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日本华文作家队伍中，有一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移居日本的新移民作家如黑孩、杨逸、华纯、元山里子，另一部分是长期旅居日本并时不时返回大陆的作家如李长声、哈南、亦夫、陈永和、张石等，还有一部分身份比较特殊，他们或家属有着二战后日本残留遗孤的亲身体验，上世纪末又越境返迁日本，成为拥有双重身份的作家。旅日作家孟庆华便是其中的一位。孟庆华在移居日本之前已经是专业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1986年她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并于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因丈夫是日本遗孤，1997年遂偕同丈夫举家返迁日本。孟庆华的小说主要有《告别丰岛园》《倒爷百态》《远离北京的地方》《梦难圆》《太阳岛童话》《走过伤心地》等多部长篇和中篇。从《告别丰岛园》（2012年）开始，孟庆华开始将书写的焦点集中在日本遗孤故事的讲述上，其最新的长篇小说《孤独行路》讲述了日本战败后残留在中国东北哈尔滨的一个遗孤家庭的寻亲经历和现实生活，解密一段被遮蔽的历史，从而将人们的视角再次拉回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创伤制造上。小说涵括了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与家庭成员的遗孤经验有着吻合之处。在空间上，小说人物主要在中国东北和日本两个不同的空间展开叙述，对遗孤的跨文化生存展开深刻而又形象的回忆性叙述。作家在处理回忆这一关键性叙事视角时候，主要采用了一种线性和非虚构式的亲临者视角，隔着久远的时空，让个体记忆再次回到历史记忆现场。小说以个体言说冲破宏大的历史叙事的迷雾和矫饰，以个体的微观感知透视一个时代的变迁，考察时代的巨轮给个体所留下的倾轧痕迹，因此，作为一种记忆书写，小说具有多重诠释的价值。
遗孤叙事可谓弥补了历史记载的不足，修复了宏大叙事对个体历史的遮蔽。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由于苏军进入关内，迫使日本非法建立的满蒙开拓团不得不迅速撤离，在撤退过程中，不少妇女儿童老人，被杀害或者被遗留在中国农村，在中国东北黑龙江、内蒙地区留下了大量妇女、儿童，这些女性被称为残留妇女，儿童被称为残留孤儿，不少孤儿进入中国家庭，具备中国国籍。孔风兰在《日本遗孤二代的社会意识的研究》中论到，在日本，遗孤一代与二代被称为“中国归国者”[1]。张龙龙在《日本遗孤回国后的社会融合过程》、潘德昌在《战后日本遗孤称谓考》文中将其称为“日本遗孤”[2]。在文章中，我们将这些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人统一称为“日本遗孤”。大陆目前所见的二战日本遗孤的系统化书写较少。以虚构叙事而言，除了孟庆华的《告别丰岛园》（2012）之外，较早的小说有叶广芩的《战争孤儿》（1990）《日本故事》（2005）、严歌苓《小姨多鹤》（2016）。以非虚构写作而言，纪实和自传写作较多，作品主要以纪实报道、口述史书写、人物对话访谈为主。诸如日本华人作家兼学者张石的《中国将军的日本儿子》以田野调查、访谈口述方式再现了11个遗孤家庭曲折复杂的生命历程，呈现出他们对中国和日本“两个故乡”的复杂情感，以及在两个母国之间的情感勾连和挣扎，更提出中国养父母与日本遗孤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生命深层意识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互文式历史结构’，和‘互文式历史倾诉’”[3]。
孟庆华《孤独行路》的遗孤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和解密了一段历史，进而凸显个体在跨国越境极端境遇下的复杂经验，为原本宏观的历史做出了一种个人化的注脚，并在一种有温度有情感的叙事之中，呈现出生命原本的厚度和宽度，丰富了个人的生命史和情感史。不同于叶广芩、严歌苓的小说对人物故事的虚构性讲述，这部小说具有更多的自传色彩。作家的丈夫本身作为日本遗孤经历了战后寻亲、并最终如愿回到日本的生存历程，这种个体经验使得小说叙事便具有更加切身的非虚构色彩。但是对于大量细节故事的处理，小说仍然是使用了虚构手法。小说从一个男性视角开始讲述，将李玉生（其日本名字为“田中”）这位日本孤儿在中国和日本的生活体验、成长经历、寻亲历程生动地进行了勾勒。同时，小说也从李玉生的视角不断扫描和聚焦中国和日本家庭社会的发展变迁，既再现了对中国养父母、“大舅”等家人亲戚生活的描绘，又呈现了上世纪后半叶哈尔滨特殊的社会生态和权力结构，以细腻的笔触勾勒了普通东北人的生活习俗。小说还对李玉生在日本的生活展开了描述，对日本的社会生态、工作伦理、相关的权力机构进行了扫描，关注其与中国迥异的现代化新貌。因此，小说具备了对社会的细微烛照的能力。它将真实进一步放大，从而勾勒出遗孤的底层生存逻辑真相，并引发人们对遗孤遗留的悬而未决问题的密切关注。其中，小说的孤儿叙事视角、呈现出的疼痛体验、对大时代被遮蔽声音和视镜的揭示是最值得深思的议题。
01
孤儿视角与遗孤“回忆场”的建构
孟庆华的小说《孤独行路》呈现出一种孤绝而透凉的气质，这种气质构成了小说人物命运的底色。和孤独相配的，是人物对梦想和人生之谜的不断追逐和破解，是一位“现代奥德修斯”返乡的坚持和毅力，这种力量使得主人公能够经历大半生的漂泊流浪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母国——日本。小说采用了孤儿叙事视角，孤儿视角在概念上指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一直处于孤儿般的彻骨的体验之中。这种体验包含人物幼年时所经受的磨难以及成年之后的孤独感，在空间上既包含主人公在中国的“无根感”，也包括回到故乡日本后的身份尴尬感。
小说主人公李玉生是战争弃儿，他有着中国人的身份，中国养父母将他视为“亲儿子”，但是他一直处于孤儿身份的困境之中。小说开篇便呈现出人物强烈的孤儿意识，将李玉生这位非同寻常的孤儿的身份进行了披露：“我一生中所有的烦恼，几乎都与自己不明不白的身世有关。”[4]1可以说，正是主人公对自身身世之谜的困惑驱动着他对自我不停的寻找。其中香姐说“我”是“小日本”，构成了“我”“不解的落寞”[4]8，而寻找亲生父母的的冲动“就像是我永远摆脱不掉的牢狱一般，锁困着我”[4]11,孤儿视角十分生动，将主人公梦魇般的痛苦和胆怯，孤绝无援的心理状态给呈现出来：“这是不能与任何人说起的秘密”。[4]15这种孤儿视角交织着一个孩子面对世界时对亲情、家庭最初的困惑和陌生感，既充满了孩子式的对亲情的焦渴需求，又充满被他人质疑的不安全性，从而使得孤儿李玉生自幼便形成了一种讨好型的人格：“从此以后，无论妈妈叫我做什么，我都会乖乖地去做。”[4]15对成年以后的李玉生来说，孤儿意识便转化成一种强烈的恐惧意识，这种恐惧来自于主人公惧怕日本人的身份被泄露，怕被他人盘查和审讯。他内心最大的恐惧其实是“日本人”身份的暴露，正如李玉生内心所想：“这就像一颗埋下的地雷”[4]26。李玉生的养父在经受过一系列运动的高压打击后，突然去世，只剩下养母与李玉生相依为命。
小说强调了主人公李玉生的孤儿身份，凸显出遗孤李玉生这一战争孤儿的特殊身份。在孤儿李玉生视角下，中国是以一种“记忆之场”的建构而得以表呈的。同时，这种记忆也是一种典型的他者记忆，而“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5]因此，李玉生的记忆书写主要通过实在性、物质性的中国空间的构建、象征性的中国意志和观念的传达、功能性和符号化的中国隐喻来表现。这个回忆场中，不仅填筑了东北哈尔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逻辑，也勾勒了社会政治运动如何改变着底层人的生活和命运，从一种平民视角反映了个体与政治生态之间的制约关系。
这种“记忆之场”也勾勒出人物对中日现实社会的细腻感知、关注和批判。小说以李玉生的观察视角为中心，构成了一个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中国社会权力场域。李玉生对其身处的现实社会有着冷静的判断，并对权力阶层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有着清晰的记忆。李玉生携家人在1997年回到日本。但回到故乡并不意味着回到真正的精神家园。初到日本后，李玉生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距离，体验到日本社会和日本民众对中国认识上的偏执和刻板，加之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的歪曲式解读，李玉生终于明白跨文化理解的相对性、想象性特质。这种静止化、刻板化的认知偏见甚至是一种普遍性存在，它也在中国人中广泛存在着。比如李玉生在去往印度德里旅游时遇见的一位中国大妈，中国大妈对日本人服部称呼上的“套话”[6]运用，以及中国大妈与同行的中国驴友对服部的迥异的态度，都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中日之间民间想象的复杂性。比如对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论的拒斥，对日本文化中的极限式管理方式的批判等，都在标志着他所具备的中国视角，中日双重生活这一特殊的“双边”身份使其秉持着跨文化间性的双重立场。在文化的观察和判断上，李玉生便具有了一种双重标本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他将日本作为体察他者文化的一个标本，而他本人更是一种文化迁徙当事人标本。
在已有的大量的史料中，对战争遗孤的介绍大多基于人物的回忆性叙事。根据现代回忆诗学理论，回忆者在回忆技术处理上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创造性，模糊性和含混性，更具有一定的空缺性和省略性，即回忆的空白。回忆的不稳定性使得遗孤的回忆叙事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构成了遗孤创伤历史叙事的难度和吊诡。和所有的历史现场具备的不可逆的规律一样，遗孤叙事的不可回溯性使得叙事者本身充满着叙事的激情和焦虑构成的矛盾，个体的隐私以及创伤的隐蔽性都使得历史或者创伤的真实性问题构成了叙事上的难题。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遗孤口述产品往往在对历史进行个体化“解密”时，还常常使人产生诸多“不满”。不满于遗孤回忆场景的“假定性”制造，不满于遗孤情感的极限性心理的“后设”结构，不满于遗孤的体察视角等等，不一而足。即便是在一些影像叙事诸如纪录片中，我们依然会有同样的体验。那么究竟如何还原和呈现那些被大历史和时代遮蔽的个体的小历史？或者说语言或影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填充历史本身的真空带？此时，小说以其虚构性便具有一种强大的丰富和生成的功能。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创伤口述或者灾难口述并不能完全复原历史的真实性，但情感真实却在证伪和证实之间重新劈出一条探求个体生命史的新的轨道，“个体生命性是口述史的底蕴”，[7]因而虚构性的叙事之中，内嵌和表征出的情感真实、生命真实往往传达出超越历史真实本身更多的价值来。同时，根据扬·阿斯曼的回忆理论可以得知，交往记忆缺少文化记忆的持久性，前者仅仅在有限的代际间进行传播，而后者则可以在记忆的共识性和共享性上具有一种不竭的动力。遗孤叙事必然交织着遗孤一代所经历的战争带来的病痛与情感上的折磨，不同情感的挤压也会使得语言或叙述本身产生变形，发生与现实场景不一样的走向，甚至会以梦幻和幻想的形式出现，这样就使得口述史或者叙事本身偏离了原本的历史真实。回忆机制本身的不可靠性影响着历史真实的生成，正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述：“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8]遗孤一代是否/如何在文化记忆上对遗孤二代三代施加影响，这些问题也左右着遗孤叙事在一个区域内的媒介考量和建构，因此，文学的虚构性特征使得回忆本身与想象构成了一种粘合与合谋关系。可以说正是端赖虚构性的加入，遗孤叙事方能完成对一个“回忆场”的完整重塑和修复。也正是缘于此，遗孤题材的不同的记忆形态的生成便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不同的书写形态的对照中，遗孤形象和遗孤历史框架才会更加立体化和明晰化，遗孤叙事方能道出再现出遗孤的真实处境和心灵状态。
02
疼痛叙述：历史与社会生态的过滤
在孤儿视角下，小说关注对主人公的疼痛体验的再现和勾勒，聚焦人物个体在身份匿名状态下的煎熬和挣扎，注重对其精神上的疼痛感的捕捉。从小说的结构上看，这种疼痛感指的是从人物个体精神上的隐痛逐渐转移到对社会疼痛的病理学诊断。也就是说，小说中疼痛叙事聚焦了两个对象，一个对象指向了个体，具体指的是个体精神上的失根和剧痛。另一个对象指向了社会，指向了苏军和日军对遗孤的残酷虐杀和无情抛弃，指向了“后战争时代”社会公共空间对遗孤的怀疑和拒斥。如果说人物个人的隐痛还能够在中国养父母家庭那里得到疗愈，那么小说对日本政府放弃日本人的这种残忍的作法的批判，则以人物精神上的巨大的丧失感和无能为力感体现出来。
疼痛叙事中的疼痛感主要从三个不同的侧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个体创伤，疼痛的根源在于日本侵华战争。在日本撤离中国的过程中，哈尔滨、佳木斯的大量残留遗孤经受过失去亲人的疼痛，这一凄惨的灾难记忆在日本开拓军团家属良子的7封书信中得到凸显，书信的写作时间是1950年代和1990年代。信中详细讲述了良子这位日本女人承受的巨大压力以及对孤儿李玉生的牵挂。良子在日本人撤退过程中经受过苏军的奸污，生下的女儿夭折，还一度被滞留在中国黑龙江，待回到日本后与美国大兵相爱，最后又被抛弃，到老了又患帕金森症，其生命被时代的狂流所裹挟，可谓经受了重重磨难。这种创伤记忆与二战时期德国的犹太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一样具有认知价值，它显示出历史原本的生动而逼真、残忍而又酷烈的一面。和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的大量中国平民身份迥异的是，《孤独行路》则主要聚焦日本平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伤痕，进而构成了认识日本遗孤这个特殊群体的一份重要档案。
小说中的疼痛叙事也呈现出以李玉生为代表的东北底层人生存生活的艰难，不乏对东北底层百姓被驯服性格的批评和反讽。小说呈现了李玉生的养父母们所过的粗鄙的生活。在当代中国历次运动中，他们时常陷入困厄中并丧失了话语权。小说通过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几组关系的再现，呈现出他们原始而又粗犷的生存现实。比如小说中描写了李玉生喜欢的一只小狗皮思，因为政府一声令下，老百姓便不能饲养动物。于是，皮思不久便被李玉生的养父杀掉，变成李玉生一家人的用来充饥的食物。这对将皮思视为朋友的少年李玉生来说，显然是梦魇式的生离死别，一种切肤的疼痛感在文字中间流动着。王升远在谈到“跨战争”视野和“战败体验”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时说：“面对战争、战败，除了以实证方法进行‘事实记录’之外，亦不可忘记那些不可靠的‘情感’。”[9]《孤独行路》通过捕捉人物情感记忆中的疼痛感，对中日社会进行了独特观察，进而生成特定时代不同的社会镜像，为后人审视历史提供了一份有温度的材料。
此外，小说也通过对中国和日本社会现象疼痛感的观察，传达出对消费时代中国部分青年人价值观的批判，达到对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病理的诊治和矫正，并流露出求真求善的包容态度。正如小说中主人公李玉生所说：“很多时候，我都是这样矛盾着、痛苦着，既不想让日本人误解着善良的中国人，也不想让我的朋友把所有的日本人都简单地归类于‘鬼子和坏蛋’”。[4]296
03
“被压抑的反抗”与被遮蔽的时代声音
日本残留遗孤作为一个历史和战争的遗留问题和现象，因其身份的特殊和复杂，在中国文艺书写中比较少见。人们将更多的关注投注于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残酷侵略，民族主义激情催生了的大量反战题材的文本，配合着当代影像的生成传播，构成了人们对日本侵华的集体记忆。基于民族主义主流观念的统摄和记忆本身的挑选机制作用，日本平民的“受害者”身份总是被日本“侵略者”身份遮蔽或占据。也因此，日本遗孤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时常被裹挟在民族主义的激情叙事和对历史的忘却之中，如此这般，遗孤的命运伴随着第一代遗孤的渐渐老去，其声音也注定被历史所稀释与覆盖。就现有的有关遗孤的历史书写与记录片叙事而言，在书写的形态和形式上还充满着不少局限，纪录片更多的是倾向于对遗孤悲惨命运的展示，竭力从苦难和创伤的铭刻层面来强调遗孤的受害者命运。可是，遗孤的“被压抑的反抗”，遗孤后来的生活，遗孤后代们对战争罪责的追讨，遗孤所面对的现实生存问题和身份、权力问题等，这些问题清理和挖掘，在已有的作品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说残留遗孤在中国的生活是不断寻找身份的一个过程，其间交织着诸多的磨难和疼痛，那么他们在日本的生活又是如何的呢？作为一股重要的跨文化接触力量的代表，日本遗孤的生命姿态和生活史是考察当代中国域外传播的重要对象，也是以战争为起点对包括国家历史失忆、制度史在内等议题进行思考的重要材料，可惜，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日除了部分媒体对遗孤的报道之外，既往文献中较少关于遗孤的书写。《孤独行路》则对遗孤以及遗孤二代在日本的处境和生活情况给出了很多描绘。小说首先描述了李玉生一家人到了日本后最初所经受的生活上的困境和无奈。他们语言上不通，经济上贫困，在人际关系上也郁郁寡欢，恰如小说中所说的：“所谓‘重生’，重生时并不只有欢乐和幸福，还有艰难的脱胎和抉择”。[4]169另一方面，遗孤叙事不能仅仅停止或满足于对悲伤历史的一次又一次的咀嚼之中。遗孤二代三代已然成为当下社会中的主角，他们的生存生活如何布置，他们的身份意识和国族意识如何考证，还需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呈现，因此，从跨文化视角来审视这一段历史显得尤为必要。随着日本遗孤在日本生活的安定，遗孤及其后代身上残存的中国性愈发使得这个群体的双重身份和“间性”力量值得探究，而这一群体恰恰又构成了海外新移民文学研究中的一支特殊力量。
其次，小说关注到遗孤的中国经验赋予他们观察日本社会的多重视角。这种双重视角和他者视角主要体现在对人们习俗和文化的品鉴上，体现在他们对日本社会的细微观察和判断上。诸如小说描写了老于这样的遗孤家属在日本不断离婚再结婚的“冒险家”故事；还描写了遗孤一代对二代婚姻的“自由”的重新思考等。再次，关于对日本遗孤二代三代人的生活，在大陆目前所见的文献中十分稀少。
04
日本遗孤书写及其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日本首先出现了关于日本遗孤的报道和书写，日本的遗孤书写尤以新闻纪实或调查类的非虚构书写为主。作为一份“为了忘却的纪念”式的历史档案，中国大陆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不少遗孤的个人记忆书写，诸如：叶广芩的《战争孤儿》《日本故事》、冯兴盛的《情系华桑》、栗公魁与栗志强的《爱与恨》、王林起的《我在中国75年》、石金楷的《我有两个故乡》等。关向东、曹保明等也对日本遗孤做过很多调研，其中曹保明的《中国母亲与日本遗孤口述史》以口述方式对遗孤在中国养父母家庭的生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该作文献信息较为丰富，但缺少对遗孤在日本的生活的调查。不少研究者和作家也对遗孤所生活的区域尤其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进行了实地探访和调查，以访谈的方式搜集整理了遗孤及其后代的口述材料，以口述亲历文献的书写形态构成日本遗孤书写的主要路径。在研究领域，不少学术研究也主要是田野调查的方式来描述遗孤的情感及其生存困境的，诸如关亚新的《日本遗孤调查研究》梳理了日本在东北进行满蒙移民的历史，从官方政策移民到开拓团移民，再到战争末期日本对遗孤的遗弃等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所使用的遗孤材料也是以遗孤的口述材料为基础的。
另一个书写路径主要是作家的虚构写作，这方面主要是以严歌苓的《小姨多鹤》、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大地之子》、刘国强的报告文学《日本遗孤》、孟庆华的《告别丰岛园》《孤独行路》为代表。此类小说建立在作家对现实调研的基础之上，在虚构叙事中将个体的创伤经验融汇在战争和历史语境之中，从个体视角表呈大写历史和时代的变迁。除了小说之外，电影和纪录片也是反映遗孤故事的重要途径。比如鹏飞导演的《又见奈良》是一部优秀的反映遗孤寻找亲人的电影，电影采用了慢节奏和喜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叙事，电影中人物的设置和音乐的调用充满了一种忧伤而又诗意的气氛，让遗孤寻亲的创伤体验在如水一般的平静叙事中获得时间的过滤和浸泡，由此使得遗孤影像聚焦在人物的民族越境和跨国流动性体验上，美学上的诗意让渡给时空变迁之后的社会学观察。因此，电影突出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和使命：对遗孤而言，呈现其作为普通人的生活实相要比其他任何宏大主题的渲染，更具有社会价值。正如沃尔夫冈·伊瑟尔所述：“受虚构引导的想像，或多或少地分享了对象的现实性或真实性”，[10]16在日本遗孤的书写方面，虚构性行为恰恰可以发挥自身修复和再现历史的优势，构成遗孤文艺生产中的一种蓬勃的力量，实现对这份档案“疆界的跨越”[10]15和阐释路径的开拓。
就日本遗孤的书写而言，即使出现了一些个别优秀作品，诸如孟庆华的《孤独行路》、严歌苓的《小姨多鹤》等，但总的来看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是在大量遗孤书写中，还缺乏对遗孤创伤经验的深度书写，尤其对遗孤心灵创伤、救赎的深度关照，遗孤对自身特殊经验的回望和省思，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还十分欠缺；遗孤及其后代个人生存境遇所牵扯出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问题还没有深度触及，不少作品只是将书写的重心放在对过往痛苦的呈现和对战争记忆的呈现上，对遗孤及其后代人的生活史、情感史缺乏更为细致和更有深度的考察，张龙龙、王维已指出“遗孤子女在遗孤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均被双重边缘化了”[11]。
其次，作为战争和历史的遗留现象和问题，日本遗孤联结着社会学、政治学的视域关切，作为跨文化的传递者和生产者，遗孤后代的生活考察也是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与父辈一代相比，遗孤后代（二代三代）如何审视急遽变化的历史和社会，他们观察社会和民族文化的视角和出发点是什么，国家意识与现实生存的比重如何分配，遗孤认知结构中缺席与在场这一对矛盾的辩证作用等问题，还有待不断思考。而就现有的书写文献而言，遗孤书写在文化的多元性和一元性表达上、在复杂向度和单一向度命题的思索上，还缺乏一种艺术化的综合萃取和提炼。再次，考察的方法和视域有待开拓。除了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审视视角之外，如何从地理学、生态学、博物馆学、情感史等不同视角切入对遗孤问题的探究，如何恰当地呈现和表述遗孤的现实诉求，还有不少空间有待开掘。最后，就小说而言，遗孤叙事话语的建构既是一个美学问题，也关联着社会学问题。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借助于历史的叙述寻求女性表达”[12]，为了凸显女性的坚韧和顽强，更多的是从女性视角来构建出一套内在性的诗意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服从于表现女性力量的需要，而多鹤的遗孤身份只不过是用来表呈女性力量的附加元素，进而使得女性的生命更加厚实，女性命运也更具戏剧张力。与其相反，孟庆华的《孤独行路》则从自传性视角讲述一位男性遗孤半个多世纪的寻亲历程，集中展示遗孤“成长——寻找——回归”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个体疼痛感的凸显，伴随着对“我是谁？我在哪里”这一古老哲性命题的再次诘问。它所拆解和复现的遗孤的生命密码与越境体验让历史叙事更加生动，它以亲历者视角回答了跨文化认知与想象实践的“疑问与不满”[13]，衍生出一个特殊的跨文化群体的情感结构图谱。也因此，《孤独行路》具有多维度诠释的价值。
作者张益伟，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参考文献：
[1]、 孔风兰.日本遗孤二代的社会意识的研究[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3（3）：106.
[2]、 潘德昌.战后日本遗孤称谓考[J]. 社会科学辑刊，2006（4）：169.
[3]、 张石.中国将军的日本儿子[M]. 香港：开明书店出版社，2022：270
[4]、 孟庆华.孤独行路[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1、8、11、15、15、26、296、169.
[5]、 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0.
[6]、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60.
[7]、 刘亚秋.口述史研究的人文性及其难解之题[J]. 社会学研究，2023（1）：124.
[8]、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2.
[9]、 王升远.“跨战争”视野与“战败体验”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J]. 山东社会科学，2020（6）：99.
[10]、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M]. 陈定家、汪正龙，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1]、 张龙龙、王维.遗孤子女在日本的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的分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4）：11.
[12]、 陈俊.历史困境与女性命运——评严歌苓的《小姨多鹤》[J]. 小说评论，2012（2）：202.
[13]、 黄盈盈.缘何“口述”，何以成“史”？——口述史的立场、问题意识与明暗线[J]. 妇女研究论丛，2023（5）：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