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诱惑力无处不在。
       进入秋季之后，心情也随之渐渐变得开朗、快乐起来。这时，我和先生也试着换了种活法儿。我们抓紧时间四处踏寻、观赏、游玩，奔波陶醉在东京这个国际化的都市中。
       现在的家实质上就是我们两个人。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虽然孩子们尚未成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我们如今已经很难轻易地再聚到一起了，这就是现实的日本。我们变成了独立的两代人，各忙各的，各自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日程。
       在中国时看日本的电视剧，总觉得怪怪的，不可思议，一家人在一起吃顿团圆饭都千载难逢的样子。那时，我还想日本的电视剧太夸张了，身临其境后，才真实地体会到了这些。我们的两个孩子，白天要上课，晚上要打工，恨不能把一天当成两天用。日本人不敢随便请假，除非不想要这份工作了。来了之后，才知道日本的规章制度有多严，多苛刻。只要被雇用，就像被绑在了马车上，只要是马不死、车不翻，你就别想脱身。
       东京好玩的地方太多了，有数不清的名迹古寺、名花异草、名楼名川，我先生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号称世界第一电子街的秋叶原。日本五花八门的现代电器令他着迷。孩子们感叹：这里的空气新鲜！这里比在中国时自由多了！大概是他们靠自己打工，挣了钱可以自由支配的原因。我偷笑这两个小财迷，他们不服，掏出账本显摆。哇！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居然都成了百万元户啦。我则喜欢逛东京的百货商店。优雅，舒适，花样繁多，特别是商店里的服务员，对前来的客人，几乎都是一对一的服务，简直就像对待国王、公主一样，把你服侍得舒舒服服。这种体会我们在中国时从来没有过。特别是在买鞋的时候，服务员无论是男是女，是年轻的还是老人，都会面带微笑，恭顺地蹲跪在你身边，耐心地一双双地服侍着你试穿，直到你满意为止。哪怕你试过无数双之后也不满意而离开时，对方也一样地笑着对你说：“谢谢你了。你辛苦了。”
       每到此时，我心底就会暗自拿她们与国内操着傲人腔调的服务员相比，感觉是：一个是在享受，一个是在遭罪。
    在这个新的环境中，我们看什么都新鲜，看什么都好奇，看什么都想买。日本人的消费观是这样的，无论是被褥、服装、地毯，以及其他的生活用品，大都是一年一换，年年用新的。相比之下，我们结婚时置办下的被褥，往往一使就是一辈子。
        初见日本人搬家的场景时，我曾惊得目瞪口呆。几乎全新的家电和家具全部扔掉。门口就立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自由地挑选吧。谢谢！”我往往一边捡着，还要一边在心里头骂他们是败家子。
       东京以它博大的胸怀，热情温柔地拥抱着每一位前来的客人。以它独特的方式，甜蜜地诱惑着对方，让你尽情地消费。
       我们也想人乡随俗，我们也想像日本人一样，不考虑将来和后路，成为眼下时髦的“月光族”。可是，我们心里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苦日子打下的烙印。在每月仅有的十几万日元中，除去一部分必要的开支，余下的还要存放起来以备后用，还要自我安慰地解释为我们不是匆匆的过客，我们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也许一直到死。没有钱，就会感到恐慌。东京再繁华再富有，我们也是个局外人。往往这样想着想着，就会变得烦躁起来。
       我们需要改变现状。
       我们需要钱。
       我们需要工作。
       这时，我们已经在拓殖大学学习七个多月了。按规定，八个月毕业。尚未毕业，我们已经感到恐慌，感到压力，一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正一步步地逼近我们。区役所的担当也加快了频率，他们在不和我们打招呼的情况下，随时可以闯入我的家。这种做法对于一向以文明礼貌而扬名天下的日本人来说，无论如何都叫人无法接受。他们来过之后，总要给我们心里留下一种莫名的空落感。“你们要尽快工作。你们要尽快自立。”区役所的富永，每次都阴沉个脸，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重复着这样的话：“你们能工作！要尽早自立！”
       这些代表日本政府板着面孑L的人，他们的话一次次地刺激着我们，羞辱着我们，仿佛我们来到日本就是要来做寄生虫的，就像我们欠他多少似的。
       仿佛当年把孤儿们扔在中国，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接我们回来时的灿烂笑脸，顷刻之间就变成凶神恶煞了。
       现在能到哪儿去讲尊严，讲自由啊。周围的人如狼似虎地盯着我们，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尊严。那时候，我们才深刻地体会到：弱者的尊严是不值钱的。失去尊严的痛苦是说不清的，有时这种痛苦既能转变成动力也能变成仇恨。
       为摆脱这种处境，我们开始沿街去找工作。先是一个餐厅接着一个餐厅地问，一个工厂连着一个工厂地打听。从洗碗工，到包装工，无论什么，只要给钱，我们就想干。
       可是一九九七年，正是日本的经济泡沫高潮时期，连日本人都很难找到工作，我们又谈何容易啊！
       碰到有修养有耐心的老板，还会耐心地听完我们的话。有时候我们刚一张口，人家就从口音上判断出我们是外国人，忙不屑一顾地挥着手，像轰苍蝇那样，把我们给轰了出来。开始时，我先生还理直气壮：想让咱丢了尊严，向他摇尾乞怜，妄想！
       我们不甘心，于是改变了战术，专门往贴了招工牌子的大楼里摸，这次的主攻方向是清扫。心想，这活儿在中国都没人爱干，又脏又累的，如今只好低头认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日本，清扫工作反倒成了俏活儿，没人介绍想干这活儿，门儿也没有。
       自尊心一次次遭到重击下，我们痛苦的同时，也清醒地认清了自己在异国的地位。我们彼此安慰着，说着宽心话，给尴尬、委屈的自己找着借口。不管对方用什么眼神看我们，反正我们走出那个门也不认识他，总比受区役所那些人的气好受吧。
       那些日子，我和先生把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抛在一边，像着了魔似的四处找工作。我们要挣钱，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我们希望跟普通日本人过一样的生活。
       像碰运气一样，我们先后去过阳光大厦、都厅、工厂、百货大楼。结论都是一样的，他们不要外国人。
       有一次，我们已经跑得又饿又累，听到这句话后，先生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谁是外国人？老子和你们一样是日本人！你们有什么权利和老子说这些！老子三个月就被扔到了国外，还没找你们算账呢，知不知道！”
       听着先生愤怒地用生硬的不连贯的日语痛斥对方，我很心痛。知夫莫如妻，我了解他的为人和性格，几十年来，还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一方面要面对区役所，他要工作要养家糊口。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对不起我们，是他，让我们全家遭了大罪。
        一次次面试，一次次失败后，我们从本质上认识到，其实，我们还是外人，没人会从心里把我们当成同胞来看的。碍于先生的面子，我没有勇气点破它。
       东京这座国际名城说得好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什么平等啊谦和啊，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这些名词在我们的心目中都变得荡然无存了。
       从拓殖大学毕业后，我们真正地与世隔绝了。先生大门不出，楼也不下，不刮胡子，不见人，甚至连电话也不接。偶尔来了电话，我喊他，他木呆地看着我，现出一副跟他毫无相干的样子。我无奈，只好放下手中的活儿，嘟嚷着去接电话。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当时由于苦闷所致，得了忧郁症。
        环境不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地改变了我们的性格。
        一九九七年，当秋风扫落叶的时候，先生和孩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
       全家人只有我保留着中国国籍，而且至今都没变。先生说，不管怎样，我们家也得留下一个中国的根儿。从此，祖文山的名字不再使用。这个名字曾被使用了五十几年，就这样悄悄地让位给了他的日本名字。如今，先生的名字是：向井健郎。三个孩子也都有了新的日本名字：向井太洋、向井太岩、向井明子。
       不要说别人，我自己都感到别扭陌生。在外办事儿的时候，使用日本名字确实很方便。然而回到家里，我们还是喜欢过去的称呼，自然，亲昵。
       入籍以后，我们立即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身元引受人，求他尽快把海洋办来日本。我们的身元引受人战争中也曾去过中国，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有十四五岁了，回来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甚至连“贼亮”“邪乎”“大氅”这些不常用的词儿，他都明白，自己还会说。我们叫他大哥，他不反感，反而跟孤儿嘻嘻哈哈地很熟。大哥到了孤儿家也不客气，他最爱吃的菜就是土豆丝儿炒芹菜。
       其实，大哥也有大哥的难处。他当身元引受人，是要替日本政府说话的，就像各级的政府官员一样。用中国的俗话说“端人家的碗，看人家的脸”嘛。
       我们理解。理解万岁。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事儿，无能为力的我们也只好这样来宽慰自己了。
       先生常常对我说，己所不能，就无责他人。我们要懂得和记住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