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的光华路两边就形成了一个菜市场，刚开始只有老杨一家，那时这个新小区里的住户不多，我也想不起来老杨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好像是夏天吧，那时，光华路还很冷清，他的架子车就停在路边，车上是常见的黄瓜、西红柿、小白菜等等。
　　老杨是个面善的人，人很木讷，一张诚恳的脸，比走街串巷的小贩那些伶牙俐齿的吆喝更让人放心。渐渐地，我成了他的老顾客，下午下班回家，他一见我常常是笑笑，算是打了招呼，我若是买菜，他会实实在在告诉我，今天的西红柿不咋样，建议我别买了，买些其他的菜。或者黄瓜有些苦，是嫁接的等等。而同样卖菜的小高，就完全两样了，我无论拿起什么菜看看，他都会一叠声地说，刚刚来的菜，可新鲜的呢。
　　比如刚拿起胡萝卜，他就会说，脆格生生的胡萝卜，早上刚从地里拉来的。拿起黄瓜，他紧接着又说水格灵灵的黄瓜刚摘的，有些时候，辣椒都打蔫了他还会一个劲地说，看这绿个峥峥的好辣子，市场再没有比这更新鲜的呢。我算不上个好主妇，不会像那些精明的人那样，眼睛像探照灯似的在菜堆上寻来寻去。往往听卖菜的建议，他说什么新鲜，我就买什么。时间长了我发现还是老杨待人诚恳。
　　老杨其实算不上个好生意人，手大。卖菜总是末了给人再添上一些，秤杆高高翘起，秤锤都站不住，还生怕人家看不见，高高举着让人看。
　　要是多一二两就干脆抹去，算都不算。相比较小高就显得精明得多，他总是一个劲地说自己的菜新鲜又便宜，捎带着说隔壁几家的菜怎么怎么不好。称斤两的时候，往往称还没站稳，就手脚麻利地一压秤杆，急急地报出钱数，亏他脑子快。别人也懒得细算就按数付钱，事后了回头一想总是多算了那么一点，算啦人家也不容易，再说，谁还好意思回头讨要呢。
　　渐渐地，买菜的人多起来，水涨船高，卖菜的也就跟着多起来，光华路的两边慢慢红火起来，有些人就安营扎寨了，白天卖菜、卖水果，晚上就住在路边。
　　渐进年尾，一天比一天冷，我上下班常常看见那些卖菜的站在路边，穿着军大衣还冻得瑟瑟索索。做买卖的时候，那手都伸不展，给人找零钱，手抖得半天抽不出一张毛票。
　　老杨因为来得早，占据了有利地形，临近过年前后，我发现他居然在路边搭起了一座简易房，那房子说不上是什么材质，好像是一种泡沫材料，看着不怎么结实，房顶上是彩条塑料布蓬着，窗户上蒙着透明塑料薄膜。不管怎么说老杨的摊子也算是颇具规模了。
　　好像是一个学一个的样子，不久，光华路两边搭起了好几个这样的小房子，有的卖菜，有的卖水果，还有的卖小吃，一时间这里颇像个市场。
　　冬天，老杨的房子里搭了一个火炉，稍稍能抵御外面的寒风，可因为房门大敞着，实际上还是很冷，老杨一天到晚地穿着那件黄色军大衣忙来忙去。一次我去买菜，拿了东西才想起手上没带钱，老杨憨憨一笑，说，下次吧。谁知道我竟然给忘了。每次上下班路过，只是和他点点头，
　　过了很久，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来，觉得自己太粗心大意了，谁不知道对于一个做小买卖的人来说，十几块钱算是一笔钱呢！我赶忙到楼下还给他，老杨还是陕北农民那种特有的憨厚，笑笑说，没有了慢慢价。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去超市买东西，手里提一大堆东西在收银台排队等候，我是个爱胡思乱想的人，一边排队等一边想其他事情，不想手里提一只扫帚竟忘了交给收银员扫码，待已走出时，她和我几乎同时发现了这个事情，没容我反应过来，她一声断喝，厉声叫我：“呔，那个女
的，你怎么不交钱就走！”人头攒动的收银台前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向我，我感到自己真的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赶紧回身刷卡。收银员挖了我一眼，那是一种审判的眼神，含义很清楚：“装什么，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
　　我在众目睽睽下狼狈出逃，跑出超市一个人站在大太阳下，愣了半天神才恢复平静。
　　后来想，不守信用的人太多了，也怪不得人家那种态度。而老杨，他似乎一点都没有想到人家要是忘了给他还钱，该怎么办？
　　光华路的市场越来越红火，有时候卖家电的也来这里，搭起个舞台，一些女孩子在上面又唱又跳，旁边一个男人手持麦克风大声吆喝夸说家电怎么怎么好。当然，围着看红火的多，真正掏钱的少。来卖菜的农民也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往往相互之间开始压价，主妇们买菜的时候货比三家，挑拣又好又便宜的，一天下来，老杨他们的收益也越来越微薄，不过和他聊天会发现，老杨还是很高兴的，有一次，他很骄傲地对我说，这几年卖菜，他给儿子把媳妇也引过了，要是还在农村里受苦，媳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引哩。陕北民间有个默契，父亲给儿子把媳妇娶了就算是把责任尽到了，父亲老了儿子要给他养老送终，所谓
老子欠儿子一个媳妇，儿子欠老子一副棺木。
　　老杨的责任其实刚刚开始，当天气渐渐热起来时，在他那简陋的小房子里增添了一个孕妇模样的女子，她日渐隆起的腹部预告老杨快要当爷爷了。
　　我们都开玩笑地说，小孙子叫爷爷可不是白叫的，以后老杨还得好好挣钱供孙子在城里念书的。老杨憨憨一笑，显然他对于大家的说法也很赞同，要是小孙子真的能在城里念书，那就是城里人了，再也不用下地里受苦，戳牛屁股了。老杨说，他们那个村子里的人，只要稍有奈何的统统进城了，农村实在挣不下钱，打的粮食卖不得几个钱。
　　老杨似乎越来越勤快，门前常常拿个破扫帚扫得干干净净，一双皲裂粗糙的大手把蔬菜码得整整齐齐，叫人看了舒服。他的儿子和媳妇有时也过来帮忙，帮着拿东递西的，听说儿子在不远处的一家小区收废旧物品，一天下来也能挣个大几十的。
　　好像是一夜之间，光华路两边大大小小临时搭建的房子上都被写上了大大一个“拆”字，原来，这里要新建一个居民小区，上面说了附近这些建筑都是非法的，要立即清理。对倒是对着哩，可是大家买菜到哪里买？没有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该管还管不过来哪，谁管这些小事情？
　　我看见老杨和其他人一样，在早已被掀掉屋顶的房子里整理那些没有卖完的蔬菜，蔬菜上蒙着灰尘，他站立在废墟里收拾东西，动作机械，周遭一片仓皇，全然不见了以前的劲头。看见我咧一咧嘴，像是努力地笑又没有笑出来，我也想和他打个招呼，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心里说不出来的酸楚。
　　我不知道老杨最后去了哪里，是回到了村庄，还是继续在城市挣扎好让他的孙子将来能在城里念书。