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晓鸣

　　时光如梭穿行，渐渐空荒，他的离世，不知不觉已五年了。有时我会想起他，内心便会一阵子淡淡的酸楚，一阵子淡淡的惆怅。五年间，有多少繁花碎玉的事在我的世界里发生，纷纷纭纭占据我的头脑，我想，我会偶尔想起他，他大概是盘踞在我心头的一个念想，时强时弱，时大时小，让我不能轻易地一拂而散。
　　当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年轻得不知天高地厚，愣头愣脑，跃跃欲试，很快进了一家人声喧哗群情激昂的报社，遂了自己企图以笔谋食的心愿。那时他也来了记者部，是从海南东部一家农场宣传科长的位置上调动，他走起路来是个胖墩的身影，脸上多肉少笑。记得他还拖家带口，一家四口拥拥挤挤租住在民房里，妻子被安排到报社发行部，一男一女正在上中学。那时我二十出头，他四十有余，因为年龄的差异，还因为他一脸不苟言笑的严肃，我与他没有多少交往。似乎还可以说，工作上的热情放大了，私人间的感情可以越来越小，如果没有工作上的交集，我与他大概仅是碰面点点头，或者碰面互相递上一句客气而日常的问候。
　　一年之后，因管理上的弊端迭出，人心渐渐涣散，报社并不能如我们想象那样逐日发展壮大，更不可能有朝一日大展宏图。前景不可期，良禽择木而栖，他最先离职了，去向何处，当时我并不知晓。我选择留下，一是我没有门路外流，二是我没有外流的资本，再就是我还年轻，不怕熬，熬出一些阅历来也算是收获。
　　又是几年之后，因一次街头偶遇，一阵握手和呵呵连声之后，旧谊又重回心头，我便有机会与他一起喝茶聊天。谈到他离开报社的那段经历，他说虽然自己早有去意，却不敢主动辞离，毕竟是个拖家带口的人，每个月还指望那点工资养家糊口。不得不离开是因为他与报社领导拍桌打椅吵了架，俩人关系势如水火，从此覆水难收，他又不想让自己低三下四去求饶，便只好卷铺盖走人。说到这里，他抬头望向窗外，窗外是炎炎烈日下奔走不息的人和车。他接着说，离开报社后，他应聘到一家小公司，因工资太少，家用捉肘见襟，晚上自己只好到夜市摆摊，挣一点算一点。再后来，他考上了政府公务员，有了一份不问晴雨只按日历计算的工资，生存的窘境才慢慢缓解，做人的底气才慢慢恢复。当他升为处长，儿子又考上研究生后，他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人模人样了，自己历经磨难，终于变成一个足以自慰的男人，一个称职的父亲。他甚至觉得，人活不过自己的命，命里该有的东西，时间一到，便一样不少全都来了。
　　这次会面后大约两年时间，我不再见过他。海口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他居住的地方离我家大概三四公里，不远不近，因彼此忙碌，更因心性不同，即便彼此仍冠着朋友之名，竟可以几年不通往来。这时我从一位昔日女同事那里，知道他不久前因肝癌动了一次手术，如今恢复良好，命大福大，已能坐在办公桌前谈笑风生。生癌症无疑是每个人所忌讳的，对于他，我便装作毫不知情，连问候的电话都省了。
　　化疗结束后，他急着去上班，急着将自己复原成健康人，至少不是个前癌症病人。记得他曾对我说过，他是一个苦尽甘来的人，没有理由不珍惜生活，也比太多人有理由去享受生活。病愈之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既然这样，他必须有正常人的情感，正常人的社交，正常人的成人之美。这期间，当他闻知我大龄未婚，便热心为我张罗，无一遗漏地搜遍自己的关系网，先后为我牵线了一个女孩，又一个女孩，只可惜事与愿违，我与这两位女孩都左右无缘，彼此擦肩而过后便散失于茫茫人海。但是，我却因此铭记住他的这番好意，铭记住他眉头紧皱的焦虑神情。
　　海南的夏天天空流火，日光粗粗壮壮，连吹在脸颊上的风都微微发烫。但这并不影响一座城市的生活，该繁华的仍旧繁华着，该慵懒的仍旧慵懒着。这天上午，我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地在街道上步履匆匆，忽然接到那位女同事的电话，说他的癌症复发了，已在家养病多日，约我下午一起去看他。听后我心里格噔了一下，知道情势不妙，癌症再复发，就等于宣告医术上的回天乏力。在破碎处眺望，人生的无奈会随之升级，生命的脆弱会随之变成一张薄纸，不知什么时候，一捅就破。
　　他的家住在纵深的旧省委大院里，是一套三居室的旧房。我和那位女同事都是第一次来访，里面路径纵横交错，担心我俩辨不清，他走出好远的一个路口迎接。一见面，我发觉他脸上的肉块消失了，握他的手，硬硬的，已经是皮包骨头。及至在他家的客厅坐定，我认真打量他的脸，虽然他强颜欢笑，故作轻松，仍无法掩饰凄哀的神情。他说，一天里他要喝七锅野生灵芝熬出来的汤，癌细胞却仍是刷刷刷地疯长，简直无法无天了！我一阵心酸，言不由衷地说了许多安慰他的话，甚至大胆夸奖野生灵芝的药效，预言奇迹可能在他的身上出现。他认真地听着，频频地点头。
　　这之后大概两个月，一天我正在家里吃晚饭，那位女同事又打来电话，说他快不行了，已从家里转到海口市人民医院，怕是熬不过这几天，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撒手，邀我马上去看看。记得那是一个雨天，我一时在饭桌前怔住，慌里慌张放下碗筷，便撑着雨伞出门。坐上女同事的车，我脑袋里一片空白，竟想不起任何与他相关的事，连他的面目也变得模糊不清，只是任车载着我，一点点地逼近他，逼近一个我最不愿意逼近的真相，这个真相便是生离死别。
　　看见我俩进来，他眼睛一亮，但已不能挣扎着坐起来。他躺在病榻上，身上插着许多管子，已瘦得脱了人形。他命妻子将靠背的床板摇高，这时他的头脑非常清醒，他要与我俩说说话。他时断时续地说他做了政府的处长，已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只可惜辛苦了几十年，没法再领一分钱的退休金；他说身为公务员的儿子报考海南的市县领导岗位，笔试已榜上有名，这是一件令他欣慰的事；他还说自己遗憾的是，原先答应过妻子，退休后要带着她游历祖国的山山水水，看来这一夙愿只好等来生了。最后这句话，说得他瘦小的妻子忙手掩着口背过身去，对着白色墙壁一阵哽咽。
　　确实，当时在那间白色的病房里，每一个人都相信，死神真的要来了，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说不准是哪一刻，他眼睛一闭就永远离场。尽管他身不由己，心有不甘，但上帝不会与他讨论该不该，更不会与他讨论时间是否安排错了。哪怕上帝是一意孤行，他也只有服从。也恰是在这时，处长与平头百姓才算真正平等，都在无力无望中祈盼生路，都没有与上帝讨价还价的机会。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每一声手机铃声响起，都会令我一番紧张，惧怕突然从里面传来他的噩耗。我心里悲凉着，不愿意那个日子的到来，却又不得不等待那个日子的到来，就像等待一片高悬的瓦片忽然坠下，哗啦一声，碎裂一地——事情就这样完结了，一个人逝后就剩下一些如碎瓦般的传闻。当然，再往后这些传闻就会渐渐淡了，渐渐没了。
　　医院最后对他宣告无治，他眼神凄凉，在一家人的绝望里，又被运回家。不久我竟能收到他手机发来的信息，说他考市县领导岗位的儿子马上要进入面试阶段，请我出力帮忙，算是这一生托我的最后一件事。“最后”二字让我内心无比沉重，久久地呆愣，下不为例是因为他以后无法再在世上向我发出任何请求。不过我有点惊讶，他为什么会将我列为此事的请托对象？身为一介文人，我如何能帮得上他的忙？我不禁又要问，他那些昔日同僚呢？难道人未走茶已凉？但是，为了不拂他的意，我毫不迟疑就答应了下来。说是一定尽力，却是不曾出过一点力，因为我太明白自己的无足轻重。
　　他逝去的第二天，那位女同事打来电话，未开口就先哽咽。女同事说，他最后的几天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家人将他安置在客厅里，躺在一张草席上。十月海南的地板已透凉，家人竟不在他身底下垫一张毯子。女同事哭着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时他大小便已失禁，就图照顾方便，一家老小竟忍心让他受凉受寒！听后我心里酸酸的，泪水禁不住涌上眼眶：一个任劳任怨的丈夫，一个兢兢业业的父亲，就这样在一张凉席上离世了。
　　逝者已去，不管过程如何，他终究卸下一身尘埃，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之旅。今天，在这样一篇难以登堂入室的文章里，我没有将他的名字标明，通篇只用“他”称呼，我想，如果世上真有魂魄，即便不标明，他也能知道我写的是谁，知道我心里有一缕不散的哀思。如果世上没有魂魄，即便我标明了他的名字，对于他那些活着的家人，以他们冷漠的眼光来看，也绝对谈不上有什么意义。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