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井瑞

最近读了王樵夫所著的32万5千字的长篇小说《大辽残照》。《大辽残照》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力图全面反映于907年唐末在辽河流域年兴起，一直到1218年地处中亚的西辽被蒙古帝国所灭的辽朝历史的八部长篇历史小说丛书《消失的草原帝国——契丹兴衰史》中的第七部。
大型从书《消失的草原帝国——契丹兴衰史》的创作出版得到了内蒙古赤峰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其中的缘由是赤峰地区在辽代全盛时期是辽朝五京之首的上京和中京，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北京，而且是著名的最早的玉质龙，也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发现地，同时赤峰又是历史悠久的玉石产地，所以赤峰市政府为本地区打造文学名片的做法是不难理解的。当然其中的意义远不止于此。笔者虽然只读了王樵夫这一部作品，其它七部作品还无缘读到，但小说所展现的雄踞中国北方广袤地域那个波澜壮阔的草原游牧部落生活的历史长卷已经让笔者震撼不已了。而且这种震撼部分来自对民族认知上的颠覆。记得回族老作家白崇人很早就对笔者讲过，你觉得你是哪个民族，你就是哪个民族。当然这话似乎有点让人感到有些绝对，但也反映了作为多民族血统继承者的个体在对民族认知上的困惑。而从另一方面来考虑，这毕竟是知道自己是多民族后裔时才有的烦恼；而对很多囿于汉民族意识的汉族人来说，我们是不是也有对我们的祖先了解的不够全面或有欠缺的问题呢？而且不可否认的是造成这种狭隘的汉民族意识的社会历史原因除了统治阶层的政治意志，也有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文化意识上和在教化上的偏颇问题。
史学上确实有一个强大的契丹民族在辽政权灭亡后消失的历史之谜。对于这个问题，小说的卷首语《消失的草原帝国》（代序）援引了历代史学家调查研究和大胆推断，即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且在随着蒙古军队东征西讨的过程中，扩散到了全国各地。而且近年来，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在云南施甸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后裔。他们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且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血缘关系。从以上的结论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发现契丹人后裔的地方和民族都是处在历史上很偏远的地区和比较封闭的生活状态下的人群，这应该就是与自己的契丹先祖保留了比较纯的血缘关系的原因，而那些更多的契丹人的血缘已经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就这样，自称是炎帝之后的契丹人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辽朝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之后又回归于我们之中。而作为中华民族的后裔的我们是不是在对祖先和文化的认同上应该更加丰富，更加全面呢？
这也许就是《大辽残照》及其它《消失的草原帝国——契丹兴衰史》作品对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文学发现和创作价值之一，这个经验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民族文学创作题材。
耐人寻味的是《大辽残照》所写的正是辽朝主要政权的衰落时期，作者通过对辽朝皇帝耶律洪基赐死皇后和太子；而他的孙子耶律延禧在历尽磨难即位后居然也做出赐死了自己妃子和太子的昏聩残忍行为，令人信服地描写了宫廷斗争的血腥和反人性。从某种本质上说，凡是写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小说都会给人一种重复历史的感觉，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注重对契丹文化了解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完整地再现了契丹这个游牧民族统治者的生活特点和统治方式以及契丹和女真人的生活。这就使小说的读者从过去的《说岳全传》等传统汉族文学作品的中原文化天地里走了出来，领略了同样是炎帝子孙的契丹民族的另一番蓝天白云，驰骋于草原森林的广袤天地的风光。辽朝共设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中京大定府（今赤峰市宁城县西南大名城）、南京幽州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这种共设五都的方式与辽朝统治者一直不弃鞍马保持渔猎传统，定期巡游的春捺钵习俗有关。小说细致地写游牧部落在冷兵器时代长于弓马的那种来去如风，锐不可当的军事强项，但也写出了游牧经济相对于农耕经济的脆弱性，而且游牧部落的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上更加盲目，如契丹人长期向女真人勒索海东青那样的猎凖供契丹贵族打猎玩乐，把女真人逼得家破人亡，而女真中的完颜部酋长完颜阿骨打以反抗契丹人的压迫奴役为政治号召，团结、统一了女真大部分部落，经过长期残酷的征战终于灭亡了天祚帝辽朝。
描写辽天祚帝这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以前极少，中国传统文学对这些夷蛮是不屑一顾的。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亡国的具体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要写清楚天祚帝的性格就离不开历史上对照着天祚帝的那面镜子——金完颜阿骨打，所以要写辽朝的灭亡就要写金的兴起。辽金战争形为民族战争，实为阶级斗争，女真完颜阿骨打作为被压迫者，是以作为反抗辽朝暴政的领袖应运而兴，小说展现了完颜阿骨打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心胸宽广，朴素求实，礼贤下士，是位有勇有谋有为之君形象。而辽天祚帝的性格正好相反，天祚帝的性格自恋狭隘，穷奢极欲，任人唯亲，拒绝真相。而对另一位必不可少的历史人物宋徽宗，小说虽然着墨不多，而且都是关于军事外交活动的间接描写，但也写出了作为汉族统治者宋徽宗在炫人耳目文化光环下透出的见利忘义，腐败贪婪，极度奢华，怯懦苟且，用人失当的执政性格。就这样，小说通过主要的辽金宋三国博弈展现了当时异常错综复杂变幻诡异的政治军事外交风云。小说还写了辽末期的契丹将领耶律大石率契丹余部徒涉大漠，征战万里在中亚创立近百年的西辽，而其大部分后裔向西融入伊朗。这也说明一个民族的希望在于及时铲除弊政，实现自我更新，跟上时代的变化。 没有这个更新机制，像耶律大石那样能在败军之中力挽狂澜，团结和率领契丹残部的卓越将领就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远大志向和才能为危难之中的辽国带来中兴，所以契丹这个民族的主体就只能在旧的体制扼制下被窒息，为天祚帝所殉葬。小说虽然只重点写了辽代天祚帝的一生，但也揭示在中国大陆上各个民族此消彼长，顺势争霸的历史过程，而这个“势”就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民族之间的战争。例如小说就写了女真大部分部落在契丹暴政的盘剥压迫下团结起来，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而契丹的统治者一直陶醉于游猎和在残酷的官场游戏中任凭辽国朝政糜烂。而北宋南宋的历代统治者对其治下的人民一直实行苛政盘剥，在维持自己极度奢华的享受的同时靠大量向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进贡换取苟且偷安，弄得宋朝百姓天怒人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被元蒙古吞并前的宋汉族政权可以说是一直腐败透顶，不堪一击，始终不能凝聚庞大的汉族全部人力物力与其他民族政权相抗衡。在南宋时期，因为元朝统治区的赋税较轻，南宋大量汉人口向北迁移到元朝统治区生活，所以南宋的灭亡除军事因素以外，其人口和经济的衰落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小说在对于辽朝政治生活描写中再现了辽朝那种所有王朝末期都具有的停滞状态，这是一种失去前进方向的迷失，从上到下的官吏都在官场里自得其乐，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为什么干，为谁负责。皇帝和统治阶层被权力所腐蚀，过着完全寄生的生活，成为凌驾于各个民族和部落之上的多余的人，他们除了为皇权而骨肉相残以外，就是享受着皇权尊贵的礼仪，在君权神授的天命说的遮掩下，过着对权力充满猜忌和行尸走肉的生活，这就是古中国的统治集团的历史也是对当下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的历史。
对于《大辽残照》创作的得失，笔者以为作者创作成功得益于基本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文学观，当然这种观点不见得是作者自己很明确地意识到的，而是自己坚持对这段辽史和对有关金史宋史的搜集、了解、研究后，在忠于史实的创作态度中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部分历史需要文学创作来张扬，来填补读者的历史观上的空白。所以忠于史实的创作态度对作品的价值很重要。同时也应该指出，强调忠于史实并不是否定创作的虚构和想象，而是要求作者在符合历史情境和逻辑的情况下尽情发挥，写出那段关于天祚帝和其他人物形象的五彩斑斓的辽史小说。
作品创作的失，在于贯彻写史实小说精神的不彻底，比如对纳兰飞雪这个有着浓烈的武侠色彩的人物，那种过于神奇的与纳兰飞雪的死敌天祚帝的萧妃的大漠性恋关系，都是小说创作的疵瑕。笔者更倾向于把纳兰飞雪写成一位质朴的女真族猎手，一位反抗暴政的战士，同时对完颜贵族们也有着相当距离的平民。作者完全可以借纳兰飞雪这样的战士和普通老百姓感情的视角来实地触摸战争和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像这样的一条从底层人物的角度来表现辽金战争的副线对全景式表现小说的历史内容是很有必要的。像写这种填补民族文学历史空白的长篇小说，其中史实意义非同寻常，很有必要同那些武侠小说等率性游戏之作划清界限。而对民族和部族战争的残酷的真切描写则不必忌讳，因为历史的本相就是这样，战争从来不是儿戏。同时有机会抒写这样远远超出我们想象力的无比丰富的历史题材时，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史料写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人物性格更加丰满呢？比如对纳兰飞雪和天祚帝的萧文妃的恋爱不如改成纳兰飞雪在打猎时被契丹猎手所救，两人成为好友，并且和好友的妹妹有恋爱关系，但在战争中，朋友成了敌人，纳兰飞雪杀死了朋友，朋友却在临终时将自己的妹妹托付给纳兰飞雪。还可以写纳兰飞雪在执行追杀契丹人的军令时见到长得和自己妹妹一样的女俘，就把这批俘虏私放，而纳兰飞雪得到的却是高傲的契丹人仇视和轻蔑的目光。结果这批俘虏被另一批女真士兵所杀，纳兰飞雪就与那批士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被指责违反军令后被完颜阿骨打赦免，但纳兰飞雪已经对完颜阿骨打这样用残酷血腥的战争来打造自己辉煌帝业的大人物感到十分陌生了。这样处理是不是可以呢？
对于那些历史人物，我们不必用今天的道德去约束，去删改阉割，去为长者忌，一厢情愿地使之成为完美的化身。也许口头上的仁义道德在血写的历史面前难免过于伪善，人类文明史的本质就是暴力，战争是社会和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也解决矛盾的最终方式，在战争的威胁面前，国家的内政才是决定其命运的最主要的根本因素。对于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来说，也许历史真相更能使人警醒，更能使人接近真理。民族和国家从来就是一个有着具体内容的历史范畴，是随着时代而不断改变的，而永恒不变的是优胜劣汰的铁律。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残酷竞争中被压抑被灭亡，我们就会从中汲取更多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