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麻省理工有一门自选课，叫"如何讲话"，一直广受欢迎。讲话确是一门艺术，描述一件事，提出一个要求，用不同的讲话方式，会收到完全不同的效果。
小镇上的人，因为都是做生意的，比较能说会道，会观眼察色，这一点，我小时候就有所感觉。那时不懂，只知道邻居老太太和外婆家村上的老太太讲话方式完全不同，但不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评判这一现象。现在想来，讲话，也有艺术。只是我至今不明白，讲话艺术，是否会影响到说话的真诚度？会不会被认为是虚伪？这个度，如何掌握？可能也是讲话艺术的一部分。
回忆起来，周围邻居家的女人们，都是很会说话的。比如，小时候穿了件新衣裳出门，必会有人称赞衣服漂亮："新衣裳好看叨......"哪家外地的第三代回老家，邻居们总会表扬小孩长得好的方面："眼睛大落落哩，神气叨了......"当一个新生儿从医院抱回家，不管男女胖瘦漂亮与否，赞扬声总是一片；总之，挑别人爱听的话讲。她们真实是怎么想的呢？别人不得而知。
我家右隔壁邻居婆婆（镇上对奶奶辈女性的称呼），就被大家公认为是个能说会道的老板娘，只是解放后，她成了家庭主妇，说话才能再也没有用在生意上。婆婆确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看什么人说什么话，可她这方面的才能，似乎没有真正地用到大事情上，假如她晚出生30年， 她对社会以及家庭的贡献可能会多得多；或者她干脆是个本分老实的妇人，可能她的命运也会比真实的好。但假设是毫无意义的。
婆婆出生在同镇的一个店家，镇上的浴室就是她娘家开的，她的婆家，是父母为她挑的，当时算不错。婆婆个子偏高，公公（对爷爷辈的男性称呼）个子偏矮，听说婆婆结婚时新女婿去丈人家，丈母娘特地在新女婿的椅子上放上个厚厚的坐垫，让公公坐在那里显得高一点。从这点看，婆婆可能是传承一些她妈妈的做事风格的。
公公家的店，是公公和他哥哥共有的，之前主要是他哥在经营，后来他哥年轻轻就死了，重担落到公公肩上，公公担不起这个责任，而婆婆虽是个女流之辈，比公公能干，店里的事务就都由婆婆掌管。公公的哥哥留下两个儿子，婆婆自己有六个儿子两个女儿，可能是因为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后面三个儿子及女儿出生后在奶妈家断奶后就给别人做儿子和女儿了。其中一个女儿，养父母供她读书在外地工作，回家来偶尔也会来看望婆婆。另一女儿在农村，生活比较艰苦，偶尔也会来婆婆家，婆婆也帮不了她。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婆婆家经济条件不错，为何把几个孩子给人家了？一般把孩子给人家，都是家里养不活，不送走就得有人饿死。可婆婆家完全不是，相反，留在家的三个儿子和两个侄子，都读了书，在外地工作，其中一个儿子是学气象的，在中央气象台工作。没有人知道婆婆当时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后来是否后悔过。他们自家人和邻居们都知道她的孩子们在哪里，但好像谁都不说，就当没这回事一样。
解放时，按照婆婆家经营的规模，公私合营时本应该有留店工作的职员名额，可是婆婆没有被合营进去。听人说，快解放时，婆婆家从外面得到消息，说共产党得天下后会共产，没收财产，他们在共产之前，把店里的货物全处理了，剩下个空架子。这是不是公私合营时，婆婆没被合营进去的一个原因，不太清楚。不过婆婆能言善辩，领导同意让公公在店里做个临时职员，做久做好了也就转为正式的了。可公公一直自由散漫惯的，没做久就被店里开除了。公公没了工作，两人在家坐吃山空。这是一个转折点。婆婆的才能，从此只能用在为逐渐被掏空的家庭维持一个体面的外壳上了。
有时想想，人不能太灵，还是要稍微钝一点好。当局势发生天翻地覆变化时，小老百姓不要耍什么小聪明，顺应潮流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婆婆家房子很大，横向有两个店面，纵向两个天井把房子分成三部分。在我记事的时候，她家的布局是这样的：沿街部分，给政府占用开店，第二个天井后面部分，给政府占用分配给两家住户居住，两个天井的中间部分，婆婆自家住，从后面进出。
婆婆的小妹一家曾和他们一起住过一段时间，但经常闹矛盾，婆婆又要面子，在外人面前，总是很巧妙的掩盖她们间的矛盾，后来好像由居委会的人来开会算经济账，算完后她小妹一家搬出去住了。是不是婆婆多用了她小妹家的钱？别人不得而知。婆婆不是个吝啬的人，相反，很会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只是解放后，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巧妇做不出无米之炊了。
文革开始，婆婆家连虚假的体面都维持不下去了。公公因为被人贴大字报投河自尽了。不久，他们历史系毕业的反右时被发配到青海工作的右派儿子，被遣送回老家做农民。儿子遭批斗，痛在婆婆的心头。且儿子从未干过农活，三十好几的人顶着右派的帽子让干什么只能干什么，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婆婆为了儿子，百般讨好生产队的人，用她的巧言妙语，帮一贫农代表家说来了儿媳妇；暗中和木工说好了，帮他儿子做了新的挑粪桶，比标准的尺寸小；帮一乡下姑娘介绍对象，最后这姑娘成了她的儿媳；------。
婆婆总是巧舌如簧，满脸笑容，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从来没见她掉过眼泪，从来没听她说过泄气悲观的话语。而别人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总愿意找她诉说，她总能劝导别人，为别人排忧解难。现在想来，婆婆的心里，流了多少泪！可别人从来没有去劝导过她，似乎她根本就不需要。一个人在众人面前的表现，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真正的内心世界，只有自己知道。
婆婆是我见过的最会说吉利话的人之一。她孙女4岁时回老家，因在我们方言中4和死发音相同，她不教孙女说4岁，而是说："两两岁"。当别人问："多大啦？"，小女孩带着京腔说"两两岁"，特别的好听。她见到别人家小小孩，从来不叫名字，总是称呼"囡囡""乖囡""阿囡"，被叫得还真像个心肝宝贝。
文革结束后，婆婆的大儿子恢复了原职。可不久，在北京的二儿子去世了。再后来，政府落实政策，前后住房都还给了她家，这时的婆婆也老了。平时会有几个老太，到她家来打打纸牌，消磨时光。婆婆还会念念佛，做些佛事。婆婆死于心脏病，半夜发病，她一人在家，开了灯，拿药吃，不知药是否已服下，灯还开着，婆婆躺在床上去世了。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滴小水珠，随波逐流。偶尔，也会有一些有能量的水滴合在一起，迸出一些水花，掀起一些波浪，甚至改变河流的方向。但对于绝大多数水滴来说，除了随波逐流，没有其他选择，也许会被动地卷入某些波浪，跟着翻滚几下，也许会溅到石头上，很快被太阳晒干。这些都无法自己掌控，所以一些人面对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会说顺其自然。对照婆婆的一生，我们应该感到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