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死的树皮需要被清理，充当清道夫的主力是饥饿的啄木鸟。”
在F县，我要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回到往事当中，一遍遍在废墟里挖掘。
每隔几个小时，我便会擦洗一次那具一动不动的身体。几乎要戳出肌肉的股骨放平了，我用75%的酒精，从伤残的臀部开始按摩。按摩的时候，我环顾着这间房子——房子的很大一部分墙都被刷成了耀眼的颜色：粉蓝。我想，这明亮的色彩是设计师专门用以冲淡天空的阴郁的。
光线开始变弱，窗外的街车沿着宽阔的林荫道疾驰，它们驶过一片片青草地，驶过一排排原先被烧得面目全非而今正在兴建的商品房。街灯开始亮了起来，清冷的光映照在同样清冷的白床单上。
“小小，不要怕，大火并不会摧毁一切。我告诉你，在那些被烧焦的树木上，常常有一些有趣的洞，那是啄木鸟们的巢。它们会利用这些死木来觅食，大火熄灭一个季度以后，啄木鸟便已将整片焦木林中它们爱吃的食物一扫而空了，而其它那些不会钻洞的笨蛋，比如树燕、知更鸟等，则还在那些被抛弃的洞后排着长队呢。不仅啄木鸟，还有松树，它们也需要野火将松子壳爆开，那些种子将会落入附近的土地，新的松树就会被孕育出来。”
气温如此闷热，可我却感到有点冷，于是，我悄悄挪过去，靠近那具身体。
枯死的树皮需要被清理，充当清道夫的主力是饥饿的啄木鸟。
我就是那只在虚无中觅食的啄木鸟，就是那枚失落在枯萎之地的松果。而你，妈妈，就是我的宗教，我绝望天堂的惟一圣道。
很快的，我工作三个月了。这三个月里，我的生活就像一串由麻木之珠串起的项链，每天除了上班、下班、为母亲做基础护理，就是收信。梅泽的信和往常一样，来得很勤。我知道这个男孩喜欢我，希望有我的音讯，但我仍很少回信。其实，我是想写信的，想给我的“男友”写一些就像小说中那些炽烈如火的信的，但每次一提起笔，却又犹豫了。我总是在才写第一个字时，就已经把所有的力气都耗尽——无论我写什么，字句都会像阁楼里那些落满灰尘的玩具，都会附上那令人伤心的往事的脂肪与软骨。
除了梅泽，在某些时候，我也会收到梅砚的来信。那个身材高挑、伶俐可爱的女同学，分配在市工人医院。梅砚的字很小，朝上倾斜的字体有如小鸟的爪痕。她的信永远是那一套：今天又买了件什么衣服啊，晚上又有谁请吃饭啊，科室里又新来了一位如何帅气的医生啊，再不就是问我几时出嫁，她几时才可以不叫我“罗烈焰”而是“嫂子。”
说实话，我喜欢收梅砚的信更胜于她哥哥的。我知道这多少有些不正常。但我实在想象不出如果我和梅泽由“爱情”走向婚姻，那里面除了背叛和谎言，还能蕴藏些什么样的梦。我当然不会跟梅砚说出这一想法，一个在父母双全家庭和睦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是永远不会明白当风吹起时，那些叮当作响的空罐头有多么孤寂，更不可能知道，我生命中曾发生过那么一件事，那件事就像一截被咬过的臭香肠，一杯浑浊的酒，已牢牢地沉在我的身体里。
至少有一个月吧，每天晚上，我都会从恶梦中惊醒。那时乔灵已经走了，换言之，被开除了。白桦还在，他经常来看望我，或说经常来打探我的消息。我躺在床上，尽量不去想他。是的，我们有过一段“恋情”，就在我收到那本书，收到书中的那张书签的第三天，我们第一次单独约会了。我们坐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我们谈了很久的功课。后来我们说到了雨，那天月色很好，空气清新而明净，我不知为什么我们会谈到雨。也许是因为那对树荫下的男女。由于在阴影里，我不知道他们的年纪，但从声音听来，该已不再年轻了。开始他们也如我们一般坐着，边喝着些什么。然后他们的身体便低了下去，我们什么都看不见，除了那件露在草丛外的风衣。风衣抖得很历害，像害了病的漆树皮。
“很久没下雨了。”
白桦突然说。
“我希望下一场雨，就在现在。”
他的手伸了过来。我想起岑叔，还有阿飞。这是我今生第三次被异性的手碰触。但显然，这双手更有经验，不同凡响。
“烈焰，”他搂住我的胳膊，“你为什么总躲着我？”
“我只是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我想躲开那只手，我有一种深深的内疚感，谁都知道乔灵喜欢他。
“你跟其它们人不同。”
“怎么不同？”
“你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很冷淡。”
我挺直身子，我真想告诉他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乔灵知道我们约会，一定会难过的。她是我的朋友。我的内心真是矛盾，我喜欢被白桦搂着的感觉，又怕他继续搂下去。
“乔灵对我很好。”半天，我吐出这句话来。
“哦，哈！”白桦突然笑起来，“我明白了，小傻瓜，你以为我喜欢她？”
我不知说什么好。我用力地在地上扯了一把草。
“烈焰，知道吗，你是第一个让我动心的女孩，我会一直对你好的。”
我的动作停止了。我抬起头，面前的人，他的模样，他那“那让人回不过神的嗓音”，还有那种梦幻般的微笑……草丛里的那对男女起来了，他们离去，我能听到风衣发出相互磨擦的细微的声音。“宝贝，无论如何，我都会永远爱你的。” 我望着他，感到自己就像坐在一块滑板上，止不住地要往下一直滑去……
五月的和风吹拂着大地。我躺在床上，我已这样躺了快一个月了。我得承认，我想念白桦，渴望能再见到他，然而，当我想起上个月，就是这个我无时不刻思念着的，口口声声爱我到永远的人，在收到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时，是怎样当众矢口否认对我的情感，而当我被流言包缠，被不屑、鄙薄的目光扫射，他又是如何低着头拉下帽檐从身边匆匆走过。我记起我在山坡上等他，一遍遍在电话亭呼他，他见到我后的眼神又是何等惊慌，他的神态，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恳请我，请不要再打扰他，不要。
乔灵走了，她没有我想象中的聪明，她做的事那么快就露了马脚。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她偷了我的东西。”
“什么东西？”
“一样她没有资格拥有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骄傲！”
乔灵被两个人从校长办公室带了出来。她还是那么漂亮。她看不出一丝的后悔，而当汽车发动的时候，她飞快地跑到我宿舍门口，冷笑着丢下一句：
“这个鬼地方我早就呆腻了，不要以为留下的都是什么好货色。哼，告诉你，明年我照样会读书，而且是更好的学校。”
我躺在床上，紧紧咬着牙，那一刻我是多么的痛恨自己，因为我发觉自己居然不恨她——我连恨的力量也没有。相反，我产生出一种莫明其妙的羞愧，“留下来的也不是什么好货色”，这句话仿佛将某些极具活力的东西注进到我的身体，我死死盯着那些相片，盯着相片上那具赤裸的躯体——是的，她就是罗烈焰，是的，洁白无瑕从来就与她无缘。她不过是一个没有住处的人，一块被扔掉的木板，一碗泼在雨里的豌豆汤。
我起来了。我不再整日在床上昏睡。我开始了逃学，就像一条苍白的视力不佳的银鳗，毫无目的地到处飘游。我在河畔、在竹林里游荡，撞到什么就跟踪什么，锲而不舍。有时，在那样的傍晚，我会一动不动地站在桥上，或是悄无声息地潜进某棵树的阴影。我会看到鱼慢慢显身在浅水里，它们身上的暗色斑纹，在幽暗的光线中，缓缓地，泪滴般地收拢。我看了它们许久，却始终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种观望和等待，几乎可说是没有任何的自我意识，我的眼睛在接收印象，大脑却不带一点的解释说明。
也有时，我会像一只附网的蜘蛛，跟着只打过一次招呼甚至连招呼都没打过的男人走进昏暗不明的房间。我跟他们一起听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一起在乐声中不停地拼命摇晃。晃累了，我便坐着，听那一个接一个用力砸向桥墩的酒瓶声，我听，看他们大笑着将颜料涂满墙面，涂满身体。我连着几晚都不回学校，睡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当醒来，我总要花老半天时间来想：躺在我身边的那个男人是谁？是前天认识的那个小号手吗？还是那个每每喝醉就会失声痛哭的美术系男生？要不就是那个瘦瘦的，有着双撬门贼般肩膀的总是吞食些不明不白药丸的写诗的男人。我弄不清楚，也没有必要弄清楚。对我而言，他们是谁对我而言都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我只知道我天天都做梦，睡眠中，我不断地，声嘶力竭地叫喊：
“妈妈呀——”
我能毕业绝对是个奇迹。虽然后来我得知，这奇迹实际上是罗旭阳用金钱一手打造出来的。不管怎样，反正我毕业了。我步入了十八岁，而梅砚，如果没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十九岁。
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从信中得知，她恋爱了。我呢，也算是恋爱了吧，梅泽这样向别人介绍：罗烈焰，我的女朋友。他凝视我的眼神是如此深情又骄傲，他似乎对那件事，那些相片一无所知。后来，当我们分手，我想他也许是知道的，什么都知道。但他从没有跟我提起过。他不是别人，他是沈春绫的儿子。
他跟我恋爱，可他没有任何经验，他甚至连接吻都不会。第一次吻我时，他将我的嘴唇咬出了血。我将血抿进嘴里，那咸咸的味道使我想起岑叔的手，想起卫校时池塘边的草地。“因为这些血，我们变得不纯洁。”噢，妈妈，这样的句子，你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下的呢？
梅泽学会了接吻。
我的嘴唇再也没被咬破过。
我们坐在各式各样看上去非常浪漫的地方，有时，我们会说些话，也有时，只是他说。跟我一起时，他总是如此激动，我知道他渴望尝试一些他不懂但我早已历经过的事情，那种在他看来神圣无比但其实在草地在旧仓库甚至是在厕所里都可能发生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
“我会等到你成为我的新娘的那一天的。”
他仰头喝下一大杯冰水，然后喘着气这样认认真真地说。没人知道这句话有多么的令我不安。它让我在度过了那样一段乱七八糟的生活后试图重新辨认自己——我，罗烈焰，那个佩戴着一串由沙砾、玻璃碎片组成的黑项链的主人，我不知道，如果有人从中拆断了某个链环，我十八年来的所有生活会不会一下坍塌。如果还可以回到十一岁，如果我的母亲还在身边，那么，这句话将使我欣喜不已，可是不可能，七年已经过去，光阴永不再返。我早已不再是好人家的女儿，“罗小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还是先回到手中的这封刚收到的信吧。这封信与以往完全不同，字里行间充满了烦恼——梅砚怀孕了。虽然我早就知道她已和那个强健得如同一块方形墙砖的男人同居了几个月，但得到这个消息，我还是吃了一惊。
梅砚在信中说我们一直都很小心的啊，真想不通，这么小心怎么还会碰上这种事。真是倒霉，简直倒霉透了。那东西是不可能要的，想一想，很快就到夏天了，衣柜里那么多新裙子还来不及穿，还有，只要一想到那东西在自己肚子里像只大虫子一样一天天膨胀就受不了。天啊，我才十九岁，我的脸会因此长出满脸斑痕，然后像个保姆一样天天在家换洗尿片，一想到这，我简直就害怕得发疯。
“我简直就害怕得发疯。”看到这句话，我突然感到有些难过——难过的感觉——如此陌生。我不知自己为什么会难过，这种事在工作的短短半年来，我实在是看得太多了。那些前来做手术的女人，都是那么年轻，那么的满不在乎。她们神色漠然，嘴里不停咀嚼着口香糖，仿佛她们只是来处理一堆令人生厌的垃圾。她们躺下，叉开双腿，一边呻吟一边对某些名字发出恶毒的诅咒，诅咒他们不肯使用避孕套，诅咒他们连医药费也不肯多掏。她们从不过问那东西的长势，一句也不。而当手术完毕，她们年轻的流着汗的额头便会迫不及待地凑到医生面前。她们看不懂那些蚯蚓一样的拉丁文，她们为此痛苦——只有这时，她们才会真正地痛苦：“我必须吃这么多这么久的药吗？”“干净后什么时候可以同房？“会不会影响性生活质量？”她们问，然后用手抹抹眼角。
夏天很快就来了。那天，我最后一次巡视病房，在经过那些人时，我听到这样几句耳语：
“就是她，那个漂亮的大眼睛护士……”
后面的话因为声线过低而无法捕捉完整，但那句“漂亮的大眼睛护士”我却是听得清清楚楚。我环顾四周——病房里并没有其它同事。我感到有些茫然——他们说的是我吗？从来没有人说过我漂亮。有人说过我瘦小，有人说过我古怪，有人说过我冷漠，但从来，没有人说过我漂亮。我想起岑叔，他那样忧郁地望着我，“真不知香怡小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他说，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我想起梅泽，他热烈又小心翼翼地吻着我，他凝视我的眼睛就像动物般的认真，他从不在意我怎么打扮，他说无论我穿什么，都很相宜；我想起白桦——他也没有说过我漂亮，他只说我有个性，说我的眼神很动人。但现在，漂亮——这真叫人痛苦——这个词从那些歪躺在病床上的歪斜的嘴里吐出，显得是多么的草率又笨拙啊。我，那个郁郁寡欢、衣着灰暗的罗烈焰，难道他们不知道，她只不过是一朵微渺的慈姑花？这花朵，顽固地保持着灰色，它的芳香——若有芳香，也早被一阵大火给卷走了。它开在角落，开在到处渗水的湿地。偶尔，有人会叫出它的名字，但只要一转身，就马上给遗忘掉了。
我怀着一种就像窃贼般的心情走进更衣室，我在打量，在揣测，我试图从那面镜子辨认出那个长有一口灰色四环素牙，托着下巴在榕树下呆呆一坐就是一下午的小女孩，试图辨认那穿梭在酒精和散发着金属味道的尿片之间的女孩，或是那个只懂抱着个爱多牌耳机，不断写信，不断逃课，在各式各样肮脏的场所里吞吸廉价香烟的护校女生。我如饥似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看，那张脸——淡棕色的，散发着尼古丁芬芳的脸，还有头发，它新长出来了。
“如果你再盯着他看，我发誓一定会让你的眼睛变成两个黑洞！”
这是在那件事后，一位高年级女生所说出的一句恶狠狠的话。她认为我在看她的男友——那个热衷于为低年级女生擦桌子打饭和织围巾的高个子男生。我理解她的想法：一个能将乔灵的白马王子勾到手的人，她的眼睛肯定是有毒并理应被挖出来的。
我的眼睛一直好好的。变的是我的头发。我自己剪的。那把剪刀很钝，且生锈了。那个修鞋匠将它遗弃在操场。人们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这种发型：狗啃。这种发型在我的生命里不是没有过，七岁时，因为一场谁也弄不清从哪里惹来的跟我的家庭身份毫不相称的下贱的疥疮，母亲强行将我那点可怜的枯瘦的头发剃了个精光。那时很多人笑我，因为我仍然穿裙子。一个穿裙子的秃头。十几年后，我再次呈现出这种形象。但却再也没有人笑我。他们笑的是罗旭阳。我一直记得当罗旭阳将我从校长办公室领出来时，那种难过的样子。这辈子我从没有见过他有那么难过过，他的前妻在那张床上躺了七年了，他苦闷、叹气、抱怨，但从没有过这样的表情。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他晃在前面的身子像极了一个苦行的僧侣。很多人在看我们，除了那个扬言要挖我双眼的女生，从始至终，她都一直低着头。我没看到白桦。
我们走着，沿着操场边的小路，到处人潮汹涌。我从不知道这小小的卫校竟会有这么多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甚至从没见过，可他们全都幽灵般一下从地底冒了出来。
“原来她不是孤儿，她有父亲，XX中学的校长。”
没人谈论我。他们谈论的全是罗旭阳——那个不断抹汗，一言不发带着他丢人现眼的女儿的可怜的男人。
头发。那么一把沉甸甸黑油油沉铅一样的头发。我的头发。它该是长出来很久了，但我从不曾在意。每天起来，我都顺手将它们往身后一拧，然后用一个发夹将它们固定在后脑勺。那当然是一种很老气很土的发型，年轻姑娘是不会这么弄的。她们会将它披下来，就是不披，也会在上面戴些这样那样明晃晃的饰品。
头发。我凝视着它，想起了那张相片：我的母亲，她的长发缀满花朵，野炊营地的男人们的眼睛全因为这位美人而烟雾升腾，而我——罗小小，却因为年纪尚小只懂望着树上的蜂巢……
我望着镜子，慢慢低下了头——不，我不是在闻，而是——吻。吻一个女人，一个无论是岑叔梅泽还是其它男人都从未见过的长头发陌生女人。
黎康就在那样的时刻出现。这个刚调来不久的年轻医生，他进来是为了更换衣裳。显然，我的出现令他感到惊愕——或者，是那把头发使他惊愕。
他望着我，就好像看到一个凶手似的。而事实上，他对眼前的这个女人应当是相当熟悉的，但现在，她脱下了帽子，松开了那枚谁也记不得什么颜色的铁夹子， 那些头发，零乱的，绕在脖子周围的头发，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黑色的花环。
“我从没见过这么任性，这么豪华的饰品。”
这是后来，黎康在吻我的头发时，我一辈子都记得的一句话。
F县，是的，就是这个充满了谎言和毒素的地方，应该说，它确实很不一般，很了不起。这里，无论是砖墙还是斑岩屋顶，都格外牢固。两次大火，六次九级台风，都没能将它摧毁。而那座大烟囱，高耸入云，无论什么季节，都一如既往不分昼夜地向天际喷发出浓烟。就是这一根烟囱，养活了F县至少一半的人口。它就像一块庄严奇特的纪念碑，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烟厂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那些人，大多正当青春年华，他们穿着简陋，在充满烟味和汗臭味的高温中沉闷地工作，受着烟叶、人体和他们自己不断吸烟所散发出来的烟雾的毒害。他们的皮肤因为尼古丁的污渍而染成了城里人所向往的令人陶醉的深棕色。
在F县，几乎每家都会有一到两个人为烟厂工作，很多年轻人或说几乎所有的年轻男人都为了它而离开了村庄和芒果地。他们成群结对无所事事地游荡在烟囱附近，仿佛只有在那幽暗的角落才能排遣生活的苦闷。这里每天排队等候进厂的人和被从里面送到医院的人数一样多。
我就在这家惟一的人满为患的珍珠般可贵的医院里工作。疾病吞噬了生命，而我们，我们赖以疾病生存。
还是让我来谈谈黎康吧。那个天天和那种“邪恶又轻佻的白色小魔鬼”打交道的人，那个嘴抿得就像由他亲手解剖又亲手缝合的完美伤口一样的人，在二十八岁时，便已拥有了令人羡慕的副主任医师头衔。他该是院长的接班人，虽然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会这样，但大家都认为，下一任院长应该姓黎。就是这个前途似锦的男人，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在专攻了心血管疾病好多年后，会突然要求转科。没人认为那地方与他相宜，与他光明的未来相宜。有人猜他也许是厌倦了那些苍白浮肿的身躯，有人猜他想挑战一下自我，想证实他不仅可以用药品解决问题，也可以用刀解决问题，还有一种挺有意思的猜测则是，他必定是被那些深棕色的美妙又邪恶的皮肤所吸引，想亲眼看一看藏在那皮肤下的发黑的肺叶是如何发出风箱般的呼呼声响。不管怎样，总之，黎康离开了内科，而转到这个到处充斥着火焰、烟雾和高亢的尖叫的外科来了。
他走在病房，走在每一张紧张又神色暧昧的脸庞旁，从容得就像一位堪探自己领地的君王。他跟每一个人说话，对每一个人微笑，但那些话语和微笑都是内敛且均等的，从不会因为什么而多给谁一些。他就像一辆保有谦逊美德的卡车，只盯着自己喧嚣的公务，绝不会随便开到别的营地。
而罗烈焰，那个年轻的护士，那朵暗淡的慈姑花，或许确实有人发现过她的美丽，但同时，那些发现的人也知道，那绝不是朵春天之花，而仅是一点春天之外的遗补。为此，他们望向她的眼睛不是朝上便是朝下，他们从不会蹲下身来，用手小心地拔开她身边的泥土。他们说，哦，她啊，不怪，有人天生就是一幅冷面孔，没关系，只要口罩一带，和别人也没什么两样。
时间过得很快。不过几个阴晴流转，时间便一下从清明跳到了炎炎夏日。在那种几乎每隔一小时就恨不得泡一回凉水澡的季节，我感到是那么的渴。许多时候，我都不得不将毛巾浸湿，把它敷在脸上。我希望不仅嘴，其它地方也能多吸进一些水分。
“我也不知道哇，这样的天，谁敢随便点火啊？唉唉，这样的事，作孽呀！”
我丢下湿毛巾，跑到那幅担架面前。担架旁的那个小胡子男人，他的话就像一阵阵又急又乱的玻璃碎屑，在每个人耳畔纷纷扬扬地抖落。他愁眉苦脸，一脸无辜，似乎对这场无火自燃的灾难感到不可思议。不仅他，我想在场的所有人都不会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没有人点火，整个车间，车间里那个熟练的女工却在一瞬间被炸飞了。
这样的天，谁敢随便点火啊。我听着这句话，想起了八年前的那个夜晚，那块无风自动的门帘。他们不会知道，有些纵火犯是无形的。就像那个过后被带去问话的女工的丈夫。他没有点火。事发当时，他那双刚修理完汽车的油腻腻的大手正抚摸在另一个女人的屁股上。可他的妻子却被炸飞了。其实她也没有点火，她只不过是有些难过，只不过是因为难过而把一捆被水打湿的炮竹半成品抱在怀里，湿了的炮竹因为天气炎热而开始散发大量热量，并引发自燃。就这么简单，一场熊熊大火就这样冲天而起。
那情景真是让人不寒而栗，那具身体，在剪开那些碎片布条时，有如一道绿色的闪电灼伤了我的眼睛。溃烂的伤口就像一口流不干的井，源源不断地渗出脓液，粘连在床单上的皮肉每剥离一厘米，就会引发出全身性颤栗。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忙碌的时光，每隔半个小时，我就要前去探视一次，每隔半个小时，我就不得不跟黎康面对面地交谈一回——他是她的主管医生，我是她的特别护士。
时间在不断的移动中呈现出透明的灰色，这期间，我和黎康似乎形成了某种奇异的默契。我看着他，这个男人，朝下弓起的身躯，就像一只才华横溢的野生动物，敏捷、犀利的目光无所顾忌地在臭气熏天的创面上巡视。他的面庞有如抛过光的墙砖。还有那散发在牡蛎色灯光下，忧心忡忡近乎带着内疚的声音，又多么像一碗清凉的水。
我知道我不正常。一个正常的护士是不会嫉妒病人的。可我嫉妒。我嫉妒她可以得到那个医生那样轻柔的询问，可以让他一天数十转地前来探视，在他眼里，她就好像是一个易碎的瓷器，他不惜用上全部的耐心。他的一切都似乎在说，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轻易让你漂走的。
然而没用，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尽职尽责，病情都义无反顾地朝希望的反向前行。我不知面对这种情况，黎康心里作何感想，而我，却是懒散了许多。只要可能，我便宁愿在治 疗室站着发呆也不愿走进病房——一切迹象都表明，那个生命已是回天无力了。我也不知为什么自己会这样：病人奄奄一息，而我却竟还能站在这里平静地喝水，洗手。可除了这样我还能怎样呢？我只能冷漠地履行护士的职责——若不如此，我相信我一定会精神失常。没人知道在那份平静懒散下面，我的内心有多恐惧——不是对死亡，而是对那个泪眼汪汪的九岁的孩子。我害怕，哪天待我换下床单，拭去某个人脸上的血迹后——就像那个孩子，发现，那人是自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