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重婚罪服刑人员口述

邱明

       现代意义上的“重婚罪”，是建立在一夫一妻制的基础之上的。

       古代绝大多数文明不是一夫一妻，而是一夫多妻制 ，所以古代没有我们今天定义的“重婚罪”。古代法律惩罚的不是多次娶妇，而是僭越身份、乱伦、一女多嫁这类行为。只有当法律确立一夫一妻之后，第二次婚姻才变成犯罪。

       先秦至清末：两千年沿革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和妾地位天差地别，妾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配偶。

       唐朝律法《唐律疏议》是最成熟的古代婚姻立法，诸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

       唐朝惩罚的是已有正妻，再娶一个正妻；而纳妾完全合法，不算重婚。禁止二妻，允许多妾。这是古代和现代重婚最本质区别。

       在古代西方，古罗马早期，罗马法很早就确立一夫一妻制，罗马市民法原则上一人只能有一个合法妻子。罗马法禁止重婚，重婚会导致婚姻无效、丧失身份权；但贵族纳妾、姘居不算合法婚姻。

       古希腊各城邦不一样：雅典主流一夫一妻；斯巴达一度有特殊的共妻习俗，属于城邦特殊制度，不是常态。 

       到了清末《大清民律草案》开始引入近代一夫一妻理念，但保留大量传统习惯。

       北洋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民法亲属编》（1930）正式在法律层面确立一夫一妻制，第一次把“再行结婚”定为重婚；重婚婚姻可撤销，同时刑法设置重婚罪。

       但民国现实是，城市、受新式教育群体适用新法；广大乡村，纳妾习俗长期延续，司法实践很多时候对旧式妾室采取“不主动干预”，俗称“妾不是配偶，不算重婚”。

民国刑法重婚罪：处有期徒刑。

       近代欧洲、英美法系各国把一夫一妻、重婚入刑写进世俗法律，现代英国《婚姻诉讼法》重婚依然是刑事犯罪，最高7年监禁。只要前婚有效，无论第二个婚姻在本国还是海外缔结，都构成犯罪。

       美国没有统一刑法，各州立法。绝大多数州将重婚定为重罪或者轻罪；少数州对事实婚姻、事实重婚有特殊规则；西部历史上摩门教早期一夫多妻，后来联邦立法强制取缔，现在美国全境法律禁止多配偶婚姻。

      当代世界一个重要分支：伊斯兰法系（沙里亚法传统国家）部分伊斯兰国家法律允许一夫多妻（最多四妻），前提是公平对待各妻。

      在这些国家，合法的多次娶妻不叫重婚、不是犯罪；超出法定上限、或者在不承认多妻的国家缔结多婚，才构成重婚。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婚姻法》：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明确废除纳妾、实行一夫一妻，禁止重婚。当时还没有专门刑法典，是依靠单行条例、司法政策处理重婚。

直到1979《刑法》第180条重婚罪明确：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确立法律重婚和事实重婚都可入罪、自诉与公诉并行。

       1997修订《刑法》时，将条文移至第258条，罪状、刑期不变，只是章节调整，从妨害婚姻家庭罪，挪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到2001婚姻法修正案：增设“重婚属于婚姻无效以及离婚损害赔偿”《民法典》延续一夫一妻、重婚无效、无过错方可索赔；刑事仍然适用刑法258条。

       对事实重婚的认定，2000年后为单纯同居、生子不等同于事实重婚，必须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周围群众公认他们是夫妻。

       中世纪欧洲是以基督教为主导，基督教教义核心：一夫一妻、婚姻不可离异。教会法是婚姻的最高规则。教会法严厉禁止重婚，重婚属于宗教上的重罪，既是教会惩戒，也配套世俗刑罚。

       古代妾不是妻子，所以纳妾不算重婚；今天所有婚外伴侣，都不承认配偶身份；

       而“事实婚姻”这个概念，中国现在民事上已经基本不承认新的事实婚姻，但刑事重婚里事实重婚即以夫妻名义同居依然保留；中国人在国外再结婚，国内依然可以追究重婚罪，属人管辖。

       当年我在《中国妇女报》主持“秋明信箱”时，遇到大量悲愤不已的妇女要求 “ 严惩破坏她们家庭的小三”，当我告诉她们，单纯出轨、偷偷同居、生了孩子 、秘密的情人关系，不对外宣称夫妻，一般只是民事过错，不构成刑事重婚罪。她们都会义愤填膺，责问那种罪大恶极的狐狸精，为什么不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构成犯罪，必须具备犯罪的要件：犯罪必须是主观故意，自己已婚，故意再和别人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如果是单身一方，明知对方已婚仍然和对方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如果被对方欺骗，完全不知道对方有配偶，不构成重婚罪。

       重婚罪属于可以自诉的刑事案件：受害者自己拿着证据直接去法院起诉；证据不足，也可以报案，由公安侦查、检察院公诉。

       所以你拿着小三和你丈夫亲密举动或生了孩子的证据告对方重婚，都属于证据不足，必须要有"主观故意和结婚或者事实婚姻”的证据才能起诉。

 认罪认罚死也不改

郝敏 、于胜兰 、王秀莲、 何秀芝 、金凤琴、牛桂芬口述

       自从我进入法院和公安部门以及《北京法制报》工作之后，经常接触各种这样的刑事案件和近距离接触服刑人员。按照常态、常理来讲，认罪伏法、悔过之心，好好改造，痛改前非，不管真假，装也要装出痛心疾首，决心重新做人的样子来。

       唯独这一次，找了多位服刑人员座谈，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喊冤，认罪认罚，但也没有一个人表示要改变，只要能出去，还要那么做，哪怕再回来坐牢，哪怕判死刑，就是坚决不改。

       全国妇联、辽宁省妇联和辽宁省法院，就重婚罪犯罪原因和犯罪心理，进行了一次调查。

       选了沈阳大北监狱，随机找了九名女重婚罪服刑人员。请她们参加座谈，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这么近，直接面对社会上所谓顶“不要脸”的重婚女人。

       重婚犯罪主要发生在农村，沈阳大北监狱1987年上半年入监总人数是90人。其中重婚罪犯15人，占17%。据统计，在辽宁省农村，重婚罪诉告认定和处理的。仅占全部重婚人数的1/6，其余的5/6既然无人上告，也就不予处理。重婚罪通常是不告不理的。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妇联干部、法院调研人员坐定之后，女犯们手提马扎，依次走入座谈室，顺着墙边一溜坐下。这样一来，她们比调查人员矮了半截，我们就可以俯视她们，这样通常在心理上是有威慑力的。

       但是，监狱长介绍情况时，这9个女人面无愧色地高昂着头，直视调查人员。

       她们是一色的直短发，一色的毫无式样可言的黑囚服，初看去年龄都不轻了，但也不是很老，没有光艳迷人的，但也不丑。有两个人头发上还别了小小的花色发卡。

       她们的手很粗，但洗得很干净，指甲修剪的也很用心，没有人戴戒指，9个人一溜坐在那里，不时地将清洁的衣服拉拉扯平。不知是常年如此，还是专为这次座谈才换洗的。

       她们的表情都很平静，没有人笑，但也不见腼腆和羞涩，有几个人眉目间居然还透着几分精干。

       郝敏，辽阳县农民，40岁。

       我可没招惹了谁，我就是想保护我自己，这就犯了国法，蹲了大狱。我娘死得早，爹一个人养活我们兄妹五人，我念书念到高中毕业。在咱们那嘎好赖算个文化人，爹让我干家务，我干不来，他就打我。我家穷，我大哥老娶不上媳妇儿，他心里不痛快，动不动就骂我懒。他骂我，我爹打我，我受不了就跑了，上外头流浪去了。那年，我23岁。

       我跑是跑了，可往哪儿跑呢？没地儿去，瞎跑，反正不管跑到哪儿，都比在家挨骂挨打强。

       跑来跑去，来到了一个屯子，那边儿有个光棍儿，叫做朱兆泰。他说：“ 你哪儿来的？”

       我说：“ 我不告诉你。”

       他说：“有地儿去不？”

       我说： “走哪算哪儿呗！”

       他说：“ 那住下吧。”

       我说：“成。” 五天以后我们就成亲了。

       结婚四年也生了娃儿，可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这个爷们儿贼笨，任啥活儿也干不好，专会打媳妇儿，那个打呀，是人就没法受，我就提出离婚，那年我27。

       到这会儿我都40了，这官司打了13年，可就是离不了啊！他说啥也不肯离，不离你可好好过呀，他不，这男人愣头青，贼笨贼笨，家里地里没一样活他能拿得起来的，可打起人来就没个轻重，打得我耳膜穿孔。我就去找支部书记，让他给开离婚证明。书记说：“ 这铁打的村支部，流水的书记，我当书记是临时的，纵横是做不了一辈子金銮殿的。我给你开了证明，这会儿没人敢把我咋地，有朝一日我下了台，我们一家老小可都在这屯子里住着，就你家的那位，我们还活人不活了？”

       书记媳妇儿也说：“ 她小婶子，我们可不能为你开这个证明，得罪人呐。”

       没办法，我又回家跟他说：“我活不下去了，非离不可。”

       姓朱的一听我还要离婚，便往死里打我。我好赖也是个高中生，也会看个报听个广播，新婚姻法一公布，我就仔细看。

       那上面说一方提出离婚，另一方不同意，也能离。我麻溜的跑去找了个律师，他帮我向法院起诉，可是法院老是调解，一调解就好几年，还说：“ 离什么婚呐？不为男人也该为孩子想想。”

       我说：“ 挨打的是我，我实在受不了了，不离婚，他把我打死了，还怎么为了孩子呀？”

       人家法院说：“ 你是个成年人，我就不信姓朱的能把你打死。”

       什么村民委员会也来劝我说：“ 好好过日子吧，为了孩子，忍一忍吧。”

       我心想，我都快让姓朱的给打死了，为了孩子，我就不活了吗？我等他们调解不成，再判离婚，那会儿我早就被打死了！没辙，我就跑又跑了。

       先是回到我爹那儿去，可是我弟弟弟媳妇儿容不下我，我就又跑，跑到了河南县就碰上了他。

       他叫张祖纯。高中我们是同班同学，其实我俩原来就挺好的，可是他毕业后，来县供销社当司机，后来跟人合伙跑运输。单位说他违反了合同得赔钱，批评他无组织无纪律，要党内处分，他说：“那我干脆退党得了。”

       退了党之后。他们单位就对他特别不满意。我们俩就同居了，刚刚住在一块20天，单位就抓奸来了，后来告我们重婚罪，我俩都判了一年徒刑，我现在什么要求也没有，你们是妇联的，《妇女报》的，替我这个妇女讲讲话，求法院给我判离婚吧，只要能离婚，坐几年牢我都干。只要能和张祖纯同入同出，判我啥我都不在乎。

       于胜兰，瓦房店，泡崖公社，圈外大队。是个知青，37岁。

       我爸是历史反革命，文革那阵儿关起来了，我妈带着我们兄弟姐妹7个下乡插队。我妈根本养不起我们7个。1969年，我19岁，我妈就说：“ 在家太苦了，孤儿寡母的，没法过，你嫁人吧。”

       当时一下就介绍了俩，一个姓高就是我们的房东，还有一个姓孙，叫孙凤泰，介绍人说：“ 孙家富着呢！”

       可他43岁了，比我大24岁，能当我爹了，我就不愿意。我妈就哭着求我说：“ 你嫁什么人不是嫁呀，嫁了算了，能救咱们全家。”

       我这么一想，还有那么多弟弟、妹妹呢！那嫁就嫁吧。就让我哥陪我去孙家看看。那天孙凤泰没在家，他家挺富的，我觉得自己有点儿愿意了，他家留饭，我和我哥就吃了。吃完饭他们说：“ 成了。”

       我说：“ 啥成了？”

       他爸说：“ 定亲饭都吃了，孩子，这还不是成了？”

       我一听就傻眼了，男人的面都还没见，就成了？

       他妈给我钱，非让我拿着，我想：“这就是定钱了。”

       就给了我哥说：“ 你收着，先别给咱妈，千万可别让她给花了，姓孙的我还没见着是啥样的呢。”

       回家之后，房东姓高，对我贼客气。听妹妹一说，我才知道姓高的也送了彩礼钱来了。妈把那钱全花了，还了账了。我一想：“ 这可咋办呢？”

       就跟哥商量：“ 哥，妈把老高家的钱都花了，孙家这钱退给孙家得了。”

       哥说：“那得问妈，我把钱都已经给了妈妈了。”

       我心里想，这下准坏菜了！

       第二天我下地回来，打算跟妈说给孙家退钱去。进门一看，炕上摆了一堆新衣裳，我妈正在给我妹我弟一个一个的试，我心里别提有多恨我妈了，我说：“ 你咋谁的钱都敢花呢。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这下子咋办呢？”

       妈说：“孙家的钱还没花光呢，还给高家得了。”

       姓高的生气，不让我们住他房了，把我们赶到知青点去住了。到了那儿，那些知青告诉我说：“ 姓孙的不光老，你知道为啥43岁娶不上媳妇儿吗？他是个罗锅，还哮喘！”

       我一听头忽然就大了，我刚19，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黄花闺女。孙家不是明摆着糊弄人吗？说死了我也不想嫁他！

       那帮知青，就说大伙儿凑钱，退了姓孙的彩礼！知青，那会儿有多少钱呢？凑不出，就成群结伙儿去抢、去偷。可是去偷的时候，当场就被老乡给抓了。

       我想这事儿我得出头儿，他们是为我偷的。结果。就游我的街。这一游街就没脸了。我妈说：“ 那你就嫁了姓孙的吧，你都游了街了，现在顶风都臭十里呢，谁还敢要你啊？”

       我就嫁了。那还有好吗？进门就当牛做马，还天天被公婆小姑子骂我是贼。过门不久我就病了，发高烧爬不起来了。早上婆婆逼着起来干活，晚上天刚黑，孙凤泰，就是我那个男人就上了身了。我说：“ 我有病不行。”

       他说：“ 你有个屁的病！你就是看不上我，嫌弃我，装病！”

       我说：“ 我还发着烧呢。”

       他说：“ 那是发骚，想让人干了才发烧。”

       晚上干完了，早上醒了又要干。我跪炕上给他磕头，说：“ 放我一马吧，给我一条活路吧！”

       他还是把我按在炕上，眼都红了，发疯似的就干。还没完事儿，我就昏过去了。等我醒过来，婆婆在外头叫让我做早饭，我实在起不来，孙凤泰就拿菜刀逼着我说：“ 不起来就宰了你！”

       我只好起来，站不住，就说：“ 我真不行。”

       婆婆说我装蒜，她也就用棍子打我，我喊救命，她打得更凶。我爬着出门，从老孙家往支书家爬，爬着裤子就掉了，围了好多人，我趴在地上说：“ 我都要死了，脸也不要了，你们想看就看吧。看姓孙的怎么打人？”

       我裤子掉了可还像穿了一条黑紫色的大裤衩儿一样，整个屁股全是黑紫的肿的，肿起来一寸多厚。支付支书看了说：“离了吧，我给你开信。”

       孙凤泰和他妈就说：“ 要离婚可以，除非孙家人死绝了。”

       我爹那会儿解放了，把我接回家，送我去住医院，我得的是胸膜炎。后来孙凤泰又来医院说：“ 你没病，回家吧。还得给我们老孙家传宗接代呢。”

       后来我给孙家生了三个小嘎。1979年我开始做买卖，跑大连去做蔬菜生意，认识了一个山东青年，他叫隋瑞鑫。

       隋瑞鑫脑袋瓜子好使，做买卖贼精，我跟他合伙，他从山东贩来菜籽，到我们这儿，我卖，赚了不少钱，我们分钱，他老是多分给我。

       我男人知道了就死命打我。非说我和姓隋的咋地咋地了，咱们本来没这个心，让孙凤泰一说，唉，我就想可不是咋地，隋瑞鑫比姓孙好得太多了！就真的和他好上了，纯粹是让姓孙的给把我们给逼到一块儿去的。

       1980年。我又被打伤了，伤的可不轻，我带着三个小孩儿回娘家，我爸说：“离了吧。”

       可姓孙的又派人来把孩子给偷走了。没了孩子我可就丢了魂儿了，我只能回孙家，我知道，那就还得挨打，那也得跟孩子在一块儿啊！挨了一顿狠揍，打完了我还想跑，这次我让隋瑞鑫给我把孩子藏起来，姓孙的找不着他们，我就放心了。

       隋瑞鑫想跟我做长久夫妻，让我上法院打离婚，法院说:“是你不好，你丈夫死活不离，你就离不成，回家过日子去吧。“

       我一看这么拖着不是事儿，就做了绝育，放心大胆的和隋同居了，打那以后，我身子也壮实了，钱也赚的多了，过得舒心的很。

       没成想，1985年落实知青政策。孙凤泰都59了，愣顶了我的名，在瓦房店按知青待遇落了个城市户口。这下可好了，我成了农民，他成了工人。起先他一落下户口，就提出和我离婚，后来到法庭上一看，我的身体好，穿的又体面。就告我重婚，结果判了我两年。判了隋瑞鑫一年。

       我现在也没啥可怕的，就怕出狱之前离不了婚，前几天我们这儿放出去一个女的，也是重婚，两个男人都来接，刚出监狱门就打上了，那很惨，恨不得把女的劈成两半儿。上学那会儿，我们学过祥林嫂。我还真的捐过门槛儿。要是放出去，不管合法不合法，我就是要跟隋瑞鑫在一起，我绝不会回孙家。

       王秀莲，辽宁宽甸农民，祖籍山东荣成，38岁。

       我5岁丧母，8岁丧父，姐妹仨我最小，1963年我12岁，让人拐卖到辽宁宽甸双山公社黄祖顺家，黄19岁。他有肺病，他一看见我就说我太小了，死看不上眼。那个时候我我听不懂这嘎的话。

       他说我恗里恗气就打我，我就那么小，12岁，他就让我给他生孩子，后来我生了两个小子，我这个男人可不是个东西，赌博成性。输了就拿我撒气，揪着头发把我脑袋往地上夯。

       1975年我受不了这个罪，提出离婚，到公社开信，公社说：“ 你们结婚就不合法，年龄都不够，也没登记，要离婚，你们自己看着办，我们可管不着。“

       1983年我32岁了，可孩儿全大了。我想回老家去，在俺娘坟上哭一回，把肚子里的苦水倒尽了，也跟着爹娘死了就算了。可是俺上那儿一哭，把乡亲们全哭来了，说：“1963年那会儿卖你，用卖你的钱救活了不少人，算是有恩于家乡，年纪轻轻的，怎么也别想不开啊！再找个人家过日子吧。 “

       我说我太苦了，没啥图的，有人给口饭吃，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人家就给介绍了个男的，那个男的在煤矿上班儿，从来不往家拿钱。我一个人在队里挣工分儿。也说不清楚到底离婚了没有？我告诉他说：“ 我想离，人家政府说不管，不给办手续。“

       我俩还是结婚了，结婚以后我惦记孩子，给他俩寄了800块钱去。黄祖顺马上就去法院告我重婚，法院说：“你必须回黄家，否则就按重婚罪论处。“

       我就是不回去，黄就找我来了，说：“你要不回去，我就把他们全家给砸了。“

       我说：“你别砸，我跟你回去。“

       我回到宽店儿就是不进黄家门儿，拖我、拉我、抬我，我就是往外跑。黄又去找法院审判员，对我说：“ 你必须回黄家去。“

       我说：”我就不回，你怎么办？“

       他说：“好办，你不回去，我就判你至少一年有期徒刑。“

       我说：“判死刑，我也不回去，我活着就不是黄家人，死了也不是黄家鬼。“

       他就判了我一年半。我还是这话，要是出去，让我回黄家，我就自杀。

       何秀芝，辽宁法库县五台子农民，40岁。

       我从小学唱二人转，16岁那年，我爹犯贪污罪，判了刑，一退赔，我家就没法活了。我娘就跟我商量让我嫁人，我小，没主意，就说了林庆云，他22岁。

       我娘跟他要500块钱，他只给了200块，娘说：“ 200块就200块吧！“

       就订了婚了，我还是在剧团里唱二人转，一年以后，1965年我17岁。林庆云就要结婚，我不愿意，他就到剧团来闹，我觉得忒丢脸了，就说退婚得了，可娘说：“ 咱家没钱退不了，结吧。“

       那就没辙了，穷逼的。没成想办事处不给登记，说我岁数不够，他也不知咋整的就给我虚报了年龄，我们就结了婚了。

       我第一回挨打是结婚后第3天，林庆云是个素民，啥肉也不沾，我不知道。给他碗里放了一块肉，他伸手给我一个嘴巴子。

       从那天起，一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我没断过挨打。别看他打媳妇有劲儿，那个事儿就不行，急赤白脸地要结婚，结了婚又不行，还打老打人，我哪是个女人呢，就是个牲口嘛。我就说：“ 你没本事做男人，又不离婚，还想咋地？“

       别人就劝开了：“ 我们一个乡的，为了这个离婚不得让人笑话死啊？“

       我一想可不咋的。怎么开口呢？可他就是不行啊，我也没办法就和别人睡去了。后来就给林家生了俩孩子。跟我同案的那个叫马连贵是和我一块儿唱二人转的。我们从1985年开始同居，跟马连贵一块儿住不回家，姓林的就来抓我，他说：“ 你不回家，我就送你进监狱。”

       我这个人胆儿小，最怕这个，他一说我就跟他回去了，现在真的进了监狱，我倒不怕了。要说现在还怕什么，就怕放我出去。马连贵和我一样，也判了一年半。前几天听说两个男人来接的那回事儿，我就想干脆让我一辈子蹲监狱得了。一想到我和马连贵放出去，那天姓林的在监狱门口等着。我就打哆嗦，我真怕出狱的那一天。

       靳凤琴，辽宁建平县农民39岁。

       1970年，我是民办教师，经人介绍认识了斯本恩，他那会儿正在部队服役。1973年，他复员回来，分在煤矿。我在生产队当会计，他在煤矿上班，从来不往家里拿钱。我一个人在队里挣工分，养活仨孩子。1979年的一天，我给斯本恩洗衣服，从兜里翻出个纸条，还没打开，他就扑过来抢过去吞了。我一打听，原来他在矿上和一个烧开水的女工好，我就告诉了婆婆，没过多久，斯本恩就被矿上开除了，为的是和那个女的有事儿。

       我婆婆说是我把他告了，实际上我没告。斯本恩不相信我没告，回到家里就打我。把几股电线拧起来抽我，用机器上的三角皮带抽我，我受不了说要离婚。

       第一次公示的调解，他说：“我改，日后不打了。”

       可一回到家，一把就撕了我的衣服，剥光了打我，说：“要打你，就直接打死。省得你又闹！”

       第二次去法院调解，我把身上的伤给审判员看，他问我：“为什么不早离？”

       我说：“我怕离婚丢人。”

       他说：“他用什么打你？”

       我就告诉他，他就派法警去我们家。找到了那根三九皮带。审判员把皮带递到我手里，说：“他再打你，你就用这个打他，打坏了我们法院替你做主。”

       斯本恩赶紧陪着笑脸说：“我不打了，再也不打了！”

       可回到家一进门就开打，我是个吃粉笔灰、拨算盘珠子的人，哪是他的对手啊，几下就昏过去了。

       第三次又去法院调解，斯本恩在法庭上给我钱，给我粮票，说一定好好过日子，回到家就声称，要杀了我，把钱和粮票都抢回去，还把我往死里打。我跑到法院说：“再不判离我就没命了。”

       法院看我浑身是伤，留我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一进家门，斯本恩又开打。这次我倒地抽风昏迷不醒，邻居们围过来看，他就把我拖进屋插上门打。

        我已经昏过去了他还让我跪打炮。趁我没知觉，他把我的胳膊给踩坏了，现在我这个胳膊还是不会动，成了残废了。我一看自己成了这个样，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就找我姐去告别，想一死了之。

       姐说：“ 你死了仨孩儿可就麻烦了。”

       这么一说，我又不忍心死了，我找法院，说：“你们再不判离，我没有活路了，我可就跑了。”

       法院说：“那是你的事儿，跑吧。”

       我跑到了新城，认识了李保川，我们俩到内蒙一块儿过了五年，我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他从来不打我，我很知足，法院说：“你犯罪了。”

       我说：“是你们不给我们解决，要不是看在3个孩子的份儿上，我早就死了。”

       我被判了两年，李宝川判了缓刑他在监狱外等着我呢。如果出去能和李宝川一块儿过，我这辈子也就知足了，再什么也不想了。可还是要离不了婚的话，那姓斯的还要找我的麻烦，我也豁得出去，那就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我拼了20多年，想活得像个人样，不能连个婚都离不成。我遭了罪，受了苦，把自己拼到监狱里来了。要是最后还不能和李保川团圆，那我就去死，就是死也要先报了仇，杀了姓斯的我再死。

       牛桂芬，辽宁盖县小石栅乡的农民，45岁。

       我8岁的时候，我的娘就死了，弟弟没多久也死了。我就跟着我哥过。16岁那年，我哥要结婚，就把我换亲换给了营口盐场的一个工人，那是1958年。

       结婚以后，我就没看见我这丈夫上过班，我就打听，这才知道他有精神病，那我就不干了，就开始闹。介绍人说：“有病多好啊，他不会和你离婚。”

       我的同案叫王喜民，47岁，他是黑龙江的流浪汉，到盖县来卖木耳。我男人见他有钱，就留他住我们家。半夜丈夫让我上王启民的炕，我不去，他就打我，我只好去了。王特别知道疼人，睡了一晚，我就开始喜欢他了。第二天我男人就跟王要钱，说你不能白睡我老婆。王就给了钱，给了他200块钱。

       我男人一看这钱来的容易，就开始往家招人，我跟人睡，他收钱，我不干，他就打我。和别的男人睡，我一睡下就想起王喜民，不知咋的，心里难受的不行，爬起来喝了农药，被救活以后，我跑到沈阳去当保姆去了。

       干了半年，在城里也学了点儿事儿，知道可以上法院离婚，就去了法院，传我丈夫到庭，丈夫把孩子带来了，孩子在法庭上抱着我的腿说：“妈，咱回家吧。”

       我心一软，就牵了孩子的手回去了。一到家，他就把我一顿暴打，打得我人事不知。我丈夫贼高个儿，他用胳膊夹着我走。我脚沾不了地，打起人来，没头没脑的，很要人命。

       我哥一看这打得也太凶了，可他知道告状也没用，公社法院都是姓史的。是我男人他们一个族的，我们那儿是老史家的天下。

       从1979年起，我就和王喜民出来了，我俩在外边流浪，打短工，过了六七年快活日子，我都快五十了，还没处安身。可是跟他在一起，即便是流浪也不挨打呀。

       这次我俩都判了两年，说了如果出去以前能判离婚，我就找个地儿，安个家，那就好了。如果不能离婚，那，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她们这几个人，都是触犯了刑法，可是没有一个是悔罪的。刑期也不长，一、两年转眼就过去了，出去以后怎么办？面临的还是入狱前的老问题。

       告别之前她们齐齐地鞠躬，一声叠一声地问：“你们妇联能给我们做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