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援藏女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杜文娟

记者 江水 通讯员 魏锋

今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当代陕西最具实力的青年女作家之一杜文娟创作的又一部西藏题材的长篇纪实作品《苹果，苹果》再次成为文坛关注的热点。此书由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和央视主持人徐俐作序，万科董事长王石、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新周刊》创始人孙冕、音乐人老狼联袂推荐。上市一个多月时间，在全国实体书店和网店同步热销，将许多人的目光吸引到非公募基金会这个领域。
提及与西藏相关的作家，人们就会想到陕西这位弱不禁风的女子杜文娟：十多年间7次进藏，4次抵达阿里，书写了两部优秀的西藏题材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阿里，阿里》《苹果，苹果》，连续两届获得《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提名奖。
书写者和被书写者都让人感动。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在中国文坛享有“援藏女作家”称号的作家，让我们一起聆听她深入西藏创作的故事。
记者：祝贺您又一部西藏题材的长篇纪实作品《苹果，苹果》出版热销。能够一次又一次进入西藏，是什么吸引您并令您愉悦？是什么再一次触动了您进藏创作？
杜文娟：西藏属于高海拔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氛围，使得生活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的人幸福指数比较高。在西藏，只要生命不出现危机，似乎就没有不快乐的时候，这一点内地人无法想象。
2011年12月3日，当我在西安寒冷的冬夜为我的长篇纪实文学《阿里，阿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暗暗发誓，再也不去阿里，再也不愿回忆采访的艰辛和写作过程中几欲崩溃的情景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用读书、散步、旅行、喝茶、聊天、晒太阳，犒劳自己。
一年后的2012年12月，我正在冰天雪地的毛乌素草原采访，忽然接到《北京文学》杂志主编杨晓升老师的电话，告诉我说有家机构想找人写一本西藏公益慈善方面的书，他推荐了我。我在电话这端犹豫了好一会儿，似乎是自言自语，似乎对杨老师说：“如果写这本书，应该还会去阿里吧。”恰好也就在这个时候，陕西一家出版社受省委宣传部和组织部的委托，正在策划一套援藏干部方面的书，策划方案中主笔是我。在公益慈善与援藏干部两大题材的博弈中，我最终选择了公益慈善，而且是面向藏区、重点在阿里地区的公益慈善。
2013年4月，我再次前往西藏，为苹果慈善基金会而来……
记者：您十余年间7次进藏，4次前往阿里，这些经历对您有哪些影响？您为什么要选择用纪实文学呈现在藏区的所见所闻？
杜文娟：纪实文学是文学创作的体裁之一，从2010年到现在，我出版了三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阿里，阿里》《祥瑞草原》《苹果，苹果》。我深深感受到作文和做人一样，到了一定文龄，自然知道删繁就简。以前多写散文，婉约含蓄，后来写起了小说，就得按照小说语言行文。我性格上如果真有变化，肯定与藏区生活有关。
记得一次从神山下来，口干舌燥，两腿发软，双肩摇摆不定，鼻孔流血，嘴巴被风雪吹得歪向一边。用“饥寒交迫，晕头转向”来形容，非常精准。如果不及时进食，随时就有休克的危险。我看见几个藏族人围坐在一起，喝着酥油茶，吃着风干肉，就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用简单的藏语和肢体语言告诉他们：我需要食物。一个藏族汉子笑逐颜开地递给我一条风干的生羊腿，我坐在石头上就大吃起来……诸如此类的故事比比皆是。
我总是寻找新的写作方向，从写小说、散文转到纪实文学。因为有一些素材，尤其是西藏方面的素材，用小说表现的话力度不太够。我觉得那些可歌可泣的事例，如果用一个主人公串起来的话，非常不容易。我这三部作品，都是深入实地采访而获取的素材。虚构有它的力量，但是非虚构，就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力度更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个作家的最好状态。丰富的经历，哪怕是苦难的经历，都是作家的宝贵财富。我一向把采访当作旅行和增长见识的好机会，我为有前往西藏的经历心存感激。
记者：《苹果，苹果》是讲述成功企业家王秋杨女士创立的苹果基金会在西藏阿里地区的10年慈善历程，涉及教育、医疗、环保、藏文化保护各方面。系统全面地展示一个著名的大型基金会做慈善的历程，据悉这是第一部。在创作中，您经历了哪些难忘的事？
杜文娟：采访和被采访交织着我的拉萨时光。上午我采访公益慈善方面的专家学者，跟慈善基金会人员一起走街串巷，到学校，进医院，甚至到患儿家中探访；下午接受西藏各种媒体采访；晚上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参加直播节目。
记得有一天，我与做西藏贫困儿童大病救治工作的德央一起，到拉萨东郊一个社区落实一名患儿的入院手续，顺便采访一位草根慈善者——他在这个社区创办了一所幼儿园。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采访还没有结束，我们在小餐馆要了藏面和酥油茶，边喝酥油茶边采访。藏面还没有端上桌，手机就响了，得去拜访一位闭关修行的藏学家。关掉录音笔，合上采访本，对被采访者和德央说了一声“对不起”，起身想走，却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再次站起来的时候，左手从胸前移到眼帘，抹掉刚刚流出的泪花。
后来从札达县城出发，前往喜马拉雅山脉腹地的达巴小学采访。这所小学由苹果慈善基金会援建，全校不到20名学生，一位正式教师，一位临时教师。春节前后札达遭遇了十多年不遇的雪灾，不但有人员伤亡，大雪封山时间还格外漫长。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学生还无法全部到校。村里组织人员和马匹，将孩子一个个送到能通汽车的地方，乡政府派车再把孩子接到学校。学校所有师生住校，一年购买一次粮食，每个月从县城购买一次蔬菜，一学期见不到一个外乡人，整个冬天洗不了一次澡。
达巴小学条件还算好的，中印边境上的楚鲁松杰小学也是苹果基金会捐建。这里一年有大半年时间大雪封山，与外界失去联系，一封信要走一年时间，才能到收信人手中。几年前，家长要求派一名教学水平高的老师。有一名老师愿意去，条件是在楚鲁松杰教够一年书，把他调到县城工作。一年以后，老师回到县城，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目光呆痴，行动木讷。从那以后，教育局再也不敢往楚鲁松杰派老师了……
记者：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成立于2003年，由北京今典集团董事长王秋杨创立，是中国较早的一家非公募基金会，对西藏的教育、医疗、环保、藏文化保护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面向藏区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您在深入采访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杜文娟：采访之后回到内地很长一段时间，常常想起边境上的人和事，一次次叩问自己：如果换作我们，换作都市中千千万万的白领精英们，愿意生活在生命禁区、地球第三极吗？
令人欣慰的是，真的有众多爱心人士和基金会，用实际行动为雪域高原建起了学校，修建了乡村医务室，培训乡村医生和接生员，捐赠体检车、图书，免费送医送药到农区牧区，把贫困家庭大病儿童接到拉萨、送到内地进行治疗，甚至还捐建了与大都市同步放映的数字影院，以及保护当地历史文化的藏经博物馆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有了“创一代”，同时成为“富一代”，一些企业家身兼三职，赚钱、捐钱、花钱，许多非公募基金会由企业家亲自参与管理和运作。基金会的发展壮大，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十余年来，非公募基金会陆续成立，目前有非公募基金会三千多家，占到所有基金会的三分之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苹果慈善基金会是中国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缩影。随着采访的逐步深入，愈加清晰地意识到这部书所具有的价值，心绪从忐忑转为宁静。为了真实反映西藏公益慈善，特别是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在藏区的公益活动，我行程数万公里，从内地到西藏，再从西藏到内地，风雪兼程，冷暖自知，采访数人，查阅大量资料，身体疲惫，但心情欢畅。
记者：西藏吸引您的魅力在哪里？是什么让您一次又一次走进西藏把它作为主要书写对象？您还会继续进藏创作吗？
杜文娟：学生时代，西藏在我心目中遥不可及，好似天边的云彩。2001年，忽然有一个想法：我要去西藏——但因故未能成行。2003年8月，终于辗转去了拉萨。第一次去西藏是旅游， 后来就喜欢上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张张笑脸。而阿里，则是我倾注了热情和梦想的地方。
作为文学爱好者，无疑受到本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但关中、陕南、陕北题材的作品非常之多，而写西藏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宗教介绍和旅游等方面。2010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在全国遴选出19位作家，到各个省区定点体验生活。按照我的请求，把我派到了西藏自治区堆龙德庆县。因为这个县离拉萨市只有12公里，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我觉得既然写西藏，就得写最艰苦、最有代表性的西藏，便主动到了离拉萨市1750公里的阿里地区。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其面积是国土面积的1/30，与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地区接壤，是地球的第三极，属于生命禁区。
阿里曾因为孔繁森而被人广泛关注，我的《阿里，阿里》不是为猎奇者所写，聚焦点是鲜活的当下人，这些人长期生活、工作、驻守在阿里边疆。《阿里，阿里》较全面地记录了阿里人的生死、命运、爱情、信仰、暗伤、悔恨与灾难。按照出版社的说法，此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阿里的纪实文学作品。
我一次次前往西藏，喜欢西藏，书写西藏，这一切都是缘分。今后去不去，还是随缘吧。在我生命中，西藏的经历终生难忘，也是我的一笔财富。感谢西藏，感谢阿里，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