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什么样的政府合作，而不是政府选择与什么样的政治人物或政党组织合作，是民初政治的基本特征。不了解清楚这个问题，对民初政治的考量将一头雾水。
　　也就是说，民初，政治抉择和政治走向的主动权大多掌握在政党精英人物手中，而非政府手中。政府选择与什么样的政治精英人物合作，是其施政能否取得成效乃至成败的关键。但政党精英不必要执政，政党精英不必是执政者，但必是民初政局的主导者之一。这是精英政治的基本特征。这一点，与春秋战国颇有类似之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荀子。荀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生历经磨难，但他走到哪里，只要他选择与执政者合作，执政者充分采纳了他的意见，则这个国家基本就会赢得一段时间的强大，打败周边国家，反之则失败。
       当然，民初与春秋战国有一点不同，即春秋战国虽有邦国，却无政党，故春秋战国的思想家或谋略家，多以一人之力而与邦国合作，而民初则以一人之影响组建政党，进而以政党身份参与政治。当然，政党党魁必是其中精英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汪大燮、张君劢等皆曾为党魁中的精英，精英中的党魁。
　　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从始至终，曾选择与清政府、日本政府、孙中山革命党、袁世凯政府、熊希龄内阁、段祺瑞政府、徐世昌政府、黎元洪政府、梁士诒内阁等前后十数个政府有过或长或短的政治合作，当然，有的合作取得了很大政治成就，有的以失败而告终，有的由合作者变为观望者或竞争者，有的由合作者转变为反抗者。几乎每一次合作或不合作，主动权基本都掌握在梁启超手里，但梁启超选择合作与否，则取决于对方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诚意。如他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可说经历了终其一生的政治生涯，颇具戏剧性。尽管梁启超一生反对袁世凯，但他不排除与袁世凯合作，这是因为，相比于清政府，他认为袁世凯是比较可能进行君主立宪的执政者，相比于孙中山革命党，他认为袁世凯的政治路径更符合中国。但他反抗袁世凯也是彻底的坚决的，这并不是他的矛盾人格，更不是他的投机行为，当然也不是他的所谓善变。
　　梁启超的此种政治抉择具有复杂性和正义性，当然也容易被人误读，但不能就此认为其他人的类似举动也一定具有正义性。这比较具有迷惑性。比如与梁启超差不多有相似举动的杨度就正好与之相反。杨度比较典型的政治污点是有鲜明的政治理论但无坚定的政治立场，他是一个彻底的口号主义者，是一种政治投机，投机清政府，投机维新党，投机孙中山，投机袁世凯，投机梁启超的立宪党，最后又投机共产党。杨度的基本政治主张也是梁启超的君宪救国论，但杨度的君主立宪，乃是为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进行理论鼓吹，非但如此，他还利用各种手段，拉拢、欺骗本是维新派的严复等人进入袁世凯的＂筹安会＂，这样，与梁启超具有诸多政治交叉点的严复，晚年竟然也阴差阳错成了历史罪人。
　　而同样主张君主立宪、拥护袁世凯执政的梁启超，则只不过是借袁世凯执政对付孙中山革命党、进而试图改造袁世凯以实现自己的立宪理想。当然，事与愿违，当他发现袁世凯不可改造时，遂起天下之兵而反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政治正义与政治正确。梁启超不识时务，执意反袁，而杨度执意拥袁，但没想到袁世凯执政寿命不长，很快倒台，袁一倒台，杨度遂成天下奸贼，但杨度很滑头，立即调转马头，迅速投靠比较有实力的国民党，但并未受重用，晚年又向中共靠拢。
　　在清末民初，几乎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着复杂而多重的政治身份，这并非言其职务的多重，而是言其政治角色的多重。比如，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中大多数王公贵族及大臣或封疆大吏，都是维新派干臣，或倾向、同情、拥护维新派的开明官僚，甚至在维新党中担任重要身份，当时的维新党人中，除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基本属于民间人士或江湖人士外，其余人物，甚至包括比较重要的翁同龢、谭嗣同、黄遵宪、江建霞、陈宝箴、张謇、岑春煊、载泽、端方、赵尔巺、赵尔丰等，基本在清政府中都曾一度担任要职。康有为在美洲组建保皇党，梁启超在日本组建政闻社，其重要政治手段之一即是联络国中重要开明派官僚，企图进行国会运动和政变。尽管这些活动大多以失败告终或成效不大，但却开创了一种国民问政的政治范式。
　　事实上，梁启超后来组建的民国三大党之一的进步党，即发端于此前的政闻社，进步党在民初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其成员大多为政府要员和各地军政首脑；再后来，梁启超发动国民外交运动，其主导的国民外交协会，其重要成员林长民是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汪大燮曾任北洋政府代理总理，熊希龄曾为北洋政府内阁总理，这个民间性的组织，可以说凝聚了当时国内最优秀的政治精英，也为后来五四运动的成功及中国青岛主权的收回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