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之二

邱明执笔

引子

       在一般人眼中，大凡老夫少妻。多是有所图，或钱财、或地位、或美色。

       历尽沧桑，终成眷属者不多。真有这种恋情，而不顾一切的结合，通常也总是遭人非议。

       我本不是为采访她和她的婚姻的，我是因为她的丈夫曾遭受过的苦难，而来采访他的，是慕其名而来的。

       我利用休假来到天津，找到了他—鲁藜的家。两居室的一个中单元。其时正值盛夏，酷暑难耐，他们不得不敞开大门以求得一丝对流的清风。我隔着半截门帘，叩响敞开的房门。掀开门帘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身着无袖花连衣裙，身材苗条。

       我说明来意，便坐下来同男主人鲁藜谈话。整个过程中，女人一言不发而面露微笑，静静地听，手里在忙着裁剪和缝一件衣服。我进门时还是摊在床上的一块花布，等我与鲁藜谈着、记录着，手累了起来伸伸手臂，又很含蓄地伸了伸腰背，才发现在不知不觉中，天暗下来了，床上的花布也已变成了一条连衣裙了。

       那女人不知何时出去了，细听似在厨房忙碌，我便站起来去拿起那裙子。毕竟都是女人，对美丽的衣服总是有兴趣。在身上比了比，赞道：“好巧的手！” 鲁藜宽厚地笑了。

       我本无心打听他的私事，却不经心地脱口而出：“是您的女儿吗？”

       他笑了笑：“ 不，是我的爱人。”

       我惊异，但不敢评论。鲁藜却十分开朗，他说：“ 年轻是不是？她比我女儿大一岁，比我小24岁。”

       我小心地说：“ 能谈谈吗？”

       他说：“让她谈吧。”

       我没有把握：“她能谈吗？”

       鲁藜叫：“小西，来！”

       那女人应了一声：“ 吃饭吧，边吃边谈。”

       随着声音，她轻快地走进来，托着一个托盘。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没有推辞，因为我原本没有找到吃饭的地方。又谈了差不多四个小时的话，对天津有完全陌生，更加上对这位小西很有兴趣，所以留了下来。

       饭菜可口，我对她又添了好印象。我在想。怎么开口问他，所以一直在端详她。她的确年轻，因鲁藜已经是72岁的人了，这位小西当时是48岁，可是灯下看去，似乎还要年轻些。她表情活泼，举止轻快，看上去很幸福。看到我这么打量她，她不由停了筷子，仔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大花的连衣裙裸露着两条可称为玉臂的、白皙的胳膊；蓬松的头发在脑后挽做一束；大眼睛眼角有一些皱纹，眼袋却不明显；睫毛极黑，弯且长，遮住一双漆黑的眸子，想象得出，这双眸子当年一定是很吸引人的。

       她眼含疑问地看了看鲁藜，鲁藜笑着说：“ 记者对你有兴趣。”

       她笑了：“我有什么可以让人家‘有兴趣’的？” 说着又瞪了鲁藜一眼，眼神是一种撒娇的女孩儿特有的，“ 你是不是胡说了什么？”

       " 没有，还得你自己说。” 鲁藜说。

       她看了看我：“ 你真要听？”

       我点点头，“ 你想听什么？” 她问。

       "想听听你们之间的事。” 我小心地说。

        她说：“ 好吧，说说这事儿。也该说说了，好多年了，我总想找个人说说，说说我的心里话。”

半世苦恋一朝甜

诗人鲁藜的爱人口述

       我的大号叫做刘颖西。认识鲁黎那年我12岁。他是天津市文联的主席，我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那是1950年，我家在天津是开电料行的，我们的店正好在天津市文联的对面。我当时就是个小姑娘，12岁嘛还上小学呢，心里头做着什么梦呢？那就是当演员，我觉得自己长得漂亮，就一心一意想演电影。所以文联大院里的活儿我总是抢着去干， 希望哪天被电影导演看上了，我就可以演电影了。

       我第一次见到鲁藜是被父亲派去换开关的，我背上备件包，腰里扎条电工腰带，上面别着几件工具，皮带孔穿到最后一个，还是松松的斜挂在屁股上，就这么着三蹦两跳到文联大院，看一下父亲给的地址，照着门牌对了一下，很容易就找到了。

       按照父亲的嘱咐轻轻地敲门，开门的是个男人。当年他36岁，身材不高，但由于消瘦，所以显得颀长并且挺直，他有一双大而美的眼睛。我说：“ 请问，这儿是鲁藜的家吗？”

       他说：“ 我就是鲁藜。”

       我一听说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诗人、市文联主席，我立刻心慌了，要知道，我那会儿是个小学生，可他是个官儿，所以我特别紧张。 我想说话可是说不出来，就觉得好像要喘不过气来似的，鲁黎看我这样，就笑了。

       他见我的打扮和手中的纸条，就明白我的来意，说：“ 是电料行的吗？”

       我点点头，他把门敞开，说：“ 请进来吧。”

       我低着头进屋，那房间宽敞明亮，使家境艰难的我十分拘束，觉得太豪华了，以致我都不敢动。鲁黎把我引到沙发上坐下，倒了一杯水给我，我不敢喝，他又拿出糖果来给我吃。我一看到那些糖，包装精美，是玻璃纸的，和我平时一分钱买一块的那种完全不一样，我心里想得要命，可我还是不敢拿。

       鲁藜大概看出来了，抓了一把放在我手里，我战战兢兢剥开一块吃了，那甜甜的滋味，使我镇静下来，觉得好多了。

       他问我几岁了？上几年级，我告诉他，他就摸了摸我的头，说：“ 你比我的大女儿大一岁。”

       然后我就说：“ 叔叔，你老要换哪个开关？”

       他指给我看，又说：“ 这么高，你肯定够不着。” 我爸爸出门干活，常常带个小梯子，我当然是带不动的，所以我总是请主人叠放椅子或者凳子。这天也是一样，凳子弄好了，鲁藜看了看说：“ 这麽高，你不会摔下来吧？”

       我这天是第一次有了自信，我笑了，一点儿也不紧张了。我很熟练地爬了上去，站起来在叠的高高的凳子上换开关。我干得很熟练，鲁黎在下面为我扶着凳子，并且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

       后来他告诉我，他就是看到我这么小小的年纪，就为家计辛劳，才有些同情，也有些赞赏。其实他自己的身世也是很苦的，幼儿时期随父亲到越南西贡定居，刚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回家，为了给家里省钱，在湄公河畔的一家面铺学徒。后来为了补贴家用，做过小商贩走街售货，也做过码头上的帮手。 一直到16岁父亲去世，父亲的遗嘱是一定要葬在家乡，他送父亲的遗体回家乡安葬，才一路打零工回到了家乡。

       后来他参加革命，到了延安，又成了诗人，解放后当了天津市文联主席。可是小时候吃的苦，他是不会忘的。见到我，他觉得很亲切。因为他有相似的经历，所以对于小孩子为补贴家用干活儿，就会想到他自己小时候，感同身受。

       我干完了活，鲁藜又端来了热水叫我洗手，我有些不好意思，怕弄脏了他家的东西。到再次坐下来的时候，他问我名字，我说我叫刘颖西。他笑了笑说：“ 你和我孩子差不多大，我叫你小西西好不好？”

       我说：“ 那样太娇气了，我没有娇气的资格。”

       他说：“ 小姑娘正是撒娇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是喜欢有人这样叫我的，大户人家的女孩儿都有一个娇滴滴的小名。可我是没有人可以让我对他撒娇的。他又问我：“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什么时间说都可以。”

       我一听到困难这两个字，心里真的一沉，叹了一口气。 一个12岁的孩子，心里能装多少事儿呢？我就说：“ 哎呀！我愁死了。”

       他认真的问我：“ 是什么事，能让你愁死呢？”

       我说：“ 我要上初中了，要是考上的学校，离家太远。放了学到家就会很晚，没有办法帮家里干活了。”

       他很认真地点了点头说：“ 呃，那么哪个学校是你最喜欢的呢？”

       我一点儿也不会掩饰，就说：“ 女一中啊，又近又好。“  话一出口，就稍稍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我毕竟是受了家庭的严格管教的，父亲总说：” 饿死不求人，自己吃就要自己挣，挣多少吃多少，挣不到就饿着。“  当我说出女一中的名字之后，就觉得自己很没有骨气，生怕别人会看不起我，我的眼睛就不敢看鲁藜，只能四处看看。

       这一看，就发现周围全是书柜，不由得叹道：“ 叔叔，你有这么多书啊！”

       他看看我又看看书柜，站起身选了几本书，说：“ 这几本书，你拿回家看，看完了你再来。”

       我这是平生第一次看课本以外的书，那真的是很美妙的。这些书让我看到了天津小市民以外的世界，感觉到生活的味道和过去不一样了。我很喜欢这些书，我把书中美好的东西和鲁藜直接联系起来，觉得这都是他写的。

       我很快就读完了这几本书，并且小心地带着它们去找鲁藜。我说：“ 您写这麽多书，真的写得太好了，好看极了！”

       他把书接过去。拿出一本，平托在手中笑着问我说：“ 你喜欢吗？”

       我说：“ 真喜欢极了。”

       他说：“ 记住，这本书的作者是个丹麦人，他叫安徒生，我想啊，大概全世界没有人不喜欢这几本书的。”

       就这样，在他的帮助下，我开始读书。我家穷，买不起书，总是看鲁藜的书，开始他给我选，选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后来他让我自己选，选好以后他看一看说行，我就拿回家去看，有些书，抽出来不让我看，说这些书你还看不懂。

       我考初中，果然被分到离家很远的学校。他就帮我转学，转进了女一中，我觉得他真是很有神通的人物，我对他又感激又崇拜。因为鲁藜是个诗人，我也就开始读诗，并且爱上了诗。

       我还悄悄地收集他的作品，我不再叫他叔叔，而是叫他老师，他却叫我孩子，或者是小西西。16岁那年，我上高一，是个少女了，应该说是情窦初开了，但是对鲁藜还是孩子对长辈的感情。

       那是1954年，有一天，我被叫到派出所，警察问我：“ 你认识鲁藜吗？”

       我说：“认识。”

       “ 你是怎么认识的？如实交代。” 警察问。我说了过程，他们又问我，“ 他跟你说过什么？你每次见到他，他都在做些什么？”

       我就说：“ 让我好好读书。”

       问完了我准备回家，警察 说，"不行，不能让你回家，还要你认真回忆并大胆揭发。”

       我被关在一间小黑屋子里， 让我好好想，详细写，让我如实交代。我那年16岁，刚刚16岁的姑娘，对政治什么的一点儿都不懂，也没兴趣。他们让我回忆鲁藜，我就坐在小黑屋里想鲁藜，越想越觉得他好，越想越觉得他对我真好，越想越觉得他长得真好看，越想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就越清晰。

       这几天。关在派出所里，我完成了爱情的萌动和成熟的过程。我明确地知道我是爱上他了。爱这个清秀飘逸温柔的男人、爱他的一双大而明亮的美目、爱他的才华、爱他的为人、爱他的一切。

       也正是因为我才16岁，对于婚姻什么的，没什么概念，所以完全不考虑，不考虑他有妻子儿女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其实没想过和鲁藜结婚，那么具体的事儿，我完全想不到，我觉得爱他，就够了。我对自己说，好神奇啊！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我对自己说我会爱他一辈子。

       在派出所关了几天，我就长成大人了。也有了心事了。一被放出来，我马上就到文联去找鲁藜，没有人告诉我鲁藜在哪，我找不到他，于是第二天我又去，每天都去，每天都问。终于有一位画家注意到了我，她对我说：“ 你别再问了，现在还没有人注意到你天天问鲁藜，一旦被人注意到，你就麻烦了。”

       我说：“ 阿姨，那你告诉我吧！”

       那个画家说：“别问，真的，鲁藜回不来了。”

       我能相信吗？我不敢相信，为什么鲁藜就回不来了呢？他是怎么了呢？我没有办法理解，但至少我知道文联是不能再去了，我也真的没有再去。

       我开始自己寻找“鲁藜回不来”的原因，我这才第一次知道这就是政治，我觉得我也很幸运，生长在一个小市民的家庭，没有一点点野心，也就没有一点点政治上的麻烦。我只想着爱一个人，跟他在一起。过温馨的好日子；我更感兴趣的，是做一身好看的衣服；梳一个新式样的头发给爱的人看；给爱的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我从小操劳，家事什么都会干。又从小在鲁藜的指导下读书，又爱上了诗人，所以满脑子的温馨，满腹的柔情。对于政治的凶险和人生的大起大落，对于像鲁藜这样的名人和官儿，他们的沉沉浮浮完全不理解。

       总之，我完全不知道这事儿有多么厉害。要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胡风是怎么回事儿，也不对。学校政治课上都讲了，报纸上广播上也天天讲，可是那是文人，那是官儿，离我太远，我没有太关心。

       当我知道鲁藜是“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的时候，我才真正关心起这件事情来了。我于是翻看我所收集到的鲁藜的一切诗稿，发现他1949年以前一直是在胡风办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他的诗集《醒来的时候》《心的歌》是胡风帮他出版的，我明白他是一定脱不掉干系的，被牵连也是注定了的，但到什么程度却一直难以猜测。实际上，他已被定性为反革命，是胡风反党反党集团的成员，开除了党籍，关进了天津军法处。

       我有找到他的心，可是没有找到他的力，我所能做的就只有一个字“等”。一等就等了九年。如果不是一次邂逅相逢，也许我就不会得到他了，大概这就是命，由不得人的。

       我本来不爱看戏，可是爱鲁藜，受鲁藜的影响，也就有了兴趣。过去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把中国戏曲艺术的特点讲给我听，从唱词到动作那一整套程式化的表演。含义是什么，等等。使我对这门艺术入了门，并且也喜欢上了。

       我特别爱去中国大戏院听戏，不为别的，就因为鲁藜过去是中国大戏院的经理，我每每坐在这个剧院里，就感到他的气息。我有一个习惯，凡是曾经和鲁藜有关系的，我都有兴趣，凡是鲁藜呆过的地方，我都去，我订阅发表过鲁藜作品的报刊，去看鲁藜工作过的地方。去鲁藜工作过的单位附近散步，到鲁藜当过经理的戏院听戏。

       心诚，终于打动了苍天。1958年的仲冬时节，我又在中国大戏院听戏，那天几乎是座无虚席，我坐在中间一排，灯灭了以后，锣鼓响了起来，但是幕还没有拉开，这个时候是观众席上最黑暗的时候，有一个人从后面轻轻地进来，悄悄地坐在我前面几排的位置上。从舞台上微弱的灯光的映衬下，显出了一个剪影，那个样子使我产生一种熟悉的感觉。

       幕终于拉开了，观众席上能见度很好，我端详前面的那个人，他穿一件又脏又破的棉大衣，即使剧场里那么暖和，他也不脱下来，戴了一顶破旧的，很脏的布帽子。我向旁边移动了一下，发现帽檐压到眉际，眼睛正好在阴影里看不清，我又向另一边移动了一下，发现他带着一只大口罩，口罩的上沿与下眼睑平齐，完全看不到真面目。他整个人都缩在大衣里，靠在椅背上听戏，一动也不动。我却一直没有听戏，一直移来移去，从两边看他，越看越觉得他像什么人。戏还没有散，这个人好像对戏特别熟悉，他站起来的时候，刚好戏进入了最后一分钟的一段唱。站起来的他，完全是一个农民形象，没有人注意到他，但他一走到过道上就露了馅儿，那步态我很熟悉，完全是走到心里的那个人—鲁藜的步态。

       当他走过我的这一排的时候，我小声地叫道：“鲁藜。”

       他顿了一下，没停步，走了过去。等我站起来的时候，剧场已经开始活动了，有些不等谢幕的观众，或者是怕赶公共汽车太挤的观众，就向外面活动了，我被人隔在了后面。剧场过道很狭窄，使我只能贴着前面人的后背向前走，我看不到那个穿破大衣的人。一出剧场大门就轻松了，我四下张望，看见他了！帽子压得很低，穿一件破旧的棉大衣，带着大口罩，低着头急匆匆地走。

        我飞跑追上他，快到跟前时，我放慢了脚步，我的心狂跳，我相信这就是鲁藜，鲁藜啊！但又怕认错了，我患得患失，轻轻的拉了拉他的衣服，说：“ 你是鲁藜吗？”

       他回过头来，于是我看到了那双大大的眼睛，尽管被密密的皱纹包裹住了，可是那眼睛中的温柔，永远是我熟悉的。

       他不认识我，不仅吃惊，而且有些生气，还似乎有点儿惊慌。我说：“我是刘颖西呀，刘颖西！”

       他说：“ 电料行的小西西？”

       我说：“ 是呀！”

         "你长这么高了。”他说。

         "我都20岁了呀。” 我说。

       这样我们重逢了，我们一同吃了晚饭，是在川鲁饭店。饭后我问他住在哪儿，他说住在市委招待所，我说：“ 到我那儿坐坐好吗？”

       他点了点头，我告诉他，我现在是一家诊所的医师，这小屋是我的宿舍，很小但清静，不会有人打扰。

       他拍了拍我的头说：“ 好啊，是大人了。” 他又端详了我一下，说，“ 好孩子真的长大了。” 说着，他的声音就小了。我看了看他，想问又没敢，他却说，“ 不知道我的女儿怎么样了，她只比你小一岁。” 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这种身份她是会受株连的呀。”

       到了我的宿舍，他脱下了大衣，我才发现，他完全是个老头了，瘦骨嶙峋，背也不那么挺直了。衣服皱皱巴巴，脸上爬满了皱纹。我觉得很心酸，他不是还不满44岁吗？我还是爱他，见了他就更爱，以前是又敬又爱，这会儿我虽然谈不上锦衣玉食，可是衣着合体，青春美丽。相比之下，对他油然而生怜惜之情，就变成了又怜又爱的滋味，比水还柔。我坐下来拉着他的手说：“ 我找你找得非常辛苦，你是怎么过的？”

       他有些吃惊，说：“ 你找我，为什么找我？”

       我仍旧在他面前无遮无拦，说：“ 我很想你！” 他很感动， 大致讲了他的事情，我说，“ 是的，你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嘛。”

       他不服气，他说：“ 我只是1949年在北京政协开会，见过胡风一面，就被定位为成员。之前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集团的存在。”

       后来他向我讲述他被关押时的感觉，他说：“ 天津军法处的监狱，是个四平方米多一点的长方形的盒子。我想活动就必须像动物园里的老虎似的走来走去，可是，频繁的转身使我感到头晕，我只好长时间坐在床上看天，天空是一个一尺见方的蓝色物体，被铁条切割成一条条的长方形。我久久地坐着，久久地看着，就会看到许多变化，有时候飘过一片云，有时候飞过一只鸟，有时候整个都是空荡荡、雾蒙蒙的，有时候还会缀上几颗星星。我有时候想写诗，后来脑子里就没有诗了，就想说话，后来也不想说话了，就想写字，我看着那一小方天空，每一次画面的变化，我都会编出故事来，后来发现监狱墙上潮湿的印迹出来的图案很奇特，就把它们想象成动物或者人，给它们起了名字，然后一一讲述它们的历史，这些都像是童话故事一样那么美丽。”他低着头，似乎在想，也似乎忘了我的存在。好半天才又说，“ 后来这些也让我厌倦了。像小孩儿总玩同一种游戏也会厌倦一样。”

       我想起。他住招待所，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他说：“ 家呀，没有了。住在里面久了就不记得日子了。是哪一天我都想不起来了，当时就想不起来，反正是我被提到监狱的办公室去了。那管教，我们把监狱的看守人叫管教，管理教育的意思。管教看了我一会儿，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想必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递给我一张纸，始终没有说话。我一看，那纸上写了许多字，每一个字我都认识。我心想，我还是认识字的，这太好了。我就笑，我又看到了下面的空白处写着‘签字’显然是让我写自己的名字。我脑子里出现了‘鲁藜’这两个字，就想写上去，写写看是不是还能写得出来。我一把抓过笔就要写，可那个管教却按住了我的手，我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我终身难忘，是充满了同情的。他说：‘ 别急，好好看看，好好想想，再签字，你可以不同意，不同意就不要签字，听清了吗？’ 我听清了，可当时心想，我能听懂别人讲的话，也能认识字，我必须试试，我还会不会写我的名字，我就写了，写的挺好看的。我很高兴，心想，我要是起个日本名字。有四五个字那么长，那就好了。不过这两个字笔画不少，如果是叫什么丁一什么的，就太不过瘾了。我真是这么想的。写完了以后。我才把那东西看了一遍是王曼恬宣布离婚，要同我划清界限。我想这也是应该的。” 他又问我，“ 要听我们两个人的事儿吗？”

      我要听。于是他就向我讲了他们的事情。他靠的更舒服了些，又说下去：“ 我认识她是在上海，她是湖南人，泼辣热情。我是福建人，温柔体贴，所以我们相爱。我们后来一同到延安去，1938年，结了婚，做了17年的夫妻。进城以后，我是文联主席，她是教育局局长。她的党性很强，又是毛泽东主席的亲戚。我被关以后，她来看过我，送了些衣物，可是一句话也没说。你知道吗？来探监，就这么看着，一言不发，我就知道我们该分手了。为了孩子，为了事业，为了她的党性。在和她默默相对的那十多分钟里，我记起相识相交相爱共同生活中的一件又一件事，每忆起一件事，就像擦黑板一样的擦去一件。最后我脑子里就只剩下这默默相对的一刻了，我真的把她忘了，直到离婚。我从此没有了亲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孤身一人了。我的母亲1953年死在西贡，我没有去把她的遗骨运回来与我父亲合葬。因为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是唯物主义者，不再相信人死后需要团聚这样的说法了。总之，我是无辜的，我也是无牵无挂的，没有人需要我惦记，也没有人受我的连累了了。当然，也没有人关心和想念我了。”

      “ 我呀，我想念你，我一直都在想念你，你信吗？” 我抓着他的手叫了起来，他没开口，我急于证明，就拉开了抽屉，里面有剪贴的关于鲁藜的一切、还有收集的他的诗、有我们相处时，他给我的各种小物件、甚至还有第一次吃糖的那个糖纸。

       他很感动，我能看得出来，我也很激动，我们很自然地就拥抱了。在他的怀抱里，我又听他继续讲述他的遭遇，他说：“ 我太空虚了，太寂寞了，神经就要崩断了。“

       我问他：“ 是什么样的呢？”

       他说： “ 也没什么，就是唱起来了，唱歌而且笑，放声大笑。后来就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管教他们怕我疯了，决定给我一个同伴。他来了，陪我聊天，他说他已经关了六年了，还没有做结论呢。我自己就感到心头一下子松了，我不是才关进来六个月吗？急什么呢？我的病就好了。以后我总是很镇静，很淡漠，再往后就再也不犯病了。我是1956年9月30号出来的，公安局长江峰找我谈话，问我认不认罪，我说没罪。他说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迟早会弄清的。这段生活就结束了，让我回家。我没有家了。就去找市委，市委宣传部接待了我，让我住招待所，住在那儿写检查。住是住了，检查我是不写的，监狱里关着我，我都不写，我出来了就更不会写了。就这么着一住就住了一年多。现在就遇到你了。” 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脸。我一下子又抱住了他，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得到他，完完全全得到他。我从16岁就等这一天、就盼这一天。这一天来了，我绝不放过，我就是鲁藜的人，只能是他的人，就这样，他就成了我的男人，是我的第一个男人，也是唯一的男人。

       然后，他走了，走的时候我很难舍，扯着他的手，我说：“ 你要再来呀！”

       他说：“我一定来。”

       他走了以后我就想，我虽然得到了他，可是我并不是永远得到他。我于是想到了结婚，我要和鲁藜结婚，我决定下次他来我就对他说。他来了，但没有进来，只是大包小包的提着站在门口，说：“ 我来向你告个别，我要去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去了，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再见了。那天，真是对不起你。”

       他指的是没有想到我是个处女，现在又不能挽回了，所以他说，对不起。我说：“ 我愿意的，不后悔。”

       他说：“ 好好生活，忘了我吧。我此去是不会回来了。”

       我很难过，他走了，我才想起我要和他结婚，可是没有机会说了，这一别就是22年。这22年，他先在板桥农场劳动教养了五年，1963年解放了。分配到了天津拖拉机厂当了文书，也不过干了三年就文革了。批斗扫厕所、掏阴沟，这对鲁藜也几乎算不了什么了，干惯了。后来就又到军粮城去劳动改造，本来已经十多年了，他已经被人遗忘了，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被江青想起来了，她说：“ 鲁藜怎么还没死啊？”

       结果在军粮城惨遭痛打，多次被打得死去活来，但仍然没死，实话说。他要求我忘了他，他自己也是没有再打算见我的，全然不曾同我联系，他的本心当然也是怕连累了我。

       这些年他唯一惦记的是那三个孩子，他把劳改犯所得的一点点生活费，都给孩子们寄去。一笔寄了又一笔，一封信写了又写一封，却完全没有回音。后来他知道儿媳妇很出名，是九大代表，明白自己的儿女们是不会认自己了，他们只有母亲，没有父亲，他们是母亲的孩子。

       他是在1979年平反的，已经65岁了。他是个诗人，视诗为命，从1955年到1979年，他仍旧写诗，但是写了以后，都让一根火柴来阅读，让这些诗句放出一些真正的光和热便消失了，他也就满足了。

        平反以后，他就出版了《补白集》，不是为了任何人，只是为了诗人就要写诗。只要有机会，总是要喊叫，要唱歌。就是这本《补白集》把我唤回到了他的身边。

        这22年我是怎么过的呢？和鲁藜分手的时候，我20岁。当时听鲁藜说再也不会回来了，觉得这话似乎难以让人相信，这个世界是实在的，一个人融化在里面怎么就会不见了呢？但他一去真的杳无音讯，那实实在在的分隔，就变得像梦一样。我常常在深夜醒来，回想在这床上发生的事情，真不能想象是真的。这样过了几年，文革中，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城市居委老太太什么的，搞了个“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运动，我们这个居民的小诊所也就一起上山下乡了。 说真的，在农场我这个工作，医务室的工作，是很优越的。晒不着、淋不着、累不着，可是命运总不会让一个人平平稳稳的过一辈子的。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引来了大的灾难。什么疏忽呢？没有敲门。我是个小户人家的女孩儿，既称不上大家闺秀，也算不上小家碧玉，是个早当家的女孩儿，的确没有什么太多的教养，做事也是想到了就干，风风火火的。那天，我为了出团委的黑板报，去请示团支部书记。我一手托着粉笔盒和稿子，一只手就去开门，办公室的门没锁，我也没想到要敲门，就这么推门进到办公室里了，一抬眼，可吓坏了，团委书记和一个女知青，就在办公桌上办事，我尖叫了一声，转身就跑。

       我并没有和任何人讲这件事，因为当时农场的生活很艰苦，很累，想入党入团、想调厂里办公室工作、想调去开拖拉机、想病退回城的女孩子付出巨大代价的，绝对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的，真是无法计算的。我很理解，我懂，可是那个团支部书记不这么想，他害怕。

       有一天医务室只有我一个人，他进来了，恶狠狠地说：“ 你多长了一双眼睛！”

       我吓坏了，当天晚上，晚汇报时，团书记说：“ 我宣布一件事，我们厂里阶级斗争又有了新的动向。毛主席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是千真万确的。阶级敌人总是要跳出来的，有一些小爬虫。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你们看！” 他命人把我画的黑板报抬了过来，指着拖拉机下面的麦田说，“ 看看，这表面上是麦子，隐约中可见反动标语。看那些被风吹动的麦杆儿，组成了一个反动标语！”大家都看我，我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心升上来，接着团支书说，“ 把反革命分子刘颖西揪出来！”

       我就被关起来了，我知道是为了什么，只因为我多了一双眼睛。有了我农场就有事干了，我被农场的党政工团轮流批斗，也就是说，分厂或者哪个队要搞政治斗争教育了，安排什么活动呢？就批斗我。党支部要搞活动了干什么呢？批斗我。工会要组织职工政治运动了干什么呢？批斗我。团支部就更别提了！我是最忙的，也是各部门最需要的人物，我的时间表安排得满满当当。每次我挨斗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我有一双多余的眼睛，老这么想，直到有一天突然间，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眼睛，终于失明了。

       瞎了以后我被放了。这大约也是中国人的忠厚之处，双目失明的年轻的姑娘，在台上被批斗，总是调动不起群众的情绪。再说老斗一个人，也厌倦了，翻不出花样来了，我就又回到医务室去了。

       我为自己治疗，可是总也不见效。我的内心，下意识当中，是不愿意再看见这个世界了。我失明以后，有点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把脉。我仍然可以看病，而且还挺受患者的信任。可是团支部书记已经对我恨之入骨了，他弄了一帮小伙子来医务室纠缠，要假条。给他们开了，厂里就批评我；不给他们开，他们就又推又搡，甚至是又骂又打。

       这个时候我看不见，也躲不开，我把头埋在臂弯里承受着，但是我可以听见，每当打骂之声高起来，总会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挡在我的身前说：“ 你们这些男子汉，欺负一个瞎眼的女人，好意思吗？”

       久了，我就认识了他的声音，熟悉了他的气味。常常在我遭受了许多苦难之后，或者在我自己针灸却没有效果之后，听到他的声音：“ 别憋着，难过的话就哭。这儿没别人。”

        我就哭了，有时候哭得眼睛疼，很久，他一直伴在我的身边，一言不发。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声，不知道是得到了温馨的关心，还是由于有了尽情宣泄的机会，使我的心情得以放松，心理上得到了平衡。反正我的眼睛开始有了光感，不久在一次针刺穴位之时，就复明了。

       我看到了他。他说：“ 结婚吧。” 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我们的生活是很平静很和谐的，我们的家庭是温暖的。有一个女儿，我把我第一个男人鲁藜深深地藏在心里，我以为今生今世再不会相见了。

       就在1979年，有一天，我在家里做晚饭，女儿陪着我，我们母女感情很好，有说有笑的。这会儿我们早已经调回了天津，我丈夫在工厂里当工人，我还是当医师，他下班回来，把当天的《天津日报》放在了桌子上，说：“ 哎，你的老师发表作品喽。”

       我在厨房里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就问了一声：“你说什么？”

       他大声说：“ 我说鲁藜发表了《补白集》。”

       鲁藜这两个字，一下子把我的感情闸门打了开来，我抓起报纸，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鲁藜两个字我能看清。丈夫的手放在我肩上，他说：“ 别哭啊，别哭。”

       可是我却怎么也止不住，就靠在他身上哭。他搂着我的肩膀说：“ 想办法去看看他吧。他够难的了，24年怎么熬过来的？”

       我们马上去问了。《天津日报》答复是，鲁藜在军粮城。我收拾了一个很重很重的篮子，里面有奶粉、有麦乳精、有鸡蛋和水果。丈夫把我送到了车站，我整整跋涉了一天，精疲力竭地到了军粮城，可是却扑了个空。鲁藜落实政策回天津了，没有留下地址。

       我和丈夫、女儿，我们三个人到处写信，到处打听终于和鲁藜联系上了。这已经是1980年的事了，他66岁，我42岁。我去看了他，他生活非常简单，非常清苦。回到家里，我就总是闷闷不乐。丈夫说：“ 应该高兴啊，怎么反而发愁呢？”

       我说：“ 他好惨，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一张行军床。”

       丈夫看了我好一会儿，说：“ 你愿意去照顾他吗？”

       我说：“ 你说吧。”

       丈夫说：“你去吧。”我就去了。女儿当时14岁，我带着女儿去的。

       在这一年里，鲁藜的处境变化很大，先是恢复了党纪，接着分到了一套住房，紧接着儿女们都来给他落实政策来了，他们都姓了王。但王曼恬此时已经去世了，他的这些孩子们叫他爸爸。他见到了高大健壮的儿子和当九大代表的赫赫有名的儿媳，儿媳已经是个中年妇女了。

       “ 爸爸对不起你们，你们要爸爸为你们做什么呢？”

       “ 要房子，” 儿子说，“ 我转业回天津没房住。” 市委刚分了鲁藜一套房子。

       “ 要钱。” 儿女们说，“ 鲁藜，你多年没有养育过我们。这会儿，应该补偿。”

       当时，我和鲁藜在一起，他们都看见了，可是他们不承认我，所以装作没看见。他们走了以后，鲁藜说：“ 你怎么办呢？我不能不补偿我的孩子们。”

       我哭了，我回到家，对丈夫说：“ 我怎么办呢？我离不开他，我爱他，我是真的爱他。”

       我丈夫他说：“你不会搞错了吧？他都是70岁的人了，可以做你的父亲。”

       于是我讲了这一切，从12岁讲到我和他发生关系，他是我第一个男人，我爱他爱到了骨子里，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我丈夫听着，开始他站在我身边，抱着我的肩膀，后来他坐了下来，拉着我的手。我一口气把什么都讲了，我说：“ 命，这就是命，当初我要嫁他。没来得及，现在又不能了。”

       我丈夫对我说：“ 你听着，我们结婚十多年了，我爱你，我认为这十多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给了我很多很多。我发过誓，凡是你要的，我都给你。现在我想给你的，能给你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嫁给他的可能性。我把这个可能性给你。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达到目标还是达不成目标，都记着还有我等着你。你可以自由地选择离开，将来，如果你要回来，我随时在这里接纳你。”

       我们就离婚了，我很感激他。1982年，我和鲁藜决定结婚。这个决定一经宣布，儿女们全都闹起来了，我的女儿原先和鲁藜关系不错，但我离了婚嫁给他，我女儿不理解，她走了，回到她爸爸那儿去了。

       我特别伤心，我们母女情深，她小时候生病，我整天整夜抱着她。她对鲁藜说：“ 你抢走了我的妈妈，她是我的好妈妈，她会做最好的衣服，烧最好吃的饭菜，她的手最巧，她的心最好。有了他，我和爸爸才高兴，才会笑，才幸福。可是，这原来属于我爸爸的一切，都让你抢走了！幸福成了你的，我爸爸就没有了。”

       女儿走了，这对我的打击也不小。接着是鲁藜的儿女们来了，他们把我赶出去，说：“ 这是我们爸爸的家，是我们的家。我们怎么能要一个和我们一样大的继母呢？”

       我被推了出来，冬天又冷又黑，我无处可去，背着一个小书包裹着大围巾，在街上没有目的地走，也不知道应该到哪儿去才好。我原想我和鲁藜的子女差不多大，互相可以理解，交个朋友，可他们根本就看不起我，我完全没有自信心。

       走着走着，我发现我来到了妈妈的家，看看表已经是半夜了，我擦干了眼泪，敲门。妈妈一见到我就吃惊，问：“ 颖西，出了什么事？”

       我说：“ 没有事，就是来看看你。”

        她说：“ 半夜？”

       我说：“ 刚出差回来，不想打扰别人。” 妈妈还有点不放心，欲言又止，我说，“ 妈妈，我饿了，有好吃的吗？” 妈妈就放心了，去做。

       第二天一早，我走了，没法离开鲁藜，我必须回到他身边。鲁藜见我回来，说：“ 我把房子给了他们，把二十多年补发的工资也都给了他们，现在我又一无所有了。”

       我说：“ 这样就好了。没有人惦记了。”

       他说：“ 那你可委屈了。”

       我说：“ 一无所有多好啊！就清净了呀！” 我们就结婚了，当时的财产是两双筷子两只碗两床被褥，借了一间房子。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也就什么都不欠。现在这个房子是市委后来又分给我们的。

       我是三年以后才告诉我妈妈我离婚又改嫁了。妈妈问：“ 是什么时候？”

       我让她想想，说：“ 记得三年前，我半夜回家，那是结婚的前一天，被他的儿女赶了出来。”

       妈妈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叹了一口气，深深的。

       我想说, 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这世界没有欠我什么。因为我女儿后来长大了，什么都理解、什么都懂了，她又回到我身边了。

       有鲁藜，有女儿，我幸福，再无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