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精神底色（口述历史-15）

都爱国口述

       在《中华英烈》编辑会议上，提出要我采访都爱国，谈谈他儿子都笈的事迹。我原以为都笈这孩子是英模类的年轻人，毕竟我们是《中华英烈》嘛。一看资料才知道，他是立志骑自行车游遍全球的年轻人。

       我并不理解，这算什么了不起的壮举吗？我自己17岁也曾经从嘉陵江起沿长江步行到武汉，只是为了亲身体会一下 “ 两岸猿声啼不住”，结果除了看看刘备守荆州的地方之外，猿的毛都没有，更别说 “啼”了。我也曾经骑自行车从北京到沈阳，不过就是为了去舅舅家过春节买不到火车票而已，很重要，很高尚吗？

       如果不弄清这个问题，我没办法持正确的态度去采访。

       徒步、骑行、漂流、海游这类探险，全程要直面饥饿、严寒、激流、沙暴、伤病、孤立无援，所有困境只能靠自己解决。在和平年代，极限探险是低成本的“精神淬火”。选择苦难，打破安逸，培养不退缩、不服输的精神，锻造精神的底色。

       这些人，走出舒适区，穿越乡村、戈壁、看不同地域的风土、生态、慢节奏观察社会。中国曾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国人环球骑行、江河首漂，就是证明中国人敢闯敢拼，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毅力，凝聚民族自豪感。证明中国人不止埋头耕读谋生，中国也不只是“ 诗书传家久，礼乐继世长”，同样也拥有探索、挑战自然的魄力。

       80年代中国开始兴起长漂、环球骑行热潮，诞生了一批探险人物，他们的故事激励无数年轻人挣脱安稳枷锁，敢于追逐理想。

       安稳的现代社会，人很容易困在职场，重复在日常里。骑行、徒步、漂流这类极限远行，不只是个人爱好：对内，磨砺普通人的骨气；对外，展现民族的探索力；同时反哺地理科考、乡村发展、文学创作，为整个社会保留一份不畏艰难、奔赴远方的理想精神。这也是媒体人书写探险者故事的核心原因——笔墨记录征途，征途映照人心。

都爱国口述

       我是都爱国，这位是我的妻子，都笈的妈妈吴兆芬。（当年采访的时候，我没有记录场景和采访对象的容貌，时隔39年，完全想不起来了。）

       我在1949年12月当侦察参谋，参加了解放成都的战斗。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整整38年，我一直住在北校场大院儿。         

       都笈是1958年12月6日，出生在河北邢台农村的。我1957年，因为得罪了贺炳炎司令员，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邢台农村，在那里监督劳动。

       我妻子吴兆芬是成都妇产医院妇产科医生，她来邢台待产，计划等孩子满月后回成都。生都笈的时候，新生儿窒息、假死。公社医生不会处理，不知道该怎样抢救，是兆芬亲自指挥他们操作，把孩子救了回来。

       孩子先天不足，身体很弱，回成都后又常常生病。

       1960年我回成都，摘了右派帽子，但是部队肯定不能要 “ 摘帽右派”，就让我转业到四川音乐学院。我从小就在部队，不想转业，就留在后勤部，不能恢复军籍，就当职工。

       1961年调到军区政治部创作组工作，1962年回到部队平反，恢复党籍和军籍。

       1960年我平反的时候，都笈当时两岁多，上保育院。那正是困难时期。他妈妈营养不良，奶水不够，都笈是吃米糊长到两岁的。

       那时候我刚好在后勤工作，就把他送到后勤部保育院，这样他的身体才好些，1962年以后上了军区幼儿园。后来他长成了1.8米大个子的漂亮小伙。

       他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正是1966年，我这个曾经的摘帽右派，毫无悬念地首当其冲，进了监狱。

       当时都笈8岁，我接到通知去军区开会，我心里明白，让都笈出去玩儿，妻子和女儿知道我此去八成回不来，都默默地在家里收拾东西，一家人吃了一顿饭，谁也不讲话。两个姐姐一边吃一边流泪，都笈不懂，吃得很多很香，吃完了就跑出去玩儿。玩儿够了回来，爸爸已经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再见到儿子的时候，是1979年初，他已经21岁了。

       在小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原因，他是个小反革命，被人提着腿往地上、墙上撞头，造成了耳聋。

       他妈妈吴兆芬是右派家属，一直是每月52元工资。都笈的两个姐姐是双胞胎，比都笈大一岁多，都笈初中毕业就不让他升学，说他出身不好，国家已经保证了他9年义务教育，上完初中了，想再上学，不行。

       当时是工宣队说：军区有指示，都爱国的子女不能升学。所以三个娃都没有升高中。

       都笈从小就没有过正常孩子的童年，一出生就在我的阴影之下，但他从来没有怨恨过爸爸。经济上的压力，政治上的压力都很重，他是个彬彬有礼的文雅的孩子。

       吴兆芬所在的医院里贴满了大字报，甚至贴到我们家门上，可以想得到的是，孩子们肯定不能幸免，但是都笈在外面受了欺负，回家从来不说、不诉苦，都是别人告诉我们孩子在学校被同学欺负的事。

       吴兆芬自己不卑不亢，从不低三下四。孩子们也有一副傲骨，不愿意低头求饶。

       吴兆芬在听说孩子们因为我而被霸凌后，总是把孩子们叫到身边，说：“ 你们的爸爸是个好人，不是坏人，但一时说不清楚，总有一天会说清楚的。”

       孩子们是听着妈妈讲爸爸的故事，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的。

       上不了高中，都笈非常难过，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第二年，知识青年下乡。当时规定16岁以下的不走，但是不走也不能就业，都笈决定他自己下乡，以便让大姐就业，所以他不满16岁就下乡了。

       尽管吴兆芬带着三个孩子，经济上很困难，难以糊口，但她从来没有向军区伸手要过一分钱。她告诉孩子： “我们要有骨气，靠自己的双手好好活着，等你们的爸爸回家，咱们不给爸爸丢脸，也不让爸爸为咱们担心。”

       都笈下乡，来来去去表现得都很平静，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诉苦的话。在农村，知青招工考试都合格，但因为政审不过，面临着不让就业，也不让上学的处境，他回家一句话都不讲。

       在农村干活儿4年，后来考学校考了全公社第一，开始学校不敢要他，后来他妈妈所在的成都妇产医院出面说情，才被招入成都卫生学校。

       这样他就上了卫校，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同学和老师都喜欢他。毕业以后分配到了成都市结核病防治医院。

       都笈为人十分正派，勤恳善良，总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同时他聪明、喜欢动脑子，而且敢说敢干，一年多以后，调到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做了学生科的干部。

       1960年，贺炳炎贺司令去世了以后，我平反了。部队抓得很紧，我成了全军唯一一个平反的。1966年，军事法庭曾经给我的判决是：现行反革命，有期徒刑7年，林彪死了以后，1972年，原军事法庭批准我释放，释放之后让我回成都。

       成都军区三个野战军都不要我，安置的同志说，留在成都军区是不行了，没法安置，你当初在邢台待过好几年，回邢台可以。我表示不能回邢台，不能连累家属。

       都笈在农村的时候，空军招兵，看他个子高，长得好看，主动要招他。他知道政审一定不过，不愿意人们再把他父亲的问题翻出来，坚决不报名。

       1976年，省人民艺术剧院招演员，我们鼓励他去考，考得不错，但说他眼神不对。他回家告诉我，说他不懂，眼神怎麽不对了，问我们说眼神怎麽才能对，我知道，这就是要送礼了，礼到了，眼伸就对了。我说我没钱，别说送礼。一只鸡都买不起。

       为此，都笈退出了招生组，有很多人是靠送礼当上了演员。都笈卫校毕业之后，公安局要选两名法医，要品学兼优的，他是第一名，但是我不同意，法医就是要穿警服了，这些年政审已经把我们全家折腾得七荤八素了，经受不起了。所以他就没去公安局。

       他不入团，已经被无止境的“政审不合格” 逼得快疯了。团支书找他让他入团，他说： “我会做个正派的人，但是我不入团。”

       学校让他列席团代会，回来还是不入团，他只想平平淡淡地当一个普通的、真正的好人。

       都笈喜欢旅行，每个假期都出去。云南贵州四川的名山大川，他都看不够。无论长途短途，他都骑车去，跟两个好朋友一块儿去。爱的就是旅游，他结婚我给了10000块钱。岳父家给了800块钱。

       他的爱人叫李曦，和都笈是同班同学。夫妻两个人的蜜月旅行 ，就是沿着长江乘船游了苏杭，南京，黄山，北京，然后才回家。那是1985年的3月。

       后来他们俩就经常谈论这段日子，打算骑车一段一段的再走一遍，一边走一边做工。越谈越兴奋，计划就慢慢变了，变成是走16个国家，准备1988年到达汉城，去看奥运会。1986年，他们正式提出来，妈妈坚决不同意。

       妈妈说：“ 咱们一家，多不容易啊！经过多年的不幸，爸爸好不容易回来了。我就盼着晚年大家守在一起，团团圆圆的过几年安定的日子。”

       但是都笈坚持要去，他说： “我会拉、会唱、会画也会写，走到哪都饿不着，年轻人要有志向，要走没人走过的路。我们要让人看看中国的青年，不是小绵羊。我一个大小伙子，整天守着妈妈算什么呢？永远都长不大，只有出去闯荡一下，这样才能成人。”

       后来妈妈请爸爸也一块儿阻止他，我却很支持他，说： “这是儿子的志向，咱们不能拦着他。我们绝不能灭他的志气，经得起考验、受得起苦难才能成人，经不起压力，他就不可能变得更坚强。谁说非要儿女为父母送终呢？  ”

       都笈说： “我对于家庭的不幸，从来没有埋怨过，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没有正规地好好读书，这是心里的遗憾和不甘。我对不正之风不很不满意，我要认识世界和社会，对国际上的事，光看报不行，听报告也不行。看了才真能认识国外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回来以后能够写几本游记，拍些风光片，以此来使国内的人了解外国。”

       都笈安抚妈妈，说他有一个偶像，自己就是要向他学习，他给我们讲了潘德明的事迹。           

       潘德明，原名潘文希，浙江湖州人，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个单人自行车加徒步环球旅行者。

       潘德明22岁立志环游世界，向全球展现中国人风骨。他1930年加入亚细亚步行团，同行者中途全部退缩，只剩他一人坚持走完全球路线 。

       步行团从上海出发，骑着越南西贡购置的英国兰翎自行车，穿行亚、非、欧、美、澳五大洲40余国；全程自行车与徒步结合，翻山、穿越热带丛林、戈壁，历经野兽、疾病、战乱等各种险境 。

       沿途他们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印度领袖甘地、泰戈尔、凯末尔、张学良等数百位世界名流接见，重达4公斤的《名人留墨集》留存上千份题词签名；1933年在柏林曾被希特勒接见，但潘德明始终坚守民族立场，无政治妥协。

       1937年历时7年，他回到祖国，恰逢全面抗战爆发，他把华侨资助他考察青藏高原的10万美元全数捐给抗战事业；之后隐居上海，做裁缝、绘图谋生，刻意淡出公众视野，事迹尘封数十年，直到1979年才被重新发掘整理。1976年10月18日因心梗于上海离世。

      “他就是我的楷模、我的榜样！” 都笈对我们说。听了这话，他妈妈眼泪滚滚而下，却也不再说反对的话了。

       都笈和李曦计划骑车去环游世界，他们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王文硕是省运输公司的，廖清志是四川科大毕业生，还有一个是西藏的，他的初中同学，他们不仅要游遍祖国的山河，还要游遍全世界，为国争光，使世界了解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为中华民族争光。

       公安局不批准，说：中国人不能到国外去过流浪的生活，很丢人。

       后来都笈的岳父。在国外有亲戚可以给他钱，他不要，他说，我们不伸手讨钱，不用外国人的一分钱。

       我也有很多战友，他们一定要给他钱，但是他说： “爸爸，叔叔、伯伯，我要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手来挣钱。以前有很多人骑车出去，心安理得地接受馈赠，但很多人骑了一半儿，坚持不了，最后坐飞机、坐汽车了。我不能学他们，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

       1986年国家对这些旅行者，有一个规定。语言、健康、钱、在国内必须得到一些赞助费。就是说语言要通，健康要好、要有钱，在国内得到了一些资助费，

       骑行和步行的生活非常苦，都笈打算打短工，街头卖唱、卖画。他说，我绝不伸手要钱。他的爱人很支持他，而且很了解他，理解他，钦佩他。

       学院也支持，给了药和服装，说有困难随时可以回来，不要背包袱，有条件可以再继续走。

       1987年5月25号，下着小雨。人民南路广场，大家欢送他们。他们医院支援了医药费、服装费、并给都笈预支了一年的工资。学院开欢送会，称赞他的抱负和勇气。

       都笈当时是28岁，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孩子。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公平正派，威信很高。     

       他们院的五个领导，还有一些学生，以及一些朋友，几十个人骑车送他，送出去300多里，送到绵阳。还有一些人送了700百多里。都笈对他们说：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谢谢你们，如果交大的领导能够像你们支持我一样支持尧茂书， 他可能就不会死。”

       尧茂书，四川乐山人，西南交大电教室摄影员，中国首漂长江第一人、长漂烈士，35岁牺牲 。80年代初国外探险队计划来华漂流长江，尧茂书说，长江是中国的长江，首漂者必须是中国人，于是他自费筹备数年，提前启动漂流计划 。1985年6月20日，从长江源头沱沱河下水，橡皮艇命名龙的传人号；他的兄长陪漂300公里后返程，尧茂书独自闯险滩、峡谷、无人区，孤身漂流33天，航程1100多公里。

        7月24日，尧茂书在金沙江直门达下游激流触礁翻船，橡皮艇倒扣礁石，相机、笔记、猎枪散落江面，尧茂书不幸殉难。

        都笈和他的伙伴们，第一站，他们要去巴基斯坦，从新疆翻天山到巴基斯坦，这段路仅仅用了73天。

        巴基斯坦人很热情。他们在巴基斯坦吊唁了烈士陵园，驻巴大使接见了他们，当时的气温是40度以上。但是他们玩儿得很愉快。

        当时报纸上有记者拍摄的他们吊唁烈士陵园的照片，写了《中巴友谊之路》的报道。中国人为巴基斯坦修建中巴友谊之路，施工当中牺牲了一百多人。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烈士的陵园。

        他们刚刚翻过天山，来到中巴边境，巴基斯坦人问：“你们是个香港来的还是台湾来的？”

        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北京来的。”

        巴基斯坦人竖着大拇指说： “中国人走出来了！”

        听了这话，都笈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 “ 他们知道了，知道我们走出去了！接下来的路，不论多远、多难，即使是牺牲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走完全程。”

        他们这一行，一共是16个人，有两个是科技大学的。原计划，是走阿曼到到阿联酋再到沙特。

        他们到伊斯坦布尔大使馆是7月28日。大使建议说： “沙特正在打仗，你们最好不要去，建议你们乘船去埃及。先去卡拉奇，再从卡拉奇去换船。”

        《经济日报》驻卡拉奇的记者站，为他们联系了一个华侨的船计划8月10日起锚。

        大家商量了一下，说好三个人先拦卡车先去卡拉奇打前站。都笈和李晓峰他们几人骑车后到，当时拦下了一辆卡车，大家就说，不然就都上卡车，一起走。

        都笈不同意，坚决要骑车，于是大家约定8月9号9点到卡拉奇集合，晚上七点半离乘船离港。

        起到距离卡拉奇60公里的地方，已经能远远地看到卡拉奇的灯光了，他们十分兴奋。都笈说： “加油吧！只剩60公里了，今晚一定要赶到！”

       李晓峰和都笈两个人相距十几米，李晓峰在前面，都笈在后面。忽然李晓峰听到一声巨响，他回头一看，一辆卡车高速超越一辆公共汽车，他不是从左侧超车，而是从右侧山崖边上超车， “砰”的一声，把在右侧骑行的都笈，连人带车给碰到山崖下边去了。而肇事的卡车，根本没有减速，更别说停车查看了，直接飞似的冲过去，绝尘而去了。

       李晓峰连忙下车跑到山崖下面去看都笈，他当时摔昏迷了。然后李晓峰拼命呼唤，把他叫醒了，他醒过来说，鞋没了，让李帮他找鞋。

       李晓峰帮他把鞋穿上，把他从山崖下背上来，放在路边，开始拦车。拦了三次车都没拦住，人家根本不停，直接开过去了。第四辆车过来的时候，李晓峰立刻跳到路中间，脱下上衣拼命摇，终于把那车逼停了，但是他们一看都笈的样子，伤得不轻，他们说，不拉人，只报警。

       后来是警车和救护车同时到，把都笈送到医院。李晓峰和警察交涉，警察说你们没有看清车牌号，肯定找不到肇事司机。都笈当时还算清醒，他说，头很痛，让扶他坐起来。都笈坐起来之后，说让其他的伙伴，借医院电话通知领事馆。

       前面坐车去卡拉奇打前站的三位伙伴，和领事工作人员一同到达，当时已经是11点了。他们一来，就被告知10点40都笈已经死了。

       领事馆问医院是怎么抢救的，开始医院说不清楚，没有抢救记录，后来查实，并没有抢救。

       李晓峰和都笈，并不是一同从成都出发的，是在喀什碰上的，李晓峰和一个姓田的朋友，看他们在骑行，好奇。与都笈聊起来，被他们感动，加入到团队里来。都笈牺牲之后，他给学校写了一封长信，建议要在学院提倡都笈精神，不要像麻雀一样只图安逸。号召学校的学生，向他学习。

       都笈出事1小时之后，卡拉奇领事馆报告了外交部。9号一早，外交部就收到了我提的要求，我说：一要见到尸体，二要追查肇事者，三要求卡拉奇政府赔偿。

       领事馆说他们一定会严正交涉，要求追查肇事者同时会提出索赔要求。尸体找到印度教徒帮忙火化了。骑行的同伴们要求带一半骨灰继续走，让都笈的英灵陪伴大家一起走完全部行程。另一半骨灰送回家。要寻找方便的时候托有缘人带他回家去，平常的人他们是不会有人愿意携带骨灰的。

       8月14号火化，15日离开卡拉奇，乘船到亚历山大港，到了埃及。

       在埃及遇到一个人，他说都笈是这一代人的精华，他还真的就把都笈的另一半骨灰送回家，亲手交给我们了。

       我们为都笈家祭三日，素昧平生的人有几十个来祭奠。我感觉已经很多人了，很感动。没想到到了第二天下午，来了几百个人来悼念他。还有远道从北京闻风而来的，人民大学的、度假的，有很多人。都笈姐姐的孩子说： “那么多人爱舅舅，舅舅为什么不回来？”

       都笈没有堵抢眼、没有下冰窟窿救人、没有上战场、没有拦惊马，他就是一个平常的年轻人，骑着一辆平常的自行车，想要环球骑行的年轻人，可是为什么他会感动着那麽多人，引领着那麽多有梦想、有追求的人追寻自己的梦想呢？

       因为，他用他的生命锻造着中国青年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