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澳洲后,长年缩在家里种菜,清除蒲公英,养兔,喂鸡,读书,写作。
以前有些旅行者,居然把汽车开到居民区附近,下来一群大爷大妈四处遛。大妈无法无天,看见哪家花园漂亮,未经主人同意,就念念叨叨冲进去照相;有时也摘下玫瑰花,为她们的大脑袋增色——人衰别戴花,否则减色。为了让地上扑满落叶,一伙人居然齐心协力抱紧树干,一,二——三!摇晃。撵走这批,会再来一批;不都是旅行团,主力部队由自驾游组成;也有零星散客。比较而言,大爷要木讷得多。
邻居认定对方是华人,就来我家询问:她们说什么?家人说:没听到啊,不知道!我说我知道:“照张相有什么稀奇,又没有把花园给你搬走!”邻居点头,大约表示听到的像这几个音节。知道意思后,他们先是吃惊,然后很不高兴,走了。仿佛我和大妈们长得像,是同伙。
后来闹疫情,旅行团基本绝迹。一天下午,外面又闹腾起来,不知道怎么了。有女高音在飚汉语。读书写作不能继续,那就去后院种菜,随你闹!
我从来没有对不起白菜茄子,它们却不愿意回报我,统统长得像侏儒。那就安稳几句,表扬一番,准备施肥。也顺手扯掉几株蒲公英。澳洲蒲公英粗大霸气,已成公害,家家后院灭不完。
突然传来了脚步声,频率很快。
我到门边查看,一位警察匆匆跑过,边跑边用英语喊:“中文!中文!”这种情况我遇到过,知道是急着找翻译。我说不了几句英语,平时是依仗语音翻译软件,和老外交流,只是慢,急性子个个怒火中烧,摩拳擦掌,想把我打得和牛排一样瘪。但山中无老虎,情况紧急时,只能由着我叱咤风云。于是我跟了过去。
人群离得比较远,在街那头,四五个人,包括女人,秋季,依然是一副盛夏的穿戴。我比较正常,长衣长裤薄外套。
艾德尼家前院,是全居民区最漂亮的花园。小女儿金发碧眼,眼睛常常瞪得圆圆的,看上去有点夸张。她还没有长到掩饰表情的年龄;不过,不掩饰也行。此时,小女孩正紧紧依偎着身边那两米 高的白人壮汉。看那样子,传说中的“爸爸带娃,活着就行”,肯定是谣言。人人都该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能造谣。
一个胖胖的中年女士,皮肤黝黑,像是包了浆,打扮却很少女,被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按到地上,可防可控,呈现出美军逮捕萨达姆那种款式,不像女人了。一部模样精致的照相机,摔了一丈远,估计已经受了内伤。我历来知道,一个大妈比几个老外能闹腾;几个大妈比几十个老外噪音大。但好歹都是华人,我对着手机替“少女”说话:“中老年了,不熟悉澳洲风俗。我告诉她以后该怎么做!”把自动翻译的英文指给老外警察看。叮嘱女士,千万不能撒泼。女警察微笑着;男警察揉揉鼻子,也和我的手机说话,译文是:“平时我们眼里分男人女人,此时只分守法者和违法者!”我只好转达:“必须配合执法!”警察把女士扶起来了。她背铐着双手,表情不服,气愤,较劲,还嚷嚷。就一个人。没有旅行车,没有背包;不像旅行团成员。澳洲虽然开放了,但大陆还在地毯式核酸啊!
我问警察,这人怎么了?原来是拍了小女孩,拍了别墅;还窜进私家花园,把大花盆踩出一个价值40澳元的裂伤。女士不顾两米壮汉艾德尼的吆喝、警告,借故听不懂,赖着不走。艾德尼好男不和女斗,报警了。一看见警察,女士撒腿就跑。可惜故国不搞全民健身,只举国家之力,培养运动员。这当然跑不掉。不跑就不会被按到地上,不会戴手铐。
我知道,未成年人,无论多么可爱,只能微笑着看一下看两下,别盯着看,别摸对方的头,更别捏对方的脸。连摸狗,三岁的孩子也会先请示主人。一般也不能拍照。私人领地同样不能拍。但也不绝对。若摆开架势拍,必须经过家长和主人同意。至于未经允许,进入私家花园,不论是拍照还是做别的什么,都不行。平日里,快递员,教会工作人员等等,也只是沿着小径,直抵门户,并不踩踏花园。
警察示意我帮忙询问,我照办。“你为什么进去?为什么拍小孩?让你离开,为什么不听?为什么逃跑?”
女士瞟了我几眼,可能是觉得我也包了浆,爱理不理。突然眼睛一亮,宣称:“我是云南摄影家协会的会员。”声音爬高,又落下来,“路过,发现这家花园最扯眼,当然要进去拍照。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缺少发现嘛!”停下喘气。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文艺!谁管你是不是摄影家!“后来出来个小女孩,很鲜活,乖得不得了,和我的内心很搭。我喜欢她,每一秒钟都喜欢!赶紧拍。我给她拍照,又不收钱。准备拍几百张,选九张发微信;另选一批给海外投稿,参赛,只等一觉睡醒,一张张获奖通知书呼呼飞来。悉尼、伦敦、纽约、东京的老帅哥们,说不定会有个把小鲜肉,排着队等我呢!还没拍完,舍不得离开。看见警察了,心慌才跑的;我一直都这样,打不赢就跑!喂,你和他们熟?你是警署的临时工?我一直爱国,坚持使用华为手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蔡英文高票当选不得人心;我长期学雷锋,大力提倡给寡妇和光棍牵线,为早日建成和谐社会,为全面落实三胎政策作出贡献……我有一瓶茅台酒,大家都是中国人,你要给我做主啊!”
我按自己的思路来:“花盆踩裂了,不赔不能走。可能要进警署。”
摄影家马上同意赔偿。
我向警察解释,她愿意赔。又说:“在中国,私人花园风景优美,是可以走近拍照的。拍小孩,也没有严格的规定。轻微损坏私人财物,不一定赔偿。关键是,我们一直大力提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
男女警察看罢译文,马上笑出了声。女警察反问:“如果一个要毫不利己,一个要专门利人,谁也不服谁,打个你死我活,又怎么办?”
我没法回答;新闻联播、党媒党报也没有培训过我。
接着说摄影家。
警察马上给她解开了手铐。金属声很清脆,很悦耳。
摄影家刚恢复部分自由,立刻满地滚,从这边滚到那边;挨近栅栏了,赶紧刹车,又从那边滚到这边;伴以尖叫。一看就知道,没有四五十年的功底,表演不可能这么炉火纯青。前几年,在瑞典,华人一家三口撒泼,国内上级受蒙蔽无罪,出面支持,鼓舞人心。可是,撒泼的人,怎么可能每年、每次都有那样好的运气呢!后果还得自己奋力消化。
以前,英语中没有坐地撒泼或者碰瓷的相关词条,老外认为“坐地撒泼”应该是一种technique(技术),在中国叫“Peng China”。不知什么时候,Peng C火了,成了国际词条。唉!还有一个词,“Dama”。这个英语单词,是“大妈”的汉语拼音,意指那些热情、冲动、精力充沛,但经常盲从、擅长利益计算、目光短浅的群体。都上了《华尔街日报》呢!唉唉!
在澳洲,撒泼会被拘留,非澳洲公民甚至被驱逐。功底越深,表演越上档次,拘得越久,逐得越快。可能摄影家不了解实情,还在执行老套路。
只好再铐起来。金属声更清脆,更悦耳。不会为了听声音,不铐也铐吧?我无话可说,反而暗中叫好:该铐!哲人胡金良指示:“帮口不帮拳,帮理不帮亲。”起码后半句水平高。
这回,摄影家吸取了惨痛教训,装得稍稍老实。估计是把撒泼储存起来,回家奉献给最信任的人。
警察要查看护照,摄影家说落在家里了。我知道,这种情况,一般都通知家人或室友帮忙送来。但她不急,仿佛已有化解燃眉之急的招数。让她打手机,也说没有。索要家人电话号码,她说记不清,平时只需要面对面说话。那得交代住址。回答不知道;也不懂英文,只认识路。没法。是故意不配合,还是确实如此?
可是,摄影家又坚决不当带路党。
我提示:“越这样,越得查护照!非得查护照!再不服从,他们只好把你弄上车!”所谓“弄”,就是强制执行,大伙都懂的。女警察骂人了,“You make me sick( 你真让我恶心)”!“I hate you(我讨厌你)”!男警察也骂人了,“Knock it off(少来这一套)”!老外骂人就这个水平,不会以对方母亲为圆心,女眷为半径,轮番开肏。
警察请我一同去。我惦记着院子里身体单薄的白菜萝卜,不愿意;更担心邻居、路人,以为我是同案犯,甚至以为摄影家是我老婆。
关键时刻,摄影家替我开口了:“海外侨胞更要爱国!哪有中国人不帮中国人的道理!你要陪我去!”
我顶她:“你违犯澳洲法律,被警察按在地上戴手铐,押送取护照,就是爱国?你的摄影家修养呢?招牌是买来的吧?”
女警察似乎猜到了我们的对话,微笑着点点头。我只好豁出去了,上车。
走到半路,摄影家心中居然澎湃起了艺术浪潮,说:“你们看,海岸,风景这边独好!要不是你们,我又可以进入创作状态了!”立刻示意停车。
警察以为到她家了,一个急刹。众人都往前一栽,又顿回来,前排后排差点碰个响头。
摄影家往外张望,要求警察先赔偿照相机,才愿意继续带路。
我脑子一热,吼道:“走,带路!不然我下车了,你自己和警察说!”
磨磨蹭蹭,摄影家没再捣蛋。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是小联排,单层。正规的联排别墅,都是双层,有少量三层的。单层很少见。我理解,属于简易房。
摄影家神情诡异,不肯叫门。警察去摁门铃,没有反应。发现门没有锁,就推了推,推不开。门一抖一抖的,似乎有细弱的手在顽强地顶着。好不容易打开一看,是个外婆级的华人胖大娘,竟然也背着一部照相机,在绝地抗争。估计不是第一次出演这幕喜剧。面对警察,她立刻惊慌失措,撒腿就逃;以为逃得很快,其实很慢。这次警察没有追,没有摁到地上戴手铐。直到我离开,胖大娘没再敢露面。也好。
警察让摄影家取护照,她一下跌坐在前院的小板凳上,屁股巨大,小凳立刻全部隐匿,像是坐在空中;头发已经乱蓬蓬的,灰蒙蒙的,像个玩具袋鼠。她借口胳膊痛,提出先上医院,坚定不移地和警察周旋着。
警察同志被磨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耐心,要直接带她去警署。
突然,从不远处奔来一位油腻中年胖子男,身上的照相机随着脚步不断跳动。摄影家见到他,哭了。路上好不容易攒起的一点女人味,一哭,大脸急剧变形,全部丢失。
三言两语,油腻男找出三本中国护照,包括摄影家的。全是旅游签证,居住不能超过三个月,只是托疫情的福,已经滞留两年多了。借住在朋友家里;朋友上班去了。摄影家再次被解下手铐,可能认为事情已经完结,原本气呼呼的长脸立刻变成了喜洋洋的圆脸,强烈要求和帅哥美女警察合影留念;指令油腻男至少拍九张,宣称:“谁没见过警察?但不是谁都见过澳洲警察!”像个岁月静好派。但,这只是静好吗?这是演员啊,角色变换能力超乎想象。当然如愿以偿。彼此还握手拥抱了,好像可以回到以前。
这一家三口,都胖。可惜看不出是新胖子还是旧胖子。在澳洲,蔬菜比肉贵,穷人必须天天吃肉,所以胖。胖之外,共同点是,都有照相机。从装备看,这是一个摄影家之家,整天到处窜访,潜心艺术创作。模样又极像微信朋友圈发烧友。估计创作方式有点野。唉!我建议:“存下钱了不一定搞摄影搞旅游,可以直接把钱送到非洲去。学雷锋见行动,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他们没理我。
已经折腾了大半天,我急着打车回去。不知道摄影家受到了什么处罚,赔偿花盆没有,纠缠警察赔相机了吗?也不知道她是否真有茅台酒。
第二天,那云南摄影家又来居民区了,率领男男女女七八个,几乎全举着照相机。似曾相识厌归来。大伙渴望,直接把摄影家打成投降派!唉!到了法制社会,入乡不随俗,坚持原乡特色一百年不动摇,害人害己,怪事层出不穷。咦,我能不能用中国方案破解澳洲和谐社会难题,建议大伙收取拍照费呢?
载2022年11月1日《联合时报》原创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