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妈口述
邱明记录
那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星期六下午回家的时候，意外地被告知，我不再需要量体温，就可以直接回家了。路上我才知道，我家搬家了，是住在礼士胡同一个独门独院里，从此以后，我就是发烧烧得能把水煮开，我爹妈也不会不让我回家了。
从那时起，一直到父亲去世，整整45年，礼士胡同那个四合院，传说中却从未考证过的所谓的 “刘罗锅子府”就是我的家。
我的左邻右舍，小福子、福子妈妈、武瑞、武瑞奶奶、孙大爷、孙大妈、二哥、老根、聋子……他们看着我从小到长大、到结婚生子；我也看着他们出生、长大、年轻、变老……
我们与他们有距离的时候，他们并不谄媚巴结，相安无事，隔壁院子里，没日没夜地弹着三弦，大姐失眠，想去制止，父亲不让我们干涉， “市井之声，是生活的声音” 。
我们被抄家批斗的时候，他们偷偷塞给父亲一块热烧饼，默默将我拉进武瑞奶奶的小屋，烤着蜂窝煤炉子，啃一块烤红薯，几个半大小子，二话不说，陪着我在大槐树下弹吉他，知道我无家可归，没有人说一句回家，就一直弹下去，让我以为我会变成胡同里的吉他手，天荒地老地弹唱为生了。
1980年代，我当了记者，主持了《中国妇女报》 “秋明信箱”。有一天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是孙大妈，她站在门口，我站在门里，隔着一尺高的门坎，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我腿都站酸了，终于忍不住了，说：“ 孙大妈，有事啊？”
孙大妈愣了一下，说：“没事，没事，您忙着？忙吧。” 说完，缓缓转身，走了几步，下了一个台阶，又转过身，说， “你孙大爷，老了。”
我停下关了一半的门，重新拉开大门，说: “孙大妈，进来坐会儿吧。”
我掺着她迈过门槛，她环视了一下，说： “没啥，院儿里坐会吧。”
孙大妈口述
恐怕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了，我户口本上的名字叫郭栋梁，我是1921年出生的，9岁上学，取了个大号就是郭栋梁这个名字。
我的老家是在良乡，父亲是个粮商，家里兄弟姐妹7个，我行三，我家算是中等人家。上的学堂是良乡县第一女子完全小学校，我高小毕业。毕业的时候，全年级就剩下5个学生了，我算是聪明的，给我跳了一级，14岁高小毕业。
那会儿有个梦想，就是想到北京去上中学。老师也支持，说女孩子能坚持到高小毕业，不容易，如果去读中学，政府可以补助两块钱。
但是家里不同意，说供女孩子上学，不划算，家里还是供不起，还是要在家里照看两个妹妹。
17岁，1938年，家里做主，就嫁给了你孙大爷孙达毅，这就是包办婚姻。我家是粮商，他家是个开粮店的。他家的粮店就在城里，礼士胡同8号。
18岁，生了老大，这一辈子一共生了7个，老根儿是1958年生的，那年我37岁。生完老根儿，就没有再生了。家里7个孩子要养活，我必须得出去挣钱，就考上了国棉一厂。
但是老公公不同意我出去上班，说： “这家里一大家子，你跑外头捡了一块棺材板儿，我这家里丢了个门板。”
解放前, 你孙大爷就是挣他爸爸的工资，在他自家粮店干活，和会计挣得一样多。
刚解放的时候，当时是保护私人工商业的。但是粮店不同，1950年就被勒令关张了，因为个人不能开粮店，也就是说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不允许私人买卖。
当时我们家是有30多间房子的，在礼士胡同3号有14间房，礼士胡同8号，就是老孙家粮店的那个院儿，有20多间房。我家自己住是礼士胡同3号的5间房。
小院儿有5间，东边儿有4间，加上我们自住的5间，一共14间，那9间都租出去了，一个月可以铮80块钱的房钱。我家10口人，就算我不出去工作，也过得还算可以。
你聋子哥也是我的儿子，他原来是上九条的那个聋哑学校，后来被学校退回来了。因为他老到处乱嚎，谁说话都不好使，学校管不了他，就退回来了。
1950年，国家对房产主有个经租规定，房租租金，只能每月收53.16。也就是原来收入的66%。就是说我们的30多间房产，被国家清租了，不能全部让我们自己租了，那没办法，孙大爷就只好去上班。
他去北京造纸一厂去当工人，当的是装卸工，每个月挣38块钱，我们家老大初中毕业也不上学了，去当了一个临时工，后来他考上了汽车修理五厂，每个月挣16块钱。这样也就勉强维持家里生活。
1950年，因为我是有文化的，就到了街道去当那个扫盲队的队长，成了识字班的教员。还是街道的卫生组长、居民组长、治保委员。
当时我的公公就瘫在了炕上，我必须伺候我公公，街道上的事，我只能干这么多，那时在街道工作也不给钱，扫盲班的时候，给过一张戏票。那张戏票是杜近芳和叶盛兰演的佘赛花。我把孩子们托给别人，自己跑去看戏。这也就是说，看一回戏也是挺不容易的，是我做街道工作的报酬。
后来李雪峰上台，我们就下台了，因为我们的成分不好，要四清了。
就叫我们去扭秧歌，我说我不会，一扭就掉裤子，他们就说，那就打鼓去吧，我就去打鼓了，然后就敲锣打鼓把秧歌队送到市委，欢迎李雪峰上台，以后就回家呆着了。
1966年赶上文革，8月25日派出所来人通知我们，把我们遣送回山西，我算是黑五类了，你孙大爷则是老流氓。我公公是1961 年就老了，婆婆1966年4月5号也没了。
孙大爷老家是在山西，我老家是良乡，可是良乡不要我们，我是嫁出去的女儿，不能算良乡人了。我就跟着孙大爷去了山西。八月中旬开会说，群众表决了，说让我们回老家，让我们俩都走。
你大哥二哥也已经上班了，汽车修配厂、丫头去了兵团、大勇也去了兵团，老根儿，那时候才7岁，老根儿交给了二哥，我们俩就只带着聋子走，因为他残疾，你二哥你记得吗，他特别喜欢找你说话，一直供着老根上到高中毕业，后来分到房修一公司上班了。（我当然记得二哥，话挺稠的，对聋子和老根都很上心，是个好哥哥。）
我们当时坐火车，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个锅和几个碗，把户口都迁走了，不管愿意不愿意，户口是必须要迁走的。可是那边儿不让我们落户，说我们是黑五类分子，不给我们落户口。您说，我们咋办？北京连根拔起来了，山西又不给我们落地，我们就去找人，求人，说了好多好话，最后就让我们落户了。
我们就借了两间房子，在农村下地干活挣工分。我一天是5分，孙大爷是6分，整劳力是10分。当时这10分就相当于6分钱人民币，有的时候，收成好是8分钱，我们俩这工分儿就不值钱，干一天活，我俩加一块才挣6分钱，一年能够分40块钱人民币。12年，我们在那儿待了12年，一年只挣40块钱，口粮钱也都不够，就是说我们拿这40块钱来买口粮都不够。我俩就到处借钱，去把口粮领回来，再把口粮拿到集市上去卖掉，倒出去。然后再把借的钱还了，剩下的钱，买高粱米，我们就吃高粱米粥，12年没吃过干的，都是一直喝粥，天天吃稀的。孙大爷他有的时候到地里捡点白薯。
我每年冬天，农闲时回北京来，给孩子们洗衣裳，把分到的棉花拿回来，给孩子们做棉衣服。往返路费就是用粮食换的。
比如分麦子，生产队分的是大麦子，当时分给我们是1毛钱1斤。我背到集市上，可以卖到5到6毛钱一斤，卖了麦子就可以回北京看看孩子。
我年年找棉纺厂，说我们老两口无依无靠的，要回北京。后来1978年棉纺厂答应了，就把我们户口又迁回来。那个时候的山西，枣子很多，有的时候吃一肚子枣就省粮食，1978年我办回北京的时候，是山西大枣正红的时候，我也是卖了很多大枣，攒足了路费，和孙大爷回来了。
回来以后，没地方住，就我们家的房子全都让别人住上了。只有那间房子，就是现在我们住那个房子，是没有窗户的，所以没有人愿意住。我们要住，也必须要开一个窗户，无论在哪边开窗，人家家里头都不同意，正好有一面墙在你们家，要开窗的话，就开到你家了，是你爸爸机关，给我们开了一个大天窗。这样这个房子就可以住人了。
现在只有二哥住的那三间南屋，是我家自住房留下来了。再有呢，就是现在我住的这间房，房管局也不给我自住房落实政策，不让我进那个院儿，有的房漏了，租户找房东，房管局也不让我们看，这14间房，是我的房产权，后来都发还给我们了。
但是，人家也都住了十几年了，我们也不能住。老根儿就借房住，大勇结婚了，住在老丈人家，在左安门里，可是他老婆要生孩子，我亲家说，你们家是有好几十间房子的房产主，哪能让儿媳妇在娘家生孩子呢？必须回来生。
回来怎么办呢？孙大爷给隔出一间7平米的小房子，鸽子笼一样的，小两口带孩子住。
你孙大爷，心事重，文化革命中受到刺激，以后就不说话了。1976年人还在山西就办了退休。我天天跟他说：“这不行啊，必须得回北京去，咱们这麽呆在山西，孩子们怎么办呢？”
所以就让孙大爷退休了，人都退休了，单位就不管他了，他就可以回来了。回到北京之后，天天在家坐着，除了上茅房也不出门，就这么呆着，和聋子他们爷俩不出声就那么呆着。
我看报，报上说，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华侨的财产都发还了，那我们老百姓怎么办呢？谁管呢？我拿着报纸去找房管局，找了10年，哪儿都找遍了，东城区房管局、街道办事处、市房管局、市政府……全都找了。
我家自己有房产，可是自家孩子、孙子辈的孩子们，没地方住。二哥后来在耳朵眼儿找到一个房子，是23平米，外搭建一个9平米，一共32平方米，全家老少10口人住。
孙大爷走了也没啥，一辈子都没高兴过，一天也没好受过。我最苦的日子是在山西，回北京之后，心苦，天天为这个房子跑。
1964年，我给夏衍家当保姆，洗衣服做饭，干了两年；后来又换了几家，李天佑家还有其他的人家，一共七八家吧。孙大爷家是商人，看不起当下人的，可是我这里7个孩子，还有一个残疾，不得挣钱嘛！那就偷着去，家里没人知道，只有丫头知道，早上送老根儿去托儿所，八点钟去洗碗做午饭，再回来看学生们吃午饭，下午再去做好晚饭，才去接老根回家，再做我们自己的饭，每月挣30块钱，也有时是25块，有的时候是40块钱，一共干了大概差不多四年。仗着40多岁的年纪，腿脚勤快，干活麻利。
从山西回来，年纪大了，没有办法找工作了，也干了几个月保姆，一个月挣35块钱，把路费挣出来，还有些富裕。
有人问靠什么挣钱，我也不敢说，就说是给食堂洗碗。
有一次从山西回北京给孩子们做棉衣，有个人家姓周的，说可以给我办回北京来，让我在他家帮几个月的忙，我给干了3个多月，结果人家也没给我办回北京，就给了我30块钱，合着每个月挣10块钱。
1979年到1981年在24中烧茶炉，一个月给我开35块钱，我还看过一一阵子澡堂子，是一天1块3毛钱。一个月给39块钱；1981年到1983年在金笔厂打扫卫生，给他们做饭，一个月60块钱。
后来你二哥生娟子，我回来给你二哥看房子看孩子。娟子今年3岁了，上托儿所了。老根儿也生了孩子了，我就又给老根儿带孩子。大勇把自己的房给了他养孩子，去年他又生了一个，我还得给他看孩子。
有时候我给人家做衣服，拆洗被褥，在山西农村，我也给人家写信，都可以挣一顿饭，或者换二斤面。我给新娘缝嫁衣，我是丈夫健在、儿女双全，俗话说就是 “全和人”，我缝的嫁衣吉利，也可以挣一顿好饭；给办白事儿的扎个花圈儿、糊个纸人什么的，也可以挣一顿饭。遇到办喜事儿，还可以抓一把钢板儿，因为我是个全和人，在那些地方干这些活儿也挺受欢迎的。
就是聋子，他也没办法工作，他爸爸天天守着他，我说要给他找工作，将来我俩都不在了，他也不会饿死，可是他爸爸不让，舍不得他出去，怕他被人欺负。
1954年聋子5岁，得了脑膜炎，结果就聋了，这是他这个病的后遗症。5岁以前，聋子是会说话的，他出院回来，跟他说话，他听不见，后来去看医生，说是发烧把神经烧坏了，跑了很多医院，还上了天津，最后在苏联医院烤电，医生说：“治不好了，回家吧，等我们苏联有了先进的医疗水平，再给他治。”
聋子心里明白得很，买了冰棍儿给他，他还是先让我咬一口，才自己吃。他爸爸特别疼他。
聋哑学校把他退学以后，教育局让老师做了检查，可是也没有请我们回去，只是把批评老师的文件给我们看了，道了歉，但是也没请我们把孩子送回去。结果聋子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心智都长不健全了。
在山西的时候，我和孙大爷都下地干活去了，回到家聋子不见了，两个月，人就不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有一天，半夜11点多，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妈，多少年了，从来不见他说话，以为他也不会说了，所以这声音根本就是陌生的，他爸爸起来一看，聋子站在门口，衣服都被人扒光了，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多月，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别看这些年他们爷俩都不说话，就那么相依相靠地在家坐着，就跟空气一样，觉不出他俩在那。可是抽不冷地就没了，还是觉得空了一块。
行了，我不打搅您了，回了。别人都好说，聋子身边真的就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