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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事

作者:王喜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3170      更新:2017-04-16
文/王喜(塔城)

那年一个寒风呼啸的早晨,天使一样的大哥和大弟因煤烟中毒,双双离开人世。他们去世后,我家西边那三间土块垒的房子便空着,还没有出嫁的二姐我都不愿意再住进去,二姐和我害怕晚上已经去了天堂里的哥哥和弟弟会来找我们,把我们也带走了。
从此,西边的三间宽敞的大房子就闲置了起来,就连放点杂物母亲都不愿意,一切摆设原封不动。即:一头沉的书桌,一张榆木制作的双人床,一个紫红色的木头箱子,一杆哥哥的猎枪、弟弟玩耍的弹功、羊拐、尜尜、小人书和书包,还有墙上挂着用桦树皮做相框,里面嵌着他们弟兄两人唯一一张六寸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们两人一高一矮站在我家两棵结满海棠果子的树下,笑嘻嘻地看着我们……这些哥哥和弟弟生前的东西都一一定格在那个寒冷的早晨。
他们走了,我们家死一般寂静。特别是母亲,她的天空塌了,她终日来到西边的房子,抱着哥哥和弟弟的生前的物品和相片低声哭泣,悲痛欲绝。直到有一天,父亲为了让母亲忘记两个儿子,悄悄地把相片锁在他平时放书信的一个降红色木头箱子里,把他们的日常用具包括衣服在内都拿到哥哥和弟弟的坟上烧了。不久,父亲将其房子和床,一头沉的桌子以每月十元钱的价格租给一对带着两个儿子的河南籍年轻夫妻。
这对年轻妇妻是来塔城投奔远方的叔叔,他们在叔叔家住了几个月,这个叫高贵的男人混身不自在。他心想,这一家四口住在谁家也不是个长久之计,于是他们从叔叔家搬出来,租了我们家的西房,成了我们家的房客。
这家的男主人个子不高,人长得很瘦,是个退役军人,他叫高贵,整天穿着一身旧军装,背着一个黄书包出去做泥瓦工给人家盖房子,以每天十元、二十元不等的收入养家。高贵的妻子麦草却恰恰相反,个子很高,短发头,喜欢说笑,眼角上有许多细密的皱纹。她没有出去干活,在家里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和丈夫高贵。
父亲觉得这一家人名子都起的很喜庆。男人叫高贵,女人叫麦草,两个儿子中,大的叫豆包,小的叫菜包。
每天,豆包和菜包,他们理着和尚头,衣衫不整,满脸鼻涕在院子里跑,从东头跑到西头,又从西头跑到东头,母亲站在台阶上,看着两个男孩子撵着一群鸡咯咯咕咕地乱叫,就朝着他们大喊:“豆包!菜包!别瞎跑了,你们跑得我头晕!”他们并不听话,依旧跑着玩,没有消停的时候。他们的母亲麦草也亮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喊:“豆包别撵鸡了!菜包别摔着!豆包!菜包!你们瞎跑啥哩?快来喝胡辣汤!”喊完,一个足足能盛一公斤的大搪瓷缸子胡辣汤,里面放着香菜末、海带丝、榨菜、粉条和豆腐块,上面漂着一层辣椒油、热气腾腾的端给了母亲。母亲毫不客气地接过搪瓷缸子,鼓着嘴一边吹着胡辣汤的热气,一边分别倒给我、妹妹、弟弟和她自己一小碗。然后,我们也学着麦草、豆包和菜包的样子,一手端着碗,一手拿着葱花饼子,顺着碗边吸流地喝一口汤,再咬一口饼子,再吸流一口汤,再咬一口饼子,那咸辣香的汤汁喝的我们舌底咂咂,满口留香,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
显然,母亲很喜欢这一家子河南房客,母亲跟着麦草学会了做胡辣汤,学会了做豆角蒸面和河南烩面,麦草跟母亲学会了俄罗斯人烤面包、烤饼干和比罗什给(馅饼)、做山东人最爱吃的酥鱼、塔城人爱吃的凉拌粉条和拉条子。
两年后,高贵一家人在塔城市东门外买了八分地,盖了三间砖包皮的大房子。
临搬过去的头一天晚上,母亲做了八个菜,父亲拿出来一瓶伊犁大曲酒,酒杯碰盏之时,母亲眼睛红红地望着麦草说:“我舍不得你们搬走哇,住过这个冬天再搬也不迟呀,我不收你们的房租。”
但最后,他们一家还是于那年秋天搬了过去。
不久,二姐也出嫁了,西边的三间房子又空了,母亲似乎已经适应了两个儿子离世的岁月,她和父亲商量着把西边的三间房子拆了,盖上像在乌拉斯台河边上住着的达玛拉家那样的俄罗斯式的房子。
达玛拉家的房子是铁绣红色的墙,绿色的铁皮顶,房檐上悬挂并点缀着雕花的四个漏雨的铁皮排水管,高大的门,门前有前廊,廊下有护栏,有靠凳,有高高的木板台阶。这种俄式房子让父亲来到抗美巷后就喜欢上了,并对它向往已久。
这一年春天,等到乌拉斯台河醒来了,水沿着河床冒着水泡,裹着残叶树枝奔流而下时,河里的鱼儿也醒来了,它们三五成群在水里欢快地游着,这时候,南飞的燕子也来到我家东边的房檐下筑巢,父亲连续一个星期用小四轮车分别把建房用的石头、沙子、水泥、土、土块、红砖、芦苇、油毛毡、檩子和椽子全部拉进了我们的家,这些材料一夜之间像小山似的堆满院子的半壁江山。
是夜,父亲在昏黄的灯下翻着日历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即:六月十二日,宜动土。
第二天,父亲叫来果嘎、阿来、高贵、老毛子伊万等七、八个壮劳力把三间西房拆了,把墙推倒,清理出能用的土块和檩子、椽子。在一片乌烟瘴气和废墟中父亲用一个长杆子挑着一挂鞭炮,用打火机将其点燃,一阵噼哩啪啦的山响。父亲拿着一条大前门烟给每个人都发了一盒,果嘎从烟盒里抽出两根烟,一根别在右耳上,一根放在嘴里叼着,金黄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庄重地用皮尺打量着地基的宽度,在地基的四角钉上擀面杖粗的木桩子,放线,挖深六十至八十公分地基,房子动工了。
母亲这边,在新起的炉灶旁,大锅里熬着苏甫汤,小锅炖着红烧肉,毛炉里烤着大列巴,左边的案板上,摆着一溜凉盘,有凉拌牛蹄冻,凉拌牛肚,凉拌塔城粉条,凉拌三丝,干炸带鱼和油炸花生米;果嘎的四川籍媳妇新花和达玛拉也来帮忙,达玛拉头戴白花丝巾,身穿介茉色的布拉吉裙子,嘴里抽着一支大前门烟,她围着花边围裙,一边烤着列巴,一边垛着肉馅,新花穿着月白色圆领短袖小褂,灰色长裤,黑色布鞋,一条乌黑的辫子长长地垂在她的腰际,显得十分漂亮,她一边洗菜,一边切菜,还不时地往炉灶里添柴,忙个不停。
中午时分,天上一丝云也没有,瓦蓝瓦蓝的,太阳高悬在空中。挖好的地基像一条条敞开的地道,静静地雕刻在大地上。父亲用肩上搭的白毛巾擦了一把汗,抬头望一眼天空,正热的令人发晕的时候。他啪了一下手说:“伙计们,歇歇吧,吃饭啦!”
于是,果嘎拍了拍身上的土和草屑,直奔他的媳妇新菊花跟前,腻歪歪地说:“老婆子,我饿了。”这话让留着八字胡须的伊万听到了,他咧着嘴说:“果嘎,你是那儿饿了啊?”这一句语意双关的俏皮话,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吃饭时,父亲豪迈地拿出五公斤塔城白散酒,往每个人的茶杯里倒了大半杯,果嘎接过酒一饮而尽,然后咂着嘴自己又倒了半杯酒,母亲见了上去悄悄对父亲说:“晚上再放开喝吧,别误了工。”
“误不了工,让大伙解解馋!”父亲说。
馋当然是解了,可喝多了酒的果嘎和伊万两个人一个自己啪着节奏扭扭歪歪地跳起了踢踏舞,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墙头学起了狗叫,学完狗叫学鸡叫,学驴叫,吸引了巷子里过往行人的驻足观看,也引得我们不看果嘎跳舞了,全站在院子里看有着一双蓝灰色的眼睛伊万那醉红的脸、满头棕色的头发在风中飘荡以及他惟妙惟肖的口技表演。看来他们俩下午的活真是干不成了,父亲和达玛拉就连哄带拽的把他们按倒炕上睡大觉。
院子里一下安静下来,父亲拿着瓦刀和泥抹子带着一个小工在砌里层的土块,高贵也拿着瓦刀和泥抹子带着另外一个小工在砌外层的砖(这是我们这里当时最流行的盖房材料叫砖包皮)。他们都沉默不语地干活,母亲、达玛拉和新花坐在小圆桌旁一边喝茶一边剥洋葱、大蒜和摘芹菜,她们又开始准备晚饭了。天空清洁的像一片蓝色的大海,房后边的乌拉斯台河,携着力量,一注一注地翻涌着明亮的水浪,日夜不息地汩汩流淌。
世界安静而温暖……可是果嘎他们的如雷的鼾声在整座院子里漂荡。直到太阳落在塔尔巴哈台角下,父亲他们砌完了两间房子的一面后墙的时候,果嘎和伊万睡眼惺忪地从炕上爬起来,果嘎背着手,抽着烟,监工一样围着刚砌好的一面墙说:“大哥,你们干的不错呀。”然后直奔水缸,舀起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喝个不停。而伊万用手指梳了梳像卷毛狗一样的头发,嗵嗵地挪动着笨重的身体,像个孩子似得笑嘻嘻地缠着母亲要酒喝,他说:“大嫂呀,再让我喝一杯吧,中午喝多了,我得投一投酒,脑子才清醒。”母亲笑着用手指戳了一下他的头说:“清醒嘛,清醒你去河坝喝水洗澡去!”达玛拉在一旁也数落着他:“什么投一投酒,你就是酒瘾又犯啦。”这时父亲拿着酒壶走过来给伊万倒了一个满杯,伊万眼睛闪闪地看着母亲和达玛拉一饮而尽,随手往嘴里扔了几颗油炸花生米咯嘣咯嘣地咀嚼着,享受无比。
这个夜晚银河无边,星星无边,月亮大而圆润。而悬挂在一棵橡树下那个五百瓦的大灯炮照得我家院落灯火通明。院子的树木被微风轻轻吹佛簌簌地响,鸡们都进了窝,我家的黄狗坐在狗窝的一角,两眼如炬,警觉地望着巷子里过往的行人,不时地有“汪汪汪”声;院子里檩子和椽子以及其它盖房子的材料静静的占居了我家半壁江山。
而结束了一天劳动的人们,饭桌上的饭香、酒香比这个美好的夜晚意味着更丰富多彩的激情吧?果嘎再一次喝醉,伊万不学狗叫了,他敞着怀,露出黑黑的胸毛,用筷子和碗叮叮当当敲出动听俄罗斯歌曲《三套车》,达玛拉随着歌声跳起了舞,高贵喝得脸像紫茄子,眼睛通红,头发蓬乱,他摇晃着不停地跟在母亲身边重复着一句话:“老嫂子,你家和我家是谁跟谁啊,一家人嘛是不是?你的房子就包在我身上了!”
盖房子持续了五天,房子要上梁封顶。父亲用一棵直径为四十五公分的夏像树圆木来充当大梁,按照山东人的礼节在三根圆木上各系上一米红布,随后又放了两千响的鞭炮,一阵炮响之后,一根房梁用大拇指粗的麻绳子绑在圆木上,房顶上有伊万和其它三个人负责往上拉,下面有果嘎和其他两个人从事先备好木板上慢慢滚往上推,然后一点点挪到“人”字形的房梁上,而父亲负责喊一、二、三!接着第二根第三根都顺利的挪到第二间第三间的房梁上。然后是檩子,檩子上面是椽子,椽子上纵向铺木板条,木板条上铺芦苇,芦苇上铺四公分厚的土,土上抹十公分厚的房泥,最后铺的是油毛毡。
到了第六天,一座屋脊又高又陡,有刷着天蓝色油漆的雕花两扇门,有明亮的窗棂,门前有门廊,廊下有护栏,有靠凳,有高高的木板台阶,还有雕花的俄式排水管;室内有壁炉,有刻成三角形花边五加板铺就的顶棚,有带有原木花纹的地板,有屋内直接通往地下的储藏室——总的来说,这座没有绿色的铁皮屋顶,却有着漂亮烟囱的中俄结合式的崭新的房子立在塔尔巴哈台山角下一条安静的抗美巷里。
盖房子似乎有瘾,在盖完西边的三间房屋后,与之极不相称的东边三间房显得极为突兀和丑陋。
于是,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母亲为我们五个子女及三个女婿做了一大桌子饭菜,父亲拿出多年珍藏的五粮液给他的三个女胥一一斟满,并劝他们多吃菜。一阵酒足饭饱后,父亲便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目光锐利,满面笑容地对大家说:“今天大家都在场,我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看见了,东边的房子老了,墙皮都脱落了,房子也经常漏雨……”说到这里父亲干咳了一声接着说:“我是想把东边的三间房拆了盖新房,但我钱不够,想让你们帮忙。”父亲的话刚一落,大姐夫说她出一千,二姐夫说她出一千五,我说我出一千。父亲扫了我们一眼说:“这太多了,我是这么想的,老大你出水泥,老二你出木头,老三你出砖,老四和老五嘛(由于妹妹还没有出嫁,弟弟还小)出点力就行了。”全家人一齐拍手称赞,积极响应。
又一年的春天,我们姐妹三人按照父亲的按排给家里拉来了水泥,木头和红砖。其它的材料父亲已早早备下,如门窗、铁皮、芦苇和椽子以及请工用的茶水、烟酒和饭钱。
还是一个宜动土的黄道吉日,还是之前的那些人,果嘎、伊万,高贵和阿来齐上阵,又是一番酒醉,又是几天酣畅淋漓的劳动,一座有着绿色斗篷式铁皮屋顶,红色的墙,高门大窗,浮雕的门廊,架空的木地板,金黄色的门把手,童话般的烟囱,还有烤列巴的大毛炉和炉膛下挖出的斜坑可以盛下五六天的煤灰,还有铺着绣花桌布的餐桌上摆满的各色面包和点心,还有姐姐们手工编织的白色饰物比比皆是……这一切一切都成就了像大玛拉家那样风格独特的俄式房子。
不幸的事,在盖好房子的第二年,父亲病倒了。他患有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几次生命垂危又几次死离逃生,在身体稍好一些时,父亲常常背着手一间房子一间房子转,摸摸门框,看看屋顶,走在木地板上,心里涌动的是过往的生活点滴。有时,他坐在门廊前的靠凳上久久地望着蓝天上的云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有时他向坐在对面的母亲说:“假若那天我死了,这所房子一半留给程程(我唯一的弟弟),一半卖了你自己吃喝吧”。母亲说:“你死不了,我到菩萨跟前上香给你求了十年的寿呢!你好好活着吧!”
果不然,父亲在患病后的第十个年头因心脏病再一次复发去世。母亲哭着说:“老头子,什么菩萨啊,那菩萨就是你自己命强,还有我和孩子的精心照顾啊!”
父亲走后,母亲没有卖掉这所房子的另一半,而是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房子,每天她都给父亲上香,之后开始打扫房间,一间一间的打扫,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摔倒——更加不幸的事又一次降临在老屋里,母亲因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在母亲弥留之际,她抬起沉重的眼睑,眼角流出了泪,嘶哑地呼唤着我的名子:
“喜子。”
“嗯。”我流着泪回答。
“喜子!”
“我在这儿!”我已泣不成地回答着母亲。
最后母亲费力地握着我的手,喃喃地说:“房子……房子留给程程。”母亲说完这句话,就永远地闭上了她的双眼。
房子,房子,我们的家,就这样人去楼空!
但还有我们,还有弟弟。母亲走后,按照父母的遗愿我们四姐妹放弃对老房子的产权,把这所房子产权留给了弟弟。
当时就有人出十万元买下我们的房子,但弟弟不卖。他在老房子里守了一年后,经不起新楼房对他的诱惑,搬进了楼房,把房子以每年一千二百元的租金租赁给别人。就这样,我们的房子在一次次转租之后已经面目全非:斑驳的墙砖,摇遥欲坠的前廊,破败的门窗,荒芜的院落,它们曾经美丽的容颜已经让岁月的风吹得烟消云散。
终于,老房子被征收了,盖成了一栋栋蓝白相间居民楼和铺满红色砖块的小区。弟弟拿着这笔钱款,修了父母的坟墓,又集资了更大的楼房……
只是我患病后,梦中常常回到我们曾经的家,梦醒后,我曾背着包重新来到了抗美巷,我站在抗美巷一棵大树下,那座俄式房子仿佛又回到了原初在我心里的模样,我觉得父亲母亲都在老房子里等我,我开始更加强烈地怀念那些逝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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