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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李蓝经常有饿肚子的经验。他已经四年不上班，最近两年靠以前的积蓄和朋友的接济过活，经常是吃完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早餐。他跟我说过这样的事，一天，经常带他一起吃晚饭的朋友没回家，从前天午饭后他就没再进过任何食物，他饿到出现幻觉，感觉，马路边摆放的食物是共产主义的，只要你走过去就能拿到的。李蓝说，之所以没有被幻觉支配，是因为身体里还有另外一种经验，就是他从没尝试过到街边拿东西，那种陌生的经验阻止了他。这次饿肚子当然和其他任何一次饿肚子的经验相仿，最终也没让他崩溃到拿人家的食物，他的朋友总会回家，然后带他去吃饭。
“那热气腾腾的肉汤啊——那叶子支棱着的油麦菜啊——那粉红色的、夹杂着白油的肉啊——我原以为世界上第一热爱的是电影，却原来，还是食物！！”李蓝在电话里这么说。
最近两年，李蓝住在一个建筑施工指挥部，指挥部设在深圳城外的渔村，指挥长是他的同乡，也就是每天晚上带他去吃饭的人。施工队在渔村驻扎两年了，他们要在一片海边荒地上，修一群宫殿似的别墅。除了要依靠同乡吃住，李蓝梦想着拍一部或几部关于建筑施工队的记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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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蓝把那个花园似的别墅群叫“我的后花园”，把渔村面对的大海叫“我的私家海域”，把工程队工人叫“我的兄弟”。每天上午十一点，李蓝从极度疲倦中醒来，疲倦是因为睡得太晚，又睡不好，睡到十一点也不过睡五六个小时，不过这对心里总装着事儿的年轻人也够了。李蓝伸伸筋骨，爬起来洗漱，之后，便开始他一天的在“后花园”或“私家海域”溜达。
他在想昨晚上看的小川绅介的《牧野村千年物语》，在想片子一开始那壮丽的日出：开始是漆黑、混浊的世界，然后地面开始慢慢下降，露出了天空，露出了太阳。太阳一动不动，是地面在不停地朝下走，一顿一顿，轰隆轰隆，象巨大的钢物，隆隆下沉。
“这和我们通常看到的、拍太阳的镜头完全相反姐姐，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地面不动，太阳动。而事实是我们都知道的，是地球围着太阳运动。小川绅介的这个镜头，拍出了地动说的太阳，拍出了运动中的地球，在地球的滚滚运动中，姐姐，我看到了地球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李蓝说话有种节奏，这个节奏中不时加上一句“姐姐”，这使节奏非常悦耳。此时他应该是走在海边，从电话里能听到海涛声，海风带着声响灌进电话，李蓝说话的背景总是有声音的大自然。
“你听见大海了吗？听到了吗？”他将手机伸得远点，让听筒里都是海涛声，“如果用同样的办法拍大海呢？等一等，我想想——我们平时看到的镜头都是地面不动，大海在动；如果我们反过来呢，在离海岸一定远的地方，架上摄像机，我们拍大海不动而看海岸的情景，姐姐，你想想，那会是怎样的？
“那可能会是，湛蓝的大海一动不动，而陆地、小岛，则像一叶可怜的扁舟，在起伏和摇晃……像婴儿的小床，像小男孩玩的船模型……嘿姐姐，这时的陆地、海岛则像诺亚方舟，满载生命的喜悦。”
或者，李蓝走在绿草萋萋的“后花园”，回想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回想那豪华的剪辑和深入的提问。他告诉我，这片子他看五六遍了，他看每一组镜头是怎样开始的，分析每一个话题的立场。“那剪辑华丽得不亚于政论故事片，而立场，太知识分子太有勇气了。”李蓝在手机里感慨。
李蓝就是这样向大师们学习拍记录片的，他不是科班，就因为喜欢，他大学没毕业就去广告公司打工了，在那里他学会了“设计”和控制；之后又去电视台打工，他学会了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表述看到的事物。四年前，他感觉自己再也不能等了，他要专心致志学习电影，要拍自己的纪录片。
“纪录片是历史和人心的书写者姐姐，就像作家一样。我想拍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作为影像的历史书。”
小川绅介是我介绍给李蓝的，由于所受教育的局限（人们视野的不同主要因为知识结构的不同），他更多的关注欧美纪录片。我推介小川绅介的理由是：“毕竟都是季风气候，毕竟都吃米饭，毕竟日文中有那么多汉字。”不过李蓝最为推赏的是艾雷斯泰•法瑟吉尔的《地球》，他的理想之一就是拍出那样大气磅礴的纪录片，至于纪录什么呢？李蓝说，等你来了我告诉你姐姐。
跟我认识的两个月，除了分析大师们的纪录片，思考被他称为“东方智慧”的克里希纳穆提地理论，李蓝每天做的另一件就是给我打电话。除了分析大师们的纪录片和学习“东方智慧”的体会，李蓝经常愉快地描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用一种听不出任何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说话，比如：姐姐，我现在走在红砖铺成的小道上，两边是漫坡的草地，草地是这片海滩的主体，点缀着，仅仅是点缀着唐代风格的别墅，和零零落落的热带景观植物。工人们，也就是我的兄弟们，只能靠手推车运送建筑材料。远处正在给草地浇水的是我一起住的兄弟，他昨晚上拉肚子今天只好做比较轻的活。嗨，王哥，浇地呐（对远处大声喊）。我打电话呐。嗨，姐姐，我跟他们一起已经两年了，我知道他们在老家的家庭情况，他们在城里的相好，还知道他们反复说起的来自农村的故事。姐姐，我跟他们就是这种关系。姐姐，从我站的角度看，王哥手拿塑料管，简直就像喷一道彩虹，彩虹从他手里喷射出来，一层层彩色水珠在半空中闪烁、然后落下去。你在想象吗——我现在走到一座正在贴外墙的别墅外围，穿得破破烂烂的兄弟们正在脚手架上，他们是对土地欲说还休的农民工。他们原来是封闭自主的，现在要求他们一致化，要求他们协作，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我睡不好就是想表现他们，但苦于自己立场的选择。处于我自己一贫如洗的生存状况，我会不由自主地选择控诉，但我知道，仅仅是愤怒和同情可能还是浅薄了，还有更深的东西，那就是，人文关怀，只是我的力道不够。我需要外援，需要志同道合的人帮助我……
李蓝在电话里这么说，他的沮丧仅仅持续几分钟，几分钟后，又热情地谈论他的电影理想。他的有节奏的话语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小男孩折的纸飞机，摇摇晃晃，迎着太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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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用一个周末到下一个周末的时间，受李蓝邀请，我从海口飞到深圳，去看他的电影。
李蓝真的拍出电影了吗？我在深圳八天，从当天晚上开始，看了李蓝用GY-DV500E摄像机拍的、有关建筑工人生活的将近100小时素材，他想用这些素材剪辑出一部或几部纪录片。
李蓝的大多数活动都在一张设在指挥部的大炕上。所谓“大炕”，就是用木板钉的硕大无比的床，床上铺着原本用做地毯的毡子，平时李蓝和他的兄弟们就在上面吃喝、聊天、打牌和拍电影，晚上，抻开褥子，李蓝就睡在上面。李蓝说，做这个大炕是他的主意，他一定要吸引干活的兄弟们到他的周围，这样，他才能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故事，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的纪录片不想是那种知识分子的、先想出结论再去找材料佐证式的。他想要一种从生活里、从人心里自然长出的东西。
刚开始，他没体会到这一点，追求一些抽象的东西。他拍过三个打工妹，他想拍出她们对土地的离弃。她跟踪了她们两年，发现女人对土地的感受跟男人不一样，女人可能说离开就离开，有些甚至表现唯恐离不开。她们急于融进城市，而城市又让她们举步维艰。他想拍出这种分裂：一个浑然天成的乡村女孩，经过几年，变成一个怎样的状态。因为是从理念开始的，拍得生硬，没有身体的感受：她们的身体感受和自己的身体感受，所以，即便拍的是女人、女孩，也毫不感性。后来李蓝体会到，很多思想来自身体的经验，创作，有时候是从身体的感觉开始的。
现在李蓝换了一个角度。他搬进来和施工队住在一起。这当然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如果他的同乡是搞酒店业的，他可能就去拍酒店的内部生活了。有了拍打工妹的经验，这次李蓝没着急，他在工程队住下来，除了跟兄弟们一起吃住，还在工地上做一点活：他会做一点泥瓦工，喜欢抹砖缝；还会一点刷涂料的活计，他说喜欢刷子蘸着涂料抹在墙上的手感；他最近尝试做管子工的活儿，他说一下一下拧管子的手劲儿很奇特；当然他最喜欢往土里种花草的感觉，喜欢手摸植物的感觉，喜欢每一个指头缝被植物穿过的感觉。在他带我漫步他的“后花园”时，他就这么做的，他的双手不时摸着什么，他说，他的力道还不够，还不能很好感受手插在土地里的感觉。
跟建筑工人住了一年后，李蓝才开始拍他们，他说，他妄想拍到这些人的内心里，想从他们身上看到，农民和农民工的现状，传统在他们身上的继承和断裂，那个叫做“文化”的东西在他们身上的呈现。他选择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和一个四十六岁的中年汉子，记录他们修建整个别墅群都做了些什么；年轻人谈恋爱和对城市的打量，中年人膝盖风湿了和他作为泥瓦工漂亮的、甚至是性感的手艺；年轻人慢慢成熟起来，从泥水工干成泥瓦工，中年人除了膝盖有问题，腰在今年也出了问题，仅仅一年时间，体力大不如前了。我看了近40小时的素材，显然，李蓝这次有目的得多，想要表现什么自己心里也清楚得多，他的画面，也“技术”和“感性”了不少。
我们没日没夜地看李蓝的电影素材，讨论素材，讨论大师们的电影，另外一件重要事情，是和李蓝的兄弟们去大排档喝酒吃饭。李蓝跟我说这是件重要的事，有时候他一天就吃一顿，所以将吃饭弄得像朝圣。“有饭吃的人不把吃饭看得那么重要，而经常恐惧没饭吃的人，对吃饭就是另一种态度。你看那些农村的老人，他们吃饭，有种庄重的态度。”李蓝现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他在工地做些活，他的同乡有时开给他一些钱，他用这些钱买摄像机耗材，另一个消费就是去网吧上网看电影，他自嘲说，自己虽然妄想拍电影，却没有看过好画面好音质的电影，他的大部分电影修养来自网络。李蓝还带我去看他的“后花园”和“私人海域”，他一定要我看看他的“领地”，他狂想的、自由自在的天地。他告诉我，他经常晚上不睡觉，想东想西的，把睡觉耽误了，那么第二天，太阳升起以后，他就到后花园的长椅上睡觉，他万分享受在暖和的太阳下睡觉的感觉。他脸上盖着书，身上晒着温暖的太阳，听着偶尔的鸟叫声，或者远处的海涛声，他说，这时候，他的想法不再来自冷冰冰的铅字，而是来自这有点腥味的空气、沿着衣领钻进来的阳光和四周各种各样此起彼伏的声音，这时的思想要感性得多，也温暖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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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纪录片素材，李蓝更吸引我的是他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李蓝不肯承认自己有什么思想，他说只有感觉，以及笨拙地把自己的感觉变成画面。他告诉我，已经有两年了，他坚持少看书和不看书，坚持认为书本会使他减弱感性和深度介入生活，他说遇到问题就“往死里想”，再想办法把这些想法变成画面。
“一没办法就去读书的，是现在人们通常采取的办法，也是我两年前通常采取的办法。这四年，让我学会另一种进入问题的方式，就是，身体先进去，眼睛先进去，手先进去，当眼睛、手、皮肤接收的信息足够多时，一些结论性的东西自然而然会从身体里冒出来。你知道吗姐姐，这种经验，比铅字温暖得多，牢靠得多。现在我才明白，科学研究为什么要试验，这就像吃饼子，吃到第九个你才饱，那前面七、八个饼子是一点一点填满你的胃、你才感觉饱的啊。”
这就是让我暗自惊异的李蓝的生活方式：他住在工程队里，自己动手钉一个大炕、为的是吸引农民工来到他的周围，他不时在工地上干点活，让手和身体不断触摸工人触摸到的，他深度地介入拍摄对象，从工程的内里，劳动的内里，劳动者的内里，感受他拍摄的一切。
李蓝告诉我，他现在缺钱买设备或租设备，将这些素材编辑出纪录片成品；还缺一个有思想高度的人，看了他所有素材，给他一个“点眼”，让素材聚拢在那个主题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这些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希望有志同道合者，一个有思想有技术的同道，为了自由和精神的无限快乐，和他一起拍记录片。
深圳的十月和我居住的海口差不多，还穿着薄裙子，海边有点潮，海风里的盐分粘在皮肤上，吹一阵，皮肤就像穿了一层膜。我对李蓝说，我喜欢他的姿态，当然也喜欢他那近100小时的纪录片素材。我会跟他不断讨论电影，在讨论中，把片子的主题撞出来。我说关键是剪辑。有了想法，有了100小时的素材，好片子是剪出来的。
“我们先把这部电影做完吧。”
“难道做完电影人们就不能健康、光明、仁爱地相处了姐姐？比拍一部纪录片更重的是，人和人之间平等、仁爱地相处，人和自然尊重地相处，人和工作愉快地、享受其中地相处，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真正想拍的记录片是，人和人之间正面的能量交换。姐姐，这是一种来自东方智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想用纪录片的方式普及它。”
离开的前一天，李蓝带我在渔村街边的大牌档吃喝到深夜，他建议我回去后也采用手、身体介入事务的方式来转变一下思维方式，“你会发现那是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长期以来一直想不通、做不到的事情，可能一下就打开了。你的写作可能也一下就顺畅起来，日常生活也许一下子就通融了。”李蓝送我去机场时还这么说，他希望跟任何人都“正面的能量交换”，当然也包括我，他希望我，轻盈而飞升。
我的飞机走了，李蓝的电影刚刚开始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