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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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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段悠闲美好的时光

       我们在丰岛园那间摇摇欲坠的小木板房里住了几年之后,实在厌倦地住不下去了,一门心思想着搬家,甚至在梦中都是些搬家的情景。抓都营住宅,自从我们落脚东京都那天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积极地抓,始终运气不佳,白白地盼了一次又一次,最后,我们不得不脑筋来个急转弯,想起了一条“曲线救国”的路。
       在我们家附近有好几家社区诊所,像这样便利、干净而又舒适的医疗诊所在日本很普遍,其中有一家的医生年近七十岁,是一位非常和气的面慈心善的日本老人。我们选中这家诊所,自有我们的理由。
       自我们来到东京丰岛园落户后,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去老医生的诊所,特别是我先生,当时患有很严重的高血压,都是经这位老医生给他诊断,开药,耐心地一遍遍地开导他,才使先生的情绪逐步稳定下来的。
       我们很敬重他,也很信任他。就试探着问他可不可以给证明一下,像我先生这种患有高血压的病人,是不适合住在不但楼梯陡,又没有扶手的房子里的。
      “当然可以。”老人收起笑容,很严肃地说:“这是应该的,这是我的责任。”
       当时,老医生就给我们开了证明。我和先生拿到证明,不由相视而笑,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这一张小纸片,曾经把我和先生折磨得夜不能眠。来到日本,我们也受尽了磨难,不懂语言,不明规则,这也是我们遭受磨难的原因之一。如今就这样轻松地得到了它。这就是日本,只要你的问题有道理,根本就用不着送礼,就会让你轻轻松松地达到目的。人人都自由平等,人人都有生存的活路。这不仅仅是口号。反之,不合理的事儿,无论是送多少礼,托什么人,找什么门子,还是缠着人家软磨硬泡,也都无济于事。
       我们拿着尚方宝剑找到政府,想试试它的威力。令我们震惊的是,政府马上就给了我们答复,可以找房子搬家。
       又一个惊奇,这是我们从前所不能想象的,作为有职有权的政府工作人员,怎么会随意听医生的?就是这位医生的话有道理,恐怕也要扯皮扯上一阵子才成。
       这次,我们如愿地搬进了一栋用钢筋水泥建成的公寓。这座公寓共有三层。我们住在一层,两扇朝南的落地窗,窗外是好大一片绿茵茵的菜地。菜地边上,是五颜六色盛开着的鲜花。

      白天,我偷偷地去打工时,先生就坐在窗前享受阳光的爱抚,眺望窗外宁静、心仪的景色。这时的矮瓦斗室,在他眼里顿时金碧辉煌,竞变成了人间天堂。
       先生很知足,我也总算松了一口气。为他终于告别了在盛夏、在严冬的季节逃进图书馆,逃到地铁里,逃到商场里避难的生活。
       我没有忘记自己给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搬进来后添置的第一件家具就是一张书桌,一张不大的,坐在前面很舒适的书桌。这下不但有了床,也有了桌子,看看这里,瞧瞧那儿,感到这才像个家了。
       我心想,我们总算告别了从前那段像狗一样,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的日子了。从此,也可以上上电脑,看看书了。
       后来,我们又添置了几样新家具、电器,看着面积不大但布置温馨的房间,总算又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这个叫家的地方,无论是从面积上来看,还是从质量上来讲,都远不如故乡的气派舒适。尽管这样,这种久违了的感觉,还是叫我心动,这毕竟不是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所得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记录着我们付出的艰辛和获得的满足。
       搬到新家后,我和先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口号就是:尽情地享受每一天。

       早年,我先生从学校毕业以后,就去了郑州,然后转战新疆、云南、广西、贵州一带,做通信的勘测和架线工作,一来是因为出身不好,二来是臭老九,同时戴着这两顶帽子的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那个特殊时代,命运可想而知。说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也好,说他死里逃生也罢,我想,没有坚韧和执著,没有一种信念支撑着他的脊梁,他是挺不到今天的。
       来了日本以后,我们活得也并不轻松,除了一直在和贫穷做斗争外,又平白无故地增加了没有房子的苦恼。在这个问题上,也让我们深刻地感触到,日本政府官员的教条和顽朽。
       我们认识到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知道再继续下去,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儿,,还莫不如来个今日有酒今日醉。人们追求的荣华富贵,也只不过是身外之物,这样一想开了,一念放下,就万念自在了。
        在宽敞的凉台上,首先来到的第一位客人,是一只幽黑的流浪猫,它一来就理直气壮地冲着窗子里面的我们“咪——咪一一!”地叫个不停,那意思就是我饿了,快把吃的拿来!
       我急忙找来碗碟,放上水和刚刚烧好的半条鱼,黑猫迫不及待地吃起来。吃饱后,它也不忙着走,安静地躺在阳光下晒太阳,睡够了,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离开。第二天早上,它又会大模大样地再来讨吃的。日复一日,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只晓得它一日不来,我们的生活里就像少了点儿什么似的。
        一天,我在买菜归来的途中,听见树丛里有一只鸟在凄凉地叫,我好奇地闻声寻去,发现一只拳头般大小叫不上名字来的黄嘴边的小鸟。它见到我,先是惊恐地扑腾两下翅膀,它的翅膀好像是受了伤,飞不起来了,只好用惊恐哀求的眼睛望着我,任凭我去主宰它的命运。
       我把可怜兮兮的它带回家,先生如获至宝。耐心地为它包扎伤处,又是给水又是给食,忙得不亦乐乎。一个月后,它渐渐地恢复了健康。
        一天中午,趁我们不备,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家伙招呼都不打一声,啄破纸箱,一下子就冲上了蓝天。速度之快,都令我们来不及反应。它一口气飞出去有三百米,然后,落在对面高高的水泥电柱上,放开了嘹亮的歌喉,弄不明白,它是在感谢我们,还是在气我们呢。
       在这个家里,我们还曾养过一只乌龟。
       记得那是初秋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去光卡丘买花回来的路上,在一片灌木丛附近的小路上,它正吃力地朝我的自行车爬来。我急忙收闸下车。
       它在那一刻,也停住了。我蹲下来,慢慢地看着它,它的背是黑绿相间的条纹,很高雅很好看。它足有一尺多长。我见到它有点儿爱不释手,就轻轻地对它说:“你跟我一起回家吧,天快冷了,不然,你还要自己找吃的。”
       我心里想把它带回去,又不敢动它,就求一个正在锻炼的中年男人,帮我把它抱进了自行车的前筐里。
       我把它带回家后,先生对它的爱简直胜过以往对孩子的爱,还为它煞费苦心地起了个日本名字:吉木。
       吉木平时总爱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我们想它时,就“吉木,吉木”地叫。
       起初,它不理我们,后来,我们叫常了,叫惯了,它就会慢悠悠地爬出来,高昂着头,踱着四方步在我们面前绕场一周,有时也会驻足看一会儿电视。
        吉木到我们家后不久,曾产下过两枚蛋。由此,我猜想,我捡它那天,它很痛苦的样子,大概是去产卵的途中吧?
       吉木吃的不多,却吃的很挑剔,很讲究。鱼和虾都喜欢吃,而且一定要吃新鲜的。吃不完的食物,剩到下一顿,是绝对不会再吃的。有时,生鱼生虾供不上时,我们也曾试探着喂过它香肠,吉木对香肠的要求更是格,它只吃其中的瘦肉,哪怕是瘦肉中夹带着一丁点的肥油,经过吉木的嘴过滤后,也能把它准确无误地吐出来。
       在吉木的启发下,我们对吃的也开始讲究起来。看来,在这个世界上,动物在某些方面,有时会比人更聪明。
       刚到日本时,我们国人个个都比日本人能吃。有时大家凑到一起吃饭,常常会把日本人看得目瞪口呆,那眼神里的话,让人不难明白:怎么这么能吃啊?
       还有一件事,至今回忆起来,都让我和先生感到既可笑又可耻。大约是十年前,海燕给我们弄了两张去静岗洗温泉的中奖券。我和先生不但没有当回事,简直就像两个摸不清东南西北的屯迷糊一样,惹出了一大堆笑话。
       那天刚刚下过雨,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大型有名的温泉都在车站设有接送客人的大客车,我和先生踩着泥路摸到了温泉。带着满脚的泥水,走进金碧辉煌的大厅,本身就有一种无地自容的心情。
       海燕给我们的两张旅游券是中了头等奖的,所以有整整一座小楼只有我和先生两个人享用。待服务生告诉我们“这里的一切,你们都可以自由地使用”时,我们还是不敢信以为真,竟舍弃了自己房间里本来就有小温泉的特权,而跑到外面的大浴池去。
       洗完温泉,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穿着和服的日本女人捌着小碎步,把十六道菜一道道穿过长廊,路过前厅,陆续不断地运来。十六道菜加在一起,充其量也只不过有两盘。有时一盘里只不过仅有一片红鱼,外加了一片绿叶。一口海螺配着一束樱花,一尾大虾的旁边是一小撮大萝卜泥酱。更不能容忍的是,那个端来美味佳肴的日本少女,她还要赔着笑脸跪在我们旁边,看着我们吃。
       不吃还能控制,一旦开始吃,吃的欲望就很难压制下去。在美丽小姐的面前,我们很难把一只大虾分成十口吃。在贫困环境下长大的我们,有时,斯文也会变成重负。羞愧、自责、自嘲以后,在无形中我们也发生了变化。
       就像我去年回故乡时,看见朋友们天天吆三喝四地去饭店时一样,感觉中国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不可思议:天哪,这样吃下去,怎么能消化得了?尽管我一再地控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体重就猛长了六斤多。在返回日本那天,虽舍不得故乡的一草一木,但内心还是有种窃喜,一种逃离的愉悦。
       就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形容的一样:地狱般的减肥生活。减肥确实很艰难,那是真正的与自我的较量。我们经过长年的努力和克服,现在不但吃得精,也吃得很少了。胃变小以后,也没了从前强烈的饥饿感了,体质随着运动,反而增强了。
        饮食习惯改变以后,我们的身体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和先生的体重分别减掉了十五公斤以上。如今,真正地尝到了身轻气爽的滋味。

       当然,锻炼身体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每天早上要快走一万步。在体育馆,我们可以免费游泳,我和先生天天都坚持游一千米以上。穷人也有穷人的快乐,穷人也有穷人的活法儿。游泳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一切烦恼,我感到很幸福,就像又回到了十八岁在长春南湖游泳时一样快乐。这一爱好,我和先生一直坚持到如今。游完泳,迎着微风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就会想起赵丹唱的那句:没有钱,我也得吃口饭,我也得住间房……先生怕羞,就小声提醒我说,有人来了。我说,怕什么?反正他们也听不懂中国话。唱完《马路天使》里的插曲后,我有时还会冷不防地来上一句:谁
是我的新郎?我是谁的新娘?直到把先生吓得离开,我才肯罢休。
       十五年来,如果没有这些自娱自乐的日子,在没有亲人、没有语言、没有朋友的这块土地上,是很难健康地坚持到今天的。十五年后,我们渐渐地明白了,其实,高楼大厦、荣华富贵都不重要,只要心安,便会找到幸福,便会步人人间天堂。
       再说吉木,夏天还好过。一进入秋末,它就开始进入冬眠期。而且这个冬眠期很漫长,直到第二年的六月,它才会慢慢地苏醒过来。那时候我们还不懂龟这类动物是需要晒背的。如果给它晒背,它就不会没完没了地冬眠下去了。
        看着一年比一年消瘦下去的吉木,我们很心疼,终于决定放生。在九月一个晴天的黄昏,我们带着吉木来到了池塘边。吉木快活地跳入塘中,向远处游去了。那一刻,看得出它又惊又喜又慌,就好像怕我们再反悔,把它重新抓回来一样,拼命地向前快速地游去。在它游到确定自己不会再有危险的距离之后,才停了下来。它转过身来看着我们,看了一会儿,突然,又向我们游过来,湖面上露出一个尖尖的脑袋,无声无息地向我们这边靠过来,在离我和先生只有一尺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注目地看着我们,足有两三分钟。
       开始时,我们还以为是吉木迷失了方向,当我们的目光相遇相视时,才惊讶地发现,它原来是在和我们作最后的告别啊。世界上的动物都是有感情的,通过吉木我信了万物都有情一说。
    我们叫着吉木的名字,挥挥手,让它放心地去吧。吉木像是明白我们的意思似的,停留一会儿之后,就真的又游走了。游到两米左右的时候,它再次转过身来,一动不动地朝我们行着注目礼。
       就这样,反反复复,在我们的凝视下,吉木最终游到了湖的深处,直到看不清它那尖尖的小脑袋后,我和先生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当我现在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又不禁想起当初的情景。我不解的是,要说狗通人情,我是有过体会的。可是,乌龟这种动物,不是亲身体验,我是不会轻易相信的。吉木啊,你那小小的脑瓜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呀?
       这么些年过去了,不知道吉木还记不记得我们了?我们是始终都记得它。每年的春夏两季,我和先生都要去湖边看一看,轻轻地唤几声吉木的名字。
       没有动物以后,我们又开始养花。尝试着在窗前的空地上,种下从中国带回来的豌豆角。看着这些翠绿的小苗在日本的土地上茁壮成长,我们心中就会涌起一种幸福的感觉。另外,我们还种草莓和包生鱼片用的一种叶子。既新鲜又没有污染,想吃的时候,就拉开落地窗去采摘一点儿。
       那一段的日子,真是过得其乐融融。原来,人的幸福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东京,大体上有两类人。一类是上班族,他们每天都像蚂蚁一样地忙碌着,忙得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另一类就是闲人,这其中有有钱的闲人,他们的财富吃用不尽,不必再为生存去努力奋斗。再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时间有的是,闲得无事可做,甚至不能消受。
       表面上,看起来无微不至的残留孤儿政策,其实是非常经不起推敲的,这实则是一种画地为牢的、被孤儿的祖国继续抛弃、继续被歧视、被无情冷落的政策。
       孤儿回国以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孤儿的问题,反而让孤儿感到回到祖国没有回到家的感觉,表面的温情,掩盖不住内心的冷漠。为什么祖国的亲人,远远没有从前收留他们的中国人那样真诚、宽容、博爱。
       残留孤儿,他们这一辈子,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另类。他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受到战争的摧残;他们需要温暖的时候,要遭人遗弃;他们张口学话的时候,没有人教给他们母语;当他们步人晚年,想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祖国的时候,他们从小遭受的苦难,又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他们的罪恶。“一个连日语都不会说的人,又能干什么?”同胞用母语谴责他们时,可怜的他们却不能用母语为自己争辩。
       他们替父辈背负着时代的罪名,在曾经的敌国长大,老年后,他们又在不解和责难声中,让自己疲惫的身躯回归故土,他们真正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本来是战争受害者的他们,竟会被人误认为他们就是战争的源泉。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他们有苦不能诉,诉也没人听。
       他们成了一块沉默的石头。
       他们是欲哭无泪、欲诉无声的一群人。在日本他们虽然都已加入了日本国籍,日本人骨子里还是把他们当成中国人。回到中国,别看亲朋好友面子上客客气气,背地里又会说,那个日本鬼子回来了。
       老年回归日本以后,他们反而迷失了,迷失的不仅仅是方向,还迷失了自己。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遗弃了他们的日本亲人,也不知该如何孝敬如今还在中国的养父母。两边为难的他们,不是没有良心,不是忘记了过去的养育之恩,而是羞于囊中空空,有口难辩哪。
       一段历史遗留的问题,一个历史的伤痛,一个历史的悲剧,就这样悄悄地转嫁到了残留孤儿个人的身上。他们反而被政府当难民给收容了。
       他们既哭不出声,也笑不起来,我的先生就是如此。年复一年,留在他们心底的苦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见在孤寂中苦熬着的先生一天天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就劝他给中国的朋友打个电话,叙叙旧聊聊天儿。
       好说歹说,电话总算打过去了,没料到,麻烦也随之而来。
       开始时,我听先生和他过去的同事说得还挺热乎,也就没有在意,突然,见先生转过头来,嗫嚅地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原来中国那边正在鸣笛,话筒里的确“维儿——维儿——”地长鸣着。
       先生正好赶上这个节骨眼儿把电话打了过去,对方毫无恶意地让他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急忙在日历上寻找,脱口而出:“今天是敬老日啊!”
       先生马上鹦鹉学舌地重复一遍:“是敬老日对吧?”

       “你再听听这笛声,怎么这么响,没听见吗?”
       “不是救火车吧?”
       “什么救火车?我告诉你,今天是九·一八,到了九·一八这一天,全中国都鸣笛儿,以示不忘国耻。”
        先生哑口无言,他本来就是个不会随机应变的人,听对方这么一说,心里就毛了,不知该如何接下茬儿,仿佛他就是历史的罪人,那笛声就是声讨他的一样。
       对方好像感觉着不对劲儿,“对不起,对不起。”一个劲儿地向先生赔着不是。
       先生苦笑着“哼哼”了半天,他不怨对方,可是,再也没了交谈的兴趣。他慌乱地放下电话,就像放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他脸红脖子粗地望着窗外,不再说一句话。从此以后,他真的就戒了电话,不再和任何过去的朋友联系,他不想再自取其辱了。
       他有口难辩,弄不明白本身就是受害者的他们,怎么又会阴差阳错地被人当成了“原罪”,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这真是天大的冤案!
       我知道他心里的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尽可能地回避这个话题。
       寂寞的日子,我们就背上背包去旅行。
       穷则思变。我们没有钱,就买那种只花七百日元一天内在东京都可以满天飞的票,直玩到筋疲力尽了才肯回家。有时天晚了,我就催他快回去。他就会不紧不慢、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急什么?我们俩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啊!”
        就这样,我和先生相互扶持着,相依为命地在日本一天天地过下来,自寻其乐地终于走到了今天。
        在那间房子里,我们度过了三年多幸福美好的时光。
       转年春季的某一天,早上醒来,拉开厚重的窗帘,眼前出现的一幕,是我一生中都不曾见过的,我浑身猛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大呼小叫地看着在铺洒满阳光的玻璃窗上,爬满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带有翅膀的白蚁。
       此情此景,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平生第一次见到的,除了恶心以外,那一刻,我的脑袋,也跟着变得好大好大。

       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赶紧拍下照片,然后给房地产打了电话。很快就来了专业人员,在经过一番认真的检查之后,如实相告,这间房子的底下有白蚁巢穴。
       白蚁,是日本很普通的一种害虫。每到春天,就大量繁殖,白蚁分泌出的液体里,含有强酸性的腐蚀剂。白蚁虽小,腐蚀威力大而无比。在一段时间内,如任其发展下去,能把整座楼都毁掉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条出路摆在了我们面前,一是到别处去住两个月,腾出地方来,让专业人员来灭蚁,重新修建后再回来。第二条就是马上搬家。在这方面,日本的房地产很讲道理。由于起因不在我们,他们在新房价和搬家的费用方面都处理得非常公平合理。
       我们的房东,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除了我们住的这栋楼以外,别处还有他家的住宅和土地。
       在不动产的推荐下,我们去看了一套有我们现在住宅两个面积大小的二层楼,而且房租只比现在的多五千。既经济又宽敞,何乐而不为?
      我和先生商量后决定:搬家。
      我们反倒因祸得福了。这就是日本讲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