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余年来悠长的岁月中间，白居易的《长恨歌》获得了多少人们的喜爱，世世代代地被背诵和称赞着。这首诗歌里面，究竟有多少难以猜透却又值得索解的谜，不知道是否也曾引起过大家的注意？
《长恨歌》结尾时的那两句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真能唤起人们深深的同情与惋惜。一个失去了权力的衰老的帝王，独自蜷缩在秋风飒飒的寒夜里，聆听着宫殿前边一阵阵沉重的钟鼓声，仰望着天空中颤抖的星辰，心窝里竟像被一把小刀宰割着似的疼痛不止，在多么难以忍受的煎熬中间，默默地呼唤着那个曾使自己心醉神迷的名字，眼前就浮荡出那张美丽、妩媚而又娇艳的脸庞，为什么竟如此匆促地生离死别，再也不能相逢和拥抱在一起了？
已经度过了古稀之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心里翻滚着多少痛苦的回忆，埋藏着多少永远都无法消除的怨恨，沉甸甸地压住了自己日益变得脆弱的生命，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抵达迷茫和幽黯的尽头呢？曾有多少子民匍匐着跪拜他，曾有多少大臣虔诚地讴歌他，无限荣光和欢乐的往事，都已经崩塌和逝去了。他会想起自己最繁盛、最荣耀、最奢靡的岁月吗？他会想起簇拥着自己巧笑谄媚的无数六宫粉黛吗？曾经跟那些数不清的女子，搂抱、厮磨和欢爱在一起，却为什么就割舍不开地只怀念着这令人迷恋的美女？真是一个永远都无法猜透的谜语。
《长恨歌》在描摹杨玉环进宫的前后经过时，说她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选在君王侧”，这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她其实早已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了。而当李隆基最宠爱的武惠妃刚去世之后，正陷于郁郁寡欢的哀伤中间，怎么就鬼使神差地与她邂逅了，刚出神地瞥了她一眼，竟失魂落魄似的迷恋上了自己这儿子的爱妃，于是指派机灵与狡诈的宦官们，去办妥了所有的事情，先是移花接木地让她出家当了道士，然后再明目张胆地接到自己身边，满足了总在奔突和燃烧的情欲。
唐玄宗已经是五十余岁的老人，杨玉环却还未满二十岁的豆蔻年华，犹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两人之间存在着几乎可以充当祖父与孙女的年龄差距，却这样如胶如漆地黏贴在一起。从唐玄宗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这方面来说，宠爱和占有国色天香般的美女，早已成为他yindang荡的禀性；从杨玉环渴望着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这方面来说，李瑁恐怕是难以让自己很好实现这一点的，那么簇拥在能够满足自己愿望的年迈的帝王身边，自然会衷心地觉得这真是何乐不为和有何不可的事情？
真像歌德所说的那样，“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明眸皓齿与光彩照人的美妙佳人，跟英俊潇洒和风流倜傥的年轻男子，确实会相互地吸引起来。在几十个寒暑中充当着过来人的唐玄宗，对此自会有极端深切的体验，那么当他情欲骚动和专横恣肆地抢走杨玉环时，会牵挂自己这英俊的儿子吗？会担心他因为失去娇妻而忧伤和绝望吗？当李瑁面临着这如同暴风雨般突然袭来的灾祸时，他凄惶的心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这大概也永远是个无法索解的谜语了。不过唐玄宗立即给他另娶了左卫中郎将韦昭训的女儿，作为相应的补偿，多少还算得是个仁慈的父亲，比起自己听信宦官的谗言，残忍地屠杀另一个儿子李琚来，那真算得是天大的恩情了。
唐玄宗或许会读过《诗·邶风》里的《新台》篇，那里曾猛烈地讥讽过春秋时代卫宣公的丑行，竟把儿子娶回的俏丽姑娘掠夺过去，实在太可恶和可耻了。当唐玄宗偶或想起
这个丑陋的掌故时，会稍稍地感到不安，会偷偷地责骂自己吗？作为一个曾经是精明能干的帝王来说，他是否熟悉自己祖父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制订的《永徽律》，是否思虑过其中可曾规定抢娶自己的儿媳，是何种应该受到惩罚的犯罪行为？这些偶或会在他胸膛里涌起的念头，自然也永远都成为无法解开的谜了。
任何一个专制王朝所颁布的法律文书，对于层层叠叠的许多统治者来说，当然都并无丝毫约束的效力，这就是所谓的“刑不上大夫”；而至高无上和万寿无疆的专制君皇，当然更是可以荒淫无度，为所欲为，唐高宗不就是在自己的父亲唐太宗死后，把宫中的才人武则天先送去削发为尼，经过了这一番的掩人耳目之后，再召回自己的身边，堂而皇之地册封为昭仪了。掌握着对于黎民百姓生杀予夺全部权力的统治者，必然会不断地扩张自己藏匿在心中的无穷欲望，变得愈益的贪婪、狂暴和癫疯起来，这样就必然会将自己人格中半丝善良的念头，都彻底地窒息和扼杀了，邪恶、残忍和肆虐的心肠，变成了支配他一切行为的动力。
这些专制君皇的行径，不管有多么的卑鄙与丑恶，总会有御用的文人们，想出许多花言巧语来歌功颂德，将鲜艳和芬芳的花瓣，点缀着他们污秽与血腥的身躯，而那些劣迹斑斑和伤风败俗的恶行，却在威胁与恐吓所造成的缄默中间，被悄悄地遮盖和涂抹了，这就是所谓的“为尊者讳”。不过跟白居易在一起撰写《长恨歌传》的陈鸿，为什么很明白地道出唐玄宗，从他儿子的府邸中窃取了杨玉环，而白居易却刻意地隐讳这一点，还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他想取悦于谁呢？这似乎也是个永远都猜不透的谜了。
李隆基为了宠爱这妩媚、妖艳、聪颖与狡黠的杨玉环，竟让她顽劣和无赖的堂兄杨国忠总揽朝政，于是在一派乌烟瘴气中间，贪赃枉法，上行下效，多少官吏们都打发着奢侈淫逸的日子。最倒霉的当然是哀哀无告的黎民百姓，连残羹冷炙都难以获得了，杜甫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多么鲜明和深邃地描绘出了当时的情景。像这样的统治肯定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于是就引起了“渔阳鼙鼓动地来”，叛乱的战火开始在北方的藩镇燃烧起来。多少无辜的子民们，于逃亡的路途中受尽了劫难，有的人就在硝烟与屠刀底下纷纷地死去。
随着漫天烽火的急剧蔓延，最终连唐玄宗也只得带着杨贵妃等人，于禁军将士们的护卫底下逃离京城，并且在半途中引起了祈求皇上赐死杨国忠兄妹的兵谏。杨国忠如此的祸国殃民，自然是罪不容诛，然而这柔婉而又风骚、妩媚而又泼辣、能歌而又善舞的杨贵妃，只不过是迷惑了唐玄宗这颗眷恋美色的心灵。唐玄宗的罪孽无疑是远远地超过自己宠爱的杨贵妃，他如果在杀死了杨国忠之后，于护驾的军队面前，来一番下诏罪已的表演，应该是能够挽救杨贵妃的生命的，然而在风声鹤唳与慌张逃命的危急气氛中，他就立即舍弃了这曾使自己心荡神迷的美女，往日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竟都变成了顺口胡扯和无需兑现的谎话。
当死亡与灾难降落到头顶的时刻，才能够充分地考验出男女间的情爱，是否可靠或忠贞？李商隐《马嵬》诗中所说的“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从前后迥异的对比中，揭示出唐玄宗的怯懦、自私和虚伪。为了情欲的满足，他可以牺牲黎民百姓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又可以牺牲最宠爱的美女，独断专行的统治者必定会成为这样最自私的角色。李商隐如此犀利和深刻的眼光，可以说是明显地超越了白居易。
《长恨歌》结尾时所描摹的“七月七日长生殿”的浪漫情节，根据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驻跸骊山应当在冬春之际，而此时的长生殿乃是祭祀天神的斋宫，怎么能曲叙儿女间的私情？陈寅恪以治学的极端谨严著称于世，为了确证唐玄宗并未于夏日去过骊山，肯定会查遍了浩如烟海般的唐代典籍，然而一部历史中间隐瞒真相的事情，不是经常发生的吗？至于说在神圣的祭坛旁边不该谈情说爱，方正的书生自然会恪守这古板的规矩，对于无法无天和为所欲为的专制君皇来说，则又是一桩何足道哉的区区小事。
白居易刻意地描摹出唐玄宗暮年的孤独与寂寞，渲染着他对于杨贵妃的无限思念，就很容易引起善良却又单纯的人们，淡忘了他残暴和荒淫的另一面，流淌出一掬同情的泪水来。无论是发生在专制帝王抑或平民百姓身上，种种曲折多磨的爱情故事，同样都会激荡着许多人的心弦。而当白居易跟陈鸿分头来描摹这帝皇与贵妃生离死别的故事时，他也不可能不想起自己生活里面出现过的一段爱情经历。当他正值精力充沛的而立之年时，眷恋过一个十六岁的美女湘灵，匆匆分手之后还始终萦绕于怀，写过好几首怀念她的诗篇，像其中的“两心之外无人知”和“利剑斩断连理枝”，立即会使人想起《长恨歌》里相似的诗句来。
用自己的经历和心理，去揣度笔下人物的内心冲突，这本来就是写诗和撰文的常情，不过有时候因为各自度过的生活，实在是太差异和悬殊了，因此就难以十分贴切地写出某些自己未曾见过的场景来，像用“孤灯挑尽未成眠”这句诗，来抒写唐玄宗暮年的孤苦伶仃，辗转反侧，应该说是颇有意境的。然而北宋学者邵博的《闻见后录》，却指出宫闱中终夜都点燃着蜡烛，唐玄宗决不会自己动手挑去燃尽的灯芯，因此讥笑白居易“书生之见可笑耳”。
如果让白居易也像他自己描摹的杨贵妃那样，在海上仙山玲珑的楼阁中，读到了“临邛道士鸿都客”送去的这一册《闻见后录》，他会高昂着头颅辩解，抑或挥舞着手臂认可呢？这自然也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应验的谜了。
至于为什么陈鸿写作《长恨歌传》的动机，明确地表示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而一再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白居易，却在整篇的《长恨歌》中间，弥漫着如此忧伤与哀怨的气氛呢？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认为，“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文中之歌诗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这或许可以作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然而如果真要让白居易来描摹唐玄宗忏悔与谴责自己的祸国殃民，他大概会变得诚惶诚恐和手足无措的。由于作为专制帝王来说，早就被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宠坏了，整个心灵已经被腐蚀得丧失了任何高尚的道德情操，只想更贪婪地占有，只想更严酷地统治，只想世世代代的臣民们，一律都匍匐在地，赞颂和崇拜他，怎么能够忏悔和谴责自己的什么罪行呢？对于这一点来说，白居易肯定是不敢于也不善于去深入思索的罢。
面临着这样的评论，他是反对抑或赞同呢？这自然更是一个最值得去破译却又无法破译的谜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