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光明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也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高中毕业未能考上大学，满打满算当了两年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但二十五年前的美丽转身，我考上了大学、当上了教师，工作之余写了点文字，被省作协吸纳为会员。而命运之所以有如此转变，我以为得益于读书。
　　我的读书是因为没有文化娱乐。上世纪六十年代，别说农村既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就是在城市除了《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就是几个女人主演的样板戏。而我自打记事起，唯一的文化娱乐就是蹲在胡同口，听听村里大喇叭定时播放的“东方红”， 看看每年春节前后村里人表演的“忠字舞”。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当我能造出十几个字的句子时，偷偷读了哥哥从学校借来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让我知道了课本之外的保尔、冬妮亚、朱赫来，知道了小说这种东西。从那以后，我喜欢上了书。
　　《水浒传》是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的老家在济南市郊。每年农闲时节，生产队都要组织社员到城里“倒垃圾”，说是用来沤肥。我高中毕业以后“倒”了两年垃圾，沤的肥换了好几百个工分。这是后话。那时觉得城里人不会过日子，把碎铜烂铁、破本子烂书啥的都当垃圾扔掉了，但在我们农村人看来都是“宝贝”，可以用来换钱。所以，我五、六岁时就学会用三齿钩子扒拉垃圾捡废品，不过之前捡到的破书，都当作废品送给了收购站。自打喜欢书以后，我都把捡来的书当作宝贝中的宝贝。尽管那些书，要么污损的厉害，要么书页残缺的厉害。之所以到现在还记得捡来的《水浒传》，不是因为它是四大名著（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四大名著），也不是因为它外层包着塑料布、里层包着牛皮纸，整整齐齐的上、中、下三册，而是因为村中大喇叭天天吆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但是，我把它带回家读它的时候，父亲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读过一个章节都让我讲给他听，也不怕我中“毒”。
　　我的读书，小学时是捡来的，初中是换来的，到了高中则是借来的，只是那时读书没有目的，读的是热闹，而高考落榜以后，像父亲一样扛起锄头时，我才发现，热闹是别人的，与自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此在揭榜的当天，我把曾经读过的课本念过的书，一炬而灰烬，发誓不再看书。
　　人若想肤浅很简单，不去读书就行；若想颓废也简单，不去读书就行；若要浑噩更简单，不去读书就行。不读书的那些天，白天一身土半身泥地机械重复昨天的劳作，晚上则松散一身疲惫筋骨，斜躺昏暗灯下，眼睁黑黢黢房顶，一呆就是半夜。素餐有余，智性不足，每天浑浑噩噩、恍恍惚惚，想破脑袋也没理出个头绪！
　　村里放映《人生》。高加林、刘巧珍还有一个黄亚萍，三个人的感情纠葛，尽管浓缩在一晚上，但不懂爱情我的却在懵懵懂懂之中感到文化是农家子弟进城的唯一投名状、走出黄土地的唯一敲门砖。而文化哪里来？还是要读书！因为生命个体的体验告诉我，“学而优则仕”是文化现象，不是思想怪圈！读书的终极目标是“致用”，但“致用”是站在金字塔顶上的人们的对空呼喊。所谓对人生、对人性、对社会、对世界认知的读书，只不过是无尚的境界！于是，我又开始读书，而且是庸俗化的读书，带着浓重的功利！
　　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全看有无文化。两年之后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当上了教师。但是，我不想回顾自己一生时，发现每一个节点都是逝去的时间而没有光点，于是在读书之中有感而发了许多文字。尽管那些文字都是所见、所闻，少有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但撕碎之后从中获得的短暂快感，让我顿开蒙昧混沌的头颅，品到人生百味。
　　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当初功利的、庸俗的读书指向，恐怕时至今日，我依然还是一介农夫。尽管自来这个世上那一刻起，我的身上就已经打上农民的烙印，但因为读书，让我找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