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刘梅为儿子雇用过三次保姆。第一次是河南人，40多岁，老实厚道，护理孩子尽心竭力，善于料理家务，可是有个睡觉打呼噜的毛病。一到晚上，她头一接触枕头，便立即鼾声大作，响如闷雷，震得刘梅和老公心烦意乱，无法入睡。因此，不到一周他们就辞掉了她。第二次也是河南人，50岁出头，护理孩子内行，做家务也勤快，可是手不太稳，有好几次把刘梅掉在床上或地上的一些零钱，悄悄地捡起来，装进自己的衣兜里。刘梅发现了她的毛病，很快解雇了她。第三次是江苏人，名叫冯小妹，刚满18岁，具有苏杭美女的那种丽质，清秀文雅，甜美温柔，心灵手巧。她教孩子认字，唱歌，跳舞。孩子很开心。无疑，她是个合格的保姆。可是不久，刘梅发现老公一看到小保姆，就眼珠子不转，面部僵硬，手指颤抖，仿佛灵魂逃出了躯壳，变成了一具僵尸。 她凭女人特有的直觉，知道老公开始在小保姆身上打主意。于是，她当机立断，炒了保姆的鱿鱼，彻底断了老公的淫念。
辞退第三个保姆时，两口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孟禄兴心里明白，老婆解雇这个让他心醉神迷的小保姆，是冲着他来的，向他示威，给他难堪，断他淫念。他第一次感到，刘梅这个女人的嫉妒心的强烈和心术的厉害。起先，他语气平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分辩道：“她教孩子写字画画唱歌。孩子很喜欢她。我们没理由辞退她。”
刘梅笑着说：“辞退本身就是理由。”
“她干的好好的，你解雇她，是对她的伤害。”
“辞掉她是爱护她。说的具体一些，那就是她长得美了些。我们家不能用美女保姆。”
“强盗逻辑！”
“就算是强盗逻辑吧，权且用它来扼制色狼。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还用我挑明吗？”
刘梅的话像一根粗暴无情的手指，一下戳穿了孟禄兴那层掩盖着淫念的薄薄的包装纸。
孟禄兴老羞成怒，气得浑身发抖，血液好像一下子都流回了心脏，脸色由紫红色变成了青白色，破口大骂：“你，你是个王八蛋。”说完，他转身推开门冲到屋外，随手狠狠地把门关上。门扇撞击门框发出惊人的声响，震得四周的尘埃拼命飞舞，好像突然发生了7级地震。
刘梅反而乐得哈哈大笑，她非常得意，暗自为自己的果断而庆幸。
在刘梅看来，事不过三，过了三，就是四。这四与死是同音字，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因此，她辞掉了小保姆，快半年了再没有请保姆。最初，他们想把孩子放在幼儿园，可是从家到最近的幼儿园骑自行车也得走半个多小时，早送晚接很不方便。因此，只好把孟禄兴的妈妈从河南接来看孩子。可是，这位没有多少文化的奶奶和许许多多的中国老人一样，对自己的宝贝小孙子一味地溺爱娇惯，要啥给啥，怎么淘气，都赞不绝口。有一次，孩子揪住小猫的尾巴，提起悠来荡去，小猫喵喵的惨叫。刘梅在儿子屁股上打了几巴掌，告诉他，要爱护小猫。可是这位奶奶就忍受不了，动了肝火，嚷嚷道：“一只小猫，揪一下尾巴，又怎么啦？它比人还金贵吗？” 
 刘梅担心，这样会把孩子宠坏。因此，婆媳之间一时把关系搞得很紧张。老人一气之下回了河南。刘梅只好再请保姆。
请个称心如的保姆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人才市场刚刚起步。不少雇主在车站或街上寻人雇用，因此，请到的保姆手续很不健全，免不了出问题。经常发生保姆拐走孩子的事件；到处流传着男雇主和小保姆之间的绯闻。
吸取前三次的经验和教训，刘梅这次请保姆非常慎重。在遇到姬慧和姬歌之前，曾有人为她介绍了10多个保姆，她看了都不满意，不是嫌老，就是嫌美，再不就是嫌长相难看或文化水平太低。
不少人相信缘分，他们认为，人与人的遇合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刘梅和姬氏姊妹萍水相逢，真是天造地设的缘分。凭直觉，她断定姬慧是个诚实善良、有同情心、有眼色的姑娘。她嘴上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从姊妹俩中选用一个，可是心中一开始就有了谱，即使护理孩子姬慧比姬歌差，也要用姬慧。这不是她和姬歌没缘分，看不上她，也不是姬歌人品不如姬慧，而是因为姬歌长得太美，简直像个成熟的桃子。她知道她老公的德行，见了美女眼睛就发直，肌肉就颤抖，热血就沸腾，想入非非。
刘梅对待老公的德行，也许有些过分，有些不公正，有些神经质。不过作为妻子，她时时提防着点丈夫，防止他有外心，防止他外遇，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如今，人们比任何时候都热衷于外遇，特别是男人。
古今中外，没有不爱美女的男人，正如没有不爱美男子的女人一样。除了同性恋外，异性相吸，男女倾慕，是人之常情。这兴许因为当初上苍造人时，一时疏忽在捏女人的泥里掺进了吸铁粉末，而在捏男人的泥中和进了铁矿粉 末，或者相反。这样质地的男女，不互相吸引才怪呢。这种理由虽然无从考证，但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花心的男女对它坚信不疑，胜过宗教徒对其所信仰的宗教的虔诚。孟禄兴也不例外，他虽然官做得还不太大，但毕竟是官场上的人，也可以说是圈儿里的人，对自己同僚们的私生活，了如指掌，某某是某某的情人，某某有几个情人，倒背如流。 有一次，孟禄兴和同事在一起垒长城（打麻将），有个同事笑着说：“据可靠的信息，我们单位5个男士中有14个有情人。”他说完，就扳着手指开始查点，数了好几遍都对不上数，总是缺少一个。后来，孟禄兴突然发现了秘密，于是笑着说：“你把自己忘了！”于是大家恍然大悟，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因此，刘梅对老公的担心和提防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害怕老公寻花问柳的妻子，何止刘梅一人呢？
这年头，人世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太高，浓度太大，好像欣欣向荣的麦田刚刚用大粪水浇灌过，清新的空气里充斥着臭气。不少有权有势又有钱的老公们，表面上一副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面孔，肚子里却都是花肠子，淫荡得凶呢。他们打野鸡的大野鸡，找情人的找情人，包二奶的包二奶，忙得不亦乐乎，精疲力竭。为人之妻的女人们，如今在男性社会，无疑处于弱势。尽管她们拼命挣扎，与老公们搏斗，但结果多数往往失败，绿帽子接二连三地飞到她们头上，扣得越来牢越牢，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把她们压得实在喘不过起来。然而，也有不少强悍的妻子，尤其是富婆，采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战略来报复老公：你养你的野鸡我喂我的鸭子；你有你的情人我找我的外遇；你包你的二奶，我玩我的师哥。这样做就好比天平两头的小盘儿，一个里放重物，另一个里添砝码，才能扯平，结果谁也不欠谁，谁也不亏谁，各有所得，用绿帽子甩掉绿帽子，好比x--x=0一样，皆大欢喜。
姬慧和姬歌遇见刘梅纯属偶然性，但隐藏着必然性，这就是她们姊妹俩的善良和同情心。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刘梅那天在北京车站地下通道被绊倒，她们姊妹俩像在旁边走路的那些人一样，不去扶她，继续走自己的路，或者刘梅压根儿就没有被绊倒，她们姊妹俩就不可能认识她，她也不可能雇佣她们。命运可能是另一种安排，她们很可能得先吃流浪之苦，未来的结局也可能是另一类。因此，对她们说，认识刘梅，至少眼下看来，是一大幸运。姊妹俩很珍惜这种幸运，从到了刘梅家那一刻起，观颜察色，小心翼翼，惟命是听，事事请教刘梅，按照她的吩咐去做，以取得她的欢心，得到她的认可。 
刘梅的小宝宝名叫民子，是个很可爱的孩子。他上身是白色T恤衫，胸前是两个小男孩正在踢足球的图案；下身是蓝色短裤，脚蹬粉红色塑料凉鞋；圆圆的脸盘，微微翘起的鼻子，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透着聪颖的气质，像个小天使活泼可爱。 
民子不认生，一见姬慧和姬歌就眨巴着眼睛问：“你们俩是谁呀？” 
刘梅赶紧向儿子介绍道：“她叫姬慧，她叫姬歌。她们俩是给你请来的阿姨。你叫她俩姐姐。”
民子不解地问：“以前每回都是一个阿姨，这回为什么两个。”
刘梅笑着说：“你这个人精，两个还不好？”
民子眼里闪着疑惑，看看姬慧，又瞅瞅姬歌，然后去拉住她们的手，说：“冯阿姨会唱歌画画。你们会吗？”
“会呀。”姬慧和姬歌说。
民子跑到自己的房间，拿出蜡笔和小画本，说：“你们给我画一个太阳好吗？”
“好的。”姬慧说着，接过蜡笔画了一个太阳。姬歌又在太阳旁边加了几朵云彩，然后问道：“好看吗？”
明子高兴地拍着小手，叫道：“好看！和冯阿姨画得一样好看。”
过了一会儿，他说：“冯阿姨还会唱歌，唱得可好听呢。你们教我唱歌好吗？要好听的歌。”
“好哇。”姬慧和姬歌说。
于是，她们俩唱了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
民子学得很快，他成天咿咿呀呀地唱：
太阳出来（罗儿）喜洋洋（欧）郎罗
挑起扁担（嘟嘟扯光扯）上山岗（欧罗罗）
……
两个小保姆像春天飞回来的两只小燕子，给这个家带来了春光，带来了生气，带来了喜庆和欢乐。
孩子很开心；刘梅和老公很满意。
然而，鉴于以前的经验，刘梅对两个小保姆，还是很不放心，想办法考验她们的人品，然后再决定是否留用。
一天早上，刘梅在上班前，故意在卧室地上扔了3枚面值5分的硬币。下班回来发现，那3枚硬币安然放在床头柜上，在窗玻璃透进的阳光映照下，闪闪烁烁。
然而，刘梅仍然不放心，心想：“这次也许是两个小保姆故意做样子给我们看。人心隔肚皮，谁知道她们是怎么想的。”于是，她继续考验保姆的诚实。
又过了两天，早上在离家上班时，她把面值10元的一张票子和面值2分的5枚硬币扔在了厨房地上。中午她下班回来，正巧两个小保姆和儿子都不在家。她走进在厨房，发现地上的钱不见了，赶忙到处察看，结果连钱的影子也没看见。她开始分析，自言自语地大声说：“这还像话？这还了得，……”
这时，孟禄兴正好推们进来，对老婆的声色感到莫名其妙，以为她在班上又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
10年动乱，在各方面留下的后遗症，彻底治愈得经过长期的努力。就拿人际关系来说吧，动乱中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水火不容的派性，像幽灵似的在许许多多的单位、部门或公司游荡，把空气搅得很紧张，人们的心情很不痛快，尤其是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们，常常被小人们的争斗弄得心灰意懒，精疲力竭，只好无奈地离开，远走高飞。
刘梅在报社工作，单位的气氛不太和谐，常常下班回家，拿家人出气。其实孟禄兴也是这样。所以他不以为然地说：“你又神经什么？”
“你才神经呢？”刘梅狠狠地瞪了老公一眼，气哼哼地说，然后扑通一声面朝天躺在了床上，好像一个立着的大面袋子被人突然推倒似的。
“干么生这么大的气呢？单位的那些没完没了互相扯皮的事儿，不值得的动肝火，离得越远越好。你应向聋哑人学学。”
“你瞎猜什么？与单位那些事儿无关。保姆没有一个可靠的，愁死人了。”刘梅忽地从床上坐起来，大声说道。
“又怎么啦？”
刘梅把两次扔在地上钱的事儿和自己的猜测，一五一十地从头至尾向老公叙说了一遍，然后大声说：“我立即让她们滚。”
“你这人疑神疑鬼，本来就不应当用这种鬼鬼祟祟的办法考验人家。你这样做，不尊重人家的人格。”
“人家！人家！人格！人格！你又来这一套啦。我花钱雇保姆，不是雇小偷。”
“我也不是说，让你雇小偷。我是说，你不要疑神疑鬼，更不能用这愚蠢的办法考验保姆。况且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是人家把钱装起来。”
“那你说，钱哪去啦？它们长出翅膀飞走了吗？长出腿跑掉了吗？不是她们装起来，哪去啦？”
“你得先调查清楚，才能……”孟禄兴看见儿子手里攥着钱跑进来，就把后半句话吞到了肚子里。
夫妻俩只顾激烈地争辩，没有发现两个保姆提着菜篮子和小宝宝推开门进来。无疑，他们争辩的内容，两个保姆听明白了。
“妈妈，这是我们买菜剩下的钱。”儿子把钱放在妈妈手里，“原来是两个姐姐在厨房捡的。”
刘梅接过儿子递上的钱，一看，是7元2角1分钱，其中有一张5元的，两张一元的，一张2角的，还有一枚1分的硬币。 
她突然记起早晨离开家时，没有给保姆留买菜钱。她顿时感到好像发高烧似的脸上火辣辣的，仿佛儿子递给她的不是钱，而是一记狠狠的耳光，打得她昏头晕脑，心魂飘荡；又像是一面神奇的镜子，照出她的真实的面貌，使她生平第一次看见自己渺小的灵魂。尴尬、羞愧、自责、后悔一起向她袭来。她的脸腾的一下红到了脖颈，接着变白，又变黄；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小的汗珠。
孟禄兴注意到了她脸上表情的变化，不屑地望了她一眼，一个嘴角抽动了几下，脸上露出了讥笑的神色。 
姊妹俩心里很不是滋味，生平第一次受到如此奇耻大辱，仿佛被人诬告，蒙冤受屈，在光天化日之下，游街示众；她们感到好像空气中突然缺了氧气，呼吸困难，心里憋闷，又像有人突然把一盆冷水泼到头上，全身直打哆嗦。她们的忍受几乎超过了极限，真想冲刘梅面前，把事情说个一清二楚，然后挺起胸膛走出这个家门。然而，这种想法只是在她们灵魂深处闪烁了一下，就像一块火石被铁锤轻轻地敲击了一下，迸发出几个火星，随即便熄灭了，剩下的还是那块沉默的无生命的石头。此时此刻，她们比谁都明白，自己是保姆，是佣人，是伺候人的人，是寄人篱下的人。在这个家里她们只有看护孩子、打扫屋子、整理床铺、洗衣做饭等干活的任务，而和没有别的权利一样，没有申辩误解的权利。因此，无论什么屈辱，什么委屈，什么不公正，她们为了生存，都得忍受，只好装聋子，做哑巴，当瞎子。这样做人，倒会少些烦恼，自我解脱。在法律还很不健全的国度里，一个保姆持这种态度是很必要的，就像一道灵验的护身符。
保姆和其他各种雇工同时产生，具有悠远的历史，是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占有财富多寡不均的必然结果。
《现代汉语词典》给保姆下了个定义——“保姆是受雇为人照管儿童或为人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这个定义不太准确。实际上，现代社会保姆已成了一个职业，作保姆的不仅仅是女人，也有男人。它的业务外延也扩大了，不仅仅“为人照管儿童”，还看护老人和病人，或者伺候有权有钱的成年人。不论保姆是女是男，他们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总是赤裸裸的雇佣关系。电视台曾经把保姆和雇主的关系作为一个热门话题，进行了激烈地辩论，强调雇主应尊重保姆的人格，视保姆为家庭成员。这样做似乎是必要的，组织者追求唯美主义，初衷无疑是美好的。
然而，实际上保姆和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永远不回改变，永远是一对矛盾；矛盾的双方，保姆总是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是柔弱的被动的服从的一方。如果你把天下的保姆召集起来，让他们把遭受雇主的白眼写成在纸上，恐怕能覆盖住地球表面；把他们委屈的眼泪搜集起来，也许能把地球淹没。
天气酷热，外面一丝风也没有，窗外的那棵老槐树，偌大的树冠，在骄阳的蹂躏下，没精打彩地耷拉着枝叶。
热流从敞开着的一扇小窗户拼命地涌进厨房，闷热得像蒸笼。
姊妹俩忙着准备午饭。
姐姐一边洗菜一边流眼泪；妹妹一面淘米一面抽泣。泪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顺着她们柔润的脸颊往下淌，滴到了她们的手上，滚到了水里。姐姐用手背揉了揉眼睛；妹妹抬起胳膊用衣袖擦了擦脸颊。她们默默地做各自的活计，想同样的心事，忍受着同样的委屈。
“姐，我想爸妈。”妹妹哽咽着说。
姐姐没有应答，刚刚擦去的眼泪，又哗哗地从眼里涌了出来，像雨点似的滴在手里的菜上，瞬间溶入水里。
每个孩子受了委屈，受了冷落，要找父母倾诉，从中得到安慰。我们知道，姬慧和姬歌这对同胞姊妹才16岁，还是未成年的孩子，还不是因为家穷，才过早地混入红尘？她们和每个孩子一样，受到了凌辱，感到委屈，自然会想起自己的父母。姬慧和妹妹的心情一样，揪心撕肺地想念父母，想向他们倾诉心中的委屈。然而，这只是一种愿望，不会变成事实。眼下，父母在千里之外，无论怎么想念，也无济于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们姊妹俩相依为命，互相安慰。   
姬慧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止住了眼泪，撩起白色围裙，擦了擦脸，深呼吸了几下，好像把憋在心中的一部分委屈和苦楚呼了出去，顿感心里痛快多了，脸上露出了微笑，附在妹妹耳边说：“身子正不怕影儿斜，我们清清白白的，还怕人家说三道四吗？我们没理由难受。今后我们要更加小心。我相信他们会正确对待我们。”
姬歌点了点头。
这件事是在姬氏姊妹到了刘梅家第四天发生的。打那天起，刘梅对她们显得热情多了，大概是想弥补对她俩的错怪。姊妹俩也觉察了刘梅态度的变化，并为此感到欣慰，同时更加小心，每次买菜都作详细的记录，等刘梅回来，立即向她报账，把余下的钱当面交给她。
话又说回来，刘梅其实是个很不错的人，她对人并不刁钻刻薄，而是心热肠子直， 口快言不拘，有啥说啥，只是遇事不善于分析，有些主观偏激。这也是那些心直口快的人的通病。
这天晚饭后，孟禄兴像往常那样，放下碗筷就到外面享受夜生活去了；玩了一天的孩子吃着饭，小手握着羹匙就进了梦乡
刘梅将孩子安顿在床上，打开了电视机。电视机里正播送北京市一所中学的报道：时值一个春天的上午，校园里花团锦簇，绿树婆娑，阳光明媚。突然响起了振奋人心的下课铃声；身穿崭新校服的学生从各个教室涌出，在校园了尽情说笑、嬉戏、唱歌、跳舞，像一群快乐的喜鹊。
姊妹俩坐在电视机前，呆呆凝视着频幕，觉得电视里的中学是天堂，那些学生个个是快乐的天使。他们多么幸福！多么令人羡慕啊！那是她们向往的生活，而且她们理应拥有这种幸福。然而，这种生活不属于她们，这种幸福属于那些天使，与她们无关，突然，她们觉得，自己被生活遗弃了，被欢乐背叛了，留下的只有苦恼、委屈、疲劳和孤独，一阵难以名状的惆怅夹带着自卑向她们袭来。她们仿佛走在茫茫的荒原上，面前只有凄风和苦雨。
刘梅望着姊妹俩陷入沉思的稚气面孔，心想：“她们还是孩子，她们的父母怎么舍得让她们到这举目无亲的大城市谋生？”
原因简单的很，贫穷这个瘟神剥夺了无数儿童上学的权利，把他们过早地推进了人间。当时，中国有30%多适龄儿童，被拒在校门之外。
然而，生长在北京的刘梅，无法理解是穷困逼迫这两个同胞姊妹离开亲人外出谋生这个简单的原因。于是，她不解地问：“你们为什么不上学？父母舍得让你们离开家吗？”
话刚出口，她感到有些后悔，觉得问题提得很幼稚，于是立即纠正道：“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俩出来不容易呀！”
“我们父亲有病，家里生活很困难，我们俩只好退学，出来挣些钱，帮帮家里。”姬慧实事求是地说。
“你们俩很懂事儿，颇有责任心。”听了姬慧的话，刘梅很有感触。 
“谢谢刘姐夸奖。没办法，是穷困逼迫的。”姊妹俩说。
刘梅想：“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停了片刻，刘梅接着说：“我是个直性子人，心里有啥说啥，你们今后别见怪。”
“我们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你就说我们好了。”姊妹俩诚挚地说。
“我和我老公的意见，姬慧留在我们家。我正在设法帮助姬歌找份工作。我们托了几个朋友帮忙。”
“太感谢刘姐了。”
“你们不要急。估计下周差不多。哦，今天几号了？”
“12号”姬歌说。
“14号是明子的生日。有几个朋友要来。我们得准备一下。”刘梅说完，将给孩子过生日的打算说了一遍。末了，她说：“明子的干爸要来，他长得很帅气，也热心，答应帮姬歌找个事儿。”
听了刘梅的话，姊妹俩觉得希望和信心从心中慢慢升起，而惆怅、自卑、悲苦的情绪像吹烟被大风吹散似的，顿时消失殆尽，呈现出明媚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