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素琴
(一)
一阵尖锐的电话铃响起，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昏暗夜光，摸到客厅里的电话机旁，一把抓起听筒，电话的那一头，猝然传来父亲急切的埋怨：“阿琴，这件长衫(父亲临终前我们给他穿上的传统寿衣)质量怎么那么差的!”我只来得及凄厉地叫一声“阿爸！”，父亲那一头的电话就挂断了。这是二00五年二月初一，我父亲去逝的第七天，他老人家给我托的第一个梦。如果真有传说中的阴间，这是父亲从阴间给他在阳间的长女打来的第一个电话。
七天前，是我站在父亲曾经站过的位置，和弟妹们一起把他送进了那道只吃不吐的大铁门。三年前，父亲带着我们姐弟就是站在这道阴阳阻隔的大铁门前，永远送走了我的祖母。父亲看到祖母被缓缓推进门去的那一刻，撕心裂肺叫了一声“娘----”，随即双脚瘫软在门边，我赶紧抱住悲痛欲绝的父亲。那凄惨情形还历历在目，只短短三年，躺着被送进去，永远不会再出来的，却是我父亲自己了，我内心的痛楚，无以言表。
父亲是被胃癌夺去宝贵生命的。父亲年轻时有轻微的冠心病，我们姐弟一直把对父亲健康的担忧放在心脏这一块，从来没有想到夺取他生命的会是胃癌!二00四年春，父亲感觉胃部隐隐的疼，到我家对面的永福私人医院照了胃镜，医生诊断为浅表性胃炎。我看了诊断结果后，心想浅表性胃炎也不是大病，我自己也得过浅表性胃炎。我跟父亲说浅表性胃炎主要靠自己调养，并嘱咐他不能再去买玉米、煎饼吃，不能再喝饮料了，那些都是他以往最喜欢的食物和饮品。又过了半年，倔强的父亲感到胃部越来越不舒服，还伴有烧灼感，我大妹夫是医生，已安排好时间要陪伴父亲去中心医院做胃镜检查，父亲说又不是什么大病，坚持独自去。做胃镜的医生是我大妹联系的，很有仁心，检查结果没有让父亲带回来，而是转了几手告诉了我大妹。接到大妹的电话，如五雷轰顶，反复问会不会误诊。那些年月，因为孩子小，因为工作忙等诸多与父亲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的原因，疏忽了对父亲的关心，甚至还习惯在父亲的照顾下生活。在父亲住院手术期间，身为医生的大妹夫因劳累过度，隐瞒多年的肝病复发，反而先父亲而去，使这个大家庭、使我大妹雪上加冰!父亲去逝前十多天，还在浓浓的春节节庆气氛中，弟弟的岳父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又增加了弟弟和弟媳的悲痛，大家的精神和体力都在折磨中消耗。
（二）
父亲是地质工作者，与《山楂树之恋》的男主角同行。父亲长期在野外作业，吃无定时，居无定所；回到分队或大队部也都吃集体食堂，养成了口味浓重的饮食习惯,每餐必食味精。后来，家人都反对给食物添加味精，父亲竟将一撮撮的味精直接放入自己的碗里，味精吃得更多。悲痛中，母亲含泪和我们分析了父亲的病因，不良的饮食和作息习惯，是导致父亲身体失衡的主要原因；祖母脑溢血突然谢世，悲伤过度、情绪郁积，患上甲亢，反复治疗，是诱发癌变的重要因素。祖母过逝时，白发苍苍的老父亲反复哭喊：“都怪我啊!娘!我没有及时叫你起床，没有及时去看你。娘!娘!”事实上，父亲是在厨房和母亲一起给祖母及家人准备早餐，祖母起床上厕所时突发脑溢血摔到地上没能再起来。
愁容不展的父亲不只一次跟我说，到了这年纪，经历了那么多事，再也不可能有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我感觉到了父亲的变化，我和父亲说生命的回归总是要依托一种途径、一个方式的，祖母八十八岁高寿了，没有受到大的疾病折磨，也算是瓜熟蒂落的好结果。父亲似乎同意我的看法，生活也恢复了正常，我以为时间会让父亲逐渐开解失母之痛，没想到父亲不仅没有放下，反而把悲痛埋得更深，坚强的外表掩盖了深藏的疼痛。
祖母是祖父的童养媳，她的一生，经受过常人没有的残酷折磨。她生了十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父亲和姑姑。祖母对父亲的爱可想而知。八十多岁高龄的祖母，每每家人问起老家的人和事，或是她曾经十分坚持的风俗规矩，她都摇头说记不得了，但对父亲脸上、身上每一处的疤痕以及成长中发生的那些掌故，却记忆犹新。因为她的重复讲述，我也都耳熟能背了。祖母是个聪明的女人，用她的话讲，如果生在新社会，她一定可以把书读到大学，读到北京。正是对读书的向往，无论家境怎么贫寒，她都动员祖父供父亲读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
祖母告诉我们，父亲能够活下来也是上天的保佑。父亲四岁的时候曾被村口小河的洪水掳掠几百米，是父亲抓住了树枝救了自己的命。也是四岁那年，军阀混战中的一个旁晚，“白军”(我老家人对匪军的统称，以区别红军)进村抢掠，父亲正好在村口河边放牛，看到对面山上奔过来一队“白军”，在村子人的呼喊声中牵着祖母从娘家借来耕地的牛往家里跑，可还没来得及进屋，“白军”就已经赶到。两个“白军”跑来围堵父亲，一个用枪口顶着父亲瘦小的后背，一个来夺牛的缰绳。父亲一边哭一边喊：“牛是我外婆家的，牛是我外婆家的啊----”，纤弱的小手紧紧抓住缰绳不放。“再不放手，我毙了你!”“白军”恶狠狠地吼叫。祖父的堂叔听见了，开了西宅门跑出来接过父亲手中的牛缰绳，交给了“白军”，抱起还在哭喊的父亲回到堂屋关闭了大门。就在这时，东宅门的“白军”不满意抢掠结果，透过来不及关闭的窗户，打死了一个正在爬梯躲藏的族人。其时，祖父还在“河源三江中学”(河源中学的前身)当伙夫，祖母一个女人担过了所有的危情。
文革前的“公社化”运动，要求村子里黄、赖、卢三姓人家集中到船形山寨那一头的卢姓老屋同吃共住，青壮年男丁则统统外出找副业。可无论干部们如何动员，祖母就是一句话：“我儿子在广州读书，每次都是夜里才回到家的，我不能去参加集体饭堂，我要留在家里给他开门。” 我家距广州三百多公里，离有汽车行走的公路二十多公里。父亲还在船塘中学读书时，有次回家走到簕园山背，夜色中看到“一棵黑色的松树”横在路中间，以为是谁家放在那阻栏牲口出入的，便毫不犹豫提脚跨了过去，谁想到这一跨惊动了这条大黑蟒蛇，“嗖”的一声钻进树林里了。从此，祖母更加担心父亲的安全。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交通条件下，又有什么样的政治动员能够阻止祖母对爱子的守望呢!
山村里冬天的夜晚，不仅冰冻寒冷，牛峙山上吹下来的过山风，夹杂着凄厉的呼啸，鬼哭狼嚎地从门户、屋顶飞驰而过。每当这样的夜晚，狗也无法入眠，整宿整宿的以“汪、汪、汪----”这样的频率吠叫。祖母曾经告诉我们，狗这样吠时，不是看见了人，而是看见了影。墨黑的寒夜，狗儿会看见什么影呢？我曾躺在简陋的老屋床上，无数次听着这样的狗吠，想着毛骨悚然的瞳瞳鬼影，胆战心惊。祖母说，“公社化”那年，年关将至，也是这样的深夜，她在狗吠声中醒来时，模糊听到父亲的叫门声，祖母摇醒只有六岁的姑姑说：“你哥回来了，我去开门，你不要下床。”祖母连衣服都没有多穿就跑到离房间最近的西门开门去了。可是，当祖母打开大门时，进来的只是一阵狂飙的凛冽寒风。祖母返回房间，自言自语问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躺下想再睡，却又听见父亲在中门喊“娘，开门!娘，开门!”祖母赶紧爬起来奔跑到中门，打开所有的门禁，进来的是更加猛烈的寒风。整栋百年老围屋，几十间老房，只有祖母和年幼的姑姑母女居住，祖母返回房间叫姑姑一起聆听，母女又仿佛听见父亲的喊声从东门传来，于是祖母又奔跑到东门，再从东门折返中门、西门。如此折腾几次，第二天，祖母病倒了，直到父亲真的安全回来以后才痊愈。祖母是用她的生命爱着我父亲，我父亲也同样用生命爱着祖母。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后，婆媳间为争夺我父亲，矛盾冲突时有发生，我父亲夹在中间，唯有委屈我的母亲。父亲晚年一直守护着祖母，祖母的生活起居都是父亲亲力亲为。父亲自己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要照顾年迈的祖母，听到祖母不停地叫唤父亲，看着父亲进进出的背影，几次我都想问问父亲是不是很辛苦，直到祖母过逝后，看到父亲的悲伤，我才知道有祖母可照顾父亲才是幸福的。
（三）
母亲告诉我，她和父亲结婚时，新郎缺席了婚礼，因为父亲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相亲的时候回来了，结婚就不能再回来。婚礼后母亲自己到父亲所在地质队的矿山找父亲履行了成婚的事实，待母亲再次见到父亲时，我已经是会传话、会走路的“小人”了。尽管父亲只是一年见一次的“客人”(小妹就曾神秘地告诉堂叔“我家昨天来客人了”)，但父亲对我们的成长是非常用心的，并没有因为我们前三个是女孩有半点嫌弃，反而寄予我们很大的希望。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带许多的学习用品和书，我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受文革影响越来越大，老师和学生都几乎赴到学校的实验田里去了，调配给学校的山，开垦得热火朝天。我把学校的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给我买了一本成语词典，要我每天都背诵这本词典，还和我一起用成语造句。后来父亲教我利用自习课，把这本词典中自己认为有用的成语，用了四个本子重新抄写了一个简本。尽管那些年学校的课程被耽误了，我的语文能力却有了很大的进步。到了初中，父亲就在家书中给我出一些题目，让我做完寄给他。考高中的时候，有相当一部份题目父亲曾经教过我，我能够在当年如此低的升学率中考上高中，有父亲的一份心血。有一次，我到公社汽车站接父亲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父亲问了那个年代最流行的理想问题，我一个山里的女娃娃，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民办教师，除此之外，一无所知。父亲却告诉我，将来长大要积极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名好党员；要考上大学，要成为一只牛峙山飞出去的金凤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些理想真如痴人说梦，也如对牛弹琴。但正是父亲给我定下的这个目标，让我日后有了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和一而再再而三的从跌倒中爬起来继续赶路的坚韧。
我因初恋创伤，一度不想再谈恋爱，看着快过花期的女儿，父母亲非常焦急，又不好当面跟我讲，于是，父亲给我写了一封劝嫁长信。后来，我在河源结婚很长时间才告诉家里，父母亲一句责怪我的话都没有，对我爱人比对我还要疼爱。小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堂弟谈恋爱时，堂弟的户籍在农村，他家兄弟姐妹多，家庭条件比较差，父亲不仅没有反对，还做通了母亲和祖母的思想工作，成全了这对青梅竹马小夫妻。当初父亲也不会想到，小妹家的生意越做越好，已经成为整个家族的经济支撑。对大妹和弟弟的婚恋，父亲也从未给过负面的影响，爱女婿、爱媳妇甚于爱他自己的孩子。
父亲是村里唯一靠读书走出去工作的人，乡亲们都以父亲为荣。每次父亲回来探亲，无论姓氏、无论住得远近，都会抽空到我们家里来喝茶聊天。本姓亲房的各家各户每次都会请父亲吃一餐饭，有时我也会跟随父亲蹭饭吃。父亲是个特别热心的人，对乡里乡亲也特别上心，只要是家乡的人和事，父亲都记得特别牢。父亲曾经为村里的四个家庭寻找到了失散的亲人。父亲也经常充当乡亲们的采购员，每次回家，肩挑背负，满载而归，其中大多是乡亲们托付父亲在城市里购买的物品和药品。我从记事开始，父亲就为村里的妇女们采购布料，有段时间，妇女们投墟(赶集)穿带的几乎都是统一的宝蓝色，全是父亲从城里驮回布料做的成衣。父亲留给村里人的记忆，是那个年代对知识分子、对城市生活最为直观的理解。
（四）
父亲一辈子都服务于他大学毕业分配的单位九三五地质队，他把对党和事业的忠诚实化为对工作、对单位、对同事的忠诚。改革开放初期，父亲被派到深圳原宝安县布吉区公所承接城镇规划测量。经过工作考核，当时的布吉镇委书记欧官成为了引进城建技术人才，问父亲是否愿意到布吉镇政府来工作，可以到布吉后重新建立人事档案，并且可照顾安排家属和子女工作。父亲婉拒了，理由竟然是“地质队培养我几十年，我不能违背组织意旨自行脱离组织。”两年后，九三五地质队因转型改革，父亲和大多数技术人员一样，被动员提前退休。离退休年龄还远的父亲只好找人组建了一个小组到外面去承揽工程挣钱养家。即便这样，父亲也没有因自己选择放弃到深圳工作的机会而后悔，他说：“人生就是这样，此一时彼一时，但不管怎样，都要对得起单位、对得起领导和同事，这样人生才不会有亏欠。”退休后，组织活动也从不拉下，有一次总工会发动职工去看电影宣传片，因孩子们都从外地回来了，难得一家团聚，母亲动员父亲不要去看电影，父亲却说：“现在地质队人心散，估计也会有好些人不去，如果我也不去又少了一个人，对不起工会。”正是父亲始终如一的爱着地质队这个大集体、爱着大集体里的同事，在他患病住院期间，不仅地质队工会几次派人来看他，他的同事冯玉祥叔叔竟然天天到医院陪他说话聊天。人生走到那个灯芯即将燃尽的时刻，要有怎样深厚的情谊才会这样的相陪相送到终点!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也曾因他的忠直和友爱遭受沉痛的打击。那是一个夏天，父亲突然回来了，我们非常意外。第二天母亲告诉我，父亲被湛江海康矿山附近的村民打伤了，地质队批准他回来养伤一个月。父亲是个文弱的工程师，打架这样的恶劣事情从来就不可能跟父亲挂上钩。但父亲确实被打伤了，父亲说是因为一个同在海康分队的同事与驻地村民发生了纠纷，当地上百村民往驻地宿舍追打这个同事，父亲正在午休，听见动静开门出来看到了这一阵势，急忙跑过去劝阻村民，谁知道村民不分青红皂白，把父亲和另一名来劝阻的同事打了，当事人则因为父亲的劝阻，得以伺机逃脱。父亲虽然只是轻描淡写的讲述了被打的经过，但我仍然能够想像被追打场面的残暴。
还有一次也是因为父亲对人的忠诚引发了事端。父亲有个同学的女儿在地质队做零工，人长得有些标致，地质队一个顶班职工看上了她，两人谈起了恋爱。这个女孩的爸爸知道了，就给我父亲写信询问情况，由于这个职工是在父亲的测量组里的，父亲对他非常了解。父亲就把这个人的表现以及对他们恋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老同学，谁想到那个做父亲的竟然把我父亲的信寄给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正在热恋中，早就做着嫁给吃皇粮的城市人的美梦(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是农村女孩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这样父亲的信落入了父亲要“破坏其婚姻”的当事人手中。这个父亲的晚辈同事，一手拿着信，一手举着刀，来势凶猛的要砍父亲。父亲凛然面对，掷地有声地说：“信是我写的，我只是把你的真实表现告诉了询问我的同学。你敢动手砍我，法律必将制裁你!”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的这个人，哪会听得进法律!好在在场的老乡阻拦了他的恶行，父亲才避免了被砍杀。这个女孩日后并不幸福的婚姻生活，证明父亲当初反对这门婚事是对的。
今年是父亲离开我们的第十个年头，这十个三百六十五天，我们都无比想念我的父亲。十年痛定思痛，我终究可以平静的触碰那些记忆，并记录下来，以此忆念逝去十年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