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石泉 刘久洲 马列 陈浩口述
邱明执笔
这是很特别的集体采访，地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具体哪个厅，我已经忘了，采访目的是为《中华英烈》写稿，几位伯伯居然都到齐了，实属不易，因为周恩来已经去世10年了，我相信他们很珍惜这个机会，坐在一起，共同追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日子。
刘九洲，原名：刘长久江西于都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枪法出众，人称“神枪小鬼”。1936年（18岁）调周恩来身边任警卫员（副官），直至1940年底 。1939年周恩来说：“‘长久’太窄，九洲胸怀天下，就叫刘九洲吧。” 从此改名为刘九洲。周恩来常称他：“忠诚可靠、机警勇敢，是能托付性命的人”。
孔石泉原名孔石苏，湖南浏阳人，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30年入党、参加红军 ，1955年授中将军衔。红一方面军特务营连政委、中央军委一局参谋。抗战时期任八路军驻西安/武汉办事处秘书、新四军游击支队3团政委、第6支队1总队政委、4师11旅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是四野劲旅，东北民主联军吉东军区副政委、独立师政委、东北野战军10纵政治部主任、四野41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辽沈、平津、衡宝、广西战役 。是周总理的生死之交。
马列，1925年出生，河北丰润人。1941年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曾在延安、东北从事外事与翻译工作，精通俄语。1950-1960年作总理翻译与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调入外交部，长期为周恩来总理担任俄语翻译、外事秘书，亲历中苏谈判、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外交场合。60年代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协助总理处理日常外事事务。1976–1980年，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 后任外交部顾问等职，参与外交史料整理与研究。
陈浩，1917年，生于江苏无锡。曾任政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周恩来机要秘书。从1949—1958是建国初期周恩来的核心秘书。负责机要文书、文件流转、会议记录、外事联络，协助处理政务与外交函电 。周恩来评价他：稳重细致、严守机密、办事可靠。
崂山脱险
刘九洲 孔石泉口述
西安事变，周副主席去西安进行调节，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定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之后，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接着就准备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谈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也就是确定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事情。
当时，准备的是三辆车，有军委各局处的负责人。参谋处的孔石泉，财经方面，是粮食供给方面的负责人，加上张云逸、陈友才等一行25人。
我是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张云逸是红军的副参谋长，也去跟周副主席共同负责谈判的，还有一位是记者身份。安排随行保卫的，是一个警卫排三个班，每个车上有一个班，陈友才和我（刘九洲）负责周副主席的警卫工作。
1937年4月24日，周副主席当时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可是忽然他又说，他跟主席还有些事情要谈。所以他就命令，其他的人先走，开走两辆车，剩下一辆车明天走，留两个班随行，其他警卫由排长带队先走。
周副主席跟毛泽东谈话一直谈到第二天，也就是4月25日，才和张云逸一同带着我们出发。我是第一次坐汽车，觉得这家伙跑得真快，我和张云逸的警卫员在车上讨论，车跑得这么快。遇到情况怎么办？不仅是在运动中，还在颠簸中，怎么打枪才能打得准呢？
后来车行至延安南边三十里铺（现在那个地方叫四十里铺）的兵站。再往前就是崂山，刚翻过山，山间就听到一声“啪”。
我问：“这是什么声音呢？”
张云逸的警卫员说：“ 是很可疑呀！”
有人就说：“ 那是放羊人甩鞭子的声音。”
当时我就只有17岁，没什么经验，陈友才说：“ 这样的深山里，怎么会有放羊的？”
这个时候汽车已经开始下坡了，周恩来当时在驾驶室，张云逸、孔石泉、陈友才我还有张云逸的警卫员，都和警卫班一起在车厢上 。
紧接着我们就都听见，后面的山卡上放枪向我们射击。车已经快到山下了，卡车刚过弯道，三面山上同时开火，机枪加步枪密集扫射，像“炒豆子”一样。
拐弯的时候，有一个沟口，沟的左边树林里和前边也向我们射击，路上也已经挖了工事，车上有两个人已经牺牲了。
周副主席在驾驶室里喊：“ 下车，快下车散开还击。”
周副主席立刻判断：“ 这里地形，状如簸箕，我们现在是三面被围，只有右侧山沟可冲，他立刻下令：“下车后尽快散开、向右侧山林突围！” 他自己则弯腰、低姿、借车胎掩护，观察敌情、指挥战斗 。
我们几个人都没见过汽车，也不会下车，情况紧急，只能一翻身滚下去，好在并不高，且情况紧急，我又年轻，滚下去马上就爬起来了。我和张云逸的警卫员，他叫温太林是承德人，还有一个副排长，是个小麻子，我们三个人对前面的人还击，照着工事后面冒出来的头打，我发现了周副主席的位置，我知道我的职责是保护首长，所以战斗中我用身体挡着周副主席、边打边撤，死死挡在周副主席前边。
警卫排副排长陈国桥在枪战里受伤了，不久就牺牲了。张云逸的警卫员温太林和我也负了伤。
张云逸从沟右边小草地上山。周副主席下车的时候车还没停稳，他一落地，立刻就被孔石泉和张云逸一同掩护着向小树林转移。
陈友才遭到三面围杀；他是周副主席的副官，他的身高、发型、穿着（黄呢制服、戴着礼帽）都像周恩来，就故意站在车头指挥、吸引火力 。敌人把他当成周恩来，全部火力集中打他；他身中6弹，当场牺牲，敌人还在他的口袋里搜出周恩来的名片 。
那个地方叫湫沿山峡谷，是一个簸箕形山坳，三面是陡坡密林，只有右侧是一条山沟可突围 。那里路窄、坡陡、林密，居高临下，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伏击位 置。
我们只有十多个人，面对的敌人约200多，已经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土匪，虽然不是正规军，但是装备不简单，有机枪、步枪，而且他们已经预先割断附近电话线，切断我们的救援 。
周副主席、张云逸带着活下来的人，钻进密林，靠绑腿接成绳子爬上山崖；沿山梁徒步往延安走，靠老乡指路，走到三十里铺兵站，到了那里得知，兵站听到密集的枪声，就已经报告了主席，同时兵站也组织了救援队伍，赶过去救援，在延安毛主席闻讯也立刻派骑兵救援，估计很快就能安全接回周副主席一行。
救援部队，把那伙土匪打跑了，当时的土匪发现陈友才的外套是呢子的，以为是个大官儿，搜了身见里面有周恩来的名片，认为是已经击毙了周恩来，看到目的已经达到，就撤走了。救援的骑兵，将死伤的同志救回来，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发现自己没有力气了，低头往身上看，才知道我受伤了。我被抬回三十里铺，周副主席来到我跟前说：“ 小鬼，你负伤了。”
我就哭了，那时年纪小，害怕，特别怕受了伤，以后不能跟着周副主席了。周副主席说：“ 不要紧的，回延安好好治疗。” 后来周副主席亲自给我改名，把刘长久，改成了刘九洲，就是因为这次九死一生 。
我们这几人包括司机、副驾驶还有我和温太林，司机头部中弹牺牲，汽车前轮被打爆，汽车歪在路边，彻底被困 。
副驾驶，还有我、温太林，我们三个活着。我被送到延安军委医务处的诊所治疗，后来转中央医院的一所治疗。
那次遇袭一共牺牲了14个人。据三十里铺的人讲，那天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从延安到崂山方面，陆陆续续地过了一些人，他们打扮成商人、农民的样子，当时有些人也有怀疑，但是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土匪。
毛主席非常生气，下令坚决消灭这伙土匪。后来派了许多侦查员去侦查，发现崂山深山中，有一个小窟洞是他们的联络点，总指挥部在哥老。
哥老在崂山那里有庙，哥老会每年都在那里闹庙会。据提供信息的人说，哥老会里面手枪连反对打汽车，步枪连非要打，所以这次伏击周副主席，手枪连没打，是步枪连打的。
后来那个土匪的手枪连被我们策反了，那连长原来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排长，和部队失联了，就当了土匪。步枪连是我们派了人，化妆打入做卧底，终于将步枪连全部都消灭了。
幸存的人孔石泉当时是参谋、机要护卫，他和周副主席同在车上，在驾驶室贴身护卫，枪声一响立刻用身体护住周恩来，并协助张云逸组织反击、掩护突围。
后来周恩来评价他：“稳重可靠、临危不乱，可以托以性命”，就是从这次事件来的 。
作为这次遇险的幸存者，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还有我（刘九洲），后来幸存者还照了一张相，现在那张照片周总理和张云逸将军那里都有一张，不过，那张照片没把我照上（因为我负伤住院了）。
张云逸（左），周恩来（中），孔石泉（右）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一行劳山遇袭，突围幸存四人：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抵达西安八路军七贤庄办事处后，童小鹏拍摄此三人合影，周恩来在照片背面亲笔题写“崂山遇险，仅存四人”，这张照片他终身随身携带，逝世后在贴身衣袋中被发现 。
现在还保存崂山的碑文，那个是延安文化局搞的。
1951年我在颐和园做保卫工作。邓姨陪客人来颐和园，让我准备饭，邓姨在听鹂馆用餐，饭后邓姨来看了我的孩子。第二周周末，邓姨陪着周总理两个人又专门来看我，那天天气很好，总理说：“ 今天天气多好啊，咱们三个人合影留念吧。“
我心里很惶恐。站在邓姨左边，我悄悄向后退了半步，邓姨就不同意，一定让我站中间。我又后退了两步，然后总理就不干了，周恩来说：“ 你个子矮，向后就更矮了，站在前边一点，照出来就和我一般高了。“
1969年九大的时候，我在前门饭店门口遇到总理，总理说：“ 小鬼，你在这里呀？你现在在这里呀？好啊！没有靠边站，就好啊！“ 说完就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说， “好啊，好啊！”
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总理也叹了一口气说：“ 哎呀，30多年了！” 就转身对陈锡联说，“ 30多年了，崂山遇险，他掩护我身负重伤啊！1951年照相也是为了这个。”
( 刘九洲伯伯并没有出示这张照片，我们《中华英烈》的记者们，竟也没有任何人问一句现在那照片在哪里，实在遗憾。)
如兄如父的外交战神
马列口述
1950年1月，我在大连工作，组织上通知我从大连调至总理办公室，那时我27岁，我是调过来给总理当俄语翻译的。
这是我第一次随周恩来访问苏联，同行还有李富春、叶季壮等 。
在火车上，周恩来主动和我唠家常，我没想到他那么平易近人，他说：“我19岁去你们沈阳上学，头上还留着辫子呢！”
在大家的笑声中，我瞬间缓解了惴惴不安的紧张情绪。
周恩来在飞机上并没有任何时间休息，一直在办公。一路严格审改“一五”计划草案，逐字核对数据，连标点都不放过，发现林业数据对不上，立刻电话严肃纠正 。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当晚中国大使馆答谢宴会，斯大林破例出席（他极少离开克里姆林宫参加外事活动） 。
宴会上，周恩来举止从容，谦和大度，温文尔雅，一再强调，我们全力维护中苏友好团结，我在一旁全程见证 。
但是晚宴之前，在谈判桌上，总理据理力争，寸步不让。
周恩来赴苏谈判，核心是废1945年旧约、签新约，收回中长铁路、旅顺、大连主权。这三个主权，是国民党政府拱手送给苏联的。
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留下三大主权损害：
中长铁路即中国长春铁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30年，苏方主导、免税过境。
旅顺口划为苏联海军基地，苏军驻扎30年，中方有行政权但无实际控制权。
大连为自由港，苏联代管部分产业，行政权名义属中方。
新中国建国之后，毛泽东在1949年12月16日访苏，表示原国民党政府所签的条约，不合理。他认为那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必须重签新约，必须收回三大主权。
斯大林则坚持维持旧约，理由是“雅尔塔协定”框架与远东安全需要，但是毛泽东坚持，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是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的。
因此1950年1月，当时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带着使命到苏联，我以翻译兼外事秘书的身份，全程陪同。1月22日正式谈判，周总理明确了中方底线：必须收回主权。而苏方立场则是铁路、旅顺保留至对日和约后。
周恩来字字铿锵，说：不接受永久特权，必须明确最晚移交时间。大连必须立即归还行政权。
经过艰难的针锋相对的谈判，周恩来终于迫使苏方让步，放弃旧约特权，设2年过渡期，兼顾共同防日需求。
最终在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明确了 中长铁路：苏方无偿移交所有权利与财产，不迟于1952年末完成；对日和约若提前缔结，移交同步提前。移交前中苏共管不变，负责人改为按期轮换，打破了苏方的垄断。
旅顺口：苏军不迟于1952年末全部撤离，设施移交中国；中方偿付1945年后苏联建设费用。过渡期内共同使用，中方逐步接管防务。
大连立即完全归还行政权，苏联代管/租用产业1950年内移交中国。
后来大家都看到了，执行情况很好：1952年12月31日，苏联如期移交中长铁路全部主权与财产，1952年底苏军全部撤出旅顺，中方接管基地；大连1950年内完成产业移交，行政主权完全收回。
这是新中国建国以后的第一次外交行动，它终结了1945年旧约的不平等特权，完整收回东北主权，洗刷晚清以来部分国耻。
新约确立了平等互利的原则，为新中国争取到了安全保障与经济援助。充分展现了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勇气与睿智。
1950年访苏期间，我接到使馆电话：说妻子在北京生了女儿。周恩来闻讯举杯笑道：“偕苏联女英雄卓娅·丹娘的音，就给你的女娃娃取名叫丹妮吧，这个名字好！”
全场举杯祝贺，“马丹妮”的名字就此定下，成为中苏交往中的一段温情小插曲。
后来条约签好之后，我没有跟随周恩来回北京，而是陪李富春留在了莫斯科，谈一些具体落实的问题。
1950年4月我回到沈阳。7月外交部找旅大地区谈落实条约中关于铁路问题，叫我同韩光耀市长到北京见总理，总理当面向韩光耀要人，要把我留下来，韩光耀当然不能反对。当时朝鲜战争已经打响了，我调到总理身边的事还在走程序。 10月，杨尚昆打电话到旅大，说周总理让我放下一切，马上入京。
志愿军入朝作战，当时总理是军委副主席。要同苏联军事顾问接触，需要我帮着总理跟苏联军事顾问接触，外交上配合苏联，在联合国和美国斗争。
我陪周恩来1950年10月又一次访苏，核心是与斯大林谈空军掩护与军援，接触的是斯大林、莫洛托夫等高层，事关新中国的生死存亡，新中国297万志愿军的生命，在翻译中，我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深得周恩来的信任。
1960年代初的中美波兰（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方代表是王炳南，美方代表是比姆（Beam）。当时，中苏交恶、中国经济困难、美国肯尼迪政府对华遏制但不孤立，中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全靠在第三方境内会谈沟通。
当时中方两大原则：美国立即从台湾及海峡撤军，拆除军事设施； 美国承认一个中国，不搞“两个中国”或 “一中一台”。
而美方立场则是拒绝撤军、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要求中方承诺不使用武力。
双方针锋相对，各自坚持，毫无余地。后来美方提议交换记者、放宽贸易禁运，中方回应先解决台湾问题，再谈其他
美方表示维持现状、不升级冲突、不建交，同时暗中放宽文化/学术交流限制。而中方：拒绝让步、坚持主权，这样会谈时断时续、一直无实质进展。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
有一天，我收到急件，说中美波兰大使级会谈有松动的暗示，我将收到的急件，立刻放在总理办公桌最上面。因为周恩来当时在毛泽东处开会，那边毛身边的机要秘书立刻进去，把急件交给毛泽东了，所以毛泽东先看到并询问周总理，而周恩来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消息，所以不知情。
事后，周恩来严肃叮嘱我说：“重要文件不能只摆桌上，要追着屁股，立即送到我手中，你看主席的秘书就做得很好。” 后来这成为西花厅秘书们的铁律 。
1964年11月，赫鲁晓夫下台后，我再一次随周恩来访苏，当时副团长是贺龙，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试探新领导层对华的态度。
晚宴上，苏方祝酒时，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挑衅，他说：“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应该搞掉毛泽东。”
周恩来当场翻脸，拂袖而去，谈判一度中断。我亲自见证了周总理在中苏关系低谷时，不卑不亢、捍卫尊严的强硬姿态。
我在周恩来身边15年（1950—1965），亲历中苏从“蜜月”到分歧再到对峙的全过程。跟随周恩来，既见外交博弈的锋芒，也深感总理待人处事的温度，亲身经历、亲自见证中苏关系史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是我一生最珍贵的点点滴滴。
总理非常体贴我们这些做翻译的，几乎每次讲话都不长，几句就停下来等着我翻译，非常体贴，每次事后写讲话记要，他总是要一句一字的亲自修改，凡是讲过的话，他都能记得住，为了提高效率，总理自己也学习俄文，我虽然学了俄文打字，但不会速记。总理了解，十分体贴体谅我，尽量放慢速度，讲话也尽量用短句。
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陈浩口述
我是1945年11月，到重庆的红岩工作，是南方局外事组的。周恩来有的时候晚上来我们这儿跳舞。第一次来，我趴在桌子上看他，第二次就有人把我介绍给周恩来，说我是燕京大学的。
周恩来说：“噢，你和龚澎是同学呀。”
这个龚澎呀，后来成了乔冠华的夫人。
1946年1月我们--中共驻渝代表团撤驻重庆上清寺，中共驻渝代表团是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发展而来，驻地最初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红岩村。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为便利参会、对接各方，中共代表团主力从红岩村、曾家岩，搬迁至重庆上清寺一带办公活动。
中共驻渝代表团的团长是周恩来，主要成员有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龚澎当时也在，是在代表团外事组，而我也在团外事组，在总理手下工作。
5月，我随团到了南京，我在南京结了婚，总理和邓大姐都参加婚礼。46年10月，内战已经打起来了，党组织要一些人回到延安去，我是第一批回延安的。
周恩来11月19号到延安，他要我到他的身边去帮助他整理文件，起草信件，这样我就开始了在周恩来身边的生活。
1947年3月撤离延安，我和总理就分开了。这样一直到1949年12月1号。
1949年10月1号建国，11月建立了外交部，外交部建立还不到两个月，12月1号，周总理就把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去工作，做他的外事秘书。一直到1957年，才离开了周总理。
周恩来对生人很客气，但对自己身边的人很严格。他并不是对我们指手画脚，更不会呼来喝去，他经常征求我们的意见说： “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啊？”
他不是随便问问的，是真的在与我们讨论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我感到他想问题非常严谨，我跟他在一起，学了很多东西。
周恩来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很真实，说过的话从来不会忘记，言必行、行必果。他非常务实，从来不会因为事情小就忽视。
一国总理，不能不说是位高权重的，但是周恩来却从来不争权，他总是说： “我就是个做具体工作的。”
在我们面前，他多次表示对毛主席的敬佩，由衷地称主席是帅才。刘邦说过： “能者在职，贤者在位。” 毛泽东是大贤，而我们在职的人，就要尽己所能。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因权力问题，表现出过任何不满意。他总是说，充分理解主席的思想，能把具体工作做好，就算是对做一个好总理最基本的要求。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感到周总理的品质非常好，才高品高。有一次他在办公室看材料，我问他苏共两个政治局委员，这两个人谁高谁低？他说： “论什么谁高谁低呀，都是为革命嘛！不能说什么高呀低呀的。”
他非常反感身边的人谈论什么地位、等级。1950年初，周总理每周去外交部开会，每次都是我陪他去。有一次在车上我问他： “总理，您见过列宁吗？”
他说：“我呀，我连孙中山都没见过。”
社会上有很多人，自己没什么，却总喜欢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借此抬高自己。可是周总理，他一生见过无数大人物，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各国各地最有权势的人接待他，但他从来不吹嘘。
总理逝世以后，我们发现他青年时代写过很多诗。很好的诗，但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他总是赞扬别的领导人的诗写得好，总是夸奖别的领导人的诗才文采，但从来不提自己。
在文革中，周总理说：“只说大方向正确不行，具体做法是必须要对的，比如八一起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失败了，为什么？当时就是想争取外援，到广东去是希望苏联的帮助，事实证明依赖外外援是不行的。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那么英明，决定要建立农村根据地， 我们的军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哪里会有如今的强大的军队呢？“
外交部的电报和文件，由我负责送 给周总理看。都是我先过目一下，分轻重缓急，比如送来了一个报，是比较重要的，放在他桌上。一般急件，比较重要的放桌上；一般的不急的文件就放在夹子里；相当急的也放在桌面上，正中间，总理马上回来就能看到。
有些特别急的，周总理看到会说：“什么时间到的，为什么不马上送给我看? 我讲了外交斗争要抓住时机，如果延误了，失去了时机就不可挽回。” 所以他就下了规定， “这是死规定，遇到这类文件，无论我在干什么都要送。你不要怕打搅我！你看看，这个报上写的什么？写机密呃！”
不管什么报告，拿起来他总是要先检查一下时间，从收到到打出的时间有多长，再到送到他手上花了多少时间，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
搞清楚一件事，他并不只是找部长，谈具体情况，他司长处长科长都会找。一个案子前因后果都弄清楚了，查明了，才会满意。 不光是大事，就是任何一个案子，只要是被周总理看到了，就要弄清楚，查明了。次数多了，外交部也就开始注意了，问题说清了没有，来龙去脉，从政策上考虑，对还是不对，妥还是不妥，文字上通顺与否，就包括标点符号，也要一一改过。必要的时候，附件也要齐全，还要看看是否及时。
凡是送来的文件，因为我们是一定要先看过的，所以总理总要第一个先问我们的意见，我原来不敢说，他就要求我们用铅笔把自己的意见也写到这个文件上面。总理批送主席阅，或者退给谁谁谁办，以后慢慢形成了习惯，我只要一看文件内容，就知道该送给谁阅或者退给谁去办，总理发现我办的很和她的心意，才不再写。该存的文件，都要写上存中央档案馆里。
周总理特别注意保密工作。他非常信任的同志，平时出出进进从不戒备，但是，高饶事件的时候，他很紧张。他打电话原来是从不背着人的，但那个时候，他打电话就要求我们都退出去，平时我们进总理办公室，都是直接进去，从来不要求我们敲门。但是那个阶段，他打电话的时候，如果我们进去，他就会摆摆手，让我们出去。
总理记忆力非常好，凡是交办的事，在规定的时间，一定会检查办的怎样了，我们都知道，办完事总要有一个汇报，凡是没有听到汇报的，总理一定会问办的怎么样了。
1950年代初没有民航班机，有领导同志要出访，周总理总要亲自联系飞机，并且告知大使馆，然后就守着电话等消息，直到有消息来，告知他们安全到了，他才会去睡觉。
那个时候最忙的事是抗美援朝打仗，除了军事上的事情，还要亲自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与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谈话，周恩来看到了刚刚解放的人民，有不少人有恐美思想，就抓宣传造声势。他对罗隆基说明中国打败美帝力量的是有的，罗隆基认同 “唇亡齿寒、保家卫国” 的理念，通过全国政协两周座谈会，由罗隆基倡议，全国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起，捐飞机，捐物资，支持抗美援朝。
当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很穷，志愿军的棉衣布料容易破。摸爬滚打，衣服破烂，棉花飞掉了，非常冷。总理出了个主意，从外面竖着绗，绗成一条一条的，这样破一块儿不至于全部飞走，还可以保暖。一个国家总理啊，这样细小的事情都考虑到了。
不仅是这样的事情上细致，其他方面更是一丝不苟，他看文件，遇到一些词句，总理要知道出处，我们都帮他查辞海、词源、地名儿查地图、引文必须从书上找到原文核对、古文，马列经典，无一例外要求摘要放在文件的上面。他翻看了文件或者文章，都要圈上个圈，或者点上个点儿，圈圈点点。有的时候看完摘要还要看全文。
总理秘书处不只有一个秘书，我们有十多个人，一人管一摊事，他怎么叫我们呢？他有一串儿电铃，每一组一个铃，我这组两个人，按一下我就去了，两下就是叫马秘书，我们有十多个人，分成好几个组，每个人都很忙，可总理是一个人，他晚上回家还有一摞夹子带回去。
夜里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要求直接打电话告诉他。有时候了解到有汛情，夜里直接打给水利部长，部长还不知道呢，。总理夜里办当夜发生的事情，该怎么办，怎么处理，都谈好了，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对方就可以办了。他这个不是效率极高。他总是说夜里办公好处无限多。
有一次我值夜班，总理事儿多头绪也比较多，我几天才轮到一次值夜班，可是总理几乎是每天夜里都很忙，我说：“不必事必躬亲吧。”
他总是说： “你们不要怕我忙嘛!” 我们总觉得他太忙了，他说, “这事儿不管行吗？我是总理就。就要全面负责，不管怎么行，不管怎么行呢？”
事实上，下面有些人不敢负责，捅上来要总理批，总理批了，他们就好办了。我们觉得下面的大员不敢担责，都推给总理，也是心疼总理不免说几句。总理说： “新中国，尤其是工农干部，都没有经验，没形成一套程序，一切都要理出头绪来。要建立基础，形成习惯，百废待兴啊。 “
晚上值班，除了批各组的文件，定第二天的日程，白天开会约见，夜里批文，几乎没有时间睡觉。年节，假周末。都照样安排节目。警卫员说从来没有见过总理睡觉睡到自然醒，总是要叫醒他。他说总理从来就没有睡够过。
我们十几个秘书，一个人好几天值一次夜班，我们那个时候三十岁上下，都熬不过总理，他是天天熬夜。有时没时间吃饭吃，让警卫员送几个包子，边吃包子边工作。甚至忙到连包子都没顾上吃，就拿到车上，边坐车边吃。
有些时候张文健、龚澎来请示的时候没有时间谈，就跟着他上车，在车上谈几分钟。这样周恩来就连在车上闭目养神的机会都没了。周恩来也有锻炼的爱好，他有一个小的小皮球在办公室里，在客厅里踢来踢去踢几分钟，有的时候会打打乒乓球。
周恩来特别注意节俭，每天在办公室，先带上套袖。这样最桌边办公，就不容易磨坏衣袖。
周恩来风度翩翩，仪态端庄，平时他都不靠在办公桌边上，总是打开墨盒，正襟危坐，极少见他坐沙发。如果看见他坐沙发，那多半是发烧了，头上放一块冷毛巾或是流鼻血了。总理非常容易流鼻血。
尽管总理非常忙，但是他交办事情不是草草地吩咐几句了事，他都是既交任务又教方法，还会叮嘱注意事项，并估计可能遇到什么困难，事先都要给我们一个提示。对我们非常非常信任。打电话办事可以不敲门就直接进去。他常常问我们有什么想法凡是握手谈话，都是眼睛看着对方，从不会和你讲话，还在干别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很受尊重。不管多忙，他总是让我们把话讲完，从来不打断我们。我们有时候讲话啰嗦，他也从不表示不耐烦，非常有耐心。有一次我归纳意见，列了一个表，总理说： “不要光搞技术上的事情嘛，要从政策上分析。”
当初在陕北，有一个王幼平，是中央白区工作部的，是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的，他到陕北之后，很冷，棉衣棉裤，风一吹就透，周恩来亲自给王幼平，扛了一领席子，还在屋里给他一个炭盆，那是从周恩来自己屋里拿过来的。邓大姐和周副主席，只有大衣一件。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周恩来对于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是关怀备至的。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为了考虑问题深一些，我们就辩论，总理永远是做反方，让我们同他辩论，最后得出最好的结论。凡是参加会，总理总要亲自记录一些要点，有时候安排第二天做报告，但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准备的。没见他写，可是一讲就讲好几个小时。
1954年在日内瓦，每天晚上他要向中央汇报。他讲我记，写完了之后，他说他亲自来改，然后才能发。三个月下来，我的文字提高很大，虽然总理有十多个秘书，但他仍旧经常亲自动手写东西。写政府工作报告有时候，他也有写作班子。但是他不满意。总是翻来覆去的改，亲自写一些段落，有的时候会叹口气。说：“这政府工作报告再改不好，我就没资格当总理了。有的时候有些字写的潦草，总理总要描清楚了，他怕打字员看不清楚。有时候他困极了，他习惯用毛笔鞋子，可是拿着毛笔写字，毛笔顿在了纸上。印成了一个墨点儿，但仍然不休息，我们怎么劝，他都不听，擦点万金油，接着干。
孩子们，这就是一个最真实的，周恩来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