骂人。说： “你们害死了他！一个这样的人物，硬叫你们拖死了。当时叫你们去叫救护车的时候，他还可以讲话，人也是清醒的，还可以走路，怎么就会死了呢？”
1983年4月8日，我母亲陈慧清在广州因病逝世，终年74岁。弟弟对廖承志讲： “廖伯伯，姐姐在越南很苦，要姐姐回来吧。”
母亲建国后长期在广东工作，历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省妇联常委、省人大、省政协常委等职，持续从事工运、妇女与民政工作，直至离休。
妈妈1934年参加长征，长征途中在贵州产下婴儿，被迫寄养当地；1938年赴新疆八路军办事处，1940年送我赴苏联儿童院，1940—1941年本人赴苏短期学习；1942年盛世才反共后撤回延安；1946年得知邓发“四八空难”遇难，独自抚育我和弟弟；解放后回广东扎根地方建设，终生未再婚。
巧合的是，4月8日正是我爸爸1946年黑茶山空难牺牲的同一天。
当时我并不知道妈妈也去世了，妈妈去世前，我跟妈妈根本联系不上。我弟弟邓北生通过美国红十字会给我消息，说妈妈已经去世了，希望你回来。
我向越南当局报告此事，他们说： “你妈妈死了，写信打电话、电报也可以，但不要提出回去。”
我说: “ 写信、电报都收不到。写没用、打也没有用，我公公也死了，工作也没了，一家人就只能等死了，我就要求回去。”
弟弟告诉廖伯伯，姐姐在越南遭受迫害、护照被扣、越方拒绝让姐姐出境。当我通过美国红十字会告诉她，国内母亲陈慧清病重病危，姐姐通过驻越南使馆向国内求助。
这个情况，后来通过使馆，最终上报给了廖承志。廖承志专门批示，以烈士邓发后人特殊身份，牵头启动侨务、外交双通道交涉，亲自对接外交部、红十字会，向越南驻华使馆正式交涉，明确要求越方放行邓金娜全家；
当时中越关系紧张，越方百般刁难、索要不合理补偿，廖承志持续跟进施压，协调国家层面出面保障我归国通道，廖伯伯是整件事最高统筹决策者。
廖承志当时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全国侨联负责人，同时主管港澳、海外华侨事务，是统筹海外华侨、烈士遗孤归国事宜最高负责人之一。
还有一个叔叔，也是帮了很大的忙，他就是韩念龙叔叔，他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长期主管亚洲事务，是中越双边谈判中方主要负责人，全程负责中越之间侨民、人员出境交涉工作 。他和廖伯伯多次找大使馆要我们，不停地催问了一个月，他们问我一个人走还是带孩子走，我说要走就连我的丈夫四个人一起走。
我丈夫就犹豫了，他爸爸在越南已经死了。他妈妈就只剩下一个人了，他走了该怎么办？可是李新华自己身体也垮了，是胃癌。要回到中国才能动手术，如果是要待在越南，也只有死路一条。
1983年6月初，越南政府终于同意让我们四个人回中国，上飞机之前，他们把小孩子上上下下全都摸了一遍，行李也打开，一件衣服一件衣服都抖出来看。我丈夫看着他们翻，就说：“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扔在越南算了！”
我们取道泰国回来，原想坐西贡到香港的飞机回国，他们不同意，非要让我们到北方河内，到了河内一个星期，才告诉使馆说我们到了。
使馆马上派人接我们到使馆，说: “你们的廖伯伯和韩叔叔嘱咐过了，如果你们到了，就接你们到大使馆给吃饭，孩子们饿坏了。”
小孩子们好久没有吃饱过来，到了使馆，只要吃肉，后来都拉肚子了，我们的肠胃不耐受了。使馆给我们买了机票，走前在越南所有的东西都卖了，我有一个金戒指，是爸爸和妈妈结婚的时候，爸爸送给妈妈的。妈妈把它分成了两个，我和弟弟每人一个，就连这个东西我也卖掉了。即使这样，还是不够还债。回国后，我弟弟还替我还了越南的债。在越南，他们是说放我们走了，可是要我们自己买机票，四个人机票需要6千多元，我哪有啊？
我急得要命，不知道怎样可以借到钱，大使馆说： “我们给你们出路费。”
越南不好意思了，代我们付了西贡到河内的机票，我们取道曼谷回来。
回国后李新华开刀治好了胃癌，现在（1985年）仍然在化疗。小儿子的病也治好了，大儿子心脏病也稳定了。我也有了工作，国家很照顾我的。
1984年婆婆也接回来了，弟弟、弟媳、妹妹都回来了，只有小弟弟留在越南。他是越南人，他的妻子也是越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