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过多少难忘的瞬间，沉思冥想地猜测着司马迁偃蹇的命运，痛悼着他灾难的遭遇。有时在晨曦缤纷的旷野里，有时在噪音喧嚣的城市中，这位比我年轻十来岁的哲人，好像就站在自己的身旁。我充满兴趣地向他提出数不清的命题，等待着听到他睿智的答案，他就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许多使我困惑的疑问。只要还能够在人世间生存下去，我就一定会跟他继续着这样的对话，永远也不会终结地询问和思索下去。
这是因为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始终在猛烈地拨动着我的心弦，还深沉地埋藏在那里，似乎要等待着发芽和滋长，有时却又响亮地呼啸和奔腾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他的这句话语，恰巧是道出人类历史上所有思想者澎湃的心声。一个真正是严肃和坚韧的思想者，一个真正是诚挚地探索着让人们生活得更为美好的思想者，肯定会像他这样全面地思虑着人类 与宇宙的关系，考察着历史往前变迁的轨迹，然后再写出自己洋溢着独创见解和深情厚意的著作来。
司马迁对于自己这种异常卓绝的目标，究竟追求和完成得如何呢？我常常在反复地思索着这一点。从他贡献出这部囊括华夏的全部史迹，写得如此完整、详尽、清晰、鲜明和动人的《史记》来说，毫无疑问地应该被推崇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比起几千年间中国所有封建皇朝的多少史家来，他应该说是完成得分外出色的。更何况他是在蒙受宫刑的惨痛和耻辱中，蘸着浓烈的鲜血，颤抖着受害的身躯奋力去完成的。
对于清高的士大夫来说，宫刑是一种多么巨大的耻辱，因此每当司马迁念及这割去男根的灾祸时，始终都沉溺在晦暗和浓重的阴影里面，不仅又进发出一回剧烈得足以致命的伤痛，而且肯定还像有多少狰狞的魔鬼，在戏弄和蹂躏着自己洁白的身躯，无穷无尽的羞耻在血管里不住地盘旋和冲撞，快要敲碎胸膛里面这一颗晶莹明亮的心。此时此刻就会像他在《报任安书》里所说的那样，冒出一身淋漓的大汗，肝肠都似乎要寸寸地断裂，在一阵阵眩目的昏晕中咬牙切齿地挣扎着。如果倾斜着跌倒在地上，就一定会僵硬地死去；这时候如果赶快去旷野走动，让阳光底下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头颅，也许浑身的血脉会稍稍地舒缓过来，然而他又绝不敢跨出自己的门槛，有多少嘲笑、讥讽和猥亵的眼光，像涂抹着毒药的箭镞，正扣在绷紧的弓弦上，焦急地等待着往自己的胸脯射来。只有偷偷地躲藏在屋子里，先是轻轻地呻吟和叹息，逐渐让浑身凝住的鲜血慢慢地流淌开来，再用悄悄的长啸与悲歌，稳定和凝聚着自己生存下去的意志。在凄惨、浑浊和肮脏得像粪土般的人世中，低下头颅默默地咀嚼着刻骨铭心的痛苦，使尽浑身的气力拼搏着去撰写，像如此剧烈和惨痛和身心交瘁，能不能把这个追求的目标，发挥得使自己异常满意呢？我猜想他的回答大概是否定的。
遭受着如此羞耻和痛楚的宫刑，几乎是让司马迁永远跌入了濒临死亡的精神炼狱。造成这事件的原因简直太荒唐了，只是因为汉武帝刘彻在上朝召问时，他曾诚心诚意地替在沙漠绝域中转战杀敌，最终寡不敌众而败降匈奴的李陵游说。他的出发点真可说是忠心耿耿，想为朝廷争取更多的人心，却未曾预料到到竟会触怒皇上那根敏感和多疑的神经，因为刘彻立即觉得这会涉及到贰师将军李广利，也许当时就在心里气愤地责骂司马迁，难道你不知道李广利是孤家宠妃李夫人的兄长？他那时统率着征战的全部军队，在李陵冒死激战时，却并未建立任何的功勋，为李陵说情不就会诋毁自己的这个外戚和佞幸？于是在盛怒之下，狠狠地叱责着司马迁，将他投入了监狱，还听从不少臣子谄媚和附和的谗言，哪里顾得上司马迁的性命与尊严，竟判定了用刑来狠狠地惩罚和侮辱他。
即使司马迁这一回进谏的话是谬误的，总也不至于遭受刑罚吧，更何况是这种使他终生感到无比屈辱和痛苦的宫刑。一个专制帝王的生气和愤怒，哪怕是毫无道理或荒谬绝伦的，哪怕是出于十分猥琐和卑劣的动机，也都能够高耸地盘踞在任何的法律和常识之上，成为不可违抗的圣旨，毫不容情地摧毁着任何人的生命和意志。司马迁不就是被压制在汉武帝的淫威底下，毕生都淤积着沉重的忧愁和痛楚，肯定每天都会有满腔的愤懑在汹涌澎湃，却也只敢隐藏在自己心里，哪里敢发泄出来？不知道他可曾像自己在《平准书》中描写的一般，浮起过张汤诬告有些大臣的那种“腹诽”。如果再把藏在心里的想法冒失地抒发出来，已经半残的生命肯定会在屠刀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这样沉重的耻辱和痛楚，怎么能不让自己的心灵振荡和呼号呢？那么司马迁真的是曾经产生过“腹诽”了？这也许永远是一个让人难以猜透的谜。
司马迁在刘彻之前就已经亡故，自然无法写成关于他的传记了，有文字依据可凭查找的，是《太史公自序》中《今上本纪》的简短提纲，在那里写着“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等等，却都是些歌功颂德的话儿，真不知道他在琢磨这几句刺眼的文字时，脸上有没有发烫，身上有没有流汗，心里有没有想起汉武帝残忍和暴虐地对待过自己？然而不管在心里燃烧着多么猛烈的怒火，也是绝对不能够发泄出来的，因为专制帝王的任何暴行和恶癖，都只能够加以褒扬和美化，否则就会受到他极端严厉和残酷的惩罚。成为似男非男和女里女气的“闺阁之臣”，让司马迁痛苦和忧伤了一辈子的宫刑，又算得上什么？如果在当时刘彻的脾气发得更凶狠一点儿，直至被凌迟处死也不过是一桩小事而已。
正是这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主义统治方式，造成了几千年中间的谄媚、拍马、谗言、倾轧、勾心斗角，以及种种阴险毒辣的陷害和杀戮。谁如果想要爬上这专制王朝金字塔的顶层，不揣摩透那些无耻而又狠毒的权谋，恐怕就无法实现自己利欲熏心的目标，因此像那些看起来是道貌岸然的人们，却早已衍变成了跨起双腿走路的野兽。而对并无野心汲汲于往上攀附的人们来说，虽不必终日都熙熙攘攘和蝇营狗苟，昧着良心沉溺在笑里藏刀的势利场中，却也只好恐惧与孤独地谨言慎行，不敢有半句话儿触犯专制帝王的万千忌讳，于是在这种盲目的服从中间，逐渐滋生和壮大的奴性习气也就盛行起来，浓重地笼罩着整个民族的顶空。
司马迁毕生都坚持着自己正直的道德理想，绝对不会刻意地去奉承别人，然而在那种弥漫于人寰的专制主义精神蹂躏底下，他大概在有的时候也只好说一些违心的话语，却无法道出自己全部真实的见解。《今上本纪》里的那些设想，不正是如此形成的吗？更何况专制帝王无比神圣的思想，早已通过无数圣贤的典籍，和多少前辈导师的耳提面命，浓浓地融化和凝聚在自己的头脑里面，成为无法跨越的崇山峻岭。正是这种潜入和占领了整个思维中枢的意识，遏制着他无法更从容和深入地评论专制帝王的行径，尤其是对那个正决定着自己生死命运的汉武帝，难道还能够冒着彻底毁灭的危险去触犯吗？
他在《史记·礼书》中曾阐述过“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以及“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的道理。他在《天官书》中描摹许多星象的变化时，也总是经常强调它象征着人间的福祉或灾祸，主张要“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带上了不少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尽管班固曾指责过他“是非颇谬于圣人”，其实他是尽心地恪守着似乎来自天命的君臣之道，从而也就多少沾染上盲目服从的奴性。残酷和暴虐的帝王专制统治，给他的这种沉重的精神创伤，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巨大悲剧。
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离开后世整个人类的变化实在太遥远了。他无法梦见那个大声讴歌着自由和平等的卢梭，更无法梦见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的表决，以387票对338票的优势通过决议，判处国王路易十六的死刑。于是他只好沿着自己遵循的这条思路往前跋涉，对于自己遭受宫刑的切肤之痛，除了匍匐着身躯长吁短叹之外，大概也不会从心里升腾出一种英勇的气魄，去谴责它的极端野蛮和违背人道。他在《史记·乐书》里写道，“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刑罚确实是应该用来禁止犯罪的，然而专制帝王所滥施的酷刑，它本身就是应该被控诉的罪孽。正因为遵循着君臣之间的“尊卑贵贱之序”，他也许还没有更大的勇气，去思索、控诉和彻底否定这种残暴的宫刑。
不过司马迁这一颗始终追求善良和正义的心灵，总是在剧烈而严肃地跳荡着，召唤和催促他在尽量不违背“尊卑贵贱之序”的前提下，实实在在地抒写着许多人物的种种事迹。在《高祖本纪》中惟妙惟肖地写出刘邦宽厚和容人，好色与好货，在《项羽本纪》中又活灵活现地描摹他无赖的品行。怎么能在项羽威胁他要是再不投降的话，就立即烹煮他的父亲时，竟狡猾奸诈地表示自己曾跟项羽对拜为兄弟，这样说来应该算是项羽在屠杀生父了，丧心病狂地提出等到煮熟以后，分一杯羹汤给自己尝尝滋味。真把刘邦这副流氓的嘴脸写得淋漓尽致，实在是极其强烈地揭露出了他内心的丑恶。幸亏他已经长眠在陵墓中，再也看不见司马迁替自己勾勒出来的丑态，否则的话肯定会龙颜大怒，区区的宫刑恐怕就远远地不够打发了。
在受尽专制君王肆意蹂躏与惩罚的淫威底下，依旧保持着这种秉笔直书的品格和勇气，实在太值得钦佩和敬仰了。怪不得班固又会这样衷心地称颂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了。而据范晔《后汉书·蔡邕传》中记载，那个诛杀了奸臣董卓的王允，在训斥蔡邕时竟说出这样的话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真是乱世人命贱如尘埃，在相互屠戮中杀红了眼的武夫，哪里会把像司马迁这样杰出的文人放在眼里？而且还萌生如此凶狠的险恶的念头，真不知比汉武帝还要厉害多少倍，读起来真使人毛骨悚然。在专制制度凶狠、酷烈和暴虐的熏陶底下，竟能如此毒化和扭曲人们的灵魂，会变得那样的残忍、恶劣和丧失人性。
鲁迅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十分钦佩地称赞《史记》是“史家这绝唱，无韵之《离骚》”。他在自己的《类下漫笔》中还议论过，每当改朝换代的“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他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也许脑海中会晃荡过项羽和刘邦的影子罢？然而给了鲁迅这种启发的司马迁，他在撰述《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时，也曾浮起鲁迅的这些想法吗？这真是一个神秘而又深刻的历史之谜。
生存在司马迁抑或蔡邕那样的环境中间，无论是张开嘴说话，或者握着笔写作，都会埋藏着深深的危机，说不准什么时刻惩罚就会降临头顶，屠戮就会夺去生命。司马迁竟敢在如此危险的缝隙中间，写出自己辉煌和浩瀚的《史记》来，确实是太壮烈和伟大了。然而他有时候无法更绚丽地完成自己这个宏伟的目标，那只能说是时代限制了他，限制了他思想和精神的苦苦追求。有幸生活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思想者，无论从早已冲破了专制王朝的罗网来说，从早已淋浴着追求平等的精神境界来说，都可以更为方便地完成他所提出的目标。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迷人的目标，正等待着今天和明天的多少思想者，去艰苦卓绝地向着它冲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