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齐河朱多锦先生相识相知，很早就想写一篇有关先生的文章，却迟迟没有动笔。先生年事渐高，想我作为追随先生身边的人，与先生一块共事亦师亦友这么些年，有些事有些话看在眼里记于心间，有资格讲述一些先生不为人知的言与行。

       初识朱多锦先生时，他就是知名的诗人了，文学上有着极不平凡的清晰的判断力，尤其对诗有更为独到的理解。那时他已写有《妻意》、《我是黄河的儿子》、《城市走狗》、《发现与批判》等众多高致的作品。世事洞明的成名诗人常对后辈怀有戒心，刻意保持距离，但和朱先生接触，感觉他不是。后来我们几个人创办了个七亩园文学沙龙，常在一块谈诗论文，交流更多，他其实比我父亲还长几岁，但与我都是兄弟相称。先生之为人为文堪称楷模，有那么一件事，至今想来还有感慨：泗水苏富宽先生是一位文化商人，为人豪爽、广有资财，名下有印刷厂，与朱先生相识多年，之前曾借给朱先生一万块钱。2008年底苏先生因车祸去世，朱先生打电话给苏先生的儿子，说要还款。其子并不知道有借款一事，朱先生对他说，我知道你不知道，借钱的事你爸也没有跟你妈说，但钱真借给我了，这几天你抽空来拿吧。苏先生的儿子很感动，说父亲死后很多借了钱的都不认账了，我和母亲去要都要不来，您老做人和他们不一样啊！依先生之为人，像他这样文革受过迫害、年轻时时常不名一文的人，钱财不过身外之物，就是再活一辈子他仍然会这么做的。

       一个作家、诗人，做人能否立得住至为关键，朱先生这个人首先不会害人，说不会害人是说他一生没学会一点害人的手段，唯知据理力争捍卫真理、捍卫学术，有那么一股凛然不可企及的气势。一个人人品立住了，作品自然就塌不了，2009年夏天，与先生驱车外出校对《华夏文坛》刊物清样，去时就阴雨不断，回时大雨滂沱，沿104国道北行，路面几成汪洋，看去与路基下的河仅是落差不同而已，感觉车就像行驶在河面上。因车速不高行车时间显得漫长，就请先生讲讲他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话匣一开，先生所谈给我最深的体会便是为文的痛苦。默默地听着，抬头从后视镜看先生眼睛湿润了，万感萦心的回忆写在清癯的脸上。一个有现代品格的老作家、老诗人形而上的痛苦，我无法全部理解。

       梁山黄建刚兄与朱先生交厚，他也是七亩园的老朋友。建刚兄认识朱先生的时间比我早许多，他在回顾与先生的交往时，跟我说朱先生是他见过的最不会打理生活的人，朱先生在七里山路自己租住了两室一厅的小房子，每月400元租金，房子里天然气、暖气都有，但他从没做过一顿饭，都是上街买饭吃，为的是节省下读书写作的时间，平时烧水也没有锅，渴了就用铝盆烧，一个人将就着近乎原始化的生活，不求外在丝绸锦绣，只要内心海阔山高。建刚和朱先生住一条街，但一个在北部的泺口，一个在南边的七里山，相距十多里，看到先生一个人寂寞，就常坐4路公交过去陪陪他，因为4路夜里11点还有始发车，建刚就常常与先生聊到小半夜。后来他出于经营考虑去温州发展了，就打个出租把自己办公室的茶几、饮水机、暖瓶等一股脑给他送来，使得住处终算有了点家的样子。一直到后来成立济南七亩园文化沙龙，大家在先生那儿聚会，还在用建刚兄送来的饮水机。

       事实上朱先生这些年经济上是困顿的，家庭收入方面只有他一个人有两三千元的退休金，但就是这笔钱也用作房贷抵押了，每月银行会扣收掉。

       先生于我，首先是位有知遇之恩的人，我曾经在七亩园文化沙龙活动上说，如果不是七亩园的培养，我在文学创作上最少还要滞后五年，是朱先生的鼓励、督促和不遗余力的帮扶，使我拨云见日向作家队伍靠拢过来。2010年我的第一本诗歌集《在这个行将挥霍掉的夏天》出版，他写的序，并动用七亩园文化沙龙为我举办了诗集研讨会，为了高质量举办这次活动，他以《山东文学》杂志社诗栏主持的身份邀请著名老诗人吴开晋、郭廓、诗孩、王均镇、漱玉、等来捧场，后来济南市作协、天桥文学研究会为我举办诗集研讨会时，又专程从齐河老家赶来参加，连夜又返回去。我在写作上点滴的小进步他也看在眼里，老友黄秀峰兄给我说，他去山东作协办公大楼拜会朱先生，提起我来，朱先生对他说，霁良是有些功底的，进步很大，等着看吧，很快就要“五子登科”喽。我当时跟秀峰兄说，朱先生这是揠苗助长呢。现在想来，先生不仅仅是对我的赏识和看重，更多的是寄予了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