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受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复旦投毒案”，从提起公诉到死刑宣判，已近三年的时间。可见这是一桩十分复杂、需要反复调查、取证，才可核实的重大案件。
       无论这桩案件多么复杂，办案程序多么繁琐，但核实后的宣判却是坚决又明了的：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依法对“复旦投毒案”罪犯林森浩执行死刑。
       2015年12月11日，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天，因一桩重大案件的终结和一个罪犯的死，搅动整个社会，令无数痛心的人们发出愤怒的责骂或悲哀的叹息。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从接到法院方面的通知，林父前去上海与儿子见最后一面起，到罪犯林森浩被拉进死刑执行室，往静脉血管中注入足以致命剂量的药剂，抽搐身子瞬间死亡止，来自亲人的伤痛，夹带着罪犯难舍难分的最后诀别，以及被害一方父母的期盼等，全都化为难以自控的悲绝，犹如暴风骤雨一般轰鸣作响，摇撼天地。
       关于林森浩的死，司法部权威法学家称：“排除社会各界人士的声援，不受人情牵制，裁定林森浩故意杀人罪成立，并判处死刑，体现了法律的公正、公平”，“这是新形势下，我党依法治国的一大进步”。
       正如权威法学家所言，既然司法机关“排除社会各界人士的声援，不受人情牵制，裁定林森浩故意杀人罪成立”，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决定对林森浩执行死刑，“体现了法律的公正、公平”，“这是新形势下，我党依法治国的一大进步”。那么，林森浩的死，就可忽视不计，只以案件形式载入历史，成为过去时？
       我难以苟同这位权威法学家的观点。
       首先，任何一个人的死亡，对整个人类而言，都是大事。人的生命权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应持悲悯情怀，关注每一个人的死亡，在替被毒者感到痛心之时，也应为凶杀者送去祈祷，但愿他能在关爱中完成脱变，正视罪恶，在心中燃灯，回赠世界一缕希望。
       其次，作为罪犯，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自有法律判处，我们无须充当“法官”，以"法官"口吻草率下断语，并高声呼喊着“林森浩该死，林森浩该死”！法律只能以事实裁定罪行，公正判处，替死者伸张正义，替生者抚慰创伤，起到惩恶扬善，捍卫法律威严的社会作用。但法律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犯罪本身。
       最后，把杀人犯罪简单地纳入法律程序和善恶对立范围，只注重犯罪事实和判处结果，而忽略犯罪动机和行凶过程，不从社会根源、生活环境等方面，切入人性的软弱和心理流变的过程，便难以对人的社会性、复杂性、多样化，作出全面深入的判断。忽略这一事实，硬性的谴责和惩罚，将会适得其反，难见功效。
       针对以上立论，笔者认为林森浩的死，也如反恐战士的死一样，重如泰山。林森浩不会、也不可能白死，事实摆在眼前，无论正负影响，终难彻底消除。我以反论正，从中得出自以为重要的反思，在此列出，就算是一国之公民应尽之责吧！
       林森浩的死让我们正视高等教育，反思存在的问题。林森浩在被执行死刑前，接受《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当问到“你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心理作用下投毒的？你难道不怜惜室友的生命吗”？林森浩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以多少有些激动的语气回答：“我当时抱着侥幸的心理。我还没有那种人格修养和道德情操！”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难道仅仅是在培养和输送国家有用人才？不是的。如何把一个个通过刻苦学习考入大学的“林森浩”，教育成怜惜人命，对行凶杀人不抱侥幸心理，具有远大志向和善良心灵，懂得追求和奉献，不为个人利害得失而泯灭良知，视行凶杀人为游戏，才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根本。
       林森浩的死唤起我们对法治中国的热情。2014年10月23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所以，我们期待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行依法治国中，能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高度，通过司法促进公益，养成公德；以德司法，“德主刑辅”，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高官百姓一样对待；绝不要官可杀人不判死，民如杀人必判死。
       林森浩的死启发我们从生命平等权看待一切人。要知以命偿命，并不能让人心安理得，两个年轻生命的消亡，带给双方亲人同等的伤痛，他们都是不幸的人、可怜的人。我们虽然拥护法律的判决，但也要相信苦难的价值，对人性复归抱以期待。法治中国需要文明公民，做文明公民就需有超越个人偏见的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