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家住在青云巷，与南北向的中山路——南京的主街道，只一街之隔，客人们总说是闹中取静。

       那时家具也简单，够吃饭睡觉就行。我们家三代六口人，也只有三张床，后来增加到七口，还是三张。外婆的床最大，我们小孩的最小。那时候不曾听说有席梦思床，只有棕绷床和木板床。木板床就是一块木板，易得易制，价格也低；棕绷床工序上复杂一些，无法自制，自然规格要高一些。

       棕绷床，顾名思义就是用棕绳绷起的床。它的四周是木框，木框上钻出一排孔，然后以棕绳经纬交织。如果想象厚实的帆布使用棕绳取代粗纱，那就是一张棕绷面了。但棕绳会松，人就会往床中间滚，于是就有修棕绷床的。

       修棕绷床的背着一捆棕绳，挎上个工具包，放了人力钻孔机和凿刀，沿街串巷地一路吆喝，总有人家需要修理。匠人便可以此谋生了。

       那个时候很少有私人财产，连家俱都是公家的。我们家每一件家具上都有几个黑色的炭印，“团省”，那是省团委的缩写。我们小孩的床，居然是床架和床绷不配套的，床架大，床绷小，故在里床加了一条半尺宽的木板。木板和棕绷床的木框边相加大约七八寸宽，夏天我常常会睡到这一尺不到的“木床”上去，让出其他的面积给姐姐们。不知道是我舍己为人，还是享受独处。

      小时候父母亲都在机关工作，八小时外还有政治学习。外面政治运动不断，内心惶恐不安，还要争取进步，孩子们就全部交给外婆了。外婆是我们家的总理大臣，能干非凡，把整个家管得有条有理，三个小姑娘身上永远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们跟外婆相处最多，也最亲近，亲过我们的父母。

       跟外婆睡觉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和最大的快乐。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都要等待一个决定：到底谁和外婆睡。外婆也将此作为奖励，说看谁听话。在外婆的决定做出之前，我们都跑到外婆床边去争取，齐刷刷地说着同样的话：“我要跟你睡嘛！”最多就是：“我都好几天没跟你睡了！”

       我们很爱外婆，小孩子爱的的方式很简单。夏天给外婆剥炒西瓜子，外婆忙得没有时间吃，我们就一粒一粒地剥，存了一小把，放在手心里，让外婆一口吃完；冬天就睡到外婆的脚头，把外婆的脚贴在自己胸口，帮外婆焐暖。棕绷床中间是最低点，婆孙两个陷在床中央，身体贴着身体，好亲昵，好开心。外婆也会在被窝里伸手捞住我们的脚，一边心疼地说“哎呦呦，小娘脚冷来啦（哎呀，小姑娘脚好冷啊）！”，一边搓着揉着把两只小脚裹在她怀里。

       身体的亲，是真正的亲。我们平时赖在外婆身上，伏在外婆腿上，吊在外婆脖子上，拉外婆的手，吻外婆的脸，从来没有觉得她老人家老，从来不觉得她皮肤皱。

       日后我长大成人，儿子还没满月，我就回到父母家中。家里给我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一间房间，供我、儿子、小阿姨一起住。仅有十来个平米的房间放了两张床，小阿姨的行军床，儿子和我的单人床，当然还是棕绷的。三十六年前的单人床，宽度低于现在标准，最多三尺宽；去掉棕绷两边的木条，棕绷的宽度，大概只有两尺半，而实际能使用的宽度，恐怕只有一尺半了。母子二人的身体都滚在中间，兜在一起，故儿子一有风吹草动，我会立刻警醒，起身照顾儿子。

       如此窘迫的生活条件，离婚也已经在日程上，但儿子小小软软暖暖的身体贴着你，做母亲的幸福便充盈了每个细胞。小脑袋枕在你的臂弯里，晚上看他粉嘟嘟的小脸，早上听他咿呀呀地说话，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然而这段实实在在的享受，只继续到儿子两岁零两个月，——在我们到了澳洲以后，便戛然而止。西人视父母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孩子的独立。这在当初，的确令我和儿子都痛苦不堪。儿子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不像我，而立之年还一无所有。渐渐地，哪怕我想和儿子睡，儿子也不愿意了。

       多少次我请求他，他也不答应。直到他十来岁的时候，我终于得到恩准。那天是他的生日，我给他买了他最想要的玩具。激动之下，他主动地愉快地说：“妈妈，你今晚可以和我睡”。我喜出望外，求之不得！

       可躺下十来分钟，儿子似乎根本并没有睡意，或是他无法入睡。我感觉他好像忍无可忍，但还是诚实地说了：“妈妈，你回自己床上去吧。”我理解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我懂得了，有些东西虽然想要，却是得不到的。

       生活好像流水，流过去了，就是过去了，纵然会留有印迹。

       儿子无法退到襁褓中，我们不会回到故国，我父母的房子早已无影无踪，整条青云巷如今也面目全非，棕绷床根本不在家具词汇里，修棕绷的匠人连同行当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但所有这些还会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因为它们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它们和我们的美好时光相辉映。

      202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