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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甜蜜”的集中营

       我们这一批学员,在所泽度过了四个月的“甜蜜”集中营生活。
       所泽市位于崎玉县内。崎玉县紧邻东京的北面。从所泽乘电车,仅仅需要二十分钟,就能到达东京境内。从地貌上看,首都东京和它相邻的各县市已没有明显的区别,城乡差距很小,已浑为一体。
       来到日本后,我们第一站的立足之地。就是崎玉县的所泽市。因此,我们许多人对日本国的第一印象,也大多来自这个城市。
       我们被安排在所泽市的“中国归国者促进中心”。这是一座铁灰色的二层楼房,楼房四周是低矮的铁栅栏。栅栏内有宽敞的庭院,庭院内种着盛开的鲜花。后院内的草坪上,有一条镶着间隔的石板路,石板路的上空,架着一排排的长栏杆,这些栏杆是用来让我们晒衣服的。这里永远是彩旗飘飘,热闹非凡。
       楼房是U型建筑,在U型的堵头处,一字排开地摆放着十几台全自动洗衣机,免费供我们使用。
       在我们到来之前,据说这里曾经接待过五十几批学员了。
       因此,这里的管理并没有因为我们一百多人的到来而显得手忙脚乱。
       一切都井然有序,令人震惊。日本人真的是太精细了,他们精细得大到每个儿女的住房,格局和我们的一模一样,都是上下两层的木床。桌子上有电视,墙上有空调,地上铺的是榻榻米。略显昏暗的粘着毛纸的木格吊灯,让人不由心生一种过去在电影中才可见到的日本情调。
       初来乍到,新鲜和好奇感令海岩和海燕俩兄妹如同出了笼的鸟儿,终日快活地骑着学校发给的自行车,穿梭在所泽市的大街小巷。
       我和先生担心,要是撞了人可怎么办?我们又不会讲日语,怎么赔得起呀?
       海岩忙说:“不会,我们骑车技术高着呢。”
       “瞎吹,”海燕嘴快地抢白她二哥,“你昨天还刚刚把一个姑娘给撞了呢。”
       听罢,我立马吓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怎么回事啊?”
       海岩红了脸,瞪着他妹:“瞎说什么?就你嘴快!”又看看他爸,嘟囔着:“就会打小报告,不过,人家可没怪我,还反过来给我赔礼道歉呢。”
       先生火了:“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你别急,二哥说的是实话。你说怪不怪,这日本人可真有礼貌,二哥撞了她,她还反而给二哥赔不是。我说嘛,这日本咋看不见打仗的呢。就不像咱们,个个火气大得很。他们互相碰撞了,还要互相对着头儿鞠躬道歉,你说好不好玩儿?那样儿,就像两只对着头啄米的鸡……”
       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强烈的印象,可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渐渐地退去了它本来浓烈的色彩,变成了一幅幅清淡的水彩画,孤零零地挂在我心中的一个角落。多少次,我闲来无事,想记录下这段生活,却什么也写不出来,就让这幅画孤静地挂在那里。
       我心想,等到了一定的时候,需要表达和倾泻再说吧。这一放,就放了十几年。
       现在细细地回味起所泽,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集中营的味道。在这里接受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为适应未来的新生活,也就是要丢掉一切从中国带来的不被日本认同的、伴随了孤儿大半生的习惯,学习日本的大小规矩,小到厕所的刷洗方法,大到将来如何适应日本的生存环境,向新生活靠拢,学会自立的手段等等。
       说话,接人待物,如何存钱取钱,如何利用邮局、图书馆,到餐厅怎样点菜、怎样使用刀叉,如何去车站,怎样看路线图、买车票,等等,等等。我们就像又回到了童年一样,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重新开始。真是既新鲜陌生,又让人感到刺激和好奇。至于将来,就像一个未知数,暂时也只好不去想它了。
       那时,学校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辆自行车,我们每天骑着它去学校学习日语。从住处到教学楼,要经过一个辽阔的美军基地,还要路过许多楼群,对刚刚从中国归来的我们来说,当时最具诱惑力的就是住宅区那些垃圾。日本的垃圾,可万万不能与中国的垃圾等同。它包含了所有的生活用品,有许多甚至是全新的,都带着价格的标签就被扔掉了。这大概是日本人的住房都很狭小的缘故,家里基本不存放多余的东西。日本人在扔东西上的慷慨程度,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一点,十几年后也成了我们的习惯。日本人为这种行为取了个时髦的名字叫“断,舍,离”。
       初到日本的中国残留孤儿,大多来自中国的农村,曾经的贫穷,和来了之后、过去在中国所拥有所熟悉的一切在一夜之间都消失的现状,令人担忧。今后是融入一个和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一想到这些,一种莫名的恐慌感就油然而生。每每路过犹如免费超市一样的垃圾堆时,难免不驻足观望。当时,大家都没有工作,除了学习,业余生活就是捡垃圾和买便宜的生活必需品。相比之下,捡垃圾是最具诱惑的。从生活用品到家具,我们甚至把钢琴都搬了回来。渐渐地,我们的住处,垃圾已堆成了小山。于是,培训中心的老师发怒了,三令五申地斥责这种行为,气急败坏地堵截捡垃圾的人群,声称学校不负责运送捡来的垃圾。学校长廊的大喇叭里,经常不断地用汉语呼吁我们不要去捡垃圾,苦口婆心地劝大家,讲垃圾对人的健康的种种危害。当劝解不起任何作用时,学校也就更加严厉起来。
        “你们现在也是日本公民了,怎么一点儿尊严也没有?”训话的老师,也是早几年从中国回来的残留妇人。由于她会讲日语,又懂汉语,就当起了老师兼翻译。可是,尊严对穷人来说,当时真是一钱不值。它只能说给那些吃饱喝足的人听听罢了。
       我们这一群人,对于未来,心里没有一点儿底儿。从前在中国过惯了节俭的日子,现在每每去超市买东西时,总要习惯地折算一下,一根大葱就要七元钱哪,一瓶可乐也要花七八元钱。就连商店里一件处理的衬衫,折合成人民币也要卖到百八十元。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百八十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它相当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啊。再说,花七元钱买一根大葱,总觉得太亏了。在中国,这些钱能买一大堆呢。
       生活必需品是非买不可的。其余的东西,则将就将就,能捡到的就决不花钱去买。这就是我们初来日本时的心态。
       由于校方三令五申不许捡垃圾,大家也就不敢结队而行。大多数以地域、家庭为单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日伏夜行。在垃圾场、路上相遇,也就心照不宣地笑笑,笨拙地说些连孩子都能识破的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