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文人书法的概念，文化界与书法界存在误读，近期尤甚。文人书法似乎不是书法，而是名人字，也就是说，缺少历史依据和书写技法的毛笔字，就成为我们心中的文人书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起于对文人书法概念的陌生，或者对文人书法历史传统的短视。在广袤的中国文化史中，文人书法本是一个丰沛的概念和文化高度的象征，它是指中国传统文人在文学创作和毛笔书写两个即相同又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同样的成绩。
       以宋明文人为例，我们对文人书法会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北宋文人书法的集大成者是苏东坡、黄庭坚，作为北宋的复合型人才，他们不仅具有安邦定国之才，同时在文学艺术上也有高深的造诣。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家而言，文学修养本不是特殊的技能，科举考试的范畴，限于经史子集，对于一个外省考生而言，书写技能，诗赋才华，是其晋升的本领，没有这种本领，当然就不会有一举及第和一鸣惊人的可能。苏东坡和黄庭坚是以自己的文学修为和应变能力，于考场厮杀，遂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们并不满足，即使进入较高的统治阶层，他们依旧顽强地保持自己对文学艺术的热爱，让自己的内心沉入审美，直至成为文学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历史是无情的，在统治阶层稍领风骚的苏东坡，没有因为朝廷赐予的一官半职被人记住，其显赫的声名，所依靠的还是他的诗文和书法。苏东坡用毛笔写诗作文，诗文依托毛笔代代相传，所谓的文墨兼优即是如此。对中国文人的兴趣与情趣，明代陈继儒说的好：“挥洒以怡情，与其应酬，何故兀坐？书札以达情，与其工巧，何若直陈？棋局以适情，与其竞胜，何若促膝？笑谈以怡情，与其谑浪，何若狂歌？”
       一句话，古代文人的所作所为，与家国情怀有关，与性情、感受、浪漫有关，吟诗作文，写字画画，无处不见精神的放达与文化的担当。
       文人书法是具有文化责任和审美意义的集合体。第一，文人书法技道并存，苏东坡、黄庭坚、杨维桢、徐渭、傅山、吴大澂等均是有代表性的文人书法家，他们对于书法的学习，没有停留在“写好字”的肤浅层面，而是深入其中，系统研究汉字书写的规律，以及书体变化所带来的审美差异。苏东坡对书法学习、书法创作、书法理论均有思考，他以自己的体会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极大拓展了中国书法的文化视野。文人书法，是文人对书法专业性的领悟，选择的眼光，临写的精致，书写的自如，证明了古代文人与书法须臾不分，文人即书法家，书法家即文人，作为传统，延续了一千多年。第二，文人书法富含文化内涵。因为文人书法的表现形式多以手札、手卷、手稿、日记等形式出现，我们自然不会忽略这些私人性的毛笔书写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王羲之的《十七帖》是手札，颜真卿的《争座位》是手札，苏东坡最为精彩的墨迹仍旧是手札。这说明，贯穿中国书法史最为精美的表达，是中国文人在工作与思考中，留下的信函与诗稿。临写这种墨迹，我们岂止是在临写古人字迹的形质，应该是对古人情感的体会，对古人内心世界的窥探。
       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统领地位，又因科技进步，硬笔书写工具的广泛流行，彻底改变了中国文人的命运轨迹，自此，文学与书法分家，文人的地位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毛笔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传统文人，被现当代作家、诗人替代，那种文墨兼优的文化景观，消失在历史的烟雾之中。
 

二

       社会变革、科技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汉语的普遍使用，使今天的一切与古代、近代中国产生隔离。政治话语中的“新社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宰。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生硬的剥离，不顾及历史客观规律的妄想，都是昙花一现。二千余年的文化传统绵延至今，深刻的记忆，深情的回望，依旧可以体会到时间的温度，而优雅的诗文，沉郁的墨迹，依然诱惑着我们。因此，不管社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汉字组成、毛笔书写的文章与诗篇，一直被视为生命、尊严、价值，我们代代相传，吟诵这些诗文，临写这些墨迹，我们的内心就会涌动民族自豪感，自然觉得做一个中国人是幸福的。
       欣赏与创造毕竟是两回事。“新社会”是生活现代化的证明，现代化浪潮，没有给文人书法留有余地。现代教育的普及，打碎了传统文人宁静的美梦，他们甚至有点惊异，迅捷的出行方式、交流方式、书写方式，瓦解了手札、手稿的现实意义。既然现实意义不复存在，手札、手稿何为？
       悖论由此产生。
       进入现代中国，文人书法已经是稀缺的存在。与我们共同步入“新社会”的文人，可以称为文人书法家的人凤毛麟角。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沈从文、沈尹默、白蕉、台静农、林散之、傅雷、启功、李凖、黄裳、吴丈蜀、刘征等人，以他们对传统文化深入的理解，对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熟稔，还以他们对书法史的了解，对不同书体的文化感受，以及准确的临习，独特的体察，最终抵达了书法艺术的真正彼岸。理由并不复杂，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接受了传统的教育，书写、吟诗、读史，是一种生活方式，那种对文化的仰望是生命真实的需要，是一个人的别无选择。进入“新社会”，自然把这份才能一并带来，虽然政治的干扰常常让这份才能无地自容，然而，毕竟是有着二千多年的文化尊荣，疾风一过，方显出英雄本色。文人与文人书法，永远是我们的怀想。
      遗憾的是，他们走后，我们有失落感。就如同一位学富五车的长者，我们来不及把他们的才艺学到手，他们就微笑地向我们告别了。他们的人格，诗文，墨迹，是文化的丰碑，匍匐在丰碑的面前，我们羞愧，我们无奈，我们空虚，我们痛苦。
       文人书法消失在时间深处了，文人书法的余音还在，但，不是我们心中的文人书法了。
 

三

       名人字成为文人字的代名词，很不幸。首先，书法界对文化界公众人士的书法颇有微词，在不好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就借助文人书法的概念予以描述——啊，是文人书法嘛。
       这样的感叹意味着对当代名人字的宽容，名人书法，即，没有传统的书写，也就是没有中国书法自身需要的技术含量，能够引人注目，是由于书写者的社会影响。尽管他们的毛笔字达不到艺术的高度，因其专业成绩突出，其字便被人推崇。著名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他的毛笔字在市场上大放异彩，甚至超过了一流书法家的价格。这种现象可以理解，莫言是中国的唯一，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他的文章成为中国的文学符号，被世人熟知。但是，莫言的书法依旧不是文人书法，仅仅是具有笔墨趣味的名人字。是文学地位，促进了莫言的书法影响。
       同样的例证不难找到，这说明，书法界对名人字的判断不无道理。
       但是，我还是为文人书法在当下的形象鸣不平。
       的确，社会分工，教育局限，无法复制旧日的景观。我们怀念、敬爱苏东坡，只是我们很难在现实中接纳苏东坡，文化结构，问思方式，消费特点，与农业为主体的封建社会拉开的遥远的距离。但是，这不是我们轻薄文人书法的理由，今天，我们依然希望看到真实的文人书法，看到人格伟岸的现代文人，书写清刚雅正的毛笔字，看到他们在书写中反思历史，忧患现实，忠于祖国，热爱和平。
       今天的文人书法需要接续历史，也需要否定和超越。
        如果说文人书法再现往日的辉煌，关键在于当代文人对书法的正确认识。 刘守安先生说过一段话，颇值得玩味——“治‘学’与习‘艺’，目标与途径却不相同。所以单纯地研治学问难能有效地提高书法水平，单纯地学习书法也难有成效地增长学问，一方面难以有效地‘促进’、‘带动’另一方面。至于说一些书法家也是学者，一些学者也是书法家，这是因为这些学者或书家在学‘艺’与治‘学’两个方面都下了工夫，他们遵循各自的规律不断研习、实践，或‘学’与‘艺’并重，或阶段性有所侧重，并非是书艺带动了学问，或学问促进了书艺。”
       刘守安从一个方面，看出了文人书法在现实中的窘境。他的见解，是有现实意义的。
       写作与写字是不同的生命运动，试图达到文墨兼优的目标，两方面均需要做足功课。一个人在一个领域功名显赫，并不能证明其在另一个领域也是不同凡响。当下的问题是，社会需要专家型人才，对于复合型人才缺少必要的鼓励。大学、科研部门，对专业一体的本、硕、博学生始终表现出十足的热情，而对跨学科、又想入非非的学生一直警惕，这也是导致文人书法被片面化，被低估的原因。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端正了固有的文化立场，我们在文人书法博大、厚重，中和、飘逸的美学范畴里，可以找到一个人值得骄傲的基础，那就是技道一体的修炼，技道一体的追求，技道一体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