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著名书画家阮诚《阮诚自传》

文/钟文静

   湖北红安是我国“第一将军县”。在这片土地上涌现了许多让我们敬佩的革命将领和艺术家。曾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走出了韩先楚、秦基伟和陈锡联等223名将军，是全国将军人数最多的县。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同样也是红安人的骄傲，董必武纪念馆至今保存有他的多幅画作，其中以“故乡茶”最具地方风情。他就是我们所爱敬崇拜感慨奋发的著名书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阮诚。接触过阮诚作品的人们，往往被他的思想魅力所深深吸引。读他的诗文书画，其深邃的思想、博大的胸襟和精湛的文学造诣，因渗透着对于现实民生的关心，艺术的成就更显突出。
   “凡诗文书画印均宜于业余把玩，借以陶情冶性，无不妙哉！如以此为业，则有常人难以体会之难言之苦矣。”谈到文学创作，作为书画家，写作之于阮诚并不是一个糊口的职业，而只是一条说话沟通的渠道。“人，多了几岁年纪，就特别喜欢回忆，而回忆又往往比现实更富有诗意。丹青之余，闭目养神，往事一幕一幕呈现于脑际，艺无止境而人生匆匆，忆昔已逝的岁月，令人陶醉。在回味中‘苦难’也有‘诗意’。我的书法功力来源于私塾教育，感谢我的父母让我提前入学，打下了国学基础。私塾的规矩不记下来，未来人岂知故乡风土人情，吾画中反映不足，以文相补。”怕漏掉了那么多珍贵的、值得惊喜和答谢的元素，阮诚于是带着往昔的荣光，逆时间的长河而上，用写生传神的手笔表情达意，记载甘苦百味的生平，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不无坎坷的人生历程，孕育出一部真切感人的个人传记——《阮诚自传》。
  艺术家的智慧是生命体验、哲学感悟基础上的升华，是知识的灵魂。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 大多数画家只是编写年表，如果是传记，也通常是口述历史，由他人代笔而成。阮诚于文学艺术的陶冶中受到精神的感召，凭藉自己的经验、观察和对事物的记忆残片，完整书写下来的自传，颇具一种寻根的勇气与胆识。他的文化修养、观察能力、艺术素质和表现手法都很独到，作品翔实而客观，丰富而冷静，多角度真实地再现了那一段艰苦而值得回味的历史图景，在自己起承转合的人生历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也许，经历坎坷砥砺出作者耿介刚毅、不畏强势的性格，可以说是作者毕生品格的写照，让人们了解艺术家成功背后成长奋斗的故事，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促使读者从更深更广的视角审视、探讨那段苦难人生的历史。
    胡适对传记文学有过这样的观点：“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实话的习惯，对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传记所写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分，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而做家传便是供国史的材料。”从文学和历史意义上来说, 启人心智的《阮诚自传》也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阮诚坦然写作目的：“人有朝夕祸殃，‘权力’可以左右‘人生’，但愿‘反右’、‘文革’永远别再重演！我曾经崇拜过六祖的天生悟性，当我深入研究禅宗之后，我就会常常联想到文革期间的所谓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舞台——一个利用文盲进行统治的时代。那是一个‘人整人’、‘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右派分子不准乱说乱动’的年代；那也是一个武斗盛行，随时随地可以无缘无故被揪斗，人的尊严彻底丧失的不堪回首的年代。知识分子如同劳改犯，我那时既是革命者但更多的是革命对象，不能像红卫兵那样无忧无虑、为所欲为。我的创作只是一种献忠劳动而已！虽受红卫兵领导的保护，我住在‘八一馆’四楼也未能躲过三个学生的殴打，至今我也不知是为什么？”笔者曾翻阅过相关报道，由于历史原因，文革期间5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敌人，阮诚选择了艺术，并以艺术的纯正为人生之目的，也因为这种纯正，他的作品对人有启迪、有教育意义，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不断鞭策勤勉前行。
    命运就是我们人生之戏的总导演，时间就是最不会出错的化妆师，而人生的代价往往就是我们平时容易忽略的“时间”。《阮诚自传》紧扣至情至性的“情”字做文章，采用顺时结构回忆往事，一个与命运之神抗争的故事。自作者幼年写到青年，脉络清晰而层次分明。情韵有致，运用抒情和叙事相结合的手法，把往事并不如烟的种种琐碎事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开掘出属于自己的“生活的画卷”。阮诚在文字表述上力求深入浅出, 晓畅明白，表现出作品内在的意蕴。“一丛丛灌木，荫蔽着一座座寂静的村庄。一缕缕的炊烟从灌木丛中升起。几声鸡鸣、几声狗吠，为这寂静的原野平添了几分生气、几分诗情……只有那落日的西山，目空一切地矗立在遥远的天际。四面的山峰在它面前无不显得渺小而低下，就好象是一头头被驯服的巨兽，朝圣般的匍匐在它的脚下。千沟万壑，宛如游龙，奔腾而去。隐没在起伏的山峦之间。”一开始作者就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位于穷乡僻壤的 家乡优美的景致，透过不平常的宁静，着力于意境的营造和氛围的渲染，写来不张不扬，非常从容。
     阮诚幼秉庭训，自励于学。“我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我的祖父阮馨斋，我的父亲阮观美都是远近闻名的文化人。尤其我的父亲，虽然字墨珠算响当当，一辈子遵从孔孟之道，克己奉人，却始终未能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也许正因为翻身无望，所以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给了下一代。于是，在我还不满五岁的时候就把我送进了私塾学堂，在圣人的牌位前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成了孔夫子的信徒。这也许正是令我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缘故。”这段艰苦的童年给了阮诚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内心里产生敬畏和力量。在这部自传里，作者所描述的情感很真实，时常感觉有股悲壮之气，但他在渲染文章中感伤情调的时候，还是将技巧拿捏得很到位的，“这时候天空的云层已经散去，阳光热情洋溢地洒下来，荒野里静静的，就像油画一样的清晰，我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作者在不同的情景用了不同的情感色调，交相辉映，互相间隔的描写使整段文字风格显得更加丰富。
   作者从生活中提炼出许多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经常夹杂一些红安的方言来鲜活人物的性格、色彩和气氛。 “乡下人把鸡蛋不叫ji蛋，而是称作‘元宝’。”“穷人的气大，稻草的烟多。”“穷人养猪，富人读书。”“偏偏这个‘索命鬼’又不听话，打从睁开眼就喜欢没白天，没黑夜的哭叫。真是豆腐掉在灰里，吹不得、打不得，直弄得人心烦躁，找不着发泄的地方。”我们读起来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作者还很善于运用简练的文笔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心理特征，刻画出性格迥异的各种人物形象。“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姐姐，因贫穷和饥饿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作品成功塑造了姐姐这个感人至深的形象，笔调低沉，反映了困难时期捉襟见肘、朝不保夕艰难的生活处境，赞美了心地善良的姐姐为家庭默默付出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每次看到这里，总是很难抑制地眼眶泛潮。最后叙述了母亲睹物思人，百感交集，用了很多篇幅抒写了母亲的悲悔心境，“只见母亲正俯身趴在冰冷的坟头，仿佛是要将自己的胸膛去温暖那长眠于地下的姐姐。”这样的语言，是阮诚用心血写出来的，细致入微的表情动作，更加重了读者的惋惜之情。传记里大量的说彩、唱采莲船和舞彩龙等民间习俗，诸多农村真实的、具体的干活细节，例如下地插秧、打柴和放牛等方面的描写，透出浓浓的生活味来，平添了许多艺术色彩。由于作者深刻观察，深入地揭示了社会的、历史的状况，这部传记就必然会成为时代、社会的缩影，使读者从红安县生活中这样的一个横切面或一个纵切面的描述中，感受当年的社会生活形态。
    厚重的传统文化与独特的经历，塑造了阮诚的个性，也磨砺了他一种异常坚韧的精神意志，他从不羡慕别人吃得好,穿得好，也从不觉得自己寒怆，觉得求得学问是最快乐的事情。钱穆九岁能背诵《三国演义》，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阮诚也是年纪很小便崭露头角，在春节里，他总是很乐于为乡亲们写对联、画门神、说彩和讲故事，忙个不停，连私塾“满肚子历史典故”的蒙卿老先生也对阮诚赞不绝口：“你这瘦精体的小楷，简直不能让人相信是一个年仅六岁的蒙童的手笔！而且一字不错，一字不漏，真是难为你了。你做事既然能如此认真，日后必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有出息的。”
    世上没有白吃的苦，每吃一分苦，就为自己未来的成功和辉煌积攒了一点本钱。阮诚对艺术的爱与真诚是非常具体的，从难从严，潜心艺事，始终以执著的奋斗精神反抗着庸常的人生。家境贫穷，买不起墨、纸，阮诚就用笔沾着清水在大方桌上学画画；“穷学生买不起画纸，是纸都可画。”他用书面纸画《武昌阅马场》；用灰色的再生纸画《街景一一武昌显真楼照像馆一角》……“我在附中和大学读了七年书。六十年代初，在那些忍饥挨饿的日子里，我与黄焕清同学相处十分融洽，每逢星期天我们常常结伴外出进行水彩画写生，早出晚归，一同陶醉在大自然绚丽的色彩里，人说‘画能充饥’，有得意之作确能忘饿，为了探索绘画技巧而废寝忘食，常常让肚皮委屈得咕咕叫啊。”
患难见真情，帮助别人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帮助未来的自己。文革时期“只专不红”的阮诚冒着危险，热忱地帮助被划分“右派”的海派书画名家张中原先生度过他的人生困境，“没想到当年与张中原先生的交往竟使我对中国画的迷恋如醉如痴。”“我学生时代曾迷信过程十发，后来就远离程十发，因为我终有所悟：艺术贵在创造——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蠢才，第三个是奴才。稍懂画的人都知道，画种无贵贱，可贵在于美。官办画院的画家既不坐班，又无硬性仼务指标。囯家养画家干什么？不就是要创作研究吗？我的研究课题就是要革新中国画，使其更富有表现力，为中国画走向世界开辟道路。所以我有时一幅构图反复画，这决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探索用不同的艺术手段使同一画面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工夫不负苦心人, 我自认为我的左笔倒书自吟诗将来最有收藏价值，物以稀为贵，难能方可贵。凭了这些同行称之为‘新意象中国画’我终于曾经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阮诚的技法全面，融贯中西。在古韵中寻找一种艺术的最佳表达方式，五岁入读私塾的经历有一定书法功底，汉字早已烂熟于胸，故改练左笔倒书；诗才敏捷，因画所需而作诗填词。中国画追求笔墨清洁、气韵清逸，简练洒脱，阮诚曾在美国洛杉矶和泰国曼谷创造过“一字千金”的辉煌，别开蹊径形成独一无二的个人画风，以雅俗共赏、非常平实的中国画人物画享誉海内外。
“对艺术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为人师则尽心尽责，教艺术创作，还得兼及文学素养。1966年5月，我同副班主任黄秀乾老师一道带领学生去梅岭写生，白天给学生示范，边画边讲，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晚上还要举行习作观摩、讲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教学互动。其实我们早在46年前就曾如此这般的创造性教学实践过了，唯一的不足是在与学生朝夕相处之中有一种不自觉的家长作风：我还曾硬性要求每天早上每个学生必须抢画一幅日出，傍晚还得追求夕阳下的色彩效果。中午我亲自送午餐到田头地角,如此认真负责的老师恐怕今日难寻！从我五岁私塾启蒙算起到我二十五岁大学毕业，我做了近二十年的学生。我把我做学生的心情，强加在所有学生身上，初为人师，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唯一的愿望是巴不得学生个个成才。” “我的水彩画大多是教学生风景写生时的示范作品,我教学生全心全意，与学生为友，当时带去婺源写生为了减轻学生写生实习之经济负担，我曾为张家界天子山宾馆老板即兴挥毫，换得全体学生廉价食宿。值得骄傲的是：我个人一辈子没收过任何－个学生的分文学费。如果我现在还有教学任务的话，我仍然喜欢边画边讲，而不在乎讲课费的多少。这正是我们这一辈艺术家的优缺点。博客上的教学也都是无效劳动，是一种奉献精神。”阮诚的创新在教育事业上也是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可谓严师出高徒，当年所教的24位学生如今几乎有三分之二都已成为副教授、教授级人才，而南昌画院的金晨院长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生命的奇迹在于积蓄能量，机会永远属于那些勇于追求的人。多年前《中国文物世界》杂志高度评论：“南昌自古地灵人杰，明末的八大山人，民初的傅抱石，都是历史上的熠熠巨星。当今广大的大陆画坛，一般中外人士注目的焦点，不是北京就是上海，再不然就是对外交通频繁的广州。殊不知在内陆各地，默默耕耘、专心致志于国画之钻研者亦所在多有，由于隔绝于外界名利的诱惑，因此他们更能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艺事的追求。在这些内地的画家当中，我们每每会发现令人炫目的大师级画家：南昌画院的阮诚，无疑就是其上最闪亮的一颗星。在金钱挂帅的今天，阮诚是少数能坚持不“复制”的大陆画家之一，因此画量不多，但皆极精致。由于深厚的文学素养，数十年雄厚的画法根底，使阮诚的画作不落俗套，再加上水彩画、连环画、年画等的多年训练，使阮诚的线条肯定而准确，对光线的明暗、层次的处理，娴熟而自然，落款的书法更是与画面相融无间。”以上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阮诚领受这样崇高的荣誉和尊敬当然无愧于心。
   《阮诚自传》的故事虽然是作者个人的，但也是公众的，它展现了文化领域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让读者在阮诚平淡如行云流水的文字里领略到山高海深，把那个特定年代的一些场面和一些声音通过回忆尽量找回来，因而读起来别有一番感受。尼采认为只有经过悲观而到乐观的人才是有深度的。阮诚的回忆没有文学的夸张，也没有泛滥的矫情之态，充分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真实，也启示着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些人生道理：“大师无捷径，投机是商人。名利无止境，岁月不饶人。人生苦短，只有身体好才能谈到事业、理想以至于一切。虽‘老来不再天上走’，但‘仍有墨迹海外游’。很想老有所为，但心脏病之囿不敢飞行，不得不放弃美国朋友关于世界巡展的计划。或多或少感到遗憾。我愿意为在国际空间弘扬中华民族的艺术传统而孜孜不倦”。这是阮诚心迹写照，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世界也因为艺术家的奇思妙想而变得焕然一新。
   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人生有限,总是希望在有限的时光里能阅读更精、更美的文学作品，吸收更丰富的人文学养。兢兢业业作艺术，风风雨雨度人生，我敬重阮诚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希望这些文字记录能使读者对其增添不少的了解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