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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未拆除时，东厢房厨间锅台前壁，有一块方形水泥涂面，那是在我咿呀学语的年纪里，祖父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教我识字的黑板。他是四乡八堡有名的先生，年轻时教过私塾学堂，后来投身革命，在隐蔽战线上对敌斗争，因而中断了授业解惑生涯，从他遗作中可窥其一斑：
临流感逝川，回首顾当年，生长青山下，咿呀绿水边。樊销人长志，守拙务学园，村童求知新，夜归理砚泉。岁荒连战火，草露避尘烟，辞教作伪吏，敌营巧周旋。丹心拥赤旗，春风解倒悬，神怡读时报，约略眼量宽。人入黄花季，猿心不耐眠，除尘笔墨纸，驰驱幸福天。
祖父的身影，伴着风箱阖动的节拍，凝固在柴与火的交响里。
记忆中的澧水，是一条不匀称的蓝带，起源于伏牛山东麓，山溪汇于孤石滩水库，下泄流经常村西南几个村落后，奔突而来，迎面撞上石筑壁垒，浪沫飞溅，继之折身东去，擦村庄流动，形成宽阔的河带，润绿着两岸的生命。
澧河之南翠屏山系伏牛山余脉，形若醒龙，褐石镶于崖壁，山头处龙王潭水深色绿，周边百草丰茂，故有种种传说。
盘腿簸箩边，手剥着苞谷棒上玉米粒，听祖父祖母的开心或不开心的故事，是我童年的志趣，其中祖父26岁那年，遭土匪劫持又机智脱险的经历，最扣动心弦。
1938年秋，方城县杨楼惯匪王老末纠集国民党溃兵，将常村寨子洗劫一空后，又掳掠500余名村民分队串绑，押往南房山一带做人质，祖父亦在被绑票之列。
土匪黄昏离开常村，行至镇南二十五里外的歪头山已是深夜，这时，有人悄声串联互解绳索逃命，祖父位居斯队最后，无人帮助解绑绳，忽生想起内衣兜里未被土匪搜出的小刀来。见有人哄散脱逃，匪徒们吆喝着追赶去了。割断绳索的祖父大约跑出百步远，被田间红薯瓤绊倒，一头栽于地垄沟内，正欲起身，听到身后有匪徒骂骂咧咧追来，便摈住呼吸不再动弹。土匪打他身边追过，嚎嚎一阵撤了回去。
由于夜黑不辨方向，祖父在山野茫无目的地奔走，天蒙蒙亮光景，发现自己竟身处断崖上，疑惑间，隐约看见远方有人扛枪走来，忙藏身于一簇茅草后。待来人近前，见是一山民挑担上山——在山脊植槡养蚕。
得知原委，那个叫郑大和的人唏嘘不已，告诉祖父此地正是歪头山檐头，并将他安顿在山下郑大和庄家中，刨来山芋招待。隔了两日，他陪同祖父返回了故里。
土匪是旧中国肌体上的一种病灶，因于肌体败腐，果于加速其朽烂。人性失善从恶而为匪，萌芽于贫贱，生长于僻壤，蜂起于乱世，为祸于一方，扭曲于欲壑，创伤于国体，覆灭于旧制度消亡。
据地方志载，解放前夕，仅叶县境内大小匪杆有十几股，昼夜作祟，明抢暗诈，相互勾结又互相倾轧，遭殃的都是寻常百姓，直到1947年叶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几经追剿，匪患方被灭绝。土匪凶于恶狼，故乡健在的老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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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祖父生时的模样，怎么也找不到英武的影子，其风貌乃一乡村知识分子耶！很多时候我甚至觉得他身上，有浓郁的庄稼汉气息。他一生信奉孔孟哲学，但绝不因循守旧，接受新生事物之敏之锐，为一般乡人所不及。性情恬然随和，凡求者不拒，口风严实，因而他朋友甚多，遍布各个行业。
旧时代的常村，兵祸匪祸不断，苛捐叠加，人民生活朝不保夕，革命志士在黑暗中举起火炬……凡此种种，皆为其日后受地下党组织派遣，由从教而“从政”留下引子，也是他一次次掩过敌人耳目，成功传递信息，消弥祸于既而，化凶险于无形的根本所在。祖母将祖父喻作“白皮红馅饺子”很形象，饺子如果经不住沸水煎煮，皮破馅漏，水饺不复存在矣。
祖父生于1912年，学名艾德茂，字之山，因受其老师段语禅等人的影响，萌生革命思想。段语禅早年曾在武汉农民讲习所学习，回到家乡后开始农运工作，由于在常村建立红色根据地需要，党组织筹划在镇政府安插一个“耳目”，以便及时掌握敌方动态。
祖父此际正在常村五间房村教书，接到派遣任务后踌躇过，认为自己乃一书生不堪重任，但想到叔父艾峙生、老师段语禅等人，都在为抗日图存奔走劳碌，旋又答应一试。按计划打入敌营后，他以镇公所民政干事职务为掩护（属非编人员，每月镇筹薪水160斤原粮），开始了地下交通工作，从1940年起一直干到1947年底叶县解放。
生逢乱世运多灾，只将我身投舞台。
作吏伪朝应有故，缄口何曾对众开。
游身刀丛扶新主，心拥赤旗迎春来。
一卷诗书伴青灯，黄花悄然谢尘埃。
祖父的笔记留下祖父的足迹，祖父的诗心憧憬光明的未来。解读老区革命斗争历经的曲折和艰辛，是为了铭记与瞻望，是为了珍惜和平幸福的新时代。往昔的烽火往昔的刀光，铸出跌宕起伏的人生，人生在腥风血雨中一路走来......
1946年一个冬夜，中共叶县地下县委负责人蓝德修，出外召开联络会议，返回常村时夜已深，从东南寨墙翻越当中，被墙垛绊倒摔伤了腿，躺在地上一时不能动弹。打更巡夜的王老二和杨安，执刀巡到附近，恍恍惚惚看到寨墙上有人影晃动，吆喝几声见无应答，夜色又黑黢，两人交头耳语几句，跑到艾德茂家报告异情。
此处离艾家老宅不足百米，得悉，艾德茂旋即披衣上寨，近前见是蓝德修，心紧了一下，说声“德修叔”，便叫王老二、杨安背起他，匆匆送往王汗青家。王汗青是中共叶县游击队副大队长王文卿的六弟，俗名王老六，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蓝德修平时在王家秘密办公。
王家兄弟是叶县革命阵营里的骁将，在烽火路上曾屡建奇功，为党的事业不惜毁家纾难，不计个人荣辱，深得组织信任。国民党反动派却视他们为眼中钉，不拔不足以解恨，县党部在几次抓捕王文卿同志不遂情况下，突然将其弟王汗青抓走关押。1946年正是国共斗争复杂化和白热化时期，彼此争锋在各个战线上，尤其在白区的工作者，稍有不慎便会丧身失家。
艾德茂奉命开展营救王汗青同志工作后，打点疏通人事关系，打通各个环节，县政府最终同意放人，但条件是必须由八个国民党员联名保释。于是，艾德茂又奔走于县府上下，冒着“赤匪”嫌疑危险四处活动，在获得七人首肯后，尚缺一人，他索性将自己名字补填上，岂知呈文未获允准，缘为其非国民党员。
无奈之下，他说服时任县参议员兼常村镇长的王占先补名，共同出面作保，1947年，由常村镇公所出具公函，个人签字画押，方将“政治犯”王汗青营救出狱，免于杀身之灾。
1947年11月叶县解放，次年，艾德茂跟随区长王子良就任夏李区干事，由于志趣，后辞去行政职务到旧县任教，继续传道授业生涯，“白萝卜红心”是王子良对艾德茂中肯评价。
1952年，王文卿同志遭到国民党潜伏特务陷害被错杀，艾德茂因在革命斗争中与王家兄弟建立起的特殊关系和情谊受到株连，招致高某英等人的多次训斥和责难，郁闷之下，愤而辞教还乡务农（后王文卿同志被平反，其生平事迹平顶山、叶县县志上有详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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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祖父被造反派扣上“伪政府要员”“段匪”等帽子，遭到批斗、拘禁、游街等非人折磨，儿女皆受到牵连，家被抄三次之多。所谓段匪，是叶县革委会主任纪忠良（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秉承主子“四人帮”旨意，为掀起打到老干部风暴而捏造的罪名。
时任县直高中副校长的段发展，跟着舅父段语禅长大，也是跟着革命一路成长起来的红孩子，叶县人民政权在常村创建时任秘书。1968年，在造反派制造的“4·24”大冤案中，段发展同其舅舅段永健（时任许昌地委副书记）被安上“匪首”罪名，一脚踩在地上，受株连群众达二十余万人。
在那段日子里，劫波随时会吞噬每一个人，踩踏与被踩踏在一念间，人性经历着最严酷的拷问，或皈依天使涅槃，或依附撒旦变成魔鬼。不断登门来的上差，不是叫祖父出具证言，就是了解某人在某个时期的政治表现，他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作答。他说，做人要有原则，在大是大非前丝毫不能含糊。在历史特定环境中，祖父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没有向恶势力妥协，而是以赤子情怀善待每一人每一事，把人性微弱的光传递到能及的地方。
亲情是隔阻狂飙的一道堤坝，祖父在被支派写时势宣传墙报挣工分当儿，请来木匠，在一个木箱底安装四个轴承轮子，做成一辆手推车，出工时推我同行。
他的大号毛笔由牛角筒、棕毛制作，约有三、四斤重，每有高墙书写，要爬上梯架，挪步展臂，打格定位，失脚坠落之险，常叫观者捏把汗。倘逢严冬暑热，其辛苦更不待言了。
家里藏书被造反派几次抄家后，仅余几本由古代名著故事改编的《连环画》，祖父拿作教我看图识字的蓝本，结果招来不少小朋友聚读。而每有乡民请他写春联，就叫我站在案头镇纸读对文；替人写请柬时，让我学百家姓；代写书信之际，教我字句组合……
乡下流行兽棋，他将“象、狮、虎、豹、狼、狗、猫、鼠”等汉字符号，写于裁好的纸板上给我与村童玩耍。祖父育苗的琼浆，未能植一株小树长成做房梁的木，是晚辈的不肖，是他的不瞑目。
患上头晕头疼症后，祖父夜间睡不好觉，白天要爬梯子写标语、语录，苦不堪言。这时，卫生院贾中锋给他一个炖吃牛脑偏方，经过一段时间调养，症状始得缓解。
祖父运笔的身影印刻在一座座墙壁上，也镶入我儿时的记忆。
风飘云浮都从老屋上划过，年复一年，年年如许。祖父看我一天天长高，开始掐着指头算我入学年份，终于有一天，村上一位女教师到家里来，把我领进她的教室，一年后又给我戴上“红小兵”的标志——相当于现在少先队员颈上的红领巾，战争年代儿童团手里的红缨枪。当上红小兵等于成为毛主席麾下的小战士，我把光荣带到家里，祖父摸着我头，眼眸透出嘉许的光。
在棋友中，卫文阁老师与祖父最亲近，他们不仅同村同窗，还共同经历了命悬一线的时光。在新四军某部任营文书的卫文阁，因腿部生疮，告假回老家常村疗养，藏在老北街一座菜园庵中，不料，被当地反共势力探知，报告给县警察局，准备抓他献功。
祖父获悉敌人阴谋伎俩，叫卫文阁趁夜快走，出去避避风头。见对方犹豫不决，祖父说，家里的事我会照料！接着，送上盘缠、衣物。临别，又把佩枪交其防身——目送卫文阁攀着寨墙灌木出了寨子，祖父一颗悬心方才稍安。
常村解放前夕，卫文阁靠讨饭从郾城返回故里，两位老友相见喜极而泣，一年多的逃亡生活令人感慨万端！当卫文阁将祖父送他防身的手枪原物奉还时，祖父嗔怪其何不卖掉充作路资，对方笑谓有此物在身边胆壮。祖父对革命同路人的赤热之心，轻身犯险扶危之举，非常情可比。在我的见闻中，有两件发生在“文革”后期的事，一直盘绕脑际：
有一日，同伙伴们在村东渠沟玩水，半晌，一拨人簇拥而来，其中脖子上挂块木牌的青年，在几个挎长枪人看押下，站在地头上开始作检查。青年说，我叫卫天兴，是大右派卫文阁的儿子，我犯的错误很单纯，因为是卫文阁的儿子；我父亲曾当过新四军，被国民党通缉过，从这方面讲，我是幸运的......
卫天兴说了一通后，摘下写有自己大名的牌子拎在手里，走到另一块地边，继续向贫下中农检讨“罪行”。田间聚来的男女或斜睨几眼看押者，或捂嘴偷笑，个个神情怪怪的，也没有为难动作发生，大凡他们也在应景吧——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孩子，怎么一下子就成阶级敌人了呢？
另有一天，被村民叫做“卫老右”的卫文阁来家，随手掏给我一把花生。祖父与他边下棋，边剥花生仁递我吃，不觉中将花生塞进自己口里几个，我张着嘴巴等不到盼物，顿时闹将起来，他这才意识到误食之举。祖母见祖父气头上扯下棉袄要去换花生，忙哄我扯到一边去了。
童心犹如平静的湖面，投进一粒石子，便会激起涟漪。谙事之后，忆及斯情斯景，禁不住心中一阵酸楚——在与祖父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我的欢乐是他郁悒里的慰藉，就像行走在暮色苍茫大野上的旅人，看到前方一点星火，更生出无畏勇气，坚信脚下之路虽弯曲却通衢，虽泥沼却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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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放”运动开始后，举家被迫迁往张芳岭村落户，住进一处当地没有人敢住的房宅。所谓房子不过三间土墙茅屋，最要紧者在风夜里，两扇屋门嘎吱嘎吱作响，声传邻舍，煞是吓人。听人说，该门系坟地树木所造，似有煞气。
岭东坡有一处坟场，柏木森森，荒草萋萋，乌雅翩翩。从张芳岭到常村有两条路，大路能行牛车，可绕过坟场，要多耗脚力；近 道由田埂踩踏而来，擦坟边延伸而去，尤其在夜晚路过斯地，老远我就开始想些鬼怪神火的传说，及至坟边经过，又不由斜睨一眼，赶快移开目光，攥紧大人的手臂，生怕自己走慢，被土丘里冒出的异物拿住，或被浑身罩白的魔影跟紧，而玉米叶的窸瑟之音和各种虫蚁弄出的响动，更加剧了我对黑夜的惶恐。
对于怪异之象演绎出的离奇说辞，祖父不以为然。搬去当晚，炉灶未开，一个叫陈学贵的村民，端来一碗玉米糁煮红薯给我充饥，祖父叮嘱记着人家的好。还有一个常来家讨教书法的青年，我见他有把指甲剪嚷着索要，开始晓得春秋名士子罕不贪为宝的故事——别人失宝，自己失德，双方俱失矣。
后来，祖父写了两幅字分送他们，算作答谢，内容自然是伟大领袖的语录。冷僻的山乡蕴着温热的火苗，大凡从这时起，山区人淳朴的风貌在我瞳孔中不断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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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使人强健，不知道怯步；山，也塞人的视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居住张芳岭的日子里，令我亢奋的竟是广播的声音。
一天早晨醒来，隐约听到有歌曲声，忙跑到房头，后来又到村口寻歌。薄雾笼罩的黄土岭上，村庄愈显冷落而沉郁，空气中弥漫着秸秆混烧牛粪熏烟的气息；早炊人家弄出的叮当瓢响和擦锅的噪音，惊飞院子里觅食的山雀，扑落到草屋脊头，喳喳地叫着，仿佛道说冬天的凉意和饥馑；耕牛挪步的铜铃的脆响，打破山区的晨昏，在坡地上划出一条蜿蜒的白线，遮断于幽林耸石间。山区的风物不是孩子的神怡，却扑面而来，投影瞳仁，留下印记。
东方铺出红霞时，祖父披袄寻来，见我面东而坐，听三里外的家乡的广播，于是背靠石柱抽起烟斗；从烟斗吐出的一柱柱蓝色烟线，在空中打着结扣旋舞而去。过了一会儿，荷锄担柴归来的山民，开始手托粗瓷海碗，三三两两蹲在房头墙旮，边吃饭边谈天。
曙色是一天的开始，是告别黑暗的标志，是黑夜与白昼的分水岭。今人可还记得在新旧时代更迭中，曾有一个战士的群体，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举起刀枪，洞穿黑暗的幕布，放光明到深的夜里。其中许多人在生命的音响激越时，戛然而止，化作累累白骨沉埋，成为幸存者永恒的哀思。
当曙光到来后，那些活下来的人大多尘封往事，不做任何炫示，或居于市井深处，或寄身乡间小屋，因为活下来已知足。
尽管我的童年没有该有的那份幸福，但童稚使一切变得混沌和简单，就像雪地上奔走的孩子，脸颊冻得通红，却为堆雪人兴奋得不能自持。祖父给了我他所有的爱，因此我不觉得自己有多少不幸，相反，它使我懂得许多，成为成年的铺垫和财富。在张芳岭的日子里，我明白了圈羊的篱笆周围用篝火来驱狼的道理——羊怕狼，狼怕火，有火的地方有牧人。
拨乱反正后，祖父恢复了荣誉，从1982起，连任两届县政协委员，在政府的关怀和鼓励下，致力于常村老区的建设事业，于感怀之际执笔写下《恩泽》斯言：
暮云收尽溢晴光，文鹊高枝报喜忙。
幽兰深谷滋芳翠，物感恩波寿而康。
由祖父书写的牌匾悬挂的地方愈来愈多，连县城机关堂前门首都有他的手书，竟引得一位过客目睹后寻上门来索字，并邀其加入《中国农民书画家研究会》。
垂暮之年的祖父有暇仍铺纸案头，写他乐意写的文字，或赋诗填词以点缀晚景。我想，祖父身板挺直，体无大恙，岁七十八而终，一定得益于写字修炼之功，但又想，心中矗碑不倒，始有身正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