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江湖已经好些年。我蜗居海南岛，临水而居。早上喝早茶，下午喝下午茶，晚上吃大排档，一吃吃半夜。隔三差五的，我还去水巷口溜达，那里原来是渔码头，现在还有沿旧习的人把小船靠到岸边，在船上或二阶半的石阶上卖鱼。我学巷子里的老太太也去那儿抓几条回来，学当地的做法，把砂锅烤热了抹点油，放上几片生姜，把鱼就那么一烩，就着砂锅把饭都吃了。鲜鱼不需要深加工，生活也一样。我家人口少，日子单纯，有一份小生意支应我和我妈的开销。一个工厂，生产螺旋藻，现在也基本交给副手打理了。这种日子我过了8年，本来蛮好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去吃人家一顿饭。
　　海南这地方喜欢聚众吃饭。一到开饭的点儿总有人振臂一呼下餐馆，跟去吃的人也跟着满世界打电话，找人吃饭，好像是他做东。我就是这么被一个朋友叫去的，我是著名的闲人，谁都知道我有空，谁的饭局都能到。就在这个饭局上，一位据说是著名诗人的家伙说了一些诗坛的事。我低着头吃，没说话，也没故意装作不想听。我的耳朵和大脑就像挂在风中的一截塑胶管子，你不能不让风进来，但风也不会留在里面。饭后，我的朋友瞎揽事儿，让我把诗人送到客运码头，该诗人要体验坐海船的晃悠。我跟诗人就这么坐到一辆车上了，他说话就是诗人的主观，他说：“啧，鲁芒果不见了，谁都不知道她的下落。你在你的朋友圈里也帮忙打听打听。” 我好几年没碰到这么说话的了。这么说话是预设我知道鲁芒果是谁，也预设我会关心她失踪这种破事儿。可他凭什么判定我会关心这事儿，他算老几，那个鲁芒果又算老几，我干吗会听他的劝告，在我的朋友圈里帮着打听？我的朋友圈都是些什么人，浑蛋、混事儿的、小生意人以及不喜欢穿鞋的街坊邻居，谁会关心这个鲁芒果？我没搭茬儿，给这位喜欢占小便宜的诗人买了张去广州的船票，把他送上船。可能为补偿这张船票，诗人在船上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船慢慢离开海岸，水面皱起一层乡愁。我正在开车，把手机扔到副驾驶座上，嘟囔一句：哪儿那么多乡愁。
　　我继续上午喝早茶，下午喝下午茶，晚上与三两个不穿鞋的邻居吃砂锅煮鱼。我送自己厂里的螺旋藻给有胃病的邻居，但如果某个肥头大耳的小官儿要几箱送更大的官儿，我则打马虎眼儿，说那厂子盘出去了，别人是CEO了。乡愁诗人走了两个月，海南岛开始凉快。有一天我望着窗外绿茫茫的太阳光发呆，突然想起鲁芒果这个名字，眼前一片灿灿的黄色。我不由自主笑一声，然后为自己还能眼前飘幻想耸了耸肩。
　　即便是我刻意遗忘过去，只要点出名字，我也不能说完全忘了1993年以前的诗人——1993年，这个词儿咋这么熟——从20世纪80年代中到1993年，鲁芒果是活跃在国内一流刊物的女诗人。我好像读过鲁芒果的几首诗，具体的句子嘛如果不是她的情人肯定记不住，但依稀记得语气是狠叨叨的。我还可能在杂志上看见过这女人穿皮装的小照，说实话，我不喜欢女诗人穿皮装的造型。这一晃一晃的，已经十来年过去了，这女诗人失踪了？嗨，也就是不发表诗歌了呗，不发表诗歌的前诗人多了去了，80年代的诗人还继续发表诗歌的已经是精英了。但似乎……失踪和不发表诗歌是两回事，乡愁诗人似乎说的是失踪；失踪和死了也是两回事，自海子之后，自杀的诗人也不少。这逼诗人做苦工做生意的世道自杀算是脆弱的，活着才他妈英勇呢。但去球带耍蛋的，还是那句话，鲁芒果失不失踪跟我有关系吗？爱咋地咋地，我没自杀已经算饶了这个世界了。我依旧隔三差五地去二阶半买鱼，依旧穿着睡衣、趿拉个拖鞋在各茶楼晃荡，只是我还没炉火纯青到腊月里光脚趿拉皮鞋。
　　冬季的海南岛，白天太阳绿朦朦的，像浑然不觉青春的少女；晚上海风裹的潮夜紫不丢丢的，像夜总会贪酒的女郎。这么好的日子玩什么失踪呀。过了正月，天气没那么梦迷离了，我悄没声儿地发展个好耍活儿：开快艇到一个我花大价钱买来信息的好水域，在那里下网打鱼。这时候渔民正在休渔期，但没说不让快艇捕鱼。我一天下两网，一网五六百斤。有时候，我的小铁马都被压得直打坠儿，一扁一扁地挺着大肚子回来。我的鱼，不论好坏长短都3块钱一斤卖给小贩，这让他们很高兴，我也很高兴，除了赚回油钱还赚了玩儿。我兴致盎然，一星期出海两次，但没玩多久，有一天工商所的老李把皮卡横在我家门口，客气地给我提个醒儿，我不能再打鱼了，再打就违法了。“钓十条八条的可以，一次千把斤，那可是违反禁渔令，更重要的是冲击市场。”我把满是鱼腥的连体渔裤连同小铁马儿一块儿收进地下室。我继续上午喝早茶，下午喝下午茶，二阶半的鱼是不想吃了，鱼腥已经把我熏腻歪了。
　　大陆的夏季到了(海南岛的夏季早两个月就到了)，我开始习惯性地“蔫儿夏”。每天魂儿都不在身上，浑身懒得发酸。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好玩的——要不租块地种种？转念想想海南岛的太阳我还是打消了种地的念头。要不去旅游探险吧。王石都闷得发慌去登珠峰了，我他妈208斤的体重登不了珠峰，但是，但是……唉！要不就去找那个鲁芒果吧。既然那么多人关心她的下落，为什么不去找找呢？他们没闲我有闲。嘿，这可是一个好事由哦。
　　说走就走，但寻找鲁芒果只在心里嘀咕，对我妈和副手我还是说，是回内地发展市场，多开几家经销店。我抱着自我揶揄的心情登机离岛，在心里说，找鲁芒果跟快艇捕鱼或租地种菜一样，是一个可以玩比较长时间的耍活儿，可以让人沉醉一时。说句矫情的话，挣钱是个只要你挣到就开始厌倦的耍活儿，1993年刚下海那会儿，不傻都能赚到钱。赚下钱，余下的日子你干啥呢？
　　我找鲁芒果不会跟诗人似的，靠一腔惆怅去打听，并且也就是打听打听、惆怅惆怅，虎头蛇尾。诗人净干这事，打听几年了，打听出来没有？是死是活，谁也没弄个准话。我要找，就得跟干项目那样去找。我依稀记得鲁芒果是湖北人，那我就先到湖北作协打听她家在哪儿，找到她父母姐弟就不愁找不到她。亲人可跟诗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家里人可以不知道亲人写过什么有价值的诗句，但一定知道她在哪儿，天涯海角的总有个地方。我先奔了武汉。
　　自1993年隐居海南岛，一个生肖轮回，我从没对人提过我也写过诗；而今说写诗是个难为情的事情，但我还真写过，也认识个把个诗人。到了武汉后我又改主意了，不想去找曾认识的诗人。当一个混混儿面对过去的诗友，那是他也难堪我也难堪，何必呢？我去找不认识的诗人。我要是自己不提写诗的事，谁会知道我这么个胖子也写过诗呢？魏大诗人虽从没照过面，但曾听过他的一则轶事：他喜欢别人叫他魏大诗人，“魏大诗人=伟大诗人”，这个谐音像汽水泡，让他整个80年代加90年代早期都满世界冒泡。魏大诗人是个谢顶的、细皮的、有眼尾纹的男人。我找他的那个下午他正搞什么活动，他指着我，问了三遍旁边的女人：你看我跟他谁大？他可真是大言不惭，我好歹还是“60后”的，他绝对是“50后”的。他忙着跟新一代的女文青们说笑话，但据我观察，他并不真的在乎这些女人，女人们也不在乎他，他让我第二天再给他打电话，转而去跟一个地产商打麻将去了。他策划了个什么征文活动，希望地产商掏点钱。瞧他这怂样儿我就坚信，当初弃诗经商是正确的。第二天魏大诗人主动打电话来，他说奇了怪了，是不是诗人们太寂寞了，需要抱在一起暖和暖和？他在我住的宾馆楼下，试图阻止我去黄石见鲁芒果的父母。“上个星期还带无锡的一个诗人去过她家，她爹妈都不耐烦了，说，你们有什么新消息再来找，没消息就不要来了。” 魏大诗人接着说，奇了怪了，从去年立秋到现在，通过他来找鲁芒果的就不下十拨，难道……他思忖，这是不是一个新由头，让诗人们有个新名义串联？诗人们喜欢串联，我当诗人那会儿也串联过几个省，北京、上海、成都都是以找诗人的名义去玩的，当然我也在原籍宿县接待过无数拨诗人。
　　“这是不是说，全国各地的诗人都知道鲁芒果失踪的事，各地诗人都在找？”我突然有点兴奋，骨髓里酸了一下。除了诗人，哪个群体能这么团结，这样寻找一个同伴？“鲁芒果因为什么失踪的？”我提出我的疑问。
　　魏大诗人沉吟了会儿，突然诡秘地调过头，看着我说：“你为什么找鲁芒果呢？你是她的情人吗？”我笑道：“我倒是想啊。可事实是我不认识她。”魏老头儿吟哦：“是不是诗人们要通过找另一位诗人才能确认自己还是诗人，或者还是活人？我就是一个例证。就是这么一遍遍帮着找鲁芒果，我才跟全国各地的诗人联系上，通过他们才感觉到作为诗人的价值。”这魏老头儿可真够酸的。我担心他会抱着我大哭一场。我不由自主地向后撤了两步。这老头儿还在感叹：“老实说，我曾经爱过这个女人，她像舞台演员一样神经质。可我就是喜欢她的脆弱。你爱过她吗？”还没等我开口，这魏大诗人又说，爱一个女人也没什么错。我不得不把话题拨正：她失踪是因为男人吗？魏大诗人说，还能为啥呢？女人不是为了男人还会为什么呢？
　    我请魏大诗人“过了个早”，当机立断跟他告了别。我对为了男人而悲伤而不写作而隐居的女人充满敬意，我不跟瞎男人议论她们。我自己坐长途去了黄石，也没试图找鲁芒果的家，只在县城外的田野、果园、中学校园转了一天。晚上住在县城，睡了一觉醒来听到蛙鸣，心想，鲁芒果最初的诗歌一定与蛙鸣有关，这样想着，我似乎闻到诗人的气息。从黄石回来，我自己去黄鹤楼转了一圈。上次登这个楼子还是1986年，那次是我新婚，现在，媳妇都跑8年了。
　　我在武汉三镇又住了7天，转游了十几个人，找到了那位无情郎的老家。我是这样估计的，一个女人能为一个男人不再写诗，离家出走，隐居某地，那总有一天，这个女人不是为了爱就是为了恨而来，至少她有忍不住的时候，打电话写信都可能留下地址，我可以引以为线索——这也太容易了吧，我有点发慌，想到海岛上无聊的日子就不想马上见到那位无情郎，所以几天后无情郎的老爹说，该男子1995年已经北上北京，我甚至都暗自松口气，对人家老爹道谢再三，人家老爹问道：“你是谁呀？你找他干啥呀？你告诉我，我帮你打个电话给他。”我只能支支吾吾，指东说西，然后跟做了坏事似的，哧溜一下溜走了。
　　我回海南呆了两个月。在海南呆久了养出这么个毛病：不出岛憋闷，出岛有个十天半月的就想回来；这里吃的太好，睡得太好，闲得太无聊；当地人死活认为这里是中国最好的地方，我这号移民嘴上不说，离开久了还是想回来吃鱼。
　　10月底，大陆北方地区的树叶应该变红变黄了，我开了一辆老切诺基，带上半车厢的工具、行李、食品，从海南岛出发去北京。去北京实际上打张机票半天就到了，我这么费劲就是要把过程拉长，把时间填满。走前光修车我就捣鼓了一周半，准备车上的物资又花了一周，我给我妈买了够俩月吃的粮油、枸杞红枣黑米大豆，又把洗衣粉、洗洁精、洁厕灵、去污剂、消毒水买了一溜儿。老母亲看出我要出远门，她说这多少年没见过我这么提劲儿的。我跟老太太说：“妈，我出去找个人。”我也没说错，但老太太可能以为，我这是出去找女人——这几年我身边根本没女人让我妈跟我说话越来越小心。听我这么说，老人家脸上露出一丝笑。唉，我妈也没猜错，只不过我找的是一个跟我毫不相干的女人。出门前我还在网上做了功课，第一看去北京的路线；第二看无情郎供职的那家“给主流人士看的综合性杂志”到底是啥玩意儿，人家现在是副主编了；第三就是读有关鲁芒果的文字，这些文字包括她的几首诗。我还在网上看见她那张穿皮衣拗造型的照片，我把它打印出来，放在皮夹子里，免得对面不相认。出发前两周，我居然因为即将开始的远征而兴奋异常。
　    从海南岛开车到北京，我听说有人用过28小时，我则跑了5天。中间在长沙停了停，看看两位我刚下海时的难兄难弟，在郑州停了一夜，看一位因找不到工作、在我家混了3个月的小兄弟，又在石家庄停了一晚，看一位曾在海南拍电影，跟我在亚龙湾海滩上聊了一夜的胖子。我进北京时已经极亢奋，这亢奋压制了我长时间只跟买鱼卖鱼的打交道而不太会说场面话的紧张。我找了家商务连锁旅店，洗了个澡，闷头大睡，第二天就去杂志社找那位副主编。没想到的是，当副主编听说我为鲁芒果的下落而来竟有些动容，他撂下追着他说话的小记小编，带我去杂志社对面的茶室。我们俩相对而坐，他给我斟茶，小心翼翼地说，“你是她的另一位情人？”他嗓音极温和。我摇摇头。他眼皮垂下，遮住眼睛里突然涌上的忧伤。“如果不是的话，你为什么而来？”
　　“她失踪了。我想看看能不能把她找出来。”
　　“现在有这心思的人真不多见了。”
　　“有人认为鲁芒果不再写诗是因为你。”我对这位比我年轻几岁的男人说。我担心他不回答。谁会回答一个陌生人不明目的的问题呢？副主编听了一怔，半晌又遗憾地摇摇头：
　   “我希望是因为我。但可能并不是真的。男人都希望一个女人为自己终身不嫁、终身不干某件事、终身不去一个地方，但也只能是男人的一相情愿。我们分开时她的确很迷茫，我也很迷茫。但她不写诗，不见熟人，一定不是为了我。”
　    我跟这位光头的、性感的男人喝了一下午茶，他眼泪盈眶了两次但都没落下来。他约我离开北京时再找他喝一次酒，他说，10年了，没人跟他提起过鲁芒果。从武汉来的旧友也不跟他提，他以为只有自己不知道鲁芒果的去向，原来大家都不知道。他接着说，他以为鲁芒果以不告知自己的近况来惩罚他，他一直把这种惩罚当作特殊待遇，他为拥有这份特殊待遇而安心，“一个女人死也不告诉你她在哪儿，这难道不是因为你在她那儿更特殊？”现在看来，有这想法还是自己多情了。自己的毛病就是多情，不分青红皂白地多情。但他说，1993年后鲁芒果不再发表诗歌，是因为诗歌本身边缘化了，探究思想的、灵魂的事体被边缘化了，赚钱是社会的主流，所以他这个前诗人也到为主流人群阅读的杂志社打工了。说到这儿，副主编的眼眶第三次泪水盈眶，我对他宣布，我醉茶了。
　　我离开北京时没再去找副主编，他在我宣布醉茶的第二天打来电话说，鲁芒果有个闺蜜叫带子，这女人据说现在在西藏。他和鲁芒果冤家对头地分开后，接住鲁芒果感情溃坝的就是这个带子。她们俩去了西藏，之后，带子又回武汉住了几年，鲁芒果没回来，再后来这个带子辞了公职再上西藏。这俩傻女人在西藏，不知是潜入草水民间还是“舍身”宗教西天了？副主编说，如果你要继续找，就去西藏看看。
　　说实在的，这男人的矫情让我受不了。我去香山看了一次红叶就开车从北京出来了。我和前媳妇就是在香山第一次干那事儿的，我当时觉得，漫山遍野汹涌的红色、绛紫色、金铜黄都是那姑娘对我的热情，我一直捧着那番热情，而那姑娘转身去看别处风景了，在别处也照样哈哈大笑了。车走到河南地界我忍不住流出眼泪。我把车停在路边，脑子里啥也不想，号啕了一阵。
　　我在路上磨磨蹭蹭，既不想回海南岛，也不想半路再找什么故人分销我的悲伤。一个胖男人的悲伤颇为可笑，我随大家的愿，好久都不悲伤了。回到海南岛已经是寒衣节了。我暂且放下自己的后青春忧郁症，跟副手呱哒工厂的事。有几位老员工向我抱怨，工厂快发不出工资了，而产量、发货量月月递增。“钱都到哪里去了？”我一头扎到厂子里半个月，又坐在家里想了半个月，过了元旦我把几个副手叫来，对他们说，我决定把厂子折成钱，再划成股份，咱们按股份分了，以后我不再参与经营了。我花了4个月处理厂子股份化的事。我一边处理财产，一边读《西藏生死书》《格萨尔王传》，同时锻炼身体、减食减重。那几个月，我的皮下脂肪，蜕了一层又一层。6月我招募了两个同行者，他们见到我的时候没看出我半年前是个胖子。
　　我们开着一辆新买的切诺基出发。渡轮载着我们远离海岛的时候，我突然涌上来一股乡愁。我恐怕不是恐惧再也见不到这个海岛，似乎也不是恐惧回不到我的故乡宿县，我可能是恐惧自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可我原来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哪个才是我原来的状态？我不打算深想。身体里同时泛上来一股逃离的欣快。
　　我招募的两个同行者是摄影师，原打算是我们三个换着开车，结果他奶奶的，他们沿途要摄影，要他妈的“创作”，我则倒霉催的一路当司机。去拉萨路上用了25天，我们只在两个状况下停车：当我困得撑不住时以及他们要“创作”的时候。一路下来，那俩浑蛋已经“创作”得没感觉了。“我算是对风景歇菜了，只能拍人了。”小摄Ⅰ说。人家创作的时候我就找个地方睡觉，或躺着看书。我拉了半车书，看完就扔。裤头袜子的，一周不换，换下就扔。但跑了两千公里，也没见车越跑越轻。我们经南宁、百色到昆明，从昆明再经大理、迪庆，在芒康县进318国道，之后就一路向西进入西藏地界。从迪庆、德钦开始，我们就每遇一个寺庙都进去拜拜，顺便打听有没有一个叫带子的高个子女人。小摄Ⅰ小摄Ⅱ喜欢到村子里“创作”，他们每进一个村子也都帮我问问有没有一个叫带子的高个子女人。这么磨磨唧唧的都到了达孜县了，小摄Ⅱ突然不解地问：“你不是找鲁芒果吗，怎么又找带子了？”都问了一路了，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我也是问着问着恍然了，脑子也木了。我到底要找谁呢？
　　这么跑了25天，到拉萨人也基本累瘫了，相互间也起了烦。我劝他们自己“创作”去，让我消停几天。我一觉睡了36小时，然后在拉萨的寺庙、青年旅馆、客栈、茶吧酒吧里转悠。我毫不怀疑地喜欢上拉萨的悠闲生活，喜欢这种被宗教、小资忧伤、优闲气氛刺激出来的微麻痹。两周后俩小摄要去阿里，我则不想动。我把车借给他俩，他俩居然一个月没露面。一个月后回来说，出了点小事故，车前杠撞瘪了，发动机也漏油了。我说你俩没把人报销就算阿弥陀佛了。我让他俩先回去，我在这里等着修车。立秋那天我把俩小摄送到机场，让他们回去后每两周去看一次我妈。他俩好像感动得说不出话，我让他们不要把这些太放在心上。
　　送走俩小摄，我完全进入自己的节奏。我开始不洗澡、不换衣服、不刮胡子、不理发，走到任何一拨人中，只要人家谈话而我能插上嘴，我就坐下来跟人家“扪虱而谈”。我跟某个风景片摄制组的人侃刚出炉的BBC版《行星地球》，跟几个忧郁症小青年谈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阮籍的“逍遥于一世”，跟几个搞设计而不知出路在何方的男男女女谈忍耐和能量交换。这是我10来年第一次全面放开嘴，突然地我就成了话痨。3个月时间，我成了拉萨小资圈、业余文青圈、伪宗教迷圈、背包客圈、四驱车友圈、忧郁症者圈、心理疗伤圈等等圈子里的著名闲人和话痨，我住的小客栈时不时会有人慕名而来。有一天一个DV电影团队甚至请我去他们下榻的青年旅馆住了几天，以便拍摄之余能在大堂里见到我，听我神侃。丢人啊，我不得不加班加点读点书来支撑我神侃神话。我在这里居然听到一些鲁芒果的消息——拉萨似乎是疼痛者的庇护所，一个病久了的人，只要你跟人接触，你的故事就会在病友中流传。有人告诉我，鲁芒果信了佛，进了寺庙了。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另一位和她同行的女子在日喀则舍了身。鲁芒果自己倒是有一次在寺院里剃了头，等头发长到3寸人又不见了。有说去香港了，也有说去保护藏羚羊了。那些日子，我沉陷在这些说法里，自己也制造出许多说法。这些说法在拉萨的外地人中传播，似乎能慢慢地变成歌。我有些麻醉，心中怀着微微刺痛的甜蜜，晃晃荡荡地居然迎来了拉萨的雪。拉萨的雪也像故事，你在里面，也就在了故事里面。11月到第二年5月，在旅客大规模进藏前，拉萨是受伤者的天堂，人们像羊群一样挤在一起，把痛苦和对痛苦的感受，当作可以互赠的糖。
　　接着是藏历新年过去了，冰雪融化的日子过去了，草原又开绿了。夏天的到来冲淡了旧日的忧伤，新的受伤者和矫情小资拥来了，大家忙着找新鲜人儿，参与新的诉苦沙龙，拥抱新的身体，拉萨又进入蓝调季节。我身上的力气又长出来了，便跟上一个四驱车队去了阿里。据说鲁芒果曾转了冈仁波齐神山，我也和几个驴友花3天时间把圣山转了一圈。转完圣山转圣湖，在热泉里过嘎玛日吉节，然后跟着车队，沿藏新公路去了喀什。在喀什休整了半个月，又跟着另一个车队去了伊犁和阿勒泰地区。长途跋涉让我每一天都舍生忘死地拼体力，斤斤计较食品、水、汽油，我的大脑又像刚下海时那样清醒灵活了。劳累和面对周遭的危险让我有时都忘了打听鲁芒果和带子，秋天，当我从青藏公路回到拉萨，发现自己至少有一个月忘了鲁芒果了。
　　我在第一场雪下来时又去了趟西藏的山南地区。我是这样想的，那是我惟一没到过的一角，如果那里也找不到，我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找找。在地区行署乃东县城，我遇到了诗人燕子，她是我的宿县老乡，我一听她口音就上前搭讪，她一笑，嘴角翘得像芒果。她说她不认识鲁芒果，但听说过这个人。“只要是写诗的，说出另一位诗人的名字，总会知道的。”她听说鲁芒果去了香港，在某个国际救援机构当工作人员。她说鲁芒果大学学的是医你知道吗，我恍然大悟，怪不得她的诗句像薄刀子一样锐利。燕子没听说过带子，看来带子不是诗人。燕子来西藏已经4年了，她在拉萨搞了个戏剧疗伤工作室，她劝我，还是在大雪封路前回拉萨。
　　燕子是一位看上去像三十、实际上可能已小四十岁的姑娘。她头发中分、垂柳直，穿着我喜欢的、需要很多布的、飘飘荡荡的衣服。我跟燕子回到拉萨。我问她为什么来拉萨，她说她缺乏竞争意识，厌恶一天到晚就是赚钱。“我既然是边缘人，那就把自己彻底边缘化。”她到西藏就是要跟受伤的、边缘化的人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我忍住快要涌出的眼泪，没有说话。回拉萨后，我依然在各个圈子里转悠，但更喜欢参与有点实际内容的聊天，比如我就建议一个纪录片摄制组放弃八廓街上多愁善感的小资，去拍喇嘛们画唐卡、做堆绣、捏酥油花的全过程，由此深层揭示喇嘛们神秘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我带他们跟寺院沟通，帮他们找宗教学者做翻译，还介绍了一位有信仰的藏族摄影师给他们。做完这些事他们给我一点报酬，我很高兴自己对赚钱又有了欲望。与此同时，我加入了燕子的尼玛戏剧社，倾听那些受伤人谈论自己的故事，拥抱那些男男女女，当他们哭的时候，我也落泪。
　　我在拉萨迎来第二个冬天。接着是第三个游客大量拥入的5月，这次我不那么厌恶游客、享乐、消费带来的对哀愁的稀释。在戏剧社，我也从一个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参与组织。有一天燕子问我，为什么花几年时间找鲁芒果，我想了想，认真地对她说周一讲故事课上我再说吧。进藏两年多了，我天天念叨找鲁芒果，念叨得都念叨忘了。我回到客栈躺在靠垫上，面对自己，终于认真检讨自己为什么找鲁芒果。我想了半个通宵，眼泪顺着太阳穴流到耳朵里。第二天上午，我蹲在客栈里没出门，做了两个小时瑜伽，又补了两个小时觉。1点钟出门吃东西，两点钟去尼玛戏剧社，看到今天的燕子就像看见一个新人。2点20分，学员们陆续到齐，大家围坐在一起，像小时候玩的“丢手绢”。燕子宣布开课，她脸上放光，嗓音富有女性的温暖。她说：“我们有一位学员用几年时间寻找一个跟他无相干的诗人，今天，他要在课堂上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燕子把橄榄球型的脑袋慢慢调过来，像鼓励一个说出自己梦想的少年，微笑地对我点点头。我的眼泪想流。我低下头，旁边的社友伸出手，我把手给他——
　　正当我要开口说话，地震了。青藏高原经常有地震，拉萨常有震感，但这次不太一样，我们身下的木地板都错动了，大家愣怔一下，鞋子都没穿就往楼下跑。站在大街上，忧心忡忡地打量眼前的房子。这一天是2008年5月12日。两个小时后我们回到房间，在电视上看到，汶川地震了。
　　40天后，我跟着燕子的戏剧社来到绵阳，免费给灾民进行戏剧介入治疗。在绵阳的头一个月，戏剧社的费用我出了大头，8月中旬开始，一家香港慈善团体资助了戏剧社，并派遣两位心理医生做配套治疗。从这家慈善团体的志愿者那里，我意外地听到鲁芒果这个名字。一位像牛仔衬衫一样朴素的女志愿者告诉我，她曾和鲁芒果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共过事，这位志愿者只知道鲁芒果是位外科医生不知道她是位诗人。女志愿者描述同伴的特征，应该就是那位失踪的黄石诗人。女志愿者说，在非洲，鲁芒果认识了一位说葡萄牙语的医生，那位医生每天黄昏读一本葡萄牙语的诗集。刚开始鲁芒果的英语还不太行，还要这位女士做翻译，有一天鲁芒果让她问问，葡萄牙医生读的是谁的诗，女志愿者问回来的答案是费尔南多·佩索阿。一年的救援工作结束后，女志愿者回到香港，鲁芒果又自愿延长了一年。不久，她收到鲁芒果和葡语医生结婚的巧克力，又过了半年，收到两人从里斯本寄来的明信片。就在去年的圣诞节，她收到两人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寄来的自拍明信片，照片上印着她跟那位医生采摘芒果的场景。明信片正面用中文写到：“我每年都做好芒果酱等着你和你的朋友来。”我两个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听着，笑着，然后哭了。我恍惚了好几天，我觉得鲁芒果仿佛是一位我心仪已久的情人，现在她嫁了，除了甜蜜委屈还有些茫然。接下来我再往哪里去呢。借着寻找鲁芒果，我已经三四年没回海南岛了，那个漂摇在海上的摇篮似的梦乡岛，现在似乎是我情更怯的老家。四川的事情结束后，我似乎没有理由再到处东奔西跑了，那么是应该去保奈尔和《米格尔街》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是回娘亲居住的海南岛？我在想，当海船载着我横渡琼州海峡时，我会不会也涌上乡愁？唉，不管去哪个方向，那里都出产芒果。我争取在有生之年带个长发女人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