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年春天，在樱花盛开的前夕，我决定回国去看望母亲和海洋。这时我已离开母亲和海洋两年多了。当时的国际电话费还很贵，不能像现在这样随心所欲地在电话里唠家常。可每次短暂的通话后，我都会隐隐地感觉到，母亲的身体在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后来从姐姐嘴里才知道，去年的夏天，母亲就因病住过一次医院。病后，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恢复，虚弱的母亲常常念叨我，又怕我担心，就让姐姐不要告诉我。
       那时，生活依旧不怎么富裕的我们，只好从平时别人送给我们的东西中，精挑细选出一些来，作为礼物，带给国内的亲人和朋友。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以后，走在大街上看到商店橱窗里展示的各种时髦光鲜的东西时，心里便会有些酸楚，甚至不平衡地想，我苦命的妈妈，如果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啊。我们现在的生活，早已经是鸟枪换炮了，如果母亲还活着，我会尽情地让她享用这一切的。
       当我拉着大包，背着小包，疲惫地走出机场，看见前来接我的家人时，思念的泪水禁不住无声地流了下来。
       我们火速赶回家。刚强的母亲硬挺着坐起来，我惶惶不安地端详她亲切的面孔，发现母亲的健康程度比我想象的更糟糕。母亲不说话，只是出手来摸着我默默地流泪。我想起母亲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来：“人到八十有个家，活到一百有个妈。”这话真的不假。此时此刻，在妈妈怀里的感觉真好。我悄悄地贪婪地吮吸着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熟悉的奶香气。那感觉，仿佛又置身从前，国外的一切烦恼，顷刻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一次回国，我在家整整呆足了四十五天。如今回忆起来，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除去极少数必要的应酬外，我几乎天天守护在母亲身旁。
       我们仅仅分开两年多，母亲却苍老了许多，甚至还拄起了拐棍。看着走路迟缓、佝偻孤独的母亲，除了心痛外，更多的是担忧，一生操劳过度的母亲，还没等来好日子，就已经衰老成这样。我哀叹现实的残酷。母亲需要照顾的时候，我又不能天天陪伴在她身边。这次，我一定要尽力，尽可能多地给母亲留下些欢乐。这是我回故乡唯一想达到的目的。
       在离姐姐家不远的地方，有我们住过的三室一厅，我们离开时把它留给了母亲和海洋。他们和我们留下的三只狗儿，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悠哉游哉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母亲病倒以后，姐姐不放心，就把母亲接到了她们家。从此，狗儿们也陆续送了人，只有阿丽娅跟着母亲去了姐姐家。家里只剩下了海洋一个人。
       姐姐家是两室一厅。姐姐姐夫住大屋，母亲住小屋。小屋朝北，终年见不到阳光。白天待他们上班后，我就搀扶着母亲一起进驻“沙家浜”，在宽大舒适的沙发上，享受阳光的爱抚。有时，我还会心血来潮地给母亲戴上假发套，给她描眉毛，涂口红，就像小时候她对待我们那样。我惊奇地发现，母亲非常耐心地配合我，很享受女儿给予她的爱，顺从得像个孩子般地任我摆布。
        在我的记忆中，勤劳俭朴的母亲，唯一用过的化妆品就是雪花膏。而且，也只有在北方寒冷的冬天才舍得用。
        有时，我也带母亲去公园玩。那时已快四月末，正是东京樱花盛开的季节，而我的故乡依旧光秃秃的，树没绿，草没青，连早晚的空气还依旧带着股逼人的寒气。趁着中午暖和的时候我们出去，我和母亲坐在木椅上唠家常，看着热闹的扭秧歌队伍，南来北往的行人嘻嘻哈哈地围拢过来驻足观看。阿丽娅兴奋地围着我和母亲，欢快地蹦来跳去，它脚上带着我熟悉的泥土香气。我闻着，看着，听着，心醉地重回到久违的亲情中，心里情不自禁地滋生出一种感动。这种场面，我在东京是无处可寻的。
       看得出，由于我的归来，母亲的身体也明显地见好。在夕阳中，她总爱用一副怜爱的神态看着我，拐弯抹角而又小心翼翼打听我们一家四口人在日本的生活。母亲的小心翼翼，自有她的道理，只有做女儿的我才能理解。这里边有一段有关日本的故事，和母亲的家族、和父亲的经历都有关的事情。
       我的外祖父家，曾经是哈尔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显赫富贵的家族之一。外祖父曾经当过日本翻译和兽医。外祖父不但会说日语，还会讲俄语。俄国人来了，他就做俄国人的兽医兼翻译。没听说外祖父上过什么名牌大学，只听四姨讲，外祖父是个相当聪明的人。给动物治病，是他小时候在一家名兽医家打杂时偷偷学来的。讲日语和说俄语，也是外祖父和外国人打交道时，一点点记下来的。关于外祖父的长相，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大约在我四岁那年，妈妈一脸严肃地带我去“沙曼屯”的外祖父家，到了之后就把我交给了站在院子里的二舅。我喜欢外祖父家的院子，不仅大，而且长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花草。印象中的那个大庭院，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在这个有趣的百草园里，我和患有羊角疯病的二舅，还有大姨家的大表哥四处疯跑。跑累了，冲进门去想管妈妈要些吃的时，发现了至今都令我感到神秘而恐怖的一幕，外祖父身着黑衣，直挺挺地躺在对面的炕上，外祖父的两旁都是人。还未等我们反应过来，就被大人们给轰了出来，门随后沉重地关上了。
       这就是外祖父留给我的最后而唯一的印象。后来听妈妈说，他们当时正在给外祖父穿装老衣裳。可偏偏在那个时候，外祖父却拉了屎。据说，这是活着的人最忌讳的事情。迷信地讲，他的后人从此要过苦日子，要拉饥荒的。
       我不迷信。可事实证明，外祖母一家的确从此败落下去，直到外祖母去世，都未能翻过身来。
       外祖父家在一九三二年哈尔滨松花江洪水泛滥时，一次性就捐出去八麻袋高梁米，这是有证可查的。当时，外祖父家三个排行较大的孩子：大姨，我妈，大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外国名字，每个人都有一名保姆陪着。
       当兽医兼翻译的外祖父，没少在日本人和老毛子那儿敛财。
       外祖父聪明能干，我只是听说，没有亲眼目睹。而外祖母的聪明才智，我是深深感受到了。外祖母个头不高，五官端正，有着一双闪着灵气的大眼睛。外祖父走了以后，外祖母开始持起那个败落的家。那时，妈妈常带我去外祖母家玩。外祖母不但会下棋，会喝酒，还能吟诗作画。她们家有《水浒》、《三国志》、《牛虻》，这些书都是我小时候在她们家看过的，这些书都是外祖母的至爱，她不但都读过，还记住了内容和情节，常常会讲给我，这都是母亲没有做到的。除了母亲，我觉得在外祖父母的九个儿女中，没有一个超过了他们父母的才智。真是遗憾！
       说来也怪，外祖母没有念过一天书，她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竞能捧着成本成本的小说读。如果她不是我的外祖母，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也不会相信的。
       虽然外祖母家败落了，外祖母依旧没有改变她过去生活中的很多习惯，这就使得她们家的日子变得雪上加霜。我那时年幼不知事理，特别喜欢吃外祖母亲手包的饺子。真香啊，咬一口都流油。黄灿灿的白菜肉馅，咬一口，又细腻又鲜亮。母亲说：“那当然，我包饺子时只往馅里放两勺油，你姥姥差不多能放进去十勺呢。”
       母亲比外祖母懂得节俭，母亲说，她长到十几岁时，家境就开始走下坡路。她不得不去打工帮着父母。我的母亲就是从这时起，到日本人开的工厂去打工，到日本人家去做女佣。小的时候，母亲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日本人很狡猾的，他们为了考验母亲，故意把零钱撒落一地，以此来考验她。无论母亲干得好与不好，他们都不会当面指责幼小的她，但肯定会经常在背后检查她。妈妈说，虽然给日本人干活不容易，但只要别吊儿郎当的，认真卖力气地干，得到对方的信任后，就好干多了。妈妈一再地嘱咐我，只要头三脚踢开，踢好，才行啊！
       为了让妈妈放心，我向她隐瞒了真实的处境，故作轻松地给她讲些在日本的笑话听。待她的内心被我编的笑话醉得一塌糊涂时，我就开始向她吹牛，说我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住的房子有多么好，别人给寄来的衣服都穿不尽等等，我竭尽全力地哄骗着生病的妈妈。
       妈妈总是非常认真地听，看着我的眼神却是半信半疑。除了我以外，她最想念的人就是海岩和海燕。一想到不知事理的孩子们，在日本都没怎么提起过她，我就在心里为母亲抱打不平。并劝她说，现在的孩子们都是白眼狼，想他们干什么？
       母亲听后就笑了说：“由不起自己呀！这就叫腰里揣谷穗儿，一辈儿传一辈儿。”
       我不想让母亲遗憾，就说我临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嘱咐我，让我告诉你好好活着，将来接你去日本看看，他们说，你还没有坐过飞机呢，太亏了 母亲的内心并不为之而激动，只是眼神淡然地听着我讲，好像这些都离她太遥远了，一副完全无所求的样子。
       晚上，我们娘俩躺在床上，听着母亲渐渐沉重的鼾声，想起母亲白天淡然的神情，我心里就很悲凉。在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守在她身边尽孝心。在我自己也已步入老年的时候，却要漂洋过海，重新开始闯荡人生。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我的付出到底值不值？在黑暗中，我一遍遍地问着我自己，却又找不到答案。
       本打算在故乡待半个月就回日本的，但看到日见衰老的母亲恋恋不舍的样子，我下不了决心，归期也只好一拖再拖。
       那段日子，常常是我早上醒来，母亲已经拄着拐棍从早市回来了。她虽然腿脚不便，竞能差人把活蹦乱跳的新鲜鲤鱼买了回来。母亲真的是太聪明太伟大了。
       我明明知道她疼我，见她“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还是禁不住心疼地嗔怪她。母亲就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讨好地看着我，怯怯地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尝尝鲜嘛！”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是非常勤劳的一对。一年四季，他们总是天不亮就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清扫我们住的大杂院。大杂院大概住了十几户人家。
       我和姐姐就是在这个大杂院里出生的。从记事时开始，我们每天都看见父亲双手抱着大扫帚“哗啦哗啦”地扫院子。他默默无偿地扫了十几年，直到我们搬家为止。因此，父母在大杂院里的口碑极好。除此以外，父亲性格开朗豪放，喜交朋友。凡是他碰到的河北人，都是他的老乡。凡是遇到姓孟的，姓孑L的、姓颜的、姓曾的，都是他的兄弟。还振振有词：“孔、孟、颜、曾，是一家。”不管认不认识的，都要带到家里来喝酒吃饭。在那个经济不富裕的时代，可苦了我们娘儿三个。指着父亲供养的我们，那时也是敢怒不敢言。父亲人很善良，脾气也很大。
       听母亲说，当年日本人占领了哈尔滨，日本人不允许中国老百姓吃大米，被抓住是要判死罪的。父亲不听邪，从五常县往哈尔滨倒腾大米。有一次父亲想从滨江站桥洞下脱身，没想到冤家路窄，父亲正好和巡逻的日本宪兵相遇。父亲想，反正被逮着也是死，还不如豁出去了。趁宪兵还没反应过来，父亲照着那宪兵的脸就是一拳头，宪兵立时就来了个满脸花。
       父亲又紧跟上去一个脚绊，宪兵“扑腾”一下就趴在了地上。父亲趁势扛着大米，就顺着烟厂的斜坡逃跑了。这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年轻时，真有点儿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儿，直到老了，才渐渐变得温和起来。母亲说，是时间磨炼了我的父亲。
       安心地陪母亲过了一段时间后，接下来我就要会亲家了。
       这期间，我在海洋的住处见到过几次丹丹，看上去是位挺不错的姑娘，一说一笑的，很谦和的样子，脸庞有点儿像海洋的妹妹海燕，属于那种小巧玲珑的古典美。个头也差不多跟海洋一般高，只是海洋略微比丹丹猛点儿。见丹丹第一面后，我就想，凭丹丹的姿色和条件，如果不是海洋能带她去日本，她是不会嫁给海洋的。我的这种猜测，几年以后果真被验证了。
       那时候，我们都不在海洋的身边，丹丹的爱，令我儿子很迷恋，他显得很幸福。我为他高兴的同时，又为他担忧。凭借着房间里的蛛丝马迹，我内心判断，他们已经在一起同居了。我问海洋，他脸红着支支吾吾地说：“妈，这都什么年代了？再说了，是她愿意的，我也没有强迫她。”我严厉地告诫他，“男孩子和女孩是不一样的。你要是跟丹丹睡觉了，你就得跟她结婚，而且要对她负责一辈子。”
       “妈，我知道。这个你就放心吧。”
       我和海洋这次交谈以后，心里有了底儿。坦白地讲，我也很喜欢丹丹这孩子。这姑娘很会来事儿，她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饭时，就抢着给我的母亲盛饭，喂饭，记忆至今都那么清晰。这叫我这个未来的婆婆非常过意不去，她反而轻描淡写地解释道：“我习惯了，阿姨，您千万别在意，我就是干这工作的嘛。”
       我和大姐面面相觑，我琢磨了一会儿，就问：“听海洋说你在银行工作，不对吗？”
       “阿姨，你听他瞎说，我在医院当护士啊！”
       “妈，你可别听她的，丹丹一天的工种能变十几样，你想要什么，她就给你来什么。”

       丹丹顺势掐他一把：“让你多嘴！来，姥姥再吃一口！”
       见他们俩打情骂俏的，没一点正形，我也懒得再问下去。其实，干什么工作都是无所谓的，到了日本以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最重要的是能吃苦耐劳才行啊！
       海洋这孩子，打小儿憨厚木讷，不善言辞。能找到丹丹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姑娘，也算是他的福气。我没有理由反对他们。况且，我们在日本的现实状况，并不像她想象得那样美好。
       背地里，我对儿子说：“海洋啊，我看你最好还是把咱家的真实情况告诉丹丹吧？别让她抱太大的希望，要不然去了日本后该后悔了。”
       海洋至今还没有去过日本，只是听我的一面之词，无法想象出我们一家在东京的真实情况。他正向往着未来，他正痴情地爱着丹丹。他不相信地摇摇头，憨笑着眯起眼睛：“妈，干吗老是吓唬我们，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吧？我怎么听海岩和海燕在电话里跟你说的不一样呢？妈，你净吓唬人，他们俩说那儿可好了……”
       我无言以对。也许他们年轻，感受和体验和我们完全不同。要不然，人们怎么说“东京不属于老年人，而属于年轻人”呢。
        孩子们长大了，作为他们的父母也只能是点到为止，我们不能过多地干预他们的生活。在这件事上，我也就依了海洋。没料到，这桩婚姻给海洋的人生，乃至我们祖家的生活，都几乎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对于丹丹这个孩子，我没有什么好挑剔的，紧锣密鼓地为海洋和丹丹的婚事张罗起来。按着当时当地的规矩下聘礼，摆宴席。我们在大直街的“日月潭”大酒店宴请了丹丹的父母。丹丹的爸爸性格跟我先生相似，不大爱言语，爱一个人低着头想事儿，他是名退休的中学老师。丹丹长得像她妈妈。她妈妈很好看很会说话，只是眼神有点儿奸猾游移，让人一时很难看懂她。她那天避重就轻地绕开正题，而是一个劲儿地夸我的衣服好看，做工精细，弄得我反而不好意思了。
       “丹丹，你瞧瞧，这小日本的东西就是好，不但做工精细，耐穿，穿上以后就是跟着体形走，就是和咱们中国的不一样。”
       “妈，看你，又开始了。”丹丹嗔怪道，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
      其实，那天我真没有刻意穿着打扮，一套灰蓝色的西服套装，一双黑瓢鞋。我知道，我的衣服并不太合我的心意，其实，我的审美观比这高多了。只是那时候我们还很穷，还没有翻身，还没有闲钱买套像样的衣服。要知道，在日本买一套好料子新式样的衣服，怎么说也要一万元人民币以上。只是，在初次见面的亲家面前，这些话我是羞于出口的。
       亲家母夸完我之后，又开始夸海洋。说海洋这孩子实在，把女儿交给这样的男人放心等等。
       丹丹的爸爸不吭声，始终摆弄着手中的打火机。丹丹妈就用胳膊肘搡他：“我说你别一个劲儿地摆弄那破玩意儿，你倒是说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丹丹的爸爸幽默地来了一句：“对不对，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
      在大家说笑过程中，我特意提醒丹丹说：“其实，出国可是件辛苦事啊，要从打工开始……实在是不易啊，你要有精神准备才行。”
       丹丹干脆地回答我：“我不怕，只要能出国，只要我和海洋两个人在一起，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都能接受。”
       在通情达理的丹丹面前，我还能说什么呢？也就只好转入正题，试探着问亲家，是打算在中国给他们办婚事呢，还是打算去了日本以后再办？
       我跟他们解释说，如果在中国办完结婚手续后，去日本的日期和程序可能会快一点儿，批的把握相应地也会大些。我们当初求保人大哥办的只是海洋一个人，如果结婚以后，两个人就可以一起办去日本了。
       听罢，丹丹妈妈当即表示：“那就先在中国给他们办一个，以后，再到日本给他们补办一个，我和她爸爸也趁机去趟日本。这样，两不耽误，他们如能早些去日本，我和她爸也有指望了。她爸，你说呢？”
       我赔着僵硬的笑脸，点着头称是。心里想，她可真会见缝插针，无形中又给我们出了道难题。
       丹丹爸爸放下打火机，若有所思地摆弄着细而长的手指，无声地摇摇头，听到夫人暗示的干咳声后，又顺从地点了点头。
      “海洋妈，我看就趁着你在，咱们给他们办了怎么样？”
      “行是行。是不是太急了点儿？就怕委屈了丹丹。”
      “亲家母，看你说的，这就见外了，今天趁着大伙都在，丹丹你和海洋也表个态好不好？”

       “妈——”丹丹只是拉长声儿叫了一声妈，算是表了态。
       “我没意见，全听你们的安排。”
        海洋的嘴咧得好大，看得出来，我大儿子是打心里往外乐呢。
        我想起姐姐的儿子大江“五一”结婚，就初步敲定，海洋和丹丹的婚礼和我外甥的婚礼同时举行。
       在为海洋和丹丹准备婚礼的闲暇，我四处打听着，想为母亲找一位保姆。待海洋去日本后，母亲就得完全交给姐姐，姐姐当时患有糖尿病合并症，而且，右脚的大拇脚趾已被截掉了，我不想让母亲给患病的姐姐带去太多的负担。思来想去，我认为自己当下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为母亲找一位可靠的保姆，让她代替我来侍候病中的母亲。
       在我精心的挑选下，一位来自拜泉农村的十八岁的小青成了我母亲的小保姆，也成了我母亲的伴儿。
       矮矮胖胖的小青，黑中透红的脸蛋儿，乍看上去，像个瓷实的国光苹果。别看这小家伙只有十八岁，干家务活儿，一点儿也不含糊，蛮利索的。
       当初，说话办事儿都带着一股乡土气息的憨姑娘，很讨母亲的欢心。她把小青当成了我，也管小青叫老闺女。我想，只要小青能专心服侍母亲，母亲能开心地过好每一天，我回到日本也就能够安心了。至于小青的工资，以及她和母亲的生活费用，我都一概包下，中国的那份工资，当时是绰绰有余的。
       接下来，我开始变卖处理自家的东西。本来，我们之前的房子和家具等都是留给母亲享用的，可是，母亲眼下的身体状况，回来独住的希望很渺茫了。海洋要搬到宿舍去，况且，他们新婚后准备去丹丹家住一段，丹丹的父母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走之前要和女儿在一起，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我当时的一切努力，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安排好母亲的日后生活。如今，回过头来看看，遗憾的是，我到底没能当成一个孝顺女儿。
       母亲十五岁就做了父亲的新娘。我的父亲比母亲大七岁，当年是二十二岁。我见过父亲戴着礼帽，穿着马褂，手拄文明棍，娶母亲时的结婚照。照片中的母亲相当羞涩，稚嫩，微垂着头，怯怯地笑着。而英俊高大的父亲，则两眼黑亮有神，真是名副其实的绅士派头。
       父母结婚以后，共生过四个孩子。我的大姐生下后就夭折了。也许是因为大姐在人世间待得太短暂，父母在以后的岁月中很少提到她。他们夫妻俩经常提到的，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儿，也就是小我两岁的弟弟。
       这个我见过面但没有丝毫印象的弟弟，还不到一岁就去了天国。那时，我还不到三岁，怎么也记不起弟弟的模样来。这个弟弟给我的父母一生中留下了太多的怀念和遗憾。关于他的点点滴滴的细节，父母都会清晰地记得，我父母会经常哀伤地说起他的往事。
       失去儿子的痛苦，渴望儿子的梦想，一直折磨着我的父亲。他变得爱喝酒了，酒量还不大，后来，几乎到了沾酒就醉的地步。我一直在暗想，这大概跟失去的小弟有关。我看在眼里，苦在心头，所以我从小就发誓，身不在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我非要活出个样儿来给他们看看。
       只是父亲从不把他心中的苦闷说出来。这就失去了我们父女交流的机会。
       记得在我十三岁那年，父亲回了一趟河北老家，去探望我的祖母。父亲从老家回来时，竞自作主张地带回来一个七八个月大的男孩儿。这个孩子不但穿得土里土气，长得也很丑陋。最深刻的记忆是，他黑红的脸庞上有一个像是被打折了鼻梁骨的鼻子。鼻子下有两道抢眼的紫红色的沟印，一直延伸到他的上唇。正是因为他这个丑陋的沟印，让我知道了那叫积食所致的标记。
       我的这个弟弟，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的河北农村，生下他那年，他上面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当时，城市里都吃不饱，乡下就可想而知了。父亲住在我姑姑家，这个姑姑是父亲最小的妹妹，父亲目睹了弟弟和他两个哥哥抢夺食物时的疯狂与残忍。得到食物后就像狼一样地护着不再撒手，再多也要吞下去，长久以后就形成了积食。父亲实在不忍心看外甥们受罪，姑姑和姑父深知我父亲善良，家中又无男孩儿，就向父亲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下，他们一拍即合，我父亲就把姑姑家的三儿子带了回来，从此成了他的儿子，我的弟弟。
       弟弟刚来时，连站都站不稳，母亲两手架在他的胳肢窝下哄着他玩儿。我们围着他，逗他，他认生，是父亲把他带来的，当时，他只认父亲。

       这个弟弟比我小十三岁，他的到来，不仅打乱了我们家的正常生活，也从此夺走了我的父爱和母爱。
    那年月，要想把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真比登天还难。所以，弟弟直到上学前都没有户口。四个人的口粮，要分给五个人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是越没吃的越能吃。本来自己吃自己的那一份儿都不够，就甭说四变成五啦。父亲只好带着姐姐去呼兰、阿城等外县去捡粮食。大姐那个被截掉的大拇脚趾，也许跟当年的冻伤有关。我心里一直不能为这
件事而释怀，当年冻伤后，姐姐的大拇脚趾变成了木灰色，我是不会忘记的。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只有姐姐是我最亲爱的人。我很爱姐姐，她也爱我。一直以来珍藏在我心底的一件事，就是我四岁那年脚被暖瓶里的水给烫了，当时，父母都没在家，姐姐背着我，惊吓心疼地满屋子乱转着，哭喊着，我永远也忘不了姐姐心疼我的样子。
       姐姐不但对我疼爱，对小弟更是爱护有加。在我们一家人的精心呵护下，他鼻子底下的积食印儿随着营养的增加，岁月的消失，也终于渐渐地隐去了。
       几年后，在父母不断的努力下，终于为小弟落上了城市户口，在繁华的大城市中，他不但有了个温暖的家，有了体面的身份，还有了个文雅的名字——晓峰。
       不久之后，我和姐姐就先后考取了外地的学校，我们都离开了家。家中只剩下了晓峰一个孩子，他自然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
       我在一个人收拾自家残局的时候，脑子里却会常常冒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来。为了驱赶这念头，我把阿丽娅抱来，让它陪伴着我。
      阿丽娅是一条纯种的贵妇犬。是我去基辅体验生活时带回来的。除了它，还有马西克和聪聪。在没有养狗以前，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把狗当成忠实的朋友。只有和狗相处以后，才能真正明白，和狗相处的日子，是无法忘记和割舍掉的。
       我喜欢阿丽娅的聪明。它的智商绝不低于五六岁的孩子，它不但懂话，甚至可以从主人的神情、眼神上，判断出主人的内心活动。因此，它能给我欢乐，也能为我排忧，这是阿丽娅的独到之处。舍弃阿丽娅实在是无奈的选择，我曾经无数次地在心里谴责过自己。当初我们去日本时，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主宰，前途未卜的我们，只好与朝夕相处的狗儿们道别。
       哪料想，这一别，除了阿丽娅我又有幸见过几次面以外，其余的都真的成了永别。
       后来听人告诉我，我们走后，三只狗儿曾有一个星期不吃不喝，就守候在我穿过的毛衣上而哀号。那件毛衣还残留着我的体味儿。它们实在闹不明白，一夜之间我们全家都去了哪儿呢？！为什么狠心的主人把它们给丢弃了？！其声其状，悲惨得令人不堪回首。
       我每每想起这些，心都会碎了般地疼。人与人之间，还可以用语言沟通，能够讲得明白，可以取得谅解。而狗儿们，毕竟没有人类的复杂思维，它们无从知道我们不得不离开它们的真正原因。我有时也会后悔，为什么出国时没有冒风险试一试偷着把它们带来日本？但一追溯到所泽的那段严酷的生活，我又庆幸多亏没有把它们带来。
       在日本，动物是家族成员之一。人和动物之间也是要讲道德讲平等的。不过，我的体会是，只有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之后，才会有伴随而来的平等。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在资本主义的日本，都是一样。
       多少年之后，甚至在较为安定的今天，我们都没有再养过狗。我一说想再养一只狗时，先生就会反击我：“难道你还没有伤透心啊？！”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害怕再发生不近人情的往事。
       我越来越相信，人和人，人和动物的相遇、相识，都是前世之缘。我和阿丽娅第一次久别重逢时，它有一种被扔的孩子找到亲娘的感觉，先是扑进我的怀里，疯狂地亲吻着我的脸和耳朵。亲完之后，就用它特有的语言如哭如诉地呜呼，悲哀忧伤，不禁令我泪下。我紧紧地抱着它。它生怕我再离开它，寸步不离地赖在我身上。
       至于另外两只狗，一只送给了大姐的朋友，另一只叫马西克的，也是我的心爱，被弟弟给处理了。
       我只好承认人去楼空这个现实。尽力安慰自己，算算马西克的年龄，大概也快十岁了。十岁的狗按人间年龄推算，也称得上老人了。如果马西克还活着，但愿它去了一个好人家，但愿它健康快活，但愿它能把我们忘掉。
       阿丽娅守护着我收拾自家的残局，它总是趴在我身边，静静地凝视着我，竖直了耳朵保护着我，只要楼道里有一丁点的响动，它就会立马起身，猛冲到门口狂叫不止。如果当时没有阿丽娅的陪伴，独自一人面对空荡荡的家，我一定会很害怕的。
       每一件精心置办、曾经用过的东西，带着它们自己的故事，去了它们该去的地方。我把它们该卖的卖，该送人的送人，该扔的全扔了。
       一个由我和先生亲手一点点筑起来的家，一瞬间又被我亲手给毁灭了。
       真正的物是人非。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大客厅里，说不上是痛苦，是留恋，是高兴，是解脱，总之是笑不出声也哭不出泪来。我感到无助又无奈。
       我只知道一个现实，我此生不会回来长住了，从今以后，在异国他乡，只能任命运的摆布了。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不由得低头看着阿丽娅，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负责地把它托付给一个善良的好人。姐姐家它是不能待了。
       临归前，我把阿丽娅送给了六楼的小丽家。姐姐家住二楼，小丽家住六楼，好在是楼上楼下，也好有个照应。我特意嘱咐小青为我监护阿丽娅。
       五一节过后，我参加完海洋和大江的婚礼后，便和母亲告别。我对母亲说：“只要你能活下来，妈，你就算赢了！只要你还活着，我就有家回，我就会回来。至于钱，你老人家就别担心了，足够你花的了。”
       这绝非大话，那时，我们在日本虽是穷光蛋，在中国也算得上富翁了。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十几年以后，中国的个人收入和物价都飞涨起来。
       中国和日本，乃至和世界的差距都变得越来越小了。同胞的钱不但多了，中国的东西也贵得越来越邪乎，我们兜里的钱也显得越来越不扛花了。
       我们每回一次家，就有一种这样强烈的感受。
       我们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中国强大了，我们海外之子的日子也会更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