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3日晚，我看了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会，勾起很多回忆。我一直看，眼泪都包不住。
我们在朝鲜，几年看不到中国人。行军的时候，一旦遇到穿中国衣服的当地老百姓，会感到很亲切。反正不说话，都转过头注视对方，激动，欣慰，兴奋，愉快。
1952年，1953年，那个宣传不得了啊，志愿军，最可爱的人!慰问团到朝鲜，不管男性女性，抱起来就啃——啃，就是在脸上亲，脸挨着脸，摩擦。还把志愿军抬起来，抛高，落下来，又接住，再抛，再接。确实是，有那么一股亲热劲儿，无法形容。
1953年初（也可能更早），上级号召祖国人民，给志愿军写慰问信。
那时发军装，棉军装，单军装，衣服口袋里，裤子口袋里，总有一只口袋里，会有一封慰问信。当时一般都是学生写信。我们也回信，报告在朝鲜的情况。
有个战士姓雷，原来是63军189师的通讯员，后来就把他，编到通讯连，我们班，学报务。这个雷丰呢，也收到了慰问信。他就凭这封信，长期和写信的这个女学生，在石家庄，通信。
哎呀，不要说在朝鲜，就是我们，停战以后，开始还不是大量回国，坐的是闷罐车，在安东下了车，中国老百姓围上来，也是，抓到一个志愿军，拉过去，就抛，抛到空中……到天津，到锦州，那个火车站，都是这样啊。和赴朝慰问团的情况差不多。
189师回国后，先是住在河北辛集，军部在石家庄，不算远。雷丰常常往石家庄跑。
基本上，每个星期天，都有联欢，和学生和老百姓，例如，和工人联欢。那个时候的联欢多啊！志愿军的威信非常高，收到的，表达爱慕的信也不少。
1955年底我去军校读书，从此离开了189师通讯营（连已改营）。1960年转业到贵阳工作。
1961年，妻子从四川简阳返回贵阳，我到延安西路汽车站去接她。因为她在赶水下了火车，要转汽车，汽车客人少，凑不满一车，所以就耽搁了，回不来。又不像现在有手机，可以报个信。我接连去接了几天。这样就碰到了战友雷丰。
他就是贵州人。形象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瘦瘦小小的，尖嘴塌鼻的，从外表看不怎么样。我离开通讯营后，雷丰也提干了，和那个女学生联系更加密切。后来，对方已经毕业了，变成了石家庄军区幼儿园的老师。一来二往，两个人结婚了。以前他们通信，我知道；雷丰往石家庄跑，我知道；提干和结婚，我不知道。这次他回贵州探亲，一个人，妻子没有一起来。
类似的，凭这个口袋里的慰问信，就和女学生、女工通信的，成了恋爱对象的，不少！但是我身边的结了婚的，只有他这一对。军人寄信不要钱嘛，写好投进邮筒就行了，所以说通信的人比较多。
也不光是收到信。衣服口袋里有针线包，有小手绢，有女士做的手工。有的同时有慰问信，有针线包，有小手绢……另外也收到过茶缸；每一个志愿军都有。
我收到的茶缸，上面有字，“献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还有烟斗，北方人不是爱用烟斗装烟丝吸烟吗？老百姓就送烟斗。上面写的是，“中国妈妈！”“中华好儿女！”
我把这些慰问品都寄回家了。读军校之前，1955年初，我第一次回老家探亲，刚过陕西进入四川，看到头上包帕子的农民，哎哟，心里砰砰直跳，觉得一下，好像就已经到了家。因为四五年没有看到过包白帕子的人了。到了1957年，我是军校的优等生，奖金可以买几担小米；还立功了。喜报也寄回了家。
后来发现，哎呀，家里的亲人，没有把我的东西保管好。老百姓嘛，不重视这些，不懂得这些，全都弄丢了。按道理喜报寄回家，政府会敲锣打鼓祝贺。我们家乡可能没有搞这个。
结果这一次，电视上有好多老兵，或者记者，把当时的慰问品，包括信件，都保管起来了，在纪念会上献出来，分享给大家。哎呀，这些我都有嘛，可惜不见了，丢完了。
还好，在部队时发的纪念章，我随身带着呢。
我有抗美援朝纪念章，和1953年和平鸽纪念章。全国政协慰问团来慰问，就发纪念章。这是每位军人都有的。这两个章还在；今年又有一个，还没有得到。哎呀，那个章，有人说没意思，发点钱还有意思。我觉得还是纪念章好。钱嘛，多嘛！
纪念章发下来，我收藏好，一次也没有戴过，用个盒子装起的。六七十年了，都不亮了，乌黑乌黑的，很陈旧，看上去。因为以前，我所在的贵阳市，家家都烧煤，煤烟太厉害了。
纪念会，电视上那些人，说的话，确实很暖心。画面感也强，一幕一幕，都是我经历过的。激动不已。我想，志愿军指战员们，包括雷丰，此时此刻，都在看电视。
现在，我已经90岁了。年轻时1.80米，老了还有1.78米。好多比我小的同事、战友，都缩弯了；缩弯了没有关系呀！可是他们缩一缩的还死了。我没有怎么缩，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今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入党也快70年了！祖国富强，人民幸福。我生活完全能够自理，争取活到100岁！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李纯良口述 李双采写）
2023年3月31日，本文获得四川省博物馆举办的“庆祝建党100周年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